“为了带着逝者一起生活” | 小物件之重
彩色写生颜料盒、粉色的枕套花边、妈妈的电话卡、北漂时与家人的信笺、红色的小旗袍、姥姥的头发、校车遇难孩子的鞋子⋯⋯ 这些小小的物件,推开了隐秘的成长之门,虽小而重,虽死而生——有很多物件都指向了一个朴素的愿望:为了带着逝者一起生活。 假期在家,不妨翻检下自己记忆的房间,把你珍重的物件和故事分享出来吧。 ▼

@尹伊雯 “我习惯捏着这个枕套的花边入睡。 这两个枕套是 1985 年我父母结婚时,邻居阿姨送的礼物。从我父母结婚直至我出生,家里一直用着这两个枕套。3 岁时,我被送去托儿所整托。据说当时我常常哭着不肯午睡,于是奶奶在枕套上绣上我的名字,套在托儿所我午睡时的枕头上。我似乎有了安全感,渐渐入睡了。睡觉时必须抓着‘捏捏’花边的习惯就这样一直延续到现在。无论是旅行、留学,或仅仅是去朋友家暂住一晚,我都随身带着‘捏捏’。20多年过去了,‘捏捏’上绣着的花朵都快看不清楚了,而花边都已经被捏成了毛边。我还曾在北京各大毛纺市场寻找同样的老枕套,可惜一直没有找到。” ▼

@王晓楠 “2009 年,医院通知姥爷病危,不久去世。我回 到太原家里,那时候姥姥很憔悴,我一直住在姥 姥家陪她。上学前我一直跟姥姥生活,后来搬到 自己家,姥姥每次听说我不高兴,就把我接到她 家。姥爷走了,我怕随时会失去姥姥,就偷偷从 姥姥的毛衣上捡了几根她的头发放进一个塑料袋, 装进钱包随身携带。” ▼

@李宜斐 “我有一只纸盒,里面塞满了我离家读大学期间以 及刚刚来到北京闯荡、四处飘摇时,与家人之间 来来往往的信笺。这是一种巨大的支撑,是真实、 简单、平常且无须怀疑的血缘之情。 照片里拍摄的是外婆 2008 年中秋前后寄给我的家书。似乎也是在这封信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络就单纯地转向电话了。之后,我买了房子,终于有了在京的固定地址,便几次在电话里撒娇央求:‘给我写一封信吧。’然而,我的外公外婆,是真的不太写得动信了。这两封厚厚的信,一封的内容是我一直都想知道的——关于我们这一大家人如何在解放初期,从上海迁往新疆的细节; 另一封,是关于外婆儿时老家过中秋的方式。我索求这些记忆,记录这些记忆,生怕它们遗失在没有说出的言语里。” ▼

@王寅生 “这版画是景生画的我。 我叫寅生,景生是我哥,大我两岁,画画那年我 22 岁。景生生于 1948 年、景山后街,他在家里排行老大,我排行老二。 1972 年在我 22 岁春节探亲回家时,他用一 块五合板,照着他拍的一张我的照片为我做了这 幅木刻版画。 后来,景生把一张报纸垫在鞋里当鞋垫,报纸背面有一张毛主席的照片,被同事看到,揪出批斗。为了不连累家人,景生装疯卖傻,天天在家里上演各种大武生戏码。被吓坏的母亲,一口气跑出 2000 里到鹤岗投奔我。那时我还对从没红过脸的大哥有些许怨恨。 许多年后,景生死了。一把骨灰都没有留下,这版画头像成了我最珍贵的收藏。” ▼

@戴路 “来北京六年,我随时都在准备搬家,半年内用不着的东西一般都会丢掉,只有这个电话卡一直留着。 几年前,我妈生病的时候,经常躺在病床上,用这张卡给我发短信。短信的内容无非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中午问,晚上再问。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收到的最后几条短信了,以后就没有了。这个想法让我既难过又害怕。死,这件不可逆转的、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在我面前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没有办法再收到妈妈的短信了。 后来,我一直把她的电话卡带在身边,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初衷,只是单纯地觉得所有关于妈妈的东西都非常重要,而且它小小的,很方便携带。当时看到的一句话:‘母亲的死对于女儿来说就像抽掉了脊梁。’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她去世后,我才开始了解她,而且越来越了解她,发现我们有多么相像。我和她已经没有机会以任何方式进行对话,但是我假装她想说的一切都在这张卡里。” ▼

@鞠晶 “先买了米色那只。是中学时,妈妈出差去北京在 宜家买的。又过了两年,我自己在宜家挑中了姜 黄色的另一只。它们都叫布昂。 大一时我遇到了化南。他也跟布昂似的那么笑,特别好看。他不久就毕业去深圳工作了。每个寒暑假我都会去看他,拎着两只小熊,每天睡觉时放在我们俩枕头边儿上。 2012 年初,化南突然病了,癌症。我把小 熊放在他病床的床头。癌症不治后,我带着小熊, 把化南的骨灰洒在故乡的江里。那是我们四个最 后一次在一起。 重新回忆起这些觉得挺酸的。如今的生活常常令我欲言又止,就这么垂着眼睛沉默。” ▼

@王对对 “被公司开除后,我决定要坐火车去长途旅行。小时候就想让父亲带我出去旅行,但是家里没有钱。所以,我带他出去玩一次也是个不错的了结。 出发在即,翻箱倒柜找出了水彩写生颜料盒。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等中学开始正式学习绘画,我发现这个和我所学的色彩需要的工具大有差别,于是它留在了某个角落。每次收拾东西,父亲总问我这个还有用吗?我都会说,有用。 在敦煌,父亲一言不发坐在我身边看我画画。在四川,父亲照样在青旅里抽烟喝酒,抱怨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但是我一画画他就会安静下来...... 就这样我带着年过六旬的父亲边走边画踏遍了半个中国。” ▼

@李文莉 李文莉的父亲退休前是北京 700 厂的钣金工,不仅会修自行车、安装土暖气、打全套的家具,还能自制很多电子产品,包括收音机和电视,“大概在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做了一个 9 寸电视”。退休后,他又迷上了篆刻,动手车了这几把刻刀,每天刀不离手。“刻刀大概是他自己动手做的最后一件东西了。” “父亲患脑萎缩去世后,他的东西都烧了、扔了,怕让我妈看见难受。”李文莉说,“我留下这三把刻刀,时不时看看,当个念想。” ▼

@魏百仓(右)、武玉芳夫妇~ “魏磊遗留的鞋子被爷爷魏百仓藏在牲口棚的角落里。武玉芳不敢看它们,也不舍得扔。 这里只有一条狭窄的土路通往村外,魏磊生前想上镇里的幼儿园,但十分不便。 2009 年春节后,全家人搬到了榆林子镇于家咀村,以便魏磊能坐上小博士幼儿园拥挤的校车。但 2011 年 11 月 16 日 9 时 40 分许的一场货车与校车相撞的事故中,5 岁的魏磊因脑挫伤罹难。那次事故共造成 21 人死亡、其中 19 名死者是幼儿。 很多家庭,都没有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 2013年1月号Lens 摄影、采访: 甄宏戈 更多关于lens读物及购买详情请戳这 > 更多人文生活美学内容和原创视频 > 关注微信公号“WeLens”(ID:we-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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