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的心灵

皇家美术院2017年的大展“revolution！”展出了1917-1932年间苏维埃艺术在政治铁幕落下之前短暂的辉煌一瞬——那是俄罗斯文化精英们探寻革命与艺术的十五年，一切都似乎充满了可能，先锋艺术至上主义未来派百花齐放，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光影线条似乎终于可以拥抱劳动人民。艺术家们为此激动不已，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投身于革命，满腔热忱要创造一个艺术属于人民的时代，这个时代从未出现过，现在它终于来临了。

展览选择了1917年俄国革命作为起点，在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截然而止。从燎原的革命到饥荒和大清洗，从列宁到斯大林，从百花齐放到万马齐喑。

在那未曾到来的美好新世界里，所有即将成真的理想。

革命的开始

布罗德斯基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领头之人，他最有名的作品系列便是列宁画像了，列宁和革命的人群，列宁在写信……他擅长运用古典元素，被列宁揭开的红色帷幕像是从提香的画里借来的道具，帷幕拉起，之下是革命风起云涌，下一个篇章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从观者的空间并不能直接达到走上街头的革命群众，幕布把两个空间隔开，列宁是空间的衔接者。

Brodsky, Lenin and manifistation 1919

革命机器

苏维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推动农业集体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是推动重工业。在艺术作品中，工人们健美如古罗马的雕塑，手握方向盘，是战士，也是科学家。这种人和机械的理想融合体现在Alexander Deineka的《纺织工人》中：工厂清洁无尘，身材颀长的女工穿着银白色贴身的连衣裙，她们像科幻电影里来自未来的机械人一样优雅地搬运大筒的白色纱线，而象征着纺织品的纱线筒看起来又很像是某种无菌环境下生产的炮弹。实际上，因为贫穷和饥饿，人们的劳作环境很糟糕，正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恶劣的困境中死去。

Alexander Deineka, Textile Workers 1927

同样诡谲的作品是如一具大鱼骨骸一样干净的飞行机。被称为“苏维埃的达芬奇”的塔特林意在设计一架人力飞行机，他相信有一天，苏维埃的孩子们可以在课上学习用人力机飞行。飞行不仅是科学成果，也是自由的象征——重力是和政治一样古老的束缚。塔特林的飞行机从未能起飞，俄罗斯先锋艺术也在三十年代的政治高压下被判了死刑。

现在，这家飞行机悬挂在英国皇家美术馆的展厅里，像苏维埃的幽灵，露出一半翅膀的骨架。

塔特林人力飞行机

艺术至上！

令人惊喜的是，展览根据史料重现了当年蒲宁策展的一系列马列维奇的作品。马列维奇所创立的至上主义的特点是使用基本几何体和有限的颜色强调纯粹的感知。马列维奇的里程碑作品是《黑色方块》和《白上的白》。

马列维奇，Black Square 1915

马列维奇强调艺术可以脱离实物存在，不为政治和宗教服务，而是作为艺术本身存在——这一艺术至上的观点与得到掌权者青睐的构成主义相左，后者提倡艺术在政治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在政治压力之下，他创作了一些更写实的作品(但也只是相对于他自己的作品更写实而已)。第一个苏维埃五年计划中产生了很多绘画农奴的作品，马列维奇笔下劳作的农奴则是一张色块构成的脸。

马列维奇, Head of A Peasant 1929

一个不画人脸的人重新又开始画上了脸，而那张脸的目的就是让人难以辨别，这个作品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马列维奇自画像 1933

1933年马列维奇写实自画像的右下角有一个很小的签名，是一个小小的黑色方块。

那副黑色方块一直到马列维奇去世都挂在床头。

怀旧的俄罗斯

展览同样展出了并没有直接描绘革命的作品，包括夏加尔笔下的沙俄时期的乡邸花园，静谧如童年梦境，有浓浓的怀旧之情。

同一展厅有沃特金摄人心魄的静物画。沃特金喜欢描绘玻璃和银器折射的倒影，折射产生了奇妙的扭曲感，整个空间也静中有动——宝石般熠熠生辉的鳜鱼（当时正值乌克兰饥荒，食物极为可贵），在茶杯里颤动的银匙，桌面势欲滚落的鸡蛋，花瓶里摇曳的紫罗兰……餐桌已经摆好了，窗外风雨欲来，静物画从来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沃特金, Morning Still Life 1918

画展的时间线从列宁1917年革命开始，列宁却并不相信艺术的力量，他是个保守的人，觉得未来主义和抽象主义的作品难懂，提倡艺术创作要贴近人民。而斯大林是知道艺术的力量的，他读诗，听音乐，也看画，所以比起其他对艺术一窍不通的独裁者，他更残酷地对一代最优秀的艺术家实施了迫害，并从权力的中心确定了苏维埃唯一认可的艺术形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艺术被广泛用于和劳动人民有关的用品中——从精心设计的粮票，到绘着斯大林头像的餐具（“不工作的人不配吃饭”），而立体主义和至上主义则被逐渐冷落为“不接近劳动人民的艺术”。

展览结束在斯大林文化紧缩政策之际，而无需赘言，我们都知道在接下来的黑暗里这些曾经创造出苏维埃艺术的精英们都经历了什么。这大概是皇家美术馆办过的群展里艺术家无辜横死比率最高的一次展览了。画家们，和他们笔下曾描绘的诗人们——梅耶荷德，阿赫玛托娃等等——都一起被卷进1932年后的狂风暴雨里。

“昨天的太阳，压在黑色的担架上”──曼德尔施塔姆《无题》

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羞涩而瘦小的男人，在朋友看来就像是一只温文尔雅又滑稽的小鸟，但在酒吧里，当他看到喝醉的警察在通缉名单上打勾时，这个温和的人冲过去撕碎了名单。他旋即被捕，而他致命的罪名是他作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打油诗还当众朗诵它。在处决前斯大林打了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问他曼德尔施塔姆究竟是不是大师以及朗诵那首讽刺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避而不答，斯大林冷冷地又问了一遍，然后说，我若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本应该更清楚如何去保护他，然后便挂了电话。

戏剧大师梅耶荷德被逮捕入狱，他依然在狱中给斯大林写信，“他们折磨我，殴打我……我像狗一样哀嚎抽泣……”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斯大林万岁”，他坚信一切斯大林都是不知情的，当斯大林得知这其中的误会时会即刻释放这个致力于创作革命戏剧的天才，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是斯大林本人在处决令上签了字。

“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將失去我”──茨维塔耶娃

十月革命中最重要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对斯大林领导下的政局极度失望，饮弹自杀。茨维塔耶娃评价说，他作为一个人而生，作为一个诗人而死。

和马雅可夫斯基不同的是，茨维塔耶娃并不赞成十月革命，她认为革命是暴力的，并鼓动自己的丈夫投身白军，很快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被枪决，她本人也被禁止发表诗作，靠翻译诗歌糊口的她即便在穷困中也十分敬业，哪怕收入拮据也宁缺毋滥，力求达到诗歌的优美和文学性。后来她在政治迫害中自尽，死前极端潦倒，这个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天才诗人连一份在作家协会洗碗的工作都遭到落井下石的拒绝。爱伦堡说，她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却被迫像一个人那样死去。

她说，我等待刀尖已经太久。

“我不仅为我一个人祈祷/ 而是为了所有与我站在一起的人们/ 无论在凛冽寒冬，还是七月热浪/ 我扑倒在失明的红墙下”──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以赛亚柏林记叙了他和俄罗斯诗歌白银时代另一奇女子阿赫玛托娃在冷战时期的一次会面。这个多情而美艳的女人曾是多么勇敢不羁，她敢对当权者说，“请你封上我的口，千万人都在通过它呐喊。”

经历了丈夫被处决，儿子入狱，好友蒲宁被捕后她迅速地衰老下去，监视着她和来访者的秘密警察在公寓边出没，她用自己浓重的俄国口音对来访者朗诵自己的新作，念着念着她停下来说：类似这样的诗，远比我的诗更好的诗，却成为我们时代最好的诗人毁灭的罪名……之后便泣不成声，再也不能念下去了。

她扑倒在失明的红墙之下。

革命的狂潮席卷而来，苏维埃艺术家们的命运被裹挟其中，个人的才华和政治观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渺小的：茨维塔耶娃反对暴力革命，却鼓动丈夫加入白卫志愿军；爱伦堡早早就入了党，刊了他的社论的报纸在前线被士兵读破；马雅可夫斯基开始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不到十五岁……回头翻读过的书，字里行间，上个世纪的苏维埃曾经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以最真挚的热忱欢迎革命，但是对革命的结果绝不妥协。

高中的时候曾读过一篇高尔基早期的小说，当时觉得情节很美，今天看展的时候这篇小说竟格外深刻地浮现在脑海里，在苏联的清洗运动中，高尔基用自己最后的影响力保护了许多才华横溢的革命诗人，他的去世，使这些人再无依靠，成了待宰的羔羊，而看似浪漫主义的小故事也成了一则悲怆的预言：

从前，有个小伙子是村里最出色的歌手，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可是姑娘提出了一个要求，你若和我在一起，从此便再也不许唱歌。小伙子十分痛苦，在和姑娘约定给出答复的那天，他把全村人叫到村口，向姑娘表达了自己的爱，然后將匕首插进自己的胸膛──

我爱您，但是我无法停止歌唱。

注：

图片来源网络

参考资料：

英国皇家美术馆特展revolution；

以赛亚.柏林《苏联的心灵》

北岛《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的担架抬走》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