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张爱玲之于我（节选）
王安忆：张爱玲之于我（节选）
我不是对张爱玲特别有研究，只能算她的一个读者吧，但有一些感受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和张爱玲似乎有一种潜藏的缘分，我其实很早就知道她，我到现在都不晓得为什么我家里会出现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是台湾皇冠出版的，所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张爱玲在大陆流行之前，我就看过她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给我的印象是好看，她和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不同。五四新文学左翼的小说家，他们对普通大众的生活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是要去启蒙他们，启蒙芸芸众生，所以他们对描绘日常生活没有兴趣，例如我们在鲁迅的小说里看到的都是思想和对生活的严厉批评，而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对生活的兴味，至于这个兴味是不是积极和热情的，我之后还会解释。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好看，你会看到家长里短，看到男女关系，看到我们生活里很日常的场景。这本张爱玲小说集给我的感觉就是好看，尤其在我们那个年代。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小说往往是思想的课本，不太能看到对俗世的描绘。不过，当时看了就看了’倒也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注意，我只是意外地看到了一些市井故事。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住在上海的老城区，可说是上海最老的市民阶层的一个青年，他写过诗歌，写过散文，我想到目前为止他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说在他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家真的就是市井中家庭，在他的家里有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作者叫张爱玲，书名叫《流言》。可见张爱玲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销声匿迹，只不过偃旗息鼓，我觉得她浅浅的好像_直在，就看你有什么机缘发现还是没发现。我这个朋友说《流言》里的每一篇文章他都看过，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文章很不相同。就这样，后来当张爱玲掀起文坛上的风潮的时候，我似乎对她已经有过照面，并不像大家那样愕然。这是我和张爱玲的第一份缘吧。
还有一份潜在的缘分，就是《长恨歌》。《长恨歌》是一九九五年完成的，写完之后我就把稿子分别交给了大陆和台湾的出版社。台湾的是麦田出版公司，他们有一位文学顾问，就是王德威，当时是手写的二十多万近三十万字的稿子，我先寄给台湾的麦田，麦田又寄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东亚系主任的王德威先生，王德威先生居然给我写了一封信。之前我和他没有见过面，但我知道他读过我的小说，他对我的小说有过称赞也有过批评。他看了《长恨歌》之后给我写了封信，热情地肯定，他的称赞让我受宠若惊，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态度严肃的教授，他的文学评论很有说服力。那时候《长恨歌》还没有出版，还没有变成铅字，只是手写的文字，他就说了很多夸我的好话，真是令人兴奋。然后，王德威教授就为《长恨歌》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在《中国时报》分两天连载的，后来就做了台湾版《长恨歌》的序。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张爱玲后又—人》，据说原来的题目是《张爱玲后第一人》，但觉得“第一人”的说法太重，独占鳌头似的，台湾的很多“张迷”也许会生气，所以就改成“又一人”。不论是“第一人”还是“又一人”，总之是将我和张爱玲联系起来，之前我从没有想到我和张爱玲有什么关系，这是王德威给我的一个褒奖。从此以后我就和张爱玲牵扯上了，我需要在很多场合，面对记者，面对读者，面对文学批评者，面对小说同行，回答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受张爱玲的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从此就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
我和张爱玲的再一次接触是发生在《长恨歌》出版之际，张爱玲去世了。我接到很多电话，都来询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老实说我都不知道张爱玲一直活着，也不知道她生活在美国，过着凄凉的生活，这些于我都是隔膜的，但她的死讯却告诉了我一点：这是一个和我同时代的人。我感到很愕然，好像忽然走到她近边。然后我邻居，也是我朋友的儿子面临高考需要补习英语，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位英文老师，就住在和我们弄堂相连的弄堂里一幢楼房里的一问小屋里，是一位退休教师，这位教师叫张子静，人家告诉我他是张爱玲的弟弟。事情就变得更加奇妙，想不到张爱玲离我如此之近，她弟弟就住在我们一个街区里面，而我朋友的儿子会去请他补习英语。听描述，她弟弟是一个潦倒的人，孤单、寂寞、没有朋友，经济也拮据，这种老人在上海弄堂里非常多，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张爱玲离我如此之近。
到了最近，不期然间，我又和张爱玲发生了一次邂逅，就是香港在排演我根据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改编的同名话剧，这时候《小团圆》出版了。那天我去尖沙咀的一个书店做活动，和许鞍华一起召开读者会，只见书店迎门放了一堆《小团圆》，书店的职员告诉我，说他们举办过很多次读者见面会，没有一次像那天那样，最后需要把人拦在外面，来了那么多热情的读者。这和《小团圆》的发行大有关系，那天读者会上有许多问题关于《小团圆》。我这次来香港专为看演出，前天我过去剧场，制作人很高兴地告诉我，原来计划演六场，在香港演话剧，六场已经很多了，后来又加了六场，十二场，现在又加了两场，一共十四场，他说你的收入会有一点提高，不过也别抱太大希望。我就问怎么会这么红火，他就说和《小团圆》有关系。张爱玲又兴起了热潮，而我又是个受益者。这样来看就不能够说我和她不相干。有时候我觉得命运里会安排一些情节，这些情节让你和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人产生关系。
因为有了这样的巧合，或者说是命运，我就会经常被问到和张爱玲的关系，受张爱玲什么影响？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通常是拒绝的态度，因为张爱玲似乎变成了一个阴影，尤其是我们同在上海的女作家，似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喜欢张爱玲，我对她没感觉。几乎是不可以的，有谁能逃离开张爱玲的笼罩，另有天地？这对我们造成一个压力，而且是巨大的压力。所以当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我总是断然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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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对张爱玲特别有研究，只能算她的一个读者吧，但有一些感受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和张爱玲似乎有一种潜藏的缘分，我其实很早就知道她，我到现在都不晓得为什么我家里会出现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是台湾皇冠出版的，所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张爱玲在大陆流行之前，我就看过她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给我的印象是好看，她和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不同。五四新文学左翼的小说家，他们对普通大众的生活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是要去启蒙他们，启蒙芸芸众生，所以他们对描绘日常生活没有兴趣，例如我们在鲁迅的小说里看到的都是思想和对生活的严厉批评，而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对生活的兴味，至于这个兴味是不是积极和热情的，我之后还会解释。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好看，你会看到家长里短，看到男女关系，看到我们生活里很日常的场景。这本张爱玲小说集给我的感觉就是好看，尤其在我们那个年代。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小说往往是思想的课本，不太能看到对俗世的描绘。不过，当时看了就看了’倒也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注意，我只是意外地看到了一些市井故事。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住在上海的老城区，可说是上海最老的市民阶层的一个青年，他写过诗歌，写过散文，我想到目前为止他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说在他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家真的就是市井中家庭，在他的家里有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作者叫张爱玲，书名叫《流言》。可见张爱玲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销声匿迹，只不过偃旗息鼓，我觉得她浅浅的好像_直在，就看你有什么机缘发现还是没发现。我这个朋友说《流言》里的每一篇文章他都看过，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文章很不相同。就这样，后来当张爱玲掀起文坛上的风潮的时候，我似乎对她已经有过照面，并不像大家那样愕然。这是我和张爱玲的第一份缘吧。
还有一份潜在的缘分，就是《长恨歌》。《长恨歌》是一九九五年完成的，写完之后我就把稿子分别交给了大陆和台湾的出版社。台湾的是麦田出版公司，他们有一位文学顾问，就是王德威，当时是手写的二十多万近三十万字的稿子，我先寄给台湾的麦田，麦田又寄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东亚系主任的王德威先生，王德威先生居然给我写了一封信。之前我和他没有见过面，但我知道他读过我的小说，他对我的小说有过称赞也有过批评。他看了《长恨歌》之后给我写了封信，热情地肯定，他的称赞让我受宠若惊，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态度严肃的教授，他的文学评论很有说服力。那时候《长恨歌》还没有出版，还没有变成铅字，只是手写的文字，他就说了很多夸我的好话，真是令人兴奋。然后，王德威教授就为《长恨歌》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在《中国时报》分两天连载的，后来就做了台湾版《长恨歌》的序。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张爱玲后又—人》，据说原来的题目是《张爱玲后第一人》，但觉得“第一人”的说法太重，独占鳌头似的，台湾的很多“张迷”也许会生气，所以就改成“又一人”。不论是“第一人”还是“又一人”，总之是将我和张爱玲联系起来，之前我从没有想到我和张爱玲有什么关系，这是王德威给我的一个褒奖。从此以后我就和张爱玲牵扯上了，我需要在很多场合，面对记者，面对读者，面对文学批评者，面对小说同行，回答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受张爱玲的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从此就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
我和张爱玲的再一次接触是发生在《长恨歌》出版之际，张爱玲去世了。我接到很多电话，都来询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老实说我都不知道张爱玲一直活着，也不知道她生活在美国，过着凄凉的生活，这些于我都是隔膜的，但她的死讯却告诉了我一点：这是一个和我同时代的人。我感到很愕然，好像忽然走到她近边。然后我邻居，也是我朋友的儿子面临高考需要补习英语，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位英文老师，就住在和我们弄堂相连的弄堂里一幢楼房里的一问小屋里，是一位退休教师，这位教师叫张子静，人家告诉我他是张爱玲的弟弟。事情就变得更加奇妙，想不到张爱玲离我如此之近，她弟弟就住在我们一个街区里面，而我朋友的儿子会去请他补习英语。听描述，她弟弟是一个潦倒的人，孤单、寂寞、没有朋友，经济也拮据，这种老人在上海弄堂里非常多，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张爱玲离我如此之近。
到了最近，不期然间，我又和张爱玲发生了一次邂逅，就是香港在排演我根据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改编的同名话剧，这时候《小团圆》出版了。那天我去尖沙咀的一个书店做活动，和许鞍华一起召开读者会，只见书店迎门放了一堆《小团圆》，书店的职员告诉我，说他们举办过很多次读者见面会，没有一次像那天那样，最后需要把人拦在外面，来了那么多热情的读者。这和《小团圆》的发行大有关系，那天读者会上有许多问题关于《小团圆》。我这次来香港专为看演出，前天我过去剧场，制作人很高兴地告诉我，原来计划演六场，在香港演话剧，六场已经很多了，后来又加了六场，十二场，现在又加了两场，一共十四场，他说你的收入会有一点提高，不过也别抱太大希望。我就问怎么会这么红火，他就说和《小团圆》有关系。张爱玲又兴起了热潮，而我又是个受益者。这样来看就不能够说我和她不相干。有时候我觉得命运里会安排一些情节，这些情节让你和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人产生关系。
因为有了这样的巧合，或者说是命运，我就会经常被问到和张爱玲的关系，受张爱玲什么影响？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通常是拒绝的态度，因为张爱玲似乎变成了一个阴影，尤其是我们同在上海的女作家，似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喜欢张爱玲，我对她没感觉。几乎是不可以的，有谁能逃离开张爱玲的笼罩，另有天地？这对我们造成一个压力，而且是巨大的压力。所以当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我总是断然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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