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良一世 | 回忆我的朋友林风眠
回忆我的朋友林风眠——口述·柳和清 （著名电影事业家、摄影艺术家）
他生活俭朴、衣着朴素、胸怀坦荡；从不张扬自己，更不追求名利，面对着纷乱的时局世事，始终一心一意地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绘画艺术！
回想起几十年来与林风眠先生的相识、相交乃至相知的历历往事，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在我的印象中，林先生短小、瘦弱，一双艺术家的眼睛却分外有神。他生活俭朴、衣着朴素、胸怀坦荡；从不张扬自己，更不追求名利，面对着纷乱的时局世事，始终一心一意地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绘画艺术！
阳春面与电冰箱
我第一次见到林风眠先生是在1948年，那是在关良先生的家里。当时林先生虽然已经辞去了国立杭州艺术院院长之职，但仍在杭州艺专任教，周末常常往返于沪、杭两地，并与关良、陈盛铎等人交往甚笃。
1951年，年过半百的林先生辞去了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教授的职务，和他的法籍夫人及女儿定居上海，住在南昌路 53号一幢新式里弄的住房里。据他自己说，这样是“想静下心来，多一点时间画画”，但也有人告诉我，林先生之所以离开杭州，还是因为艺术上的“路线问题”与当时提倡的不一致。
定居上海后的林先生没有了固定的收入，却需要抚养法国籍的太太，还有女儿、外孙，后来虽有了每月80元人民币的津贴，但是光为了支付每月160多元的房租就令他捉襟见肘了。林先生只能靠卖画和变卖一些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小工艺品度日，可谓举步维艰。
到了1955年，林先生的生活负担实在太重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林太太和女儿一家选择了离开上海，去了巴西定居。林先生就将楼下的房屋退掉，自己一个人住楼上的一层。
一个人生活的林先生饮食起居更为简朴了，也很少添新衣。在他家对面有一家规模很小的米店，他经常就在那儿买五分钱的面条，用手托着回家，每天中午几乎都是自己下面条作为一餐充饥应付。到了晚上，他就煮些稀饭果腹。记得有一次在他家门口的马路上，我和他不期而遇，他手托着面条，笑吟吟地问我：“和清，你是否有约？如果没有，就到我家中一起吃面条吧。”我欣然答应了。回到家中，他很快就下好了两碗阳春面，还拿出了家里常备的他自己烧的菜干煮肉。他告诉我，自己每个月都会煮一两次这道菜，一天吃不完就隔天再吃，后天再吃，一直要吃到菜干发黑为止。我夸奖他的菜烧得好，他不无得意地说，这是他家乡的传统菜肴，另外，还要配上他自己加工制作的独家酱油来调味：将买回的酱油加上白糖、生姜，煮沸后冷却，味道颇佳。后来，我到香港开功德林素食餐馆，所使用的酱油配料，就是从林先生那里学来的。
林先生在饮食方面就是这样节省、简单。有时，我们两人在他家附近的锦江茶室、洁而精川菜馆小叙，林先生也总是只点一个菜，决不多加。如果有一阵子没有这些美食，他也绝对不会刻意去奢求。他就是这样一位从不愿去麻烦别人的老人，随遇而安，宠辱不惊。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上海有些人家已经有了电冰箱，按理说，林先生一个人生活，饭菜常常要吃好几天，就更有这方面的需要了。于是我就想为他添置一台，可是他却坚决不要。后来我买了他两幅画，他才用卖画的钱去买了一台冰箱。可见他即使囊中羞涩，也从不愿意欠人情。那时，他常常利用裁下的宣纸边条来作画，尽量不浪费。在我的收藏中有两幅小画，就是他用纸边画的。此外，他自己还学习裱画，一方面为了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
林先生的习惯是晚上作画，在作画的同时，还会听一些古典音乐的旧唱片。同一个题材的画，他往往会连续地重复画许多遍。但凡自己不满意的，就立刻当场处理掉。留下来的画却也并非是一定满意的，往往还要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再度审阅，这样一来，有时候一晚上的劳作竟会一幅也不留。林先生从艺态度之认真，自我要求之高，于此可见一斑。
“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
林先生爱好广泛，喜欢看电影，也爱看戏曲，尤其喜欢看京剧，偶尔也看看越剧。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常常有机会请林先生，还有陈盛铎、金石声等人观看内部电影，大家来往很是融洽。其中，林先生对于所谓的内部参考片——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中黄昏画面的拍摄情有独钟，甚至还多次反复观摩，并连连夸奖：“拍得太美了！” 后来，他动情地与我说起，这幅美丽的画面勾起了他的童年记忆与情绪，使他回想起当年他在广东梅县乡村中所看到的景色。后来，《第四十一》成了“修正主义”电影的代表，林先生悄悄地对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读过鲍利斯·安德列耶维奇· 拉夫列尼约夫写的这部小说了，当时这是属于进步小说的啊！”言语间颇多无奈与不解。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政治气候相对比较宽松些。林先生的个人画展在北京展出，米谷写了《我爱林风眠的画》发表在《美术》杂志上，一时成为美谈。可是到了1964年，却有人突然开始批判这篇文章，并指责林先生的画是“黑画”，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感情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导向一下子都对林先生的艺术创作持通篇否定的态度，甚至还以“莫须有”的罪名作了不少人身攻击。这对林先生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更担心自己的生活再一次受到影响。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南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单的身影，悠悠地在马路边徘徊、踟蹰，冷冷清清，孤孤寂寂……有一次，他甚至无奈地对我感叹道：“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言语中有着无尽的失落、悲哀与无奈。
正在这彷徨之际，香港的中艺公司主办了一次“上海名家画展”，其中就有林先生的作品。这次展览在香港取得成功，某地产巨商李夫人购买了一幅林先生的仕女图。然而，当她拿到画后，却发现此画没有落款，于是就托了上海市侨联副主席简日林先生找到了我，并将画带回上海，让我去请林先生补款。我到了林家，林先生拿起笔当即就签上了大名。很快，此事经传开后，亲朋好友都来托我向林先生求墨宝，那时我付他的画价是300元一幅，大家便也照此标准买画。就这样，原本拮据的林先生手头一下子宽裕了许多，便有了条件去黄山、普陀山等地旅游写生了。
“来了！”
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1966年6月，上海市开会传达“5.16通知”，传达人是当时显赫无比的张春桥，地点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那天林先生与我都参加了。会议结束后，我推着自行车刚要上车时，冷不防身后被人捅了一下，我回头一看，正是林先生，眉头紧锁的他也不打招呼，只对着我耳边匆匆忙忙地讲了一句“来了”，语音未落，已消失在一大群径直前行的人潮中……当晚，我就赶到林先生家中。只见林先生忧心忡忡，愁眉不展。据他分析：“‘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江青明为副组长，可权力却比组长还大。可见这次运动是大有来头的”，因此，他认为“这次运动绝对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再联想到当时北京批判田汉、吴晗等人的运动已经有很长时间，让人更添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不出林先生所料，没过多久，外面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接踵而至的就是无穷的批斗、抄家，以及满大街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在那段日子里，不断地传来文艺界的朋友们被抄家，甚至自杀的消息，令人不寒而栗。一天晚上，林先生心事重重地对我说：“我曾经画有几幅裸体女模特画像，另有一些习作，都不曾发表过，主要是作为教学使用的范本。在这其中，有些是颇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另有一些用笔比较大胆，但个人感觉还并不成熟……总之，这些都是好的范本。但是这些作品一旦被红卫兵们拿到，就会是一桩大大的罪证啊。”为此，他忧心忡忡，甚至产生过销毁掉它们的念头，左思右想，却又十分舍不得。最终，我们再三商量，决定由我出资，将这批画购买下来。我向他保证：即使今后抄家被抄到，也决不牵涉到林先生的安危。于是，他郑重其事地把这批画交给了我，并衷心地关照“以后要少来往，要千万小心”。如果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就会写一个空信封，放在我家的信箱里通知我。如果我要去看他，则需要预先通过电话联系，并且要看到他家北窗的灯亮着时, 才可以按他家的门铃。
从此之后，我每天下午下班后都会特意骑着脚踏车路过他家，看看北窗的灯是否亮着。如果亮着，至少说明林先生还平安无事。但过了没多久，林先生北窗的灯熄灭了，第二天、第三天，北窗的灯真的不再闪亮……我知道，林先生已遭进一步的迫害——他被关进了看守所。
我与林先生的学生席素华住在同一条南昌路上，当时席素华常去探狱。有一次，我偶遇席素华，从她那儿才得知看守所每周还要林先生需要换洗的衣物，便知道他还活在世上，心中便也略微平静些。
悄悄进行的回忆录
1972年11月底，林先生终于出狱了！4年多的牢狱生活使得原先就患有胃病和心脏病的他病得更严重了。但毕竟，我们又可以见面了！记得我刚见到林先生，想对他说句安慰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4年多不见阳光，林先生的脸上一无血色，我看到之后实在心痛难过。
犹如隔世后的见面是令人兴奋的，好在那段时间里，社会气氛相对缓和，我与林先生虽属“靠边站”，没有正常的工作，却多了不少相聚的时光。尤其欣慰的是：由我保存的那些画都没有发生意外。我当时就诚恳地向他表示，那些有纪念性的画作，我非常愿意归还给他，毕竟这是林先生大半生的心血啊！不过林先生却淡淡地笑笑，摇摇头讲：“今后的时局太难预料。”
在那段“休闲”的日子里，我介绍我的小女儿跟林先生学画，他欣然同意了。以前，我曾多次建议他写一个自传，回顾一下自己不平凡的半生经历。可林先生总是一再推辞，他的理由是“画家还是让作品来讲话比较好”。但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林先生有一天却突然对我讲：“以前你多次要我写自传、回顾之类的文章，我想如今是比较好的时机了。我现在不画画，也比较空闲。这样吧，我先口述，你们记下来，但是目前不要发表，一定要等到我去世之后才可以公之于世。”他还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的一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电影故事，你是拍电影的，今后可以由你来拍。”我提出应当先写一份简历，作为提纲，他同意了。或许，我现在存有的这份经林先生亲自修改审定的简历，恐怕是存世仅有的一份了！
著述工作始终是在一种十分欢悦的气氛中悄悄进行着。有的时候，林先生还会煮咖啡给我们大家喝，他习惯在咖啡中加上少许白兰地，让那浓郁的咖啡香气更传递出别样的异国情调。此外，对于他与众不同的吃西瓜方法，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他教我先在西瓜中挖一个洞，然后再往里面倒入少许白兰地，这样吃起来就会格外爽快。他说这些都是他在法国读书时学来的，还戏称：“西瓜性凉，洋酒性热，中和一下正好，很符合中医养生的原理呢!”
说起自己的童年，林先生经常怀着内疚和悲痛的感情。母亲的悲剧让他始终不能忘怀，他常常对我说：“要是我小时候没有带母亲去那家染坊，或许也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了。”林先生的祖父是一名石匠，当时，年幼的林先生每天都会陪着祖父一起上山雕刻石料。傍晚收工后，他特别喜欢去村上的一家染坊。虽然那是一处很简陋的小店，只有靛青等几种颜色，但他看见农民们原本粗陋、破旧的衣服经过染色，顿时焕然一新时，常常觉得神奇不已，于是就带着自己漂亮的母亲一起去看印染。没想到一来二去，出身苗族的母亲居然与染坊年轻的老板产生了感情。但在当时封建闭塞的乡下，这样的行为是违反族规的。愤怒的人们将林先生的母亲捆绑在林家祠堂前的屈辱柱上拷打示众。据林先生回忆，就在族人殴打他母亲的时刻，年仅6岁的他忽然有了感应，原本被关在家中的他奋不顾身打破了窗户，及时赶到祠堂，护着母亲鲜血淋漓的身躯，大声怒吼：“谁处死我的娘，我就跟谁拼命！”最终，母亲在他的呼叫下幸免一死，但当夜还是被逐出家门，卖到异乡。年幼的林先生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他大病一场，半年之后方能下地走动。心灰意冷的他从此沉默寡言，每天只重复着一件事情：爬上家门后的山头，静静地看着太阳升起、落下，观察峰峦的阴晴明暗，斑驳的山光水色，雨雪风霜的四时变化……久而久之，对于他的色彩观，有了很大的启发。后来，林先生笔下常常被人所称道的秋景山水，就是源于孩提时代的色彩启蒙。而他画的那些丹凤眼微微向上翘的仕女形象，也都是寄托着他对母亲美好印象的怀念。在我的收藏中，就有这样一幅颇为特别的仕女，画面上，美丽女子的头上还有另一个美女的幻影，林先生解释说：那天他梦到了自己的妻子，又梦到了自己的母亲，因此根据梦境画成了这幅作品。或许，这正是这位外表沉默、不苟言笑的艺术家思母心切而产生的一种特别的想象与情怀吧！
“好色之徒”
林先生对童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8岁那年，祖父带他去了一次城里，路过一家钟表店门口，他买了一张彩花，居然中了头奖，得到一千多元钱！于是祖父每月就从这笔奖金里给他零用钱，一直到他去法国求学时，还留有320元，都作了路费。说到这里，林先生发出了童真的欢笑。
林先生是一位知恩图报的君子，他一直在感激杨西斯先生。常常带着美好的回忆跟我叙说当年在法国求学的往事。那是在1921年，20出头的他还在法国第戎美术学院求学，有一次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写生作业，林先生决定选择罗马柱作为写生对象。当时，罗马柱在欧洲是极为常见的建筑形式之一，几乎每幢房子上都有。但在之前从未见过罗马柱的林先生看来，却觉得“伟大得很”，他十分喜爱罗马柱独特的造型与丰富的质感。于是，他极为认真地连续画了两幅“罗马柱”，表现罗马柱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光线下的独特感觉，倾注了自己强烈的情感。正在那时，校长杨西斯先生来班级里视察，他看了这两幅作品很感兴趣，就找林先生面谈，杨西斯校长开始还以为他是日本人，后来经林先生自我介绍才得知他是中国的穷乡村农民出身，兼以石匠为副业。可能是林先生的法语不够熟练，杨西斯校长误以为林先生是学雕塑的了，林先生赶紧再三解释，坚持说自己只是个石匠而非雕塑家，这使得杨西斯校长对林先生的诚实真挚更为欣赏。
真所谓“机遇只留给勤奋的有心人”，杨西斯校长这位法国“伯乐”对林先生欣赏有加，并将他推荐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使年轻的林风眠在法国的学业更上了一个台阶。当时在巴黎高等学院的艺术环境是现代的、开放的，各种艺术流派竞相吐艳。林先生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艺术营养，接触到原汁原味的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等各种不同的绘画流派。也知道了什么叫“海纳百川”，什么叫“思想自由”，什么叫“包容兼蓄”……为了生存，他勤工俭学，曾干过油漆工，但是单调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感觉枯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不同的油漆在调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色彩涟漪以及色度渐变给人的视觉造成的冲击，都会给我留下最美最深的印象。认识颜色是我的爱好，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好色之徒’。”
“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因为巴黎求学时的一段特殊经历，还令林先生在牢狱之中吃了不少苦。某位女“造反派”追问他与周恩来总理的关系时，林先生由于回答不如对方之意而遭致辱打耳光，说到此事，林先生气得脸色发青，肌肉颤抖，言语哽咽……其实，对于自己同周恩来总理的关系，林先生曾多次强调，哪怕在拘留所里被审讯，也毫不动摇——他们是在法国认识的，却并没有什么深交：
“1918年，我到法国就读，当时周恩来也在法国。星期日，很多旅法的同学在巴黎的咖啡馆相叙。有时周恩来也来，但我们平时没有往来。
“有一次，周恩来曾向我征求意见，邀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我回答说：我是搞艺术的，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中去，而搞政治也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二者不可分心。周恩来听后，尊重我的意见，以后从未提过。我们依旧是点头之交。”
后来，周恩来当了总理，林先生却从未找过这位当年的老相识。直到1958年，在上海的一次文艺界的聚会中，周总理见到了久违的林先生，特地与林先生握手，并亲切地讲：“几十年不见，您还是老样子，工作上、生活上有事可以找我。 ”又过了4年，1962年在上海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周总理又见到了林先生，他热情地拥抱了林先生，并真诚地说：“希望你多画些画。”君子之交淡如水，解放后林先生与周总理的接触仅有这两次，但他对此却一直缅怀在心。后来，林先生对我讲：“有人以为我与周恩来有特殊的关系。这就是我被捕的原因之一。”
在监狱中，面对拷问，林先生毫不屈服。由于专案组没有得到预期想要的结果，林先生因此遭受到了极为悲惨的非人待遇。造反派将他双手反铐起来，越挣扎手铐收得越紧，到后来甚至磨破了皮，出了很多血。回忆起这些苦难，林先生告诉我：“我在监狱中学会了反手趴在地上，用嘴啃饭吃。要不然，就得活活饿死。”我听了，可谓心如刀绞。
我告诉林先生，这几年里，他的老朋友傅雷、朱梅馥夫妇自尽了，此外，文艺界的杨嘉仁夫妇、金素雯夫妇、言慧珠、顾而已、上官云珠、石挥等都纷纷离开了人世。我还说到了自己，一天中最多遭遇了30次抄家，大小批斗更是不计其数。有一次还被拉到文化广场，为陈丕显书记陪斗，站在台上，望着底下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大叫“打倒”口号，我突然想到林先生这位亦师亦友的老朋友，不知道在监狱中会过着怎样艰难的日子！林先生听罢，坚强而平静地说了句：“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从北京到杭州
林先生告诉我，1926年初，他回到了祖国。在上海的轮船码头上，突然看到拉出来的横幅标语，上面写道“欢迎林风眠校长回国”。他感到惊讶与不解，所以就悄悄避开了欢迎的队伍。林先生笑着说道：“现在有很多人讲，他们当时在码头上接到了我，然后一起去了北京，这不是事实。”
因为当年他曾托蔡元培先生为其在国内找工作，在未得到蔡先生的回复前，他是绝不能贸然担任其他工作的。后来，当他见到蔡元培先生后才知道，校方曾打电报告诉他“已被聘为国立艺专校长”，可惜当时他已经上了回国的轮船，并没有接到电报，因而错过了这个消息，所以才会在码头上莫名惊讶。林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言而有信的君子。
回到上海休息了两三个月后，他来到北京任北京艺专第一任校长。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撰写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任校长都不是林风眠。对此，林先生看得十分淡然，他特别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路线上的事”，希望我“不要急于更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提出异议，说出真相，很可能会使某些人难堪，增加不必要的麻烦。他始终强调：“画家不在乎人家给你多少桂冠，最重要还是以作品来说话。”
在北京担任校长期间，林先生还曾打了一场“笔墨官司”。1927年，27岁的他开设了写生课程，并大胆在课堂上请来了裸体模特儿。当时的北京正是东北军阀张作霖控制时期，有“枪毙部长”之称的教育总长刘哲十分顽固保守。他认为人体艺术有伤风化，坚决反对。林先生面对封建势力毫不畏惧，于是在报纸上坚持己见，闹得满城风雨。气急败坏的刘哲扬言林先生是“共产党”，甚至要“抓住林风眠，枪毙了”。好在当时“少帅”张学良将军认为林先生提倡人体写生仅仅是“为了教学”，并没有其他含义，这才将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之后，在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下，林先生来到了杭州，创办了全新的“国立艺术院”。
对于他一手创建的“国立艺术院”，林先生是非常怀念的。林先生在杭州市玉泉还有一幢他自己设计的西式小洋楼。当年他离开杭州时，当地的园林管理部门曾给林先生大约9000元人民币，将房子收购了，但是房屋的产权之事并没有做个了断。1975年，我曾建议把这幢小楼改建成林风眠艺术馆，但林先生却不同意，他说：“那里的环境很好，还是作为我的养老地为好。”
“这是他们尊重我。”
1974年，社会上正在批判林先生一张题为《山村》的水墨画。一天，林先生忽然接到市政府通知，要他去参加接待外宾。当时，他的家里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好穿着平时的那件半长夹克衫去赴宴。等待进入接待室时，林先生这才发现：原来，要接待的外宾竟是自己当年的学生赵无极！正在犹豫之际，赵无极却一下子站起身，疾步跪迎林老师，还多次动情地拥抱着他，一再感谢林老师当年对他的教导，一再呼喊林老师是他的恩师……这一切使得接待赵无极的那位造反派市领导又狼狈又尴尬，只得极不情愿地一同搀扶起林先生。就在这次聚会上，赵无极还多次讲到林先生在法国学校中尚留有十多幅作品，学校表示要归还给林先生。林先生听罢，却始终沉默不语。第二天，意犹未尽的林先生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接待的情景。他动情地说：“赵无极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他是在帮我呢！”
1976年10月，我的老朋友黄永玉从北京来信，转述“号外”：“叶大侠夜擒四螃蟹”，并附《阳秋三绝》画一幅。画中四蟹，三公一母。我当时还参不透禅机，因为“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上海还被封锁着。于是就来到了程十发先生家中。正巧程家有一位北京客人，这才证实了这条大快人心的消息。我立即将信和画带给林先生看，并告诉了他来自北京的好消息。林先生听闻之后，长舒一口气，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接着又关照我“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小心”。临别之时，林先生指了指那画上的四只螃蟹，低声说了句：“毁了几代人！”
拨乱反正之后，黄永玉来到上海，住在我家。我们偶然谈起林先生时，他告诉我：当年，林先生在北京开展览会，李苦禅、李可染天天去美术馆报到，从布展到宣传忙个不停，甚至还义务担任起了画展的“讲解员”。别人都诧异这两位大画家怎么会对林风眠那么热情，他们既高兴又不无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林风眠老师的学生！”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先生，他笑了笑，淡淡说道：“这是他们尊重我。”
1977年，林先生即将出国前，在我家信箱内留下了一封告别信，约我尽快去他家见面。我接到信后随即赴约，到他家后才知道他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三幅画，作为告别纪念。谨慎的他还叮嘱道：“我临走的那天你就不要去送我了。有许多你认识的领导会来，还是别引起不必要的连累了吧。”于是，我就在那熟悉的南昌路二楼房间内，向林先生作了告别。我明白，这是林先生对我的爱护，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他就是这样一位细致周到，处处为人着想的慈悲长者。
林先生到了香港后，很快就给我来信，用的是“林琼”的署名。由于他刚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在信中希望我能介绍些朋友买他的画。我立即托香港友人买了他一幅画，计港币一万元。后来又介绍另外一位友人买了两幅。待他的经济情况略有好转，林先生就立刻来信，嘱咐我“不必再介绍了”。他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自始至终是一位自尊、自重的可敬老人。
1989年，我退休后也来到了香港，为了在香港立足，我做起了生意，在铜锣湾的马路边开了一家小小的素菜馆，林先生得知后即来看我。当他看到我的餐馆简陋的现状，第二天就亲自送来两张画，什么话也没说。然而，正是这两幅画，对我当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但林先生似乎从来就不求什么回报，他每次到我店里来，总是只要一碗素面就可以了，从不大吃大喝。历史的教训令他在香港只能继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晚年的林先生更像一位孤独的老者，除了艺术，他已没有别的追求。
1991年8月12日，林风眠先生在香港仙逝远去了。在他的告别仪式上，我看到他是那么安详地躺在白色的花丛中，穿着他那件常年穿着的灰色外套，平凡得无论如何都感觉不到一点点绘画大师的风采。然而，看似平凡的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划时代的中国艺术大师啊！作为导师，他留给我“真诚”；作为朋友，他留给我“善良”；作为画家，他留给我“美丽”。能与这位“真善美”的化身交往几十年，此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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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活俭朴、衣着朴素、胸怀坦荡；从不张扬自己，更不追求名利，面对着纷乱的时局世事，始终一心一意地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绘画艺术！
回想起几十年来与林风眠先生的相识、相交乃至相知的历历往事，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在我的印象中，林先生短小、瘦弱，一双艺术家的眼睛却分外有神。他生活俭朴、衣着朴素、胸怀坦荡；从不张扬自己，更不追求名利，面对着纷乱的时局世事，始终一心一意地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绘画艺术！
阳春面与电冰箱
我第一次见到林风眠先生是在1948年，那是在关良先生的家里。当时林先生虽然已经辞去了国立杭州艺术院院长之职，但仍在杭州艺专任教，周末常常往返于沪、杭两地，并与关良、陈盛铎等人交往甚笃。
1951年，年过半百的林先生辞去了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教授的职务，和他的法籍夫人及女儿定居上海，住在南昌路 53号一幢新式里弄的住房里。据他自己说，这样是“想静下心来，多一点时间画画”，但也有人告诉我，林先生之所以离开杭州，还是因为艺术上的“路线问题”与当时提倡的不一致。
定居上海后的林先生没有了固定的收入，却需要抚养法国籍的太太，还有女儿、外孙，后来虽有了每月80元人民币的津贴，但是光为了支付每月160多元的房租就令他捉襟见肘了。林先生只能靠卖画和变卖一些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小工艺品度日，可谓举步维艰。
到了1955年，林先生的生活负担实在太重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林太太和女儿一家选择了离开上海，去了巴西定居。林先生就将楼下的房屋退掉，自己一个人住楼上的一层。
一个人生活的林先生饮食起居更为简朴了，也很少添新衣。在他家对面有一家规模很小的米店，他经常就在那儿买五分钱的面条，用手托着回家，每天中午几乎都是自己下面条作为一餐充饥应付。到了晚上，他就煮些稀饭果腹。记得有一次在他家门口的马路上，我和他不期而遇，他手托着面条，笑吟吟地问我：“和清，你是否有约？如果没有，就到我家中一起吃面条吧。”我欣然答应了。回到家中，他很快就下好了两碗阳春面，还拿出了家里常备的他自己烧的菜干煮肉。他告诉我，自己每个月都会煮一两次这道菜，一天吃不完就隔天再吃，后天再吃，一直要吃到菜干发黑为止。我夸奖他的菜烧得好，他不无得意地说，这是他家乡的传统菜肴，另外，还要配上他自己加工制作的独家酱油来调味：将买回的酱油加上白糖、生姜，煮沸后冷却，味道颇佳。后来，我到香港开功德林素食餐馆，所使用的酱油配料，就是从林先生那里学来的。
林先生在饮食方面就是这样节省、简单。有时，我们两人在他家附近的锦江茶室、洁而精川菜馆小叙，林先生也总是只点一个菜，决不多加。如果有一阵子没有这些美食，他也绝对不会刻意去奢求。他就是这样一位从不愿去麻烦别人的老人，随遇而安，宠辱不惊。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上海有些人家已经有了电冰箱，按理说，林先生一个人生活，饭菜常常要吃好几天，就更有这方面的需要了。于是我就想为他添置一台，可是他却坚决不要。后来我买了他两幅画，他才用卖画的钱去买了一台冰箱。可见他即使囊中羞涩，也从不愿意欠人情。那时，他常常利用裁下的宣纸边条来作画，尽量不浪费。在我的收藏中有两幅小画，就是他用纸边画的。此外，他自己还学习裱画，一方面为了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
林先生的习惯是晚上作画，在作画的同时，还会听一些古典音乐的旧唱片。同一个题材的画，他往往会连续地重复画许多遍。但凡自己不满意的，就立刻当场处理掉。留下来的画却也并非是一定满意的，往往还要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再度审阅，这样一来，有时候一晚上的劳作竟会一幅也不留。林先生从艺态度之认真，自我要求之高，于此可见一斑。
“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
林先生爱好广泛，喜欢看电影，也爱看戏曲，尤其喜欢看京剧，偶尔也看看越剧。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常常有机会请林先生，还有陈盛铎、金石声等人观看内部电影，大家来往很是融洽。其中，林先生对于所谓的内部参考片——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中黄昏画面的拍摄情有独钟，甚至还多次反复观摩，并连连夸奖：“拍得太美了！” 后来，他动情地与我说起，这幅美丽的画面勾起了他的童年记忆与情绪，使他回想起当年他在广东梅县乡村中所看到的景色。后来，《第四十一》成了“修正主义”电影的代表，林先生悄悄地对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读过鲍利斯·安德列耶维奇· 拉夫列尼约夫写的这部小说了，当时这是属于进步小说的啊！”言语间颇多无奈与不解。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政治气候相对比较宽松些。林先生的个人画展在北京展出，米谷写了《我爱林风眠的画》发表在《美术》杂志上，一时成为美谈。可是到了1964年，却有人突然开始批判这篇文章，并指责林先生的画是“黑画”，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感情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导向一下子都对林先生的艺术创作持通篇否定的态度，甚至还以“莫须有”的罪名作了不少人身攻击。这对林先生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更担心自己的生活再一次受到影响。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南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单的身影，悠悠地在马路边徘徊、踟蹰，冷冷清清，孤孤寂寂……有一次，他甚至无奈地对我感叹道：“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言语中有着无尽的失落、悲哀与无奈。
正在这彷徨之际，香港的中艺公司主办了一次“上海名家画展”，其中就有林先生的作品。这次展览在香港取得成功，某地产巨商李夫人购买了一幅林先生的仕女图。然而，当她拿到画后，却发现此画没有落款，于是就托了上海市侨联副主席简日林先生找到了我，并将画带回上海，让我去请林先生补款。我到了林家，林先生拿起笔当即就签上了大名。很快，此事经传开后，亲朋好友都来托我向林先生求墨宝，那时我付他的画价是300元一幅，大家便也照此标准买画。就这样，原本拮据的林先生手头一下子宽裕了许多，便有了条件去黄山、普陀山等地旅游写生了。
“来了！”
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1966年6月，上海市开会传达“5.16通知”，传达人是当时显赫无比的张春桥，地点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那天林先生与我都参加了。会议结束后，我推着自行车刚要上车时，冷不防身后被人捅了一下，我回头一看，正是林先生，眉头紧锁的他也不打招呼，只对着我耳边匆匆忙忙地讲了一句“来了”，语音未落，已消失在一大群径直前行的人潮中……当晚，我就赶到林先生家中。只见林先生忧心忡忡，愁眉不展。据他分析：“‘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江青明为副组长，可权力却比组长还大。可见这次运动是大有来头的”，因此，他认为“这次运动绝对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再联想到当时北京批判田汉、吴晗等人的运动已经有很长时间，让人更添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不出林先生所料，没过多久，外面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接踵而至的就是无穷的批斗、抄家，以及满大街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在那段日子里，不断地传来文艺界的朋友们被抄家，甚至自杀的消息，令人不寒而栗。一天晚上，林先生心事重重地对我说：“我曾经画有几幅裸体女模特画像，另有一些习作，都不曾发表过，主要是作为教学使用的范本。在这其中，有些是颇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另有一些用笔比较大胆，但个人感觉还并不成熟……总之，这些都是好的范本。但是这些作品一旦被红卫兵们拿到，就会是一桩大大的罪证啊。”为此，他忧心忡忡，甚至产生过销毁掉它们的念头，左思右想，却又十分舍不得。最终，我们再三商量，决定由我出资，将这批画购买下来。我向他保证：即使今后抄家被抄到，也决不牵涉到林先生的安危。于是，他郑重其事地把这批画交给了我，并衷心地关照“以后要少来往，要千万小心”。如果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就会写一个空信封，放在我家的信箱里通知我。如果我要去看他，则需要预先通过电话联系，并且要看到他家北窗的灯亮着时, 才可以按他家的门铃。
从此之后，我每天下午下班后都会特意骑着脚踏车路过他家，看看北窗的灯是否亮着。如果亮着，至少说明林先生还平安无事。但过了没多久，林先生北窗的灯熄灭了，第二天、第三天，北窗的灯真的不再闪亮……我知道，林先生已遭进一步的迫害——他被关进了看守所。
我与林先生的学生席素华住在同一条南昌路上，当时席素华常去探狱。有一次，我偶遇席素华，从她那儿才得知看守所每周还要林先生需要换洗的衣物，便知道他还活在世上，心中便也略微平静些。
悄悄进行的回忆录
1972年11月底，林先生终于出狱了！4年多的牢狱生活使得原先就患有胃病和心脏病的他病得更严重了。但毕竟，我们又可以见面了！记得我刚见到林先生，想对他说句安慰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4年多不见阳光，林先生的脸上一无血色，我看到之后实在心痛难过。
犹如隔世后的见面是令人兴奋的，好在那段时间里，社会气氛相对缓和，我与林先生虽属“靠边站”，没有正常的工作，却多了不少相聚的时光。尤其欣慰的是：由我保存的那些画都没有发生意外。我当时就诚恳地向他表示，那些有纪念性的画作，我非常愿意归还给他，毕竟这是林先生大半生的心血啊！不过林先生却淡淡地笑笑，摇摇头讲：“今后的时局太难预料。”
在那段“休闲”的日子里，我介绍我的小女儿跟林先生学画，他欣然同意了。以前，我曾多次建议他写一个自传，回顾一下自己不平凡的半生经历。可林先生总是一再推辞，他的理由是“画家还是让作品来讲话比较好”。但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林先生有一天却突然对我讲：“以前你多次要我写自传、回顾之类的文章，我想如今是比较好的时机了。我现在不画画，也比较空闲。这样吧，我先口述，你们记下来，但是目前不要发表，一定要等到我去世之后才可以公之于世。”他还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的一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电影故事，你是拍电影的，今后可以由你来拍。”我提出应当先写一份简历，作为提纲，他同意了。或许，我现在存有的这份经林先生亲自修改审定的简历，恐怕是存世仅有的一份了！
著述工作始终是在一种十分欢悦的气氛中悄悄进行着。有的时候，林先生还会煮咖啡给我们大家喝，他习惯在咖啡中加上少许白兰地，让那浓郁的咖啡香气更传递出别样的异国情调。此外，对于他与众不同的吃西瓜方法，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他教我先在西瓜中挖一个洞，然后再往里面倒入少许白兰地，这样吃起来就会格外爽快。他说这些都是他在法国读书时学来的，还戏称：“西瓜性凉，洋酒性热，中和一下正好，很符合中医养生的原理呢!”
说起自己的童年，林先生经常怀着内疚和悲痛的感情。母亲的悲剧让他始终不能忘怀，他常常对我说：“要是我小时候没有带母亲去那家染坊，或许也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了。”林先生的祖父是一名石匠，当时，年幼的林先生每天都会陪着祖父一起上山雕刻石料。傍晚收工后，他特别喜欢去村上的一家染坊。虽然那是一处很简陋的小店，只有靛青等几种颜色，但他看见农民们原本粗陋、破旧的衣服经过染色，顿时焕然一新时，常常觉得神奇不已，于是就带着自己漂亮的母亲一起去看印染。没想到一来二去，出身苗族的母亲居然与染坊年轻的老板产生了感情。但在当时封建闭塞的乡下，这样的行为是违反族规的。愤怒的人们将林先生的母亲捆绑在林家祠堂前的屈辱柱上拷打示众。据林先生回忆，就在族人殴打他母亲的时刻，年仅6岁的他忽然有了感应，原本被关在家中的他奋不顾身打破了窗户，及时赶到祠堂，护着母亲鲜血淋漓的身躯，大声怒吼：“谁处死我的娘，我就跟谁拼命！”最终，母亲在他的呼叫下幸免一死，但当夜还是被逐出家门，卖到异乡。年幼的林先生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他大病一场，半年之后方能下地走动。心灰意冷的他从此沉默寡言，每天只重复着一件事情：爬上家门后的山头，静静地看着太阳升起、落下，观察峰峦的阴晴明暗，斑驳的山光水色，雨雪风霜的四时变化……久而久之，对于他的色彩观，有了很大的启发。后来，林先生笔下常常被人所称道的秋景山水，就是源于孩提时代的色彩启蒙。而他画的那些丹凤眼微微向上翘的仕女形象，也都是寄托着他对母亲美好印象的怀念。在我的收藏中，就有这样一幅颇为特别的仕女，画面上，美丽女子的头上还有另一个美女的幻影，林先生解释说：那天他梦到了自己的妻子，又梦到了自己的母亲，因此根据梦境画成了这幅作品。或许，这正是这位外表沉默、不苟言笑的艺术家思母心切而产生的一种特别的想象与情怀吧！
“好色之徒”
林先生对童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8岁那年，祖父带他去了一次城里，路过一家钟表店门口，他买了一张彩花，居然中了头奖，得到一千多元钱！于是祖父每月就从这笔奖金里给他零用钱，一直到他去法国求学时，还留有320元，都作了路费。说到这里，林先生发出了童真的欢笑。
林先生是一位知恩图报的君子，他一直在感激杨西斯先生。常常带着美好的回忆跟我叙说当年在法国求学的往事。那是在1921年，20出头的他还在法国第戎美术学院求学，有一次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写生作业，林先生决定选择罗马柱作为写生对象。当时，罗马柱在欧洲是极为常见的建筑形式之一，几乎每幢房子上都有。但在之前从未见过罗马柱的林先生看来，却觉得“伟大得很”，他十分喜爱罗马柱独特的造型与丰富的质感。于是，他极为认真地连续画了两幅“罗马柱”，表现罗马柱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光线下的独特感觉，倾注了自己强烈的情感。正在那时，校长杨西斯先生来班级里视察，他看了这两幅作品很感兴趣，就找林先生面谈，杨西斯校长开始还以为他是日本人，后来经林先生自我介绍才得知他是中国的穷乡村农民出身，兼以石匠为副业。可能是林先生的法语不够熟练，杨西斯校长误以为林先生是学雕塑的了，林先生赶紧再三解释，坚持说自己只是个石匠而非雕塑家，这使得杨西斯校长对林先生的诚实真挚更为欣赏。
真所谓“机遇只留给勤奋的有心人”，杨西斯校长这位法国“伯乐”对林先生欣赏有加，并将他推荐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使年轻的林风眠在法国的学业更上了一个台阶。当时在巴黎高等学院的艺术环境是现代的、开放的，各种艺术流派竞相吐艳。林先生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艺术营养，接触到原汁原味的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等各种不同的绘画流派。也知道了什么叫“海纳百川”，什么叫“思想自由”，什么叫“包容兼蓄”……为了生存，他勤工俭学，曾干过油漆工，但是单调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感觉枯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不同的油漆在调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色彩涟漪以及色度渐变给人的视觉造成的冲击，都会给我留下最美最深的印象。认识颜色是我的爱好，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好色之徒’。”
“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因为巴黎求学时的一段特殊经历，还令林先生在牢狱之中吃了不少苦。某位女“造反派”追问他与周恩来总理的关系时，林先生由于回答不如对方之意而遭致辱打耳光，说到此事，林先生气得脸色发青，肌肉颤抖，言语哽咽……其实，对于自己同周恩来总理的关系，林先生曾多次强调，哪怕在拘留所里被审讯，也毫不动摇——他们是在法国认识的，却并没有什么深交：
“1918年，我到法国就读，当时周恩来也在法国。星期日，很多旅法的同学在巴黎的咖啡馆相叙。有时周恩来也来，但我们平时没有往来。
“有一次，周恩来曾向我征求意见，邀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我回答说：我是搞艺术的，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中去，而搞政治也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二者不可分心。周恩来听后，尊重我的意见，以后从未提过。我们依旧是点头之交。”
后来，周恩来当了总理，林先生却从未找过这位当年的老相识。直到1958年，在上海的一次文艺界的聚会中，周总理见到了久违的林先生，特地与林先生握手，并亲切地讲：“几十年不见，您还是老样子，工作上、生活上有事可以找我。 ”又过了4年，1962年在上海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周总理又见到了林先生，他热情地拥抱了林先生，并真诚地说：“希望你多画些画。”君子之交淡如水，解放后林先生与周总理的接触仅有这两次，但他对此却一直缅怀在心。后来，林先生对我讲：“有人以为我与周恩来有特殊的关系。这就是我被捕的原因之一。”
在监狱中，面对拷问，林先生毫不屈服。由于专案组没有得到预期想要的结果，林先生因此遭受到了极为悲惨的非人待遇。造反派将他双手反铐起来，越挣扎手铐收得越紧，到后来甚至磨破了皮，出了很多血。回忆起这些苦难，林先生告诉我：“我在监狱中学会了反手趴在地上，用嘴啃饭吃。要不然，就得活活饿死。”我听了，可谓心如刀绞。
我告诉林先生，这几年里，他的老朋友傅雷、朱梅馥夫妇自尽了，此外，文艺界的杨嘉仁夫妇、金素雯夫妇、言慧珠、顾而已、上官云珠、石挥等都纷纷离开了人世。我还说到了自己，一天中最多遭遇了30次抄家，大小批斗更是不计其数。有一次还被拉到文化广场，为陈丕显书记陪斗，站在台上，望着底下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大叫“打倒”口号，我突然想到林先生这位亦师亦友的老朋友，不知道在监狱中会过着怎样艰难的日子！林先生听罢，坚强而平静地说了句：“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从北京到杭州
林先生告诉我，1926年初，他回到了祖国。在上海的轮船码头上，突然看到拉出来的横幅标语，上面写道“欢迎林风眠校长回国”。他感到惊讶与不解，所以就悄悄避开了欢迎的队伍。林先生笑着说道：“现在有很多人讲，他们当时在码头上接到了我，然后一起去了北京，这不是事实。”
因为当年他曾托蔡元培先生为其在国内找工作，在未得到蔡先生的回复前，他是绝不能贸然担任其他工作的。后来，当他见到蔡元培先生后才知道，校方曾打电报告诉他“已被聘为国立艺专校长”，可惜当时他已经上了回国的轮船，并没有接到电报，因而错过了这个消息，所以才会在码头上莫名惊讶。林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言而有信的君子。
回到上海休息了两三个月后，他来到北京任北京艺专第一任校长。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撰写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任校长都不是林风眠。对此，林先生看得十分淡然，他特别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路线上的事”，希望我“不要急于更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提出异议，说出真相，很可能会使某些人难堪，增加不必要的麻烦。他始终强调：“画家不在乎人家给你多少桂冠，最重要还是以作品来说话。”
在北京担任校长期间，林先生还曾打了一场“笔墨官司”。1927年，27岁的他开设了写生课程，并大胆在课堂上请来了裸体模特儿。当时的北京正是东北军阀张作霖控制时期，有“枪毙部长”之称的教育总长刘哲十分顽固保守。他认为人体艺术有伤风化，坚决反对。林先生面对封建势力毫不畏惧，于是在报纸上坚持己见，闹得满城风雨。气急败坏的刘哲扬言林先生是“共产党”，甚至要“抓住林风眠，枪毙了”。好在当时“少帅”张学良将军认为林先生提倡人体写生仅仅是“为了教学”，并没有其他含义，这才将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之后，在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下，林先生来到了杭州，创办了全新的“国立艺术院”。
对于他一手创建的“国立艺术院”，林先生是非常怀念的。林先生在杭州市玉泉还有一幢他自己设计的西式小洋楼。当年他离开杭州时，当地的园林管理部门曾给林先生大约9000元人民币，将房子收购了，但是房屋的产权之事并没有做个了断。1975年，我曾建议把这幢小楼改建成林风眠艺术馆，但林先生却不同意，他说：“那里的环境很好，还是作为我的养老地为好。”
“这是他们尊重我。”
1974年，社会上正在批判林先生一张题为《山村》的水墨画。一天，林先生忽然接到市政府通知，要他去参加接待外宾。当时，他的家里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好穿着平时的那件半长夹克衫去赴宴。等待进入接待室时，林先生这才发现：原来，要接待的外宾竟是自己当年的学生赵无极！正在犹豫之际，赵无极却一下子站起身，疾步跪迎林老师，还多次动情地拥抱着他，一再感谢林老师当年对他的教导，一再呼喊林老师是他的恩师……这一切使得接待赵无极的那位造反派市领导又狼狈又尴尬，只得极不情愿地一同搀扶起林先生。就在这次聚会上，赵无极还多次讲到林先生在法国学校中尚留有十多幅作品，学校表示要归还给林先生。林先生听罢，却始终沉默不语。第二天，意犹未尽的林先生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接待的情景。他动情地说：“赵无极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他是在帮我呢！”
1976年10月，我的老朋友黄永玉从北京来信，转述“号外”：“叶大侠夜擒四螃蟹”，并附《阳秋三绝》画一幅。画中四蟹，三公一母。我当时还参不透禅机，因为“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上海还被封锁着。于是就来到了程十发先生家中。正巧程家有一位北京客人，这才证实了这条大快人心的消息。我立即将信和画带给林先生看，并告诉了他来自北京的好消息。林先生听闻之后，长舒一口气，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接着又关照我“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小心”。临别之时，林先生指了指那画上的四只螃蟹，低声说了句：“毁了几代人！”
拨乱反正之后，黄永玉来到上海，住在我家。我们偶然谈起林先生时，他告诉我：当年，林先生在北京开展览会，李苦禅、李可染天天去美术馆报到，从布展到宣传忙个不停，甚至还义务担任起了画展的“讲解员”。别人都诧异这两位大画家怎么会对林风眠那么热情，他们既高兴又不无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林风眠老师的学生！”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先生，他笑了笑，淡淡说道：“这是他们尊重我。”
1977年，林先生即将出国前，在我家信箱内留下了一封告别信，约我尽快去他家见面。我接到信后随即赴约，到他家后才知道他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三幅画，作为告别纪念。谨慎的他还叮嘱道：“我临走的那天你就不要去送我了。有许多你认识的领导会来，还是别引起不必要的连累了吧。”于是，我就在那熟悉的南昌路二楼房间内，向林先生作了告别。我明白，这是林先生对我的爱护，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他就是这样一位细致周到，处处为人着想的慈悲长者。
林先生到了香港后，很快就给我来信，用的是“林琼”的署名。由于他刚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在信中希望我能介绍些朋友买他的画。我立即托香港友人买了他一幅画，计港币一万元。后来又介绍另外一位友人买了两幅。待他的经济情况略有好转，林先生就立刻来信，嘱咐我“不必再介绍了”。他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自始至终是一位自尊、自重的可敬老人。
1989年，我退休后也来到了香港，为了在香港立足，我做起了生意，在铜锣湾的马路边开了一家小小的素菜馆，林先生得知后即来看我。当他看到我的餐馆简陋的现状，第二天就亲自送来两张画，什么话也没说。然而，正是这两幅画，对我当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但林先生似乎从来就不求什么回报，他每次到我店里来，总是只要一碗素面就可以了，从不大吃大喝。历史的教训令他在香港只能继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晚年的林先生更像一位孤独的老者，除了艺术，他已没有别的追求。
1991年8月12日，林风眠先生在香港仙逝远去了。在他的告别仪式上，我看到他是那么安详地躺在白色的花丛中，穿着他那件常年穿着的灰色外套，平凡得无论如何都感觉不到一点点绘画大师的风采。然而，看似平凡的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划时代的中国艺术大师啊！作为导师，他留给我“真诚”；作为朋友，他留给我“善良”；作为画家，他留给我“美丽”。能与这位“真善美”的化身交往几十年，此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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