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停滞的帝国（佩雷菲特）摘记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 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

作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佩氏对马戛尔尼访华一事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术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即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

历史中既充满了国王的见证，也同样充满了他们的仆从的见证。--伏尔泰

先进社会和传统社会相遇，我还从未听说过有比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更有说服力的例子。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尽管大跃进导致了灾难，许多中国领导人仍认为中国比所有其他国家都优越；西方最多只能为它提供一些方法。120年来它遭受的那么多不幸是因为它遭到贪婪的民族掠夺的结果。错误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它落后了，但它将在几年内赶上去，它将恢复已有数千年的优势。

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同样将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位总理，他领会这位活神仙的思想，并周旋于阴谋诡计和派系斗争之间。

除了一些小挂钟和小加工成品外，欧洲产品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而中国则向欧洲出口更多的茶叶、瓷器、丝绸和工艺品。因此欧洲不断增加的进口要用出口工业品来平衡。假如中国的大门打开了，就不必要从印度走私鸦片了。在这之前要用走私鸦片的收入来支付进口的茶叶。英国是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贸易的。现在当工业大国向不发达国家出售武器时，情况又有多大改变呢？

马戛尔尼在当马德拉斯总督时产生的想法在伦敦不断地得到发展：他和敦达斯都认为，印度的前途取决于中国。征服中国市场将会帮助英国解决在印度行使主权的费用。

英使还不知道，“对中国人说来，对任何性质的要求都不直接加以拒绝，否则就显得缺乏教养。因此，他们总是先对提出的要求表示赞同”。后来，马戛尔尼因为有了教训便懂得了这一点。但他对这种做法从不赞同：“他们脑子里没有丝毫履行诺言的概念。因此，他们对一切要求都答应，但又根本不愿兑现所作的承诺。”

中国作为一个文字大国，它本身就很像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宝塔、公共建筑、商店招牌、房屋大门，到处都写有警句、格言。”后来，书法家可以有变化，但写格言警句给行人以思考的爱好却始终未变。

“我们发现有好几尊木质或瓷器的男女神像。这些塑像按照人间等级社会的模式来反映天堂的等级制度。”这些塑像“从解剖学角度看，身体比例失常”。英国人为之目瞪口呆。

皇帝利用人民对日、月食的敬畏，把不让人民惊恐的专有权留给了自己。皇帝对日、月食的先知先觉使中国人“对能给他们如此有益指示的政权产生极大的崇敬”。 当朝廷识破苍天秘密时，天朝的说法就不只是个隐喻了。皇帝有知识，但他垄断对知识的所有权。他利用他的知识来表明他是神圣的；因而也就使群众远离了知识。

皇帝将其政权建立在少数人掌握知识、多数人愚昧无知的基础之上；这种统治艺术使群众永远愚昧无知，转而对少数掌握知识的人无限崇敬，使人民永远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根据这些英国旅行家的看法，这个制度之所以能持久，那是因为天朝官僚体制及其西方的配角都有共同的利益。维护那永恒不变的制度的人从中获得利益，而这些利益又保障了永恒不变的制度。传教士们成了迷信的同谋者，而人们还以为他们的使命是破除迷信呢。他们在愚弄人民、隐藏知识方面成了皇帝的伙伴。

在这同一个指示里还安排了一个细致的旅游日程。英使将看到该看的东西，规定以外的一律不准看：“可以允许他游览圆明园以及万寿山湖，他可以在万寿山湖观赏水上游戏。等他来首都听取谕旨时，可允许他观瞻富丽堂皇的宫殿。这些地方都要做 好水上游乐的准备工作。最后，皇帝同意英国贡使乘坐龙舟游览昆明湖。湖水必须相当深，你们要派人疏浚昆明湖，务使一切完美无缺。”

由于车夫的座椅外套饰有月牙形花边和许多琢磨成 玫瑰花的小钻石，特别是由于这座椅位置很高，因此中国人觉得这座椅颇有居高临下之势，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坐。那么马车里的座位又由谁来坐呢？经过对车门、车窗和遮帘的仔细研究，他们最后认为车内座位只能是皇后皇妃的。

安德逊——更恰当地说库帕斯——冷静地写道：“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无法说的是一个蛮族的使臣竟拒绝叩头。连使臣会有这种念头这一点也说不出口。官方的说法找了另一个把他们赶走的理由。这份诏书是为档案馆写的，供后世了解情况：朕传旨开殿，召见来使。和世泰初次奉称不能快走，俟至门时再请。二次奏称正使病泄，少缓片刻。三次奏称正使病倒，不能进见：即谕以正使回寓赏医调治，令副使进见。四次奏称副使俱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进见。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准是怕英国人报复才这样做，应该纠正违背礼仪的事。只有无知的夷人才会犯错误，现在把他驱逐出去，但皇恩浩荡，并没有给他们别的惩罚。

外交官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失败了。毒品走私者却从后院进来，一旦到了里面，他们就四通八达了。 开始时，他们追求的目标并不大：填补西方贸易的逆差。中国出口了大量的茶，但什么也不愿买。乾隆不是说过中国什么都不要吗？英国走私者却在中国人中创造了一种需求：一种像茶对欧洲人那样无关紧要的需求，但却不是那样无害了。私下进口鸦片补偿了官方出口的茶。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又一次在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军旗舰“康沃利斯”号上签署。大炮取得了商人与外交官很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港口，设立临时代表、固定关税、废除公行、西方官员同天朝官员一视同仁、割让香港等。50年之前，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从朴次茅斯出海时就是想获得这些利益。

马戛尔尼在18世纪80年代当马德拉总督时已经懂得：印度正在使英国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只有同中国进行三边贸易才能填补这笔逆差。

不论是今天还是昨天，华人一直被列入世界上最大胆的企业家、最精明的金融家和最有才干的商人之中。条件是不要呆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