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极了 | 深焦 x 制片人杨城：做个性鲜明的中国电影

访谈对象：杨城 - 《好极了》制片人

《好极了》剧组在柏林电影节新闻发布会 右一为制片人杨城

深焦：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这个项目的？

杨城：大概是两年前，从我之前在的两家公司开始做这个项目，但是我走了之后，因为两家公司事情比较多，也没有合适的人手操作这个项目，就由我继续来操作。等我自己成立的公司之后，个人身份的参与就变成以公司为主体来运作了。

深焦：刚开始决定合作的时候是因为看了《刺痛我》吗？

杨城：我可能是国内最早几个看到《刺痛我》的，当时看完就觉得很特别，第一次见到有人用动画来讲这样一个故事。中国电影我们看过很多，中国动画我们也看过很多。中国动画跟现实没什么关系，相对来说比较低幼。而中国电影，独立电影也好，艺术电影也好，对现实故事的表达很多，但是当这样的故事变成动画的形式，我就觉得特别有趣，而且它除了形式上的新颖以外，人物、叙事和画风都有吸引我的地方。之前我都不知道刘健导演，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我们很快就认识了。

《刺痛我》海报

深焦：《刺痛我》的故事非常类型化，但是画风的作者属性又很强。当看到《好极了》的时候会联想到一定是同一个人做的。《好极了》的人设和关键帧都是刘健自己创作的吗？

杨城：对，主要的创作是由刘健来完成的，这也是动画比较好的一点，它的可控性更强，可以更多地去体现作者意志。

深焦：片子的预算大概是多少？

杨城：不好确定，因为主要是衡量时间精力和创意，不像实拍的片子更多是硬性的资金支出，因此不好衡量，但是我们还是将它定位成小成本的作品。

深焦：制作团队的规模大概是多少？

杨城：如果留意我们的字幕就会发现，所有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个人。主要是刘健自己创作，后期有几个助理加入。色调是由他来确定的，上色的后期工作就由他搭档来完成。

深焦：在您的制片经历中，之前做的基本都是真人电影，除了《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中间有一点动画场景。这次从真人电影开始做动画电影，在团队管理、资金运用的各个方面，您觉得从制片角度来看有什么不同？

杨城：那个项目我参与的比较少，那时能力还非常有限。我觉得没有很大的不同。我之前做的真人电影也都是偏向作者型的，还是以导演为核心的电影，因此整体的模式是没有变化的。而且《好极了》虽然是一部动画，但还是很有艺术风格的。当然《好极了》比那些电影更有市场空间，所以可能在影片发行的时候会有所区别，但是在项目的整体运营上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相似。

《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海报

深焦：对于电影节的投报和您刚刚说的国际发行方面，为什么片子没有选择像安纳西这样的动画电影节，而是直接选择了在柏林电影节这样的综合性电影节首映呢？

杨城：我觉得一是档期的问题，柏林是最早看到这部电影的电影节之一；二是我们不把它单纯地定义为动画电影，在很多方面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动画电影，无非是用动画的形式做成的电影。从这样的考虑来说，我们还是想把首映放在一个综合性的电影节。

深焦：距离上一部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入围三大电影节已经有十五年了。您觉得这部片子的什么地方吸引了柏林电影节呢？

杨城：我是跟几个选片人在北京一起看的，看的过程中感受他们的反应。有些地方他们会笑，有些地方能感觉到会特别被吸引。这部电影在视觉上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但具体是什么吸引他们，我没有跟他们聊过，但他们看完反应很好，我觉得他们蛮兴奋的，说“祝贺你们做了一部完美的电影”，当时我觉得有戏。后来在柏林电影节和选片团队的负责人聊，他们说刚看到片子时他们觉得这部电影只是好看，但整体看完后想想，觉得它特别丰富，层次很多。

深焦：您觉得现实社会的反讽和政治方面的隐喻是有对口柏林的这个说法吗？

杨城：我觉得这部电影在这些方面和本届很多电影相比反倒比较弱化，不是那种本土政治话题和“特殊人性”的策略。而且它偏向类型化的故事和黑色幽默的风格。它发生在中国一个南方城市，多少跟现实有些关系，但现实只是个背景，总体来说我们更想在电影艺术本身上做一些贡献。片子开头引用的托尔斯泰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导演关于主题的说明，我觉得更多是普世的，不是对中国本土的批判和隐喻，它更多是关于人的命运和欲望的。

深焦：之前有预料到会入围主竞赛单元吗？

杨城：我们对入围柏林是比较有信心的，但具体什么单元，就没有太多去想。当时得知入围主竞赛，很高兴，但某种程度上也在预料之中。因为对我们做出的东西还是有信心的，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的电影，电影节会选择特别的东西。

深焦：在电影节前，《好极了》就已经确定了由Memento Films代理国际发行。具体的接洽与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跟他们建立联系的呢？

杨城：觉得在电影节方面比较有信心之后，我们主动联系了一些国际发行方。一些发行方有兴趣，在沟通过程中发现他们对电影的理解比较深，非常积极主动，他们的条件也很好，就确定跟Memento Films合作，他们是亚洲区域以外的发行方。

深焦：国际发行方从经济领域来考虑，他们看中电影的什么？

杨城：所有涉及到销售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回归到满足观众最根本的需求，不管是艺术片还是商业片，好看是最基本的，当然好看的标准可能会不一样。

我觉得老外也能看得懂这个电影，笑点都能感觉到。二是这是一部比较新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在国外挺难卖的，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他们会有更多的关注和期待。

深焦：《好极了》和《刺痛我》从风格和剧情上都有相似之处，作为制片人您会如何思考这两部片子之间的关系？您会试图避免这种重复吗，还是会觉得这种重复是一种加深。

杨城：我觉得任何作者的东西都会有所重复，但同时也有所更新。这部电影对上一部电影有延续的地方，不管是群像还是叙事结构，但是这部电影有更多新的东西。首先我觉得在制作上更好，讲的故事更加普世了，画面通俗地来讲更加漂亮了，然后我们对音乐的运用也上了一个台阶。李丹枫是我跟导演推荐的，而声音用什么形式来做，主要是由导演来决定的，我们做声音的方式更类似于实拍电影，我们所有场景声音都是现场采集的。动画会有很多拟音，但我们这次的声音基本都是实录的，因此更有质感，氛围更真实。

深焦：在音乐上，用到了海复兴计划还有彭磊，是您跟导演商量决定的吗？

杨城：主要是导演决定的，作为观众我会提出我的感受。

深焦：您的制片公司哪吒兄弟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杨城：接下来两三年我还要继续做有个性的小成本电影，反过来说也只有小成本电影更容易做出个性，因为自由度更大，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和限制，因此可以做出更强烈的风格。它可以是艺术电影、作者电影，也可以是商业电影，相同点是都要有强烈的个性，不要太普通，品质也要是即使放到世界范围内也是好的。会主要跟一些年轻的导演和其他类型的创作者来合作，做的电影类型会比较多样，真人、动画、纪录片和短片都会做。国内已经有很多新导演的计划，但我想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做，会更多的从发展项目和发掘创作者持续创作能力的角度去想，也要从机制上帮助他们避免浮躁。我从去年三四月离开上一家公司成立现在的公司，我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去做，有很多东西需要想清楚。既要有电影艺术标准，又要在商业逻辑上行得通，这是特别难的，我想尝试一下。

我最早给公司起名叫哪吒，是因为哪吒是一个少年英雄，经历漫长的孕育过程才出生，孕育一个剧本也应该如此。他很年轻，神通广大，风风火火，又很有牺牲精神，他这种勇往直前的气质我很喜欢，在中国的神话英雄里，我把他排第一，孙悟空排第二。后来注册不下来，我就想怎样带着这两个字又要想一个新的名字，后来我发现他们家除了哪吒以外金吒和木吒也很厉害，后来想干脆叫哪吒兄弟好了。而且而且“哪吒兄弟”的英文缩写是“NB“，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目标很好。成立了我自己的公司之后，做《好极了》这个项目用的就是我自己公司的钱，项目层面暂时还没有向外融资的过程。公司层面是有过一轮天使投资的。

深焦：是什么驱使您离开上一家公司建立自己的公司？

杨城：我很喜欢上一家公司，但是每个公司定位不一样，有时候想做特别喜欢的事情只能自己独立地去做。因为做这个东西可能对你来说价值很大，但是对另外一个公司来说，发展阶段、战略定位和人员结构不同，就不一定是那个公司的最佳选择，所以独立地做更好一点。我很希望我的公司将来能跟两个前东家有合作，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理念。

我现在做项目有一个可能会延续下去的风格，还是希望在创作的阶段更多由自己承担风险，片子差不多做出来之后再去谈融资。前期谈也可以，除非已经形成固定战略合作和很深的信任，不在这个层面上的公司可能就不会去谈。

深焦：《好极了》有国内上映计划吗？

杨城：国内我们想做国内院线发行，公司还没完全确定但已经有很好的候选。我的公司会作为联合发行参与院线发行，因为我们更了解这部电影。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接下来的几年形成一个完整的合作链条，因为沟通成本和信任成本是做电影比较大的成本，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将来做片子会更顺利一点。

访谈 | 徐佳含、Peter Cat

（发自柏林电影节）

整理、编辑 | ESTELLE（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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