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文艺复兴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力逐渐觉醒的时期，
这个时期不仅给个性以最高度的发展，而且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并在一切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诚和最彻底的研究。
从拉丁语与讲演看人文主义的兴衰
拉丁语在那个时期是受过教育人们的共用语言，假使学者们弃拉丁语不顾而使用罗马尼阿的方言写作，必定不会有何学术造诣。为使自己获得广泛较高阶层的读者从而使著作在欧洲学术界产生影响，意大利学者们在运用拉丁文之外，还吸取如西塞罗之辈古代历史学家的精神，他们是为市民而写作的市民。意大利甚至为拉丁诗歌的孕育而生提供了一片沃土，不仅有教养的阶级对之有浓厚兴趣，诗人们的灵性也在古代文化的浸润之下得到复苏。人们热衷于为孩子取希腊或罗马式的拉丁名字；古代的诸神充当起诗歌与绘画中的抽象语汇，用以表述作者的悲喜之情。
人文主义者具备担任秘书官所需的知识与能力，因此他们在君主与教皇的生活中长期以来扮演者重要的角色，除教授其后代课业之外，为国家草拟公函和在公共场合担任讲演亦满足了学者们的谋职诉求。十六世纪早期，人们对开明文化的摄入渐增，“倾听”成为意大利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于是雄辩术凭此借力摆脱中世纪对教会的依赖，作为高尚生活的附属品装点种种社交场合，无论是对外公开的节日庆典、战地演说，还是较为私密的贵族婚礼、法庭辩论。听众对演讲者的社会地位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他们自身的人文主义才能，但若演说内容足以打动人们，演讲者的声名定会迢递至有名望的人耳中，进而一路攀升。
然而，自克雷芒七世继任教皇与罗马1527年遭劫以来，腐儒因其要价低廉逐渐代替优秀的演讲者，讲演和拉丁语终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艺术形式坠如陨星。人文主义者放荡不羁的生活与高傲自大的脾性成为众矢之的，反宗教改革的势力为他们加上轻视宗教的罪名。同时，内部的纷争加剧学者集团的崩坏，人文主义者渐渐无视共同利益，文章中写满对其他敌手抱有成见的内容；古典文学中的怀疑论被极度夸张，真才实学湮没于矫揉造作的文字中，而绘画亦然，在一段杰出的时期之后，矫饰主义蔓延成风。
梵蒂冈·教皇政府与宗教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
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
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
利奥十世（1513-1521）
罗马教廷的存在意味着世俗权力在西方社会早早让位于精神权力，并且这种胜利似乎久盛不衰。然而在文艺复兴的最初阶段，由于教会的分裂，罗马曾一度表现出抵制教皇的激进主义，是时，罗马或法国教皇的微薄财力对于几近离析的国家而言于事无补。教会统一之后的十五世纪中后期，如何避免教会世俗化的新问题旋即接踵而至——矛盾的产生基于教皇自身。
买卖圣职、族阀主义、穷奢极欲、放荡堕落等事件不断在某些教皇的任职期间上演，在那个不为刀俎即是鱼肉的意大利社会，多数人只能选择默不作声。任何教皇都有两面性，但既然事态发展已经全然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便没有理由不遵从利益的驱使。因此，西克斯图斯四世统一罗马及其附属地区的土地、修建西斯廷教堂、进行艺术与文学赞助等活动带来的功绩，并不能弥补他从买卖圣职中获取大量钱款的史实——如此腐败风气足以为教皇制走向毁灭提供确凿论据。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出身于西班牙的博尔吉亚家族，这个家族却做到了布克哈特笔下“登峰造极的罗马式的腐化堕落”。毋庸置疑，亚历山大六世富有智慧、经验老道，作为一个不错的政治家、外交家又能从容地周旋于各国君主之间，他曾说服查理八世绕过罗马向那不勒斯进军，权力的概念在他的头脑中十分明晰。但是对权力的贪慕却让这位教皇声名狼藉。
亚历山大六世乃至他手段阴毒的私生子——瓦伦蒂诺公爵凯撒·博尔吉亚始终秉持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完全征服教皇国，如果存在可能，甚至是夺取意大利的最高统治权。他们早已将教廷的神圣性抛诸身后，因为亚历山大六世的教皇之位便是通过金钱交易得来，而他出卖圣职的罪名比之购买圣职过犹不及。
凯撒的毫无人性的暴政较其父更胜一筹，他用以孤立父亲、谋杀弟兄、施虐廷臣的方式足够惊人。亚历山大六世的长子乔凡尼·博尔吉亚在成为甘迪亚公爵后于1497年早逝，尸体被人打捞于台伯河，亚历山大六世悲痛欲绝却没有彻底追查凶手。因为乔凡尼正是死于凯撒手下，教皇本人也终日活在凯撒的恐怖中。幸而凯撒·博尔吉亚后来自毙于自己善用的毒药，才使意大利免遭走向分裂的劫难，教皇政权得以存留。亚历山大六世父子之所以急于消灭教士与僧侣，无非是为了终止为其发放薪俸，而在职位虚悬期间，全部薪俸归教皇所有。
尽管大势所趋，却依然不乏尤利乌斯二世这样受到普遍赞扬的教皇。他切断最高公职的公开买卖途径、将一切战利品或邻国的献礼捐赠与教会而不是他的家族、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也被他纳入教皇国的版图。尤里乌斯在任期间，艺术界的文艺复兴达到鼎盛时期，布拉曼特、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相继投入到梵蒂冈的美化工作与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工程，这位教皇的梦想是要恢复失于博尔吉亚家族之手的教皇的尊严。
“豪华者”洛伦佐·美第奇将女儿嫁给英诺森八世之子，希求他的儿子——时任枢机主教的乔凡尼·美第奇能够借此谋得升迁的机会。在尤利乌斯二世死后，沉浸在升平统治中的人们急需另一位宽容的教皇继任，于是乔凡尼·美第奇在1513年改称利奥十世。一夜之间，美第奇家族仿佛再度荣归故里。
教会是人们对于基督教的早期信仰来源，当它已经腐朽不堪时，大部分意大利人做出与德国信徒截然不同的选择：纵有极端蔑视的反感，也只是在精神上与之疏远。吉拉洛谟•萨伏那洛拉修士作为十五世纪末期意大利宗教改革的先行者曾煽动一场盛大的革命，并毫无悬念地以失败告终。他控诉教皇的荒淫无度、焚毁大量人文主义书籍，以至一度联合法王查理八世将美第奇家族逐出佛罗伦萨，渴望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倡导禁欲主义的神权共和国。
令人扼腕的是，萨伏那洛拉狭隘的思想背后屹立着一个伟大刚强的灵魂。他通过充满威严的措辞，赋予讲道师这一职务以崇高的地位与荣耀。因此，所有与他抱有同样思想的人都主动加入他的僧团，从事艰苦的区域性内部改革工作并带来卓著成效。他的另一面却如此渺小而可悲——萨伏那洛拉从未像鉴定他人那样批判自己的预感和幻像，他仿佛永远深陷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视科学与真理为毒物。这个狂热的修士最终死于市政厅广场燃起的熊熊烈火之中，他被行刑的原因之一，即是于1497与1498年狂欢节的最后一日，在市政厅广场鼓动信徒将大量意大利及拉丁文的著作投入火海。
历史如同走马灯，百年之后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写下名句，“他们在哪里焚书，也将在那里焚人”。知识的焚毁与冷却耗尽人类思想的最后一丝余温，紧随其后的纳粹焚书运动，终至演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天主教教派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前景不甚乐观，显然有所背离十三世纪成立之初反对异端的初衷。他们虽自称精神警察，却惯于偷盗、欺骗与私通。所有那个时代的意大利文学作品都充斥着对这两个托钵僧团体的嘲讽和谩骂，而由于人们尊重本笃会的悠久历史与修士们的自持，则很少流露厌恶之情。
敌视的舆论虽层出不穷，教士与僧侣们的存在还是因经年与市民生活交织在一起而变得稀松平常。无论是讽喻诗的作者，或享有盛名的画家，总有一部分是出自这个群体。
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与赞助人
科西莫·美第奇（1434-1464）
皮耶罗·美第奇（1464-1449）
洛伦佐·美第奇（1449-1492）
作为学者与艺术家的赞助人，控制地区政治、商业与手工业的显贵家族与世俗君主无疑是促进文艺复兴文化繁盛的重要助力。文艺复兴时期书写教育论文的并非神学家，而是人文主义者；新创办的寄宿学校培养的亦不是牧师，而是商人和贵族的子嗣，其目的便是教育学生健康、快乐地生活，成为一名合格的市民。
因而这场运动从某种角度而言被赋予特定的阶级属性。即使随着古城遗迹的发掘与古典学术的再生，甚至寻常市民也可随口吟哦但丁的诗句，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的群体依然隶属于社会上层。认为教育是最高的现世目的的人文主义者负责教授北意大利君主家庭的子女或是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继承人，鲜有的穷苦学生必定具有极佳的学科素养，而他们的作用之一则是教会贵族青年如何与平民子弟和平共处。对于贵族学习人文知识的重要性，曾有学者尼科洛·尼科利对一个厌学的著名商人的儿子说：”你是这样一个父亲的儿子，生得如此漂亮，却对拉丁语言毫无所知，实在是一种羞耻；如果你学会了它，它将为你增光添彩。如果你不学它，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然而阶级属性的鸿沟并非难以僭越，一旦这些学习过古典文化的统治者掌权，人文主义渗透到市民阶层指日可待。
在此形势下，身在宫廷的阿尔方索国王、斯福查大公以至费拉拉等地的小暴君无一不表现出对古典文化极大的热忱，他们尊贵的地位暗示这不过是构成自身教养的部分内容。然而，对于古代学术如此崇奉，并将它视为万事万物的基础，只有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人做到了空前绝后。自然而然地，从托斯卡纳首府最精力充沛的人身上了解时代精神成为了解读文艺复兴的必然切口。
佛罗伦萨在1400年前后存在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七大行会的人轮流执掌市政公社大权，在有势力的商业望族保护下处理城市公务，公民热衷于针砭时政、探讨社会与艺术问题，从而形成相对自由的民风。1434年科西莫·美第奇受佛罗伦萨长老会之邀重返故国，美第奇家族的早期统治由此拉开了帷幕。1439年2月，在科西莫的争取下，佛罗伦萨召开了一场宗教会议，东西方文人学士云集此地，一生致力于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东罗马学者普莱托会议期间对《对话录》的演讲使意大利人第一次了解到这部著作。美第奇家族统治佛罗伦萨六十余年（1434-1494），倘若这个家族的领导者尚未认清对文化的学习是世俗活动中最为高贵的一项，他们就不会让女性也加入到学习的过程之中，科西莫的继任者洛伦佐也无法早早洞悉柏拉图的一切奥秘，并以他本人为中心创立一个联合当世著名学者的学术集团。
商人们对艺术家、雕塑家与建筑师同样给予资助以使其效忠。羊毛呢绒商会卡玛利拉在十五世纪伊始便为圣约翰洗礼堂的青铜门征集图案，吉尔贝蒂的创意无疑紧跟人文主义新文化的步伐从比赛中胜出；佛罗伦萨育婴堂是由柯西莫·美第奇捐赠与城市的公共建筑，空间规划来自布鲁内莱斯基，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自此正式形成。这种交易是双向的，艺术家用天资无限的灵感为自己换来名利双收；赞助人使自己在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得到巩固和夯实，对于那些出现在绘画作品中的人而言，他们永驻在圣母对面或身侧的形象付与了家族无上的光荣。
波提切利的《春》诞生在洛伦佐的宫廷之中，如此鲜活生动的画作却标志着时代的终结，从那时起波提切利的作品便生机不复，徒留古怪的宗教情绪。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青春伴随美第奇家族的衰落一同付之东流，幸而它的制高点还未到，更加出众的人物还未释放自身价值。
威尼斯·商业通衢
公元413年3月25日中午时分，自帕多瓦而来的移民在亚德里亚海退潮之地安放了第一块石头，以使他们在野蛮的匈奴人蹂躏中间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所，也为文艺复兴重镇之一——威尼斯城的落成奠定雏形。历史学家萨伯利科在《祝威尼斯市诞生歌》中再现了当时那个感人的场景，他让主持立石仪式的僧侣高呼：“现在我们跪在一个粗陋的祭坛前边；但若我们所誓不虚，上帝啊，我们将为你建立起成百所黄金和大理石的神殿。”
虽然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座城市较之意大利其他城市并无傲人的历史遗存，那个时代的威尼斯却注定是一个由神秘力量孕育而生的产物——富足、稳定、市民与世无争。原因来自两个方面——林林总总的商业活动为最贫贱的人带来可观的收益；地中海东岸殖民地的吸引力使危险分子对政治问题兴味索然。当萨伯利科问起前来听课的青年贵族对意大利迭起的运动抱有怎样的期望或想法，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自己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威尼斯人的天真赤诚也体现于他们在绘画中对色彩的运用，贝伦森说：“威尼斯画派宛如人的青春期，唯有这一阶段的艺术家才能充满智性的好奇”，相比之下的佛罗伦萨艺术则拘束于古典形式与构成。威尼斯人对感性之美的热衷由来已久，环礁湖的潋滟水波与玻璃制品倾泻的流光赋予他们的日常生活以鲜亮色泽。除极少数落魄的王公贵胄借由泄露情报换取薪金，威尼斯的居民们不论在殖民地还是本土领地旅行、经商或生活，都有一种利益纽带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凝聚力直接促成威尼斯平稳的社会局面。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威尼斯避免卷入与意大利诸国永久的联盟。自九世纪以来，威尼斯城引亚得里亚海之水而控潟湖之波，由碧波环抱的岛群组成，处于不易被攻击的地位，也给共和国留出足够对外交问题作出周密而冷静的考虑的空间；依托昌盛不绝的贸易，它的文化亦集拜占庭的传统 、伊斯兰的神秘、佛兰德斯以及德国南方艺术的丰富多样于一身。因此，威尼斯人的性格基调被概括成傲然孤立、藐视一切的精神，它与对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嫉恨表现出的强烈反应一并糅杂，便加深了固有的内部团结。于公元前十八至十五世纪达到盛期的克里特文明，可以使用希腊语中的“海洋文明”一词总结，其存在形式与威尼斯公国不乏相似之处。海洋提供的天然屏障足以确保克里特岛免遭侵犯，因而岛上的城市不设防御功能，这种安定的状态持续到若干世纪后希腊其他地区的航海技术发展至一定水平，最终，迈锡尼人的劫掠摧毁了克里特岛本身。
威尼斯在统计科学方面有一套严谨的理论， 源于其对资产和负债、利润的常规估计以及对外交与内政全局系统的监督。到1400年左右，威尼斯商人的船队已由300条“大船”、3000条小于100吨级的船和45条大帆船组成，配备的船员总计约有28000人。然而，即便政治发展居于较高水平，威尼斯人却并没有延续意大利其他地方对古典文化的热情。直到十五世纪末，文艺复兴的浪潮才席卷至此。
米兰·世袭家族
米兰大公的统治作为一种绝对的君主专制表现了十五世纪以来真正的意大利性格。
维斯康提家族的最后一代，菲力波·玛利亚的生活充满一个利己主义者十分享受的趣味。他的足迹始终在豪华的城堡内盘桓，鲜少入城；对待侍者要求严格，检查或监视皆无可避免；甚至瓦解臣下之间的信任，使他们暗中相互挤兑——而以上因素使他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
弗朗切斯科·斯福查作为继任者深受子民爱戴，米兰人公开声称受制于这样的君主是他们的光荣。虽然被称作“幸运儿”，斯福查大公仍不免招致亲信的反叛以及家庭琐事的烦忧。据此，教皇庇护二世感叹道：享受完美无缺的命运的人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忧患少的人就是幸福的人。
他的子女中，加利佐·玛利亚虽美如天使，受过完美的教育，却无比崇尚虚荣。他以所付出的高额薪俸、身边环绕的知名人士、豢养的军队与猎鹰为傲，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罗马·文艺复兴的源头与归宿
十四世纪前的意大利人并没有对古典文化表现出巨大热情，而市民阶层的发展则为唤醒古代文明创造先机。如此一来，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之间便有了浑然自成的衔接。
教皇如利奥十世认为对古典文化的享受使得罗马生活具有神圣化的象征。无独有偶，意大利人民的感情也始终牵系于它承载的历史底蕴，民族优越感与日俱增， 于是这座拥有漫地遗迹的古城开始重现昔日壮丽图景。无论是意大利人擅长的拉丁语系，抑或国家原本存有的大量文献，皆有助于他们深究过去的伟大历程。这种趋势的产生加之北方政体与文明形式的影响，形成了注定要成为西方世界典范的近代意大利精神。
虽然利奥十世在财政上的腐败管理臭名远扬——为筹集修缮圣彼得大教堂的费用兜售大量赎罪券，从而引发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的写成及连续不断的宗教改革，但不可否认他对人文主义的影响。在此之前的教皇大多汲汲于寻求另外的基础巩固政权，自1520年以来，幸而利奥为宣扬人文主义的学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供给，意大利诸国才自上而下浸淫着文艺复兴的熏风。
盛极而衰在文艺复兴时期同样适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各国君主纷纷寻求独立，一再质问他们对罗马教廷的屈从，新教皇试图继续前任教皇扩张领地的政策却徒劳无功。1527年，西班牙查理五世的军队对罗马进行声势浩大的劫掠，人们在十五世纪中期形成的美好道德与坚定信念瞬间土崩瓦解，泯然尘灰。
米开朗基罗受教皇克雷芒七世之托为西斯廷礼拜堂绘制天顶画《最后的审判》，“这是七十年前就开始为教皇在梵蒂冈的私人礼拜堂作的装饰壁画中的最后一幅，而文艺复兴向完美境界长期挺进的运动，至此结束。 ”这个时期的人们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抒发内在感情，不同的阶级各得其乐。宫廷与罗马教会成为积极入世的赞助人，无论廷臣抑或市民无一不逃离中世纪的阴云，依托意志与自由生长和发展，即使化作尘泥也将孕育出新世纪宇宙生命的萌芽。
这个时期不仅给个性以最高度的发展，而且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并在一切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诚和最彻底的研究。
从拉丁语与讲演看人文主义的兴衰
拉丁语在那个时期是受过教育人们的共用语言，假使学者们弃拉丁语不顾而使用罗马尼阿的方言写作，必定不会有何学术造诣。为使自己获得广泛较高阶层的读者从而使著作在欧洲学术界产生影响，意大利学者们在运用拉丁文之外，还吸取如西塞罗之辈古代历史学家的精神，他们是为市民而写作的市民。意大利甚至为拉丁诗歌的孕育而生提供了一片沃土，不仅有教养的阶级对之有浓厚兴趣，诗人们的灵性也在古代文化的浸润之下得到复苏。人们热衷于为孩子取希腊或罗马式的拉丁名字；古代的诸神充当起诗歌与绘画中的抽象语汇，用以表述作者的悲喜之情。
人文主义者具备担任秘书官所需的知识与能力，因此他们在君主与教皇的生活中长期以来扮演者重要的角色，除教授其后代课业之外，为国家草拟公函和在公共场合担任讲演亦满足了学者们的谋职诉求。十六世纪早期，人们对开明文化的摄入渐增，“倾听”成为意大利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于是雄辩术凭此借力摆脱中世纪对教会的依赖，作为高尚生活的附属品装点种种社交场合，无论是对外公开的节日庆典、战地演说，还是较为私密的贵族婚礼、法庭辩论。听众对演讲者的社会地位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他们自身的人文主义才能，但若演说内容足以打动人们，演讲者的声名定会迢递至有名望的人耳中，进而一路攀升。
然而，自克雷芒七世继任教皇与罗马1527年遭劫以来，腐儒因其要价低廉逐渐代替优秀的演讲者，讲演和拉丁语终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艺术形式坠如陨星。人文主义者放荡不羁的生活与高傲自大的脾性成为众矢之的，反宗教改革的势力为他们加上轻视宗教的罪名。同时，内部的纷争加剧学者集团的崩坏，人文主义者渐渐无视共同利益，文章中写满对其他敌手抱有成见的内容；古典文学中的怀疑论被极度夸张，真才实学湮没于矫揉造作的文字中，而绘画亦然，在一段杰出的时期之后，矫饰主义蔓延成风。
梵蒂冈·教皇政府与宗教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
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
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
利奥十世（1513-1521）
罗马教廷的存在意味着世俗权力在西方社会早早让位于精神权力，并且这种胜利似乎久盛不衰。然而在文艺复兴的最初阶段，由于教会的分裂，罗马曾一度表现出抵制教皇的激进主义，是时，罗马或法国教皇的微薄财力对于几近离析的国家而言于事无补。教会统一之后的十五世纪中后期，如何避免教会世俗化的新问题旋即接踵而至——矛盾的产生基于教皇自身。
买卖圣职、族阀主义、穷奢极欲、放荡堕落等事件不断在某些教皇的任职期间上演，在那个不为刀俎即是鱼肉的意大利社会，多数人只能选择默不作声。任何教皇都有两面性，但既然事态发展已经全然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便没有理由不遵从利益的驱使。因此，西克斯图斯四世统一罗马及其附属地区的土地、修建西斯廷教堂、进行艺术与文学赞助等活动带来的功绩，并不能弥补他从买卖圣职中获取大量钱款的史实——如此腐败风气足以为教皇制走向毁灭提供确凿论据。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出身于西班牙的博尔吉亚家族，这个家族却做到了布克哈特笔下“登峰造极的罗马式的腐化堕落”。毋庸置疑，亚历山大六世富有智慧、经验老道，作为一个不错的政治家、外交家又能从容地周旋于各国君主之间，他曾说服查理八世绕过罗马向那不勒斯进军，权力的概念在他的头脑中十分明晰。但是对权力的贪慕却让这位教皇声名狼藉。
亚历山大六世乃至他手段阴毒的私生子——瓦伦蒂诺公爵凯撒·博尔吉亚始终秉持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完全征服教皇国，如果存在可能，甚至是夺取意大利的最高统治权。他们早已将教廷的神圣性抛诸身后，因为亚历山大六世的教皇之位便是通过金钱交易得来，而他出卖圣职的罪名比之购买圣职过犹不及。
凯撒的毫无人性的暴政较其父更胜一筹，他用以孤立父亲、谋杀弟兄、施虐廷臣的方式足够惊人。亚历山大六世的长子乔凡尼·博尔吉亚在成为甘迪亚公爵后于1497年早逝，尸体被人打捞于台伯河，亚历山大六世悲痛欲绝却没有彻底追查凶手。因为乔凡尼正是死于凯撒手下，教皇本人也终日活在凯撒的恐怖中。幸而凯撒·博尔吉亚后来自毙于自己善用的毒药，才使意大利免遭走向分裂的劫难，教皇政权得以存留。亚历山大六世父子之所以急于消灭教士与僧侣，无非是为了终止为其发放薪俸，而在职位虚悬期间，全部薪俸归教皇所有。
尽管大势所趋，却依然不乏尤利乌斯二世这样受到普遍赞扬的教皇。他切断最高公职的公开买卖途径、将一切战利品或邻国的献礼捐赠与教会而不是他的家族、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也被他纳入教皇国的版图。尤里乌斯在任期间，艺术界的文艺复兴达到鼎盛时期，布拉曼特、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相继投入到梵蒂冈的美化工作与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工程，这位教皇的梦想是要恢复失于博尔吉亚家族之手的教皇的尊严。
“豪华者”洛伦佐·美第奇将女儿嫁给英诺森八世之子，希求他的儿子——时任枢机主教的乔凡尼·美第奇能够借此谋得升迁的机会。在尤利乌斯二世死后，沉浸在升平统治中的人们急需另一位宽容的教皇继任，于是乔凡尼·美第奇在1513年改称利奥十世。一夜之间，美第奇家族仿佛再度荣归故里。
教会是人们对于基督教的早期信仰来源，当它已经腐朽不堪时，大部分意大利人做出与德国信徒截然不同的选择：纵有极端蔑视的反感，也只是在精神上与之疏远。吉拉洛谟•萨伏那洛拉修士作为十五世纪末期意大利宗教改革的先行者曾煽动一场盛大的革命，并毫无悬念地以失败告终。他控诉教皇的荒淫无度、焚毁大量人文主义书籍，以至一度联合法王查理八世将美第奇家族逐出佛罗伦萨，渴望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倡导禁欲主义的神权共和国。
令人扼腕的是，萨伏那洛拉狭隘的思想背后屹立着一个伟大刚强的灵魂。他通过充满威严的措辞，赋予讲道师这一职务以崇高的地位与荣耀。因此，所有与他抱有同样思想的人都主动加入他的僧团，从事艰苦的区域性内部改革工作并带来卓著成效。他的另一面却如此渺小而可悲——萨伏那洛拉从未像鉴定他人那样批判自己的预感和幻像，他仿佛永远深陷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视科学与真理为毒物。这个狂热的修士最终死于市政厅广场燃起的熊熊烈火之中，他被行刑的原因之一，即是于1497与1498年狂欢节的最后一日，在市政厅广场鼓动信徒将大量意大利及拉丁文的著作投入火海。
历史如同走马灯，百年之后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写下名句，“他们在哪里焚书，也将在那里焚人”。知识的焚毁与冷却耗尽人类思想的最后一丝余温，紧随其后的纳粹焚书运动，终至演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天主教教派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前景不甚乐观，显然有所背离十三世纪成立之初反对异端的初衷。他们虽自称精神警察，却惯于偷盗、欺骗与私通。所有那个时代的意大利文学作品都充斥着对这两个托钵僧团体的嘲讽和谩骂，而由于人们尊重本笃会的悠久历史与修士们的自持，则很少流露厌恶之情。
敌视的舆论虽层出不穷，教士与僧侣们的存在还是因经年与市民生活交织在一起而变得稀松平常。无论是讽喻诗的作者，或享有盛名的画家，总有一部分是出自这个群体。
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与赞助人
科西莫·美第奇（1434-1464）
皮耶罗·美第奇（1464-1449）
洛伦佐·美第奇（1449-1492）
作为学者与艺术家的赞助人，控制地区政治、商业与手工业的显贵家族与世俗君主无疑是促进文艺复兴文化繁盛的重要助力。文艺复兴时期书写教育论文的并非神学家，而是人文主义者；新创办的寄宿学校培养的亦不是牧师，而是商人和贵族的子嗣，其目的便是教育学生健康、快乐地生活，成为一名合格的市民。
因而这场运动从某种角度而言被赋予特定的阶级属性。即使随着古城遗迹的发掘与古典学术的再生，甚至寻常市民也可随口吟哦但丁的诗句，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的群体依然隶属于社会上层。认为教育是最高的现世目的的人文主义者负责教授北意大利君主家庭的子女或是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继承人，鲜有的穷苦学生必定具有极佳的学科素养，而他们的作用之一则是教会贵族青年如何与平民子弟和平共处。对于贵族学习人文知识的重要性，曾有学者尼科洛·尼科利对一个厌学的著名商人的儿子说：”你是这样一个父亲的儿子，生得如此漂亮，却对拉丁语言毫无所知，实在是一种羞耻；如果你学会了它，它将为你增光添彩。如果你不学它，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然而阶级属性的鸿沟并非难以僭越，一旦这些学习过古典文化的统治者掌权，人文主义渗透到市民阶层指日可待。
在此形势下，身在宫廷的阿尔方索国王、斯福查大公以至费拉拉等地的小暴君无一不表现出对古典文化极大的热忱，他们尊贵的地位暗示这不过是构成自身教养的部分内容。然而，对于古代学术如此崇奉，并将它视为万事万物的基础，只有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人做到了空前绝后。自然而然地，从托斯卡纳首府最精力充沛的人身上了解时代精神成为了解读文艺复兴的必然切口。
佛罗伦萨在1400年前后存在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七大行会的人轮流执掌市政公社大权，在有势力的商业望族保护下处理城市公务，公民热衷于针砭时政、探讨社会与艺术问题，从而形成相对自由的民风。1434年科西莫·美第奇受佛罗伦萨长老会之邀重返故国，美第奇家族的早期统治由此拉开了帷幕。1439年2月，在科西莫的争取下，佛罗伦萨召开了一场宗教会议，东西方文人学士云集此地，一生致力于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东罗马学者普莱托会议期间对《对话录》的演讲使意大利人第一次了解到这部著作。美第奇家族统治佛罗伦萨六十余年（1434-1494），倘若这个家族的领导者尚未认清对文化的学习是世俗活动中最为高贵的一项，他们就不会让女性也加入到学习的过程之中，科西莫的继任者洛伦佐也无法早早洞悉柏拉图的一切奥秘，并以他本人为中心创立一个联合当世著名学者的学术集团。
商人们对艺术家、雕塑家与建筑师同样给予资助以使其效忠。羊毛呢绒商会卡玛利拉在十五世纪伊始便为圣约翰洗礼堂的青铜门征集图案，吉尔贝蒂的创意无疑紧跟人文主义新文化的步伐从比赛中胜出；佛罗伦萨育婴堂是由柯西莫·美第奇捐赠与城市的公共建筑，空间规划来自布鲁内莱斯基，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自此正式形成。这种交易是双向的，艺术家用天资无限的灵感为自己换来名利双收；赞助人使自己在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得到巩固和夯实，对于那些出现在绘画作品中的人而言，他们永驻在圣母对面或身侧的形象付与了家族无上的光荣。
波提切利的《春》诞生在洛伦佐的宫廷之中，如此鲜活生动的画作却标志着时代的终结，从那时起波提切利的作品便生机不复，徒留古怪的宗教情绪。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青春伴随美第奇家族的衰落一同付之东流，幸而它的制高点还未到，更加出众的人物还未释放自身价值。
威尼斯·商业通衢
公元413年3月25日中午时分，自帕多瓦而来的移民在亚德里亚海退潮之地安放了第一块石头，以使他们在野蛮的匈奴人蹂躏中间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所，也为文艺复兴重镇之一——威尼斯城的落成奠定雏形。历史学家萨伯利科在《祝威尼斯市诞生歌》中再现了当时那个感人的场景，他让主持立石仪式的僧侣高呼：“现在我们跪在一个粗陋的祭坛前边；但若我们所誓不虚，上帝啊，我们将为你建立起成百所黄金和大理石的神殿。”
虽然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座城市较之意大利其他城市并无傲人的历史遗存，那个时代的威尼斯却注定是一个由神秘力量孕育而生的产物——富足、稳定、市民与世无争。原因来自两个方面——林林总总的商业活动为最贫贱的人带来可观的收益；地中海东岸殖民地的吸引力使危险分子对政治问题兴味索然。当萨伯利科问起前来听课的青年贵族对意大利迭起的运动抱有怎样的期望或想法，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自己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威尼斯人的天真赤诚也体现于他们在绘画中对色彩的运用，贝伦森说：“威尼斯画派宛如人的青春期，唯有这一阶段的艺术家才能充满智性的好奇”，相比之下的佛罗伦萨艺术则拘束于古典形式与构成。威尼斯人对感性之美的热衷由来已久，环礁湖的潋滟水波与玻璃制品倾泻的流光赋予他们的日常生活以鲜亮色泽。除极少数落魄的王公贵胄借由泄露情报换取薪金，威尼斯的居民们不论在殖民地还是本土领地旅行、经商或生活，都有一种利益纽带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凝聚力直接促成威尼斯平稳的社会局面。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威尼斯避免卷入与意大利诸国永久的联盟。自九世纪以来，威尼斯城引亚得里亚海之水而控潟湖之波，由碧波环抱的岛群组成，处于不易被攻击的地位，也给共和国留出足够对外交问题作出周密而冷静的考虑的空间；依托昌盛不绝的贸易，它的文化亦集拜占庭的传统 、伊斯兰的神秘、佛兰德斯以及德国南方艺术的丰富多样于一身。因此，威尼斯人的性格基调被概括成傲然孤立、藐视一切的精神，它与对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嫉恨表现出的强烈反应一并糅杂，便加深了固有的内部团结。于公元前十八至十五世纪达到盛期的克里特文明，可以使用希腊语中的“海洋文明”一词总结，其存在形式与威尼斯公国不乏相似之处。海洋提供的天然屏障足以确保克里特岛免遭侵犯，因而岛上的城市不设防御功能，这种安定的状态持续到若干世纪后希腊其他地区的航海技术发展至一定水平，最终，迈锡尼人的劫掠摧毁了克里特岛本身。
威尼斯在统计科学方面有一套严谨的理论， 源于其对资产和负债、利润的常规估计以及对外交与内政全局系统的监督。到1400年左右，威尼斯商人的船队已由300条“大船”、3000条小于100吨级的船和45条大帆船组成，配备的船员总计约有28000人。然而，即便政治发展居于较高水平，威尼斯人却并没有延续意大利其他地方对古典文化的热情。直到十五世纪末，文艺复兴的浪潮才席卷至此。
米兰·世袭家族
米兰大公的统治作为一种绝对的君主专制表现了十五世纪以来真正的意大利性格。
维斯康提家族的最后一代，菲力波·玛利亚的生活充满一个利己主义者十分享受的趣味。他的足迹始终在豪华的城堡内盘桓，鲜少入城；对待侍者要求严格，检查或监视皆无可避免；甚至瓦解臣下之间的信任，使他们暗中相互挤兑——而以上因素使他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
弗朗切斯科·斯福查作为继任者深受子民爱戴，米兰人公开声称受制于这样的君主是他们的光荣。虽然被称作“幸运儿”，斯福查大公仍不免招致亲信的反叛以及家庭琐事的烦忧。据此，教皇庇护二世感叹道：享受完美无缺的命运的人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忧患少的人就是幸福的人。
他的子女中，加利佐·玛利亚虽美如天使，受过完美的教育，却无比崇尚虚荣。他以所付出的高额薪俸、身边环绕的知名人士、豢养的军队与猎鹰为傲，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罗马·文艺复兴的源头与归宿
十四世纪前的意大利人并没有对古典文化表现出巨大热情，而市民阶层的发展则为唤醒古代文明创造先机。如此一来，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之间便有了浑然自成的衔接。
教皇如利奥十世认为对古典文化的享受使得罗马生活具有神圣化的象征。无独有偶，意大利人民的感情也始终牵系于它承载的历史底蕴，民族优越感与日俱增， 于是这座拥有漫地遗迹的古城开始重现昔日壮丽图景。无论是意大利人擅长的拉丁语系，抑或国家原本存有的大量文献，皆有助于他们深究过去的伟大历程。这种趋势的产生加之北方政体与文明形式的影响，形成了注定要成为西方世界典范的近代意大利精神。
虽然利奥十世在财政上的腐败管理臭名远扬——为筹集修缮圣彼得大教堂的费用兜售大量赎罪券，从而引发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的写成及连续不断的宗教改革，但不可否认他对人文主义的影响。在此之前的教皇大多汲汲于寻求另外的基础巩固政权，自1520年以来，幸而利奥为宣扬人文主义的学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供给，意大利诸国才自上而下浸淫着文艺复兴的熏风。
盛极而衰在文艺复兴时期同样适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各国君主纷纷寻求独立，一再质问他们对罗马教廷的屈从，新教皇试图继续前任教皇扩张领地的政策却徒劳无功。1527年，西班牙查理五世的军队对罗马进行声势浩大的劫掠，人们在十五世纪中期形成的美好道德与坚定信念瞬间土崩瓦解，泯然尘灰。
米开朗基罗受教皇克雷芒七世之托为西斯廷礼拜堂绘制天顶画《最后的审判》，“这是七十年前就开始为教皇在梵蒂冈的私人礼拜堂作的装饰壁画中的最后一幅，而文艺复兴向完美境界长期挺进的运动，至此结束。 ”这个时期的人们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抒发内在感情，不同的阶级各得其乐。宫廷与罗马教会成为积极入世的赞助人，无论廷臣抑或市民无一不逃离中世纪的阴云，依托意志与自由生长和发展，即使化作尘泥也将孕育出新世纪宇宙生命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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