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编者的读者，或作为读者的编者 ——关于《汪曾祺集》的编选

 
                
                
《汪曾祺集》小说部分封面
                
                
 《汪曾祺集》封面设计第二稿
                
                
                
                
                
                
                
                
                
                
                
                
作为编者是后来的事。
2005年，这一套《汪曾祺集》还仅存于我一个人的脑子里，我完全是从一个“汪曾祺资深读者”（请允许这里稍稍吹点牛逼）的角度，设想有这么一套文集：一、要包含汪先生绝大部分作品；二、编校精审，最好是没有一个差错；三、装帧印刷用纸要对得起汪先生的文章。
在此之前，我买了数十种汪曾祺的书，尤其用心搜罗他生前出版那些版本。对照着北师大出版社《汪曾祺全集》第八卷附录的著作目录，连一个字都看不懂的《熊猫丛书》里的法文版、英文版都买了。反反复复翻阅这些集子，一个突出的感受是，装帧漂亮的真没有几本，编校质量更是参差不齐。
读《汪曾祺文集》中的散文《老董》，无意中留心一段话：“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万，十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数，有一个字算一个字，平均每年约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积银二万，十两，算一个‘字’”，这一句翻来覆去也看不明白。汪五十年代写的散文《国子监》里提及一个“‘老’朋友”，应当就是老董，这几句话恰巧是他从自己的《国子监》一文引述的。一查《国子监》，“二万，十两”原来是“二百八十两”。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二百八十两一个字，全年收入五百个字，两者相乘确是十四万。我多事，把收录《老董》的几个集子都翻出来核对了一遍。这一句话在《草花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里作“积银二万八十两，算一个‘字’”，在《去年属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和《汪曾祺全集》（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里都是“积银二万，十两，算一个‘字’”。遗憾得很，此处差错无一幸免。
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中，有意思的错误也挺多的。譬如谈错字的短文《有意思的错字》，“手民误植”竟然错成“平民误植”，很是吊诡；《聊斋新义·同梦》的附记中有句“说是‘新义’，实不新，我只是把结尾改了一下”，“新义”印成了“新主义”。（害得有博士论文引这一内容也跟着写“新主义”） 喜欢汪先生作品的读者，当然对这些错误大大不满。我的一位朋友还认真地写了“考论”。四五年前，在一个场合见到主持出版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的邓九平先生，才知道《全集》出版的不容易，为了赶时间，编校粗疏了些，但它的辑佚、系统整理保存汪著之功不可埋没。
再回到2005年。那时候，单位的工作按部就班，中午总有两个多小时的空闲。我连美剧也没学会看，每天中午只上网发呆也很无趣。有一天来了兴致，把手头的汪集都找出来，想为每本书的目录做一个电子稿。做完之后意犹未尽，进一步打算把《晚饭花集》全书也整理出来存在电脑里。后来就《菰蒲深处》、《矮纸集》一本接一本地做起了“电子书”。《邂逅集》初版于1949年，贵而罕见。我找来它的目录，从《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录入了《复仇》、《老鲁》等四篇，未收入《短篇小说选》的四篇则从《汪曾祺全集》中扫描整理。后来从慷慨的网友小粉桥兄手里借到《邂逅集》初版本，才发现《复仇》等几篇与《短篇小说选》里的文本区别甚大。用三个多月时间把这四篇又做了核对，总算得到一个《邂逅集》初版本文本。
1997年汪先生去世以后，每年其实都有新选本出版，但我还是特别喜欢《晚饭花集》、《蒲桥集》等，一是因为作者亲自编选，几乎每本书都有自序，二是书名本身也有特别的味道。《晚饭花集》的自序中：“集名《晚饭花集》，是因为集中有一组以《晚饭花》为题目的小说。……我的小说和晚饭花无相似处，但其无足珍贵则同。”这篇序言道出了作者的文学观，和全书浑然一体，与每篇作品痛痒相关。《菰蒲深处》书名来自秦观的诗，《矮纸集》的“矮纸”则出于陆游诗句，《晚翠文谈》的“晚翠”也和晚翠园有关，那是当年作者“拍曲子”的地方。也可以说，这些书名折射了汪曾祺的美学追求，永久弃置是很可惜的。
止庵先生编订、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自编文集》，岳麓书社出的《沈从文别集》，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书。有一天，忽发奇想，是不是也可以编一套既有系统性，每一册又相对完整独立的汪曾祺文集？把这个想法对旧日同事、装帧设计师张胜兄讲了，他鼓动我就此写一个出版方案，说有机会的话可以找出版社去谈。比葫芦画瓢地涂抹了一个“草案”发给他，是在2006年2月。
2008年，有幸认识一位在南方某文艺出版社做编辑的朋友，把我写的汪集“方案”发给她，问有没有可能照这样出。她立刻拿去找领导，结果是，他们社已经找人编了几册汪的小说、散文集，很快就要出来了。
再后来，为我供职的杂志约请一位前辈出版人写文章，交流中提到我想做的这套书。他说可以把这个设想拿到社里的选题会上讨论一下。发过去以后，我不好意思催问，结果就没有结果了。
2009年，张胜兄引介本地一家出版社单出《邂逅集》。出了好几次校样，甚至都要准备付印了。我写信给黄裳先生，想请他作序——恐怕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没多久收到黄先生回复：“您设法重印《邂逅集》，极有必要，可为曾祺很好的纪念，几经考虑，应说的话，在《也说……》一文中都说过了。……为免误刊期，只好直言相告。”不过，拖到2011年，这一本也终于没有印出来。
河南文艺出版社愿意接受全部的《汪曾祺集》，仍是张胜兄努力的结果。从2012年至今，也已三年多了。这三年，是我比较慢。把选目倒来倒去，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甚至反复推倒重来，时间都耗进去了，几乎是在做一个慢吞吞的手工活。
香港作家舒非的一篇文章里写，到北京拜访汪先生，汪太太施松卿对她说，老头儿的书，编来编去就那些东西，一二三四五是一本，五四三二一又是一本。汪曾祺创作“第三次起步”之后，“一鸣惊人”，但作品的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林斤澜鼓动他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时，甚至不够编一本书的，所以把1940年代的作品选入四篇，再加上1960年代写的《羊舍的夜晚》等三篇。随着他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应邀编选的文集都是一部分已入他集的文章，加上一些新作。所以，要按照“自选文集”的模式编一套书，避免篇目重复，几本书又能构成一个系统，涵盖他的大部分作品，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
《邂逅集》原封不动地出，选目倒是不麻烦。当然这本书的校订比较费力气。（关于这几本书的校订，另文再谈）《晚饭花集》出版于1985年，包含了1981年下半年至1983年下半年的小说创作。这一本也尽可能地维持原貌。《晚饭花集》的序中说：“这一集，从形式上看，如果说有什么特点，是有一些以三个小短篇为一组的小说。数了数，竟有六组。”为了贴合序言，这六组作品是绝对不能动的。《菰蒲深处》编入的全是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矮纸集》则是按照小说的地域背景选了五辑。这几本书重合的篇目怎么调整，到底入哪一本更合适，经历了数不清的试验。当然，最终每本书的序或题记，还是难以完全和新选目照应。我在书后附录了每个集子的初版本目录，算是一个交代。
接下来越俎代庖地讲一下这套书的装帧设计，也是向张胜兄表示敬意。张胜十多年前已有装帧作品连续入选“中国最美的书”，但他作为一个“老设计师”，从不喧宾夺主，一举一动皆自书的内容出发。
汪曾祺的《自报家门》开首写道：“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译我的小说。她从波士顿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已经定好了飞机票。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把机票退了，好跟我见一面。她谈了对我的小说的印象，谈得很聪明。有一点是别的评论家没有提过，我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她说我很多小说里都有水，《大淖记事》上是这样。《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我想了想，真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江苏北部一个不大的城市——高邮。在运河的旁边。”在《汪曾祺集》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我就把这段话大致向张胜转述过，并且设想，如果装帧能让人感觉到水汽，有润感，应当很贴近汪的作品。张胜兄的设计数易其稿，考虑过宋画、老照片，并做出了不少设计稿。后来说要为每一册书提炼一个代表性的物象作为主要元素，我刚“深以为然”没几天，他又变了，问能不能从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找素材。汪曾祺和《植物名实图考》的渊源，他对这部书的推崇，熟读汪曾祺作品的读者应该很了解。从中选图，可谓更进一步地“贴”着书来做了。当然，汪的很多文章和草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考虑从《植物名实图考》选图的原因。
“晚饭花集”、“菰蒲深处”从字面上就能选出合适的植物，不须细讲。可展开一说的是《矮纸集》和《邂逅集》。“矮纸”二字源于陆游的诗句“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下句算是和“茶”有联系；再者，《矮纸集》收入晚期作品较多，洗尽铅华，“茶滋味”颇浓郁。所以，这本书封面图选了“茶”。“邂逅”却不易和植物直接扯上关系。《邂逅集》中收录的是汪曾祺1940年代最成熟的一批作品，自他考入西南联大，到离开云南赴上海的两年，都和沈从文先生有莫大关系。而汪怀念沈从文的文章里，往往提到虎耳草，如《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写道：“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在汪的小说《寂寞和温暖》中，主角沈沅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沈沅很感激的赵所长书桌上也有一盆虎耳草：“一个深深的紫红砂盆，里面养着一块拳头大的上水石，盖着毛茸茸的一层厚厚的绿苔，长出一棵一点点大，只有七八个叶子的虎耳草。紫红的盆，碧绿的苔，墨蓝色的虎耳草的圆叶，淡白的叶纹。”《邂逅集》封面用虎耳草，虽然隐晦，也是曲曲折折地和书的内容呼应。
上溯至1980年代，汪先生出一本书并不容易。他的《晚翠文谈》交出版社后，挚友林斤澜代为“说项”，给编辑写信道：“汪老的文章你们是推崇的，年近七十，今后的集子恐不多的。……请你们多所考虑，最好照发，要挑也只能挑出来不关紧要的个别篇章。‘大部分可用’不妥。”汪曾祺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给夫人写家书也提到了这件事：“反正在国外就是这样，交情是交情，钱是钱。像林斤澜那样和浙江洽商《晚翠文谈》，门也没有。”漓江出版社拟出《汪曾祺自选集》，订数不很理想，汪给责编写信，颇感不安：“自选集征订数惨到什么程度？我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晚翠文谈》，只印了2700册，出版社为此赔本，我心里很不安。漓江恐怕赔不了这个钱，早知如此，真不该出这本书。”
迄今我买齐了汪曾祺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包括难得的《邂逅集》和台版《五味集》、《寂寞和温暖》，港版《蒲桥集》，《汪曾祺自选集》的一、二、三、四、五、六次印刷本（因为它几乎每一次印刷都要换封面）。而今能为汪先生编几本书，是作为一个读者的荣幸。
也不得不承认，编这套《汪曾祺集》，十年来我一直怀有私心，差不多把它当成了送给自己的礼物，将诸多要求加在它身上，百般挑剔，希望没有任何瑕疵，不留一点遗憾。在即将交出答卷的时候重新审视，又沮丧地发现十全十美几乎是不可能的。换一个角度，站在编者的立场，则希望它能得到更多同好的喜欢。若有不足，盼读者诸君不吝赐教，以期将来再版时陆续修正。
                                                                                              2015年12月7-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