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路100号，台北1948年

我本想为此写一部小说。然而这些事件地点和人物于我依然太宏大太迫近太细切，一来在精力和经历，二来在时间上，我产生恐惧自己无法完成的焦虑。在此做一些尽量贴近事实的记录，不作过多展开，以纪念一段家国史，也写给自己，作为备忘录。

某个大年夜的时候，父亲和奶奶在喝黄酒。他突然对我说，如果你奶奶再年轻个十岁，或许我会帮她去做一件事。我很不喜欢家人的一点就是这种故意设套的谈话模式。尽管奶奶已经基本全聋，可就这么当着亲娘的面说一桩相对私密的事情，毕竟是不算很尊重人的。

后来，我从一条通过走访档案馆、当事人获得的，相对能够考证的清晰时间线上推算得知，父亲种种话中的假设，无非是他不愿意面对自己老朽的母亲有比在婚姻中更深刻的爱情。但或许是倾诉的需要，或许是出于告知的良知，借着一年到头难得的团聚、饭菜和酒，他淡淡地说出了很无关痛痒的一部分。

1940年代，奶奶生活在常州青果巷。青果巷当时看起来很寻常，现在倒是成了一排名人控保建筑。她是七兄妹的长姊。我不知道祖上在青果巷的宅子大不大，但大概也算不上什么大户人家。奶奶和沈士良相识和相恋的过程已经无从考证。因为沈家人和奶奶同辈的只剩下了沈士良幺弟，而与沈士良侄子的接触总也是雾里看花。只知道奶奶昵称他是“大公鸡”（我也以此推算过出生年份，去查找过各类资料库）。

1947年，上海民富（又称民孚）公司派沈士良去台北。1948年，奶奶去台北，在博爱路100号（或306号），一栋三层楼，下面是办公处，上面是宿舍的老房子里，他们订了婚。同年8、9月，因为“朋友被抓”，沈士良要求奶奶离台。他们之间也出现不和。奶奶离开台北回到常州。

1949年4月，奶奶失业，考虑到要照顾一家老小的奶奶，沈士良从台北寄出30元银元的领条，希望她去上海的民孚公司领取，以作周济之用。奶奶未去取。这成为他们最后的联系。同时，世间也再无人获得沈士良一丝一毫的音讯。5月20日，台湾全境戒严直至1987年7月15日（1991年才等到法理上的正式废除），也就是如今为我们所知的为期四十二年的白色恐怖时期。

1981年-1983年，沈家兄弟（沈士良的三弟）通过香港红十字会转台湾红十字会查找沈士良下落，无果。

80年代后期，三姨婆陪后来在苏州工作和生活的奶奶去常州沈家，沈家知晓了他俩在1948年的最后联络，没有提供任何有用信息。

90年代，奶奶后来一直都在苏州工作，在银行当财会。她退休后在一家台企觅到一份秘书的职位，并辗转地与在苏州一所大学工作的沈家侄子获得联系。在单位的小房间里，她对他说“我一直自觉是沈家人…我来这里是想找到他的下落…”

台北不是一座我极其陌生的城市。但是在那一次去台北前，一种巨大的历史迷雾开始把我笼罩。长期睡眠障碍的我梦到从未去到的博爱路三层楼小破房子，看不清脸的沈士良被一群穿制服的人拖拽，他却大呼着“革命万岁”，脑门上挨的那颗冰冷的枪子从我的头颅里旋转、穿透。从一场场喘不过气的梦魇里惊醒，应对现实中，在各种台湾资料库、上海档案馆中一筹莫展、漫无目的的查找。

我问每一个当事人和少数几个知晓此事的人，“沈士良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呢？”，得到的答案都是干脆利落的二元论。但基本上，认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被派遣去台北，最终快速且无端死去的设定占上风。毕竟一个活生生的人到底要如何才能做到如此杳无音讯的失踪呢？

最后在病床上的奶奶因为多次中风而无法言语、吞咽，反反复复只用纸笔向唯一愿意为她念念不忘的沈君查询的我提及几件事情：民孚公司在仁记路（现滇池路119号4楼56-57室），老板姓唐（上海档案馆资料显示为唐汉圣，它的上属是华润集团的前身，而华润在抗战中扮演的恰恰就是给抗日根据地提供物资的角色），台湾的地址在博爱路100号（也有资料显示为306号）…以及无数遍的“他很帅”。

我和我奶奶关系不好（当然，总体说来，我和我家人关系不好），但我喜欢我爷爷，并觉得他是我见过长相最端正的民国男人，少数带给我家庭温暖的人。可是终于，至此，我领悟到家庭悲剧的来源。一切早在1949年已变成一场无可逆转的定局：一个失了心，却要扛起家庭重责的大家族长姊，没魂地在苏州落魄地孤独度日，对家庭责任的冷漠和疏离，自负和自卑的矛盾体，被传统价值观羁绊和对自由的向往……种种，代代相传。

当然，我会相信并理解自己知道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真相。我再一次开大音箱，放起在人生低谷期渗透进入我每一个细胞的肖斯塔科维奇。那种难以以理性描述的恐惧任凭上万遍的循环播放、每个音符、和声、织体的解构分析都洗刷不掉。这对于任何一种、一位理论学者都是巨大的挫败。或许正因为我的人生里有过那样鲜明的历史断层，所以历史以另一种面目攫住我轻而易举。

（其实我的本性是多么排斥自己作为受害者存在，多么排斥自己做这般精神分析的可能）

没有哪个音乐学者会把《见证》当真，同样的，类似的叙述，没有人会当真。

在那样的音乐中我默默躺在家中床上，看着天花板，又对自己纳闷起来。毕竟沈家都没有人再追究沈士良的下落，我的家里人更没有。

在一次梦魇后我崩溃了，打电话给L。

“真对不起，过了这么久，我才意识到你小时候有一阵子也活在白色恐怖时期。”

“…他们那时来台北…是很明确地想收复台湾的啊…”

-“对啊，但那时和现在，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认识是因为文字和当代音乐的关系。在相识八年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各自已有配偶。

稀罕的是，作为一个在北美大农村念书的高龄博士，他的故土是在一个有政治民主，然而只有蓝绿，却没有左右翼博弈的岛屿上，一个左翼经济学者——台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

一次，在去淡水的捷运上：

“你们这群温良恭俭让的台湾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哦？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不知道这个出处吗？”

呃…天哪，我想我一定是遇到了假的台湾人。

我对台北不生，因为在他在单位上班的几年，我透过他的相机和文字，坐着他的机车和脚踏车，走遍了他走过的台北，看他吃每一顿忙乱中精心混搭的便当，一遍遍听他在公园里读书读报给我听，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台北的声音。

然而我猜他大概是并不喜欢台北的。几乎很显然。有些事多问一两句，回答便是笑眯眯的“我不是台北人。”

我们一起去了博爱路100号，三层楼的破房子，现在底楼也是店面，楼上没人。再顺着往下走，走不到306号就已经走到靠植物园的博爱路尽头。我们当然知道，左边不远处的凯达格兰大道通往总统府，右边有国史馆、他去考过试的东吴大学城中校区，现在，这里是一堆充满荣耀的国家机构的所在地，观光胜地。第一次带丈夫D来台北的当晚他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地去看总统府，我的心情几乎怆然。那夜，走在台风过境的中正纪念堂大广场上，左右两边是台湾最高级别的艺术殿堂，我是多么多么的厌恨这种建筑、空间投射出来的政治隐喻。我怀疑来这里的路客有几个搞得清日占、日据、日治，又有几个如我过去一样，对那令人窒息的四十二年后知后觉。

马场町纪念公园靠河，所以是个烧烤的好去处。L也说，来这里的人没几个知道这儿过去是干嘛的。我在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坡前站着看了看，说，大概以前也就能看到那些山吧？有山有水，眼睛看到的是这些，应该也不算憾事。可是沈士良一定不是在这里死的。

我带了一瓶正宗红星二锅头，在住处附近买了两把鲜花，混合着白玫瑰、勿忘我和向日葵，一把放在马场町，一把放在六张犁乱葬岗。在烈日下，我们喝酒、撒酒、默哀，烧掉一封我写向天国的信，然后坐在树荫下，打开YouTube小心地轻轻唱起国际歌，看以往在此处举办的纪念活动的视频。不远的阿公们穿着背心，在听着电台乘凉。

相比过去，上六张犁乱葬岗的路已经好走很多。坐捷运到六张犁，招呼计程车上山能停在半山腰上，一路上也有很方正的穆斯林的墓地，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从山上往下望台北市区风景独好。走一段路就到“台北市示范公墓”，再往上爬，甚至还有一个台北市政府造的小公园，公园里甚至还有纪念碑。只是乱葬岗依然是乱葬岗，就是在废地上竖着几块春笋似的小石碑。在毒辣的太阳下茫然地爬上爬下，已快虚脱，才看到下面有座小小的简陋的庙，D在下面挥手，说有看墓人的办公室，可以查资料。当然还是一无所获。阿伯说也有特为从大陆来的人是找到的，很热情地问我们找的人是谁，是哪一位的亲人，是不是直系亲属，如果是直系亲属，可以做一些记录，也可以去另外的地方查一查，对面庙里的人也叫我们进去坐坐。我只说不累。两人一前一后走着，一路无言。他默默从身后搭住我的肩膀。下山已是阴雨天。

关于台北的最后行程，去了作为最后的希望的，位于新北市的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看完当年的景美看守所，见了L帮忙联络的研究员。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的存档，那就基本是没有了——除了没有音讯，当年是否有存在财产被搜查没收的情况呢？我想开口说他们当年订婚的镯子、项链，都在博爱路100号三楼的保险柜里，不知去向，但我更想质问的是：人都没有了，问这些、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

“那…实在不行的话，我个人推荐你去找立委吧，写信给立委，他们是一定要给回音的。”

天…我这么一个中国小老百姓，怎么会认识什么台湾立委。

又去了二二八国家纪念馆，看那一代消逝的精英的脸庞，为躲避抓捕，活在墙里最后死掉的人有一个最后归属的模型，这时只觉得他们很幸运。看展结束一处可以扎类似许愿带的地方，竟有很多繁体写着“愿时间忘却一切悲痛”，只叫人怒不可遏——“为了忘却的纪念”，这里，纪念是为了忘却。

可笑的是最后一夜下榻圆山饭店，一个国民党昔日光辉的缩影。我在那个露天的标准泳池里来来回回，看着亘古不变的星空，不时划过几架闪烁的航班，那半山上的建筑多么想模仿出故宫的巍峨，可惜一点都不像。旱鸭子D在池边看我游得愉快，我却没和他说，自己一直没向深水区游去，在夜里的水下向前望去，那里漆黑一团，看起来又冷又躁动，如同所有那些和这次行程相仿的梦魇。我知道自己是绝不会在这么个地方有溺毙的危险的，但我是那么担心这个满怀着心事还没来得及表达的自己，一段故事最后的叙述者就此沉没下去。他对宽敞的走廊、因为升级而景观一级棒的房间非常满意。总算有一个人能安睡和开心，也算是不错的旅行。那晚我只是在宽敞的书桌上写信，然后独自望着台北的夜空，想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有个人失联了失踪了到底要去哪里找。

每一次的相遇才不是什么久别重逢，每次相遇都要面对对未来生离死别的长决绝的恐慌。任谁都不能主宰自己国和家的未来。

马上就是二二八的七十周年纪念日。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不带“民进党”地骂一通台独，百字），台湾当局（想来将要）谴责…（省略百字）

唉……

抵达伦敦的第一天是清早，在南肯辛顿站下车放好行李穿上运动装，和在晨雾中赶去上班的行人微笑致意，就路过帝国理工学院、皇家音乐学院、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自然史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哈罗德百货，大英帝国的余晖在心中激荡起伏未平，一不小心就以为自己还在倒时差的梦里，气喘吁吁地穿马路走进海德公园，一个空马槽上写着纪念二战炮火中在此殉职的马。（L一定对我这么写下去讨厌极了，但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会把历史披戴在每条街头巷口，它们直视你逼视你，直到那些历史变成故事，故事变成历史，变成你的日常，变成你的行为举止、道德规范。

我们没有这样的城市。

我去了回行天宫。当然，其实我什么都不信，只是我知道有些事情只能听天由命。我怕被L鄙视，是趁他去单位办事时进去求了个签。去解签时戴着眼镜的道长问我要问什么呢，我说我来这里找一个人，他一步步地追问，到底是谁，和你什么关系，我突然一下子承受不住，对着这个陌生人抽泣了起来。我终于抽抽嗒嗒地说，我从大陆来，我的奶奶快要死了，她要找的未婚夫找不到，48年到现在了，你们所有的办事处、办公室互相推诿，我去了所有能找的地方，查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库，我该怎么办，我能再去哪里，到底还能做什么，说些什么，我该怎么回去交代…我连他的亲人都不是，他没有亲人，没有亲人了…他一个人在这里…他抽出面纸，安慰了我一番，只说签上说要有耐心。我觉得很丢脸，夺路而逃，打车去L单位楼下的便利店，才自己仔细读了读签：

兩家門戶各相當 不是姻緣莫較量 直待春風好訊息 卻調琴瑟向蘭房

愿他们在天国的相聚完满。

台湾浩劫 （失效网址）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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