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乡村纪实 ：当田园遇上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

一 保罗（Paul Manson）拄着拐杖，从起居室出发，向五米外的厨房走去。对这个体积庞大，却只有半条胫骨还勉强管用的老人来说，这段路程漫长得有如一个世纪。我总觉得他会砰然倒下，但每次都是幻觉，就像一头牝鹿突然撞上了挡风玻璃——当你一边急刹车，一边惊魂未定地撑开眼睛，却发现前方没有鹿，只有一团浓郁的，英格兰深秋的雾。 　　2015 年 10 月，一心想逃离城市的我和我的诗人先生，离开剑桥，在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的一个小村庄哈德邯村（Haddenham）买了一套骨架尚存的小瓦房。村子不大，人口不到 3500 ，从南到北一个小时即可走完；人影也不多见，车轮碾过沥青马路的声音，只有上下班时才能听到；感觉远离尘世，实际上离伊利（Ely），英国著名的中世纪小镇却只有 7 英里。对于我们这种急于逃避却又无法像梭罗（Henry Thoreau）那样彻底的折衷派来说，这个古老僻静，外表看起来像仍装在过期罐头里的小村庄，简直就是天堂。我们把后院分成三块，一块用来种番茄和南瓜，一块种向日葵和野花，另一块种黄瓜，青椒和小尖椒。一边除草，一边望着爬山虎渐变成带有涅槃意味的火山石色，这种置身世外的幻觉让人陶醉，以至于在搬进去最初的日子里，我在给友人的信里，还引用过 R.S.托马斯（R.S. Thomas）的诗句：“很少发生什么，一条黒狗，在阳光里咬跳蚤就算是历史大事”。 　　然而这点小确切始终掩盖不住这个时代动荡的浮基。2016 年 6 月以后，英国便陷入退留两大阵营，构怨连兵，短刀相向，极右翼势力也趁机崛起，试图掀起一场“移民与狗不得入内”的回潮；与此同时，英镑大跌，物价也一点点地膨涨起来。缩水的钱袋，未知的工作前景和危在旦夕的国民医保，让我们本来就悬在半空中的心更飘渺无依。留欧派们认为这一切都是退欧的错，并将公投定性为“被全球化淘汰的中老年白人 loser 们掀起的一场仇外／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闹剧”——这个定性，在热捧退欧派的特朗普执政后就更不容质疑了。控诉退欧派的狭隘，愚蠢和反智，成了留欧派的道德使命。遇到保罗之前，我也从未有过异议。 二

87 岁的保罗是哈德邯村的退休农民，独自住在一栋残败的平房里。他大部分时间坐在一张杂物成堆的餐桌前读报，偶尔拄着拐杖，穿过挂满旧照片的走廊，颤颤巍巍地走进另一个房间。有时候他也在村里的超市“ SPAR ”里露面，庞大的身躯陷在窄小的电动残疾车里，车头挂着一袋面包。有两个集会他是不会错过的，即村民自发组织的“历史小组”和“自然保护小组”的每月两会，他是资深会员，也许是最年长的会员，虽然其他会员们看上去也和他一样白头豁齿，蹒蹒跚跚。像所有的会员一样，他对哈德邯村的历史和生态有着时间无法抹杀的激情，他还是英国自然科学丛书之《金莺（The Golden Oriole）》的作者之一。 为了融入乡村生活，初来乍到的我，让自己尽可能频繁地出现在这些小组集会上。会员们对我这个东方面孔的外来者十分友善，保罗则是最友善的。对我那些关于生态的白痴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一口 BBC《野生世界》的口音，缓慢而精准，有一次还花了近十分钟向我描绘一只蜻蜓，仿佛它是他的一段初恋。有时候，他也向我讲述他的过去。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者。一战时父亲因为拒绝参战而被抓进监狱，坐了两年牢。被放出来后，没有工厂愿意接收他，他只好自己开了一家小作坊，制作医用毛刷。那是个手艺活，有的毛刷只有一根毛。他也为飞机涂料制作毛刷。他的毛刷卖得不错，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一家已经从工人阶级上升到低中产阶级。我在伦敦东北部的哈克尼（Hackney）长大，童年中印象最深的是 Doodlebugs。你肯定不知道它是什么，它不是虫，而是一种带翅膀的炸弹，里面装着整整一吨炸药，出现时像一颗着火的彗星，远远地只能听到一点嗡嗡声，飞近时却震耳欲聋，简直像直接开入你的耳道。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飞行轨迹，却永远也估算不准它会在哪引爆。我吓得只好闭上眼睛，留给耳朵去面对，这是最恐怖的。从 1940 年到 1941 年，哈克尼被德军轰炸了 700 多次……” 　　老派的英国人，在涉及创伤问题时，语调总是平实寡淡的，保罗也一样，几乎不带一丝情绪的泥水，跌宕的记忆变成一张烫斗熨平的旧报纸。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闻到它辛猩的油墨味。并非所有的人都死于轰炸，伦敦东区最惨烈的一次伤亡是 1943 年的 Bethnal Green 地铁踩踏事件。成百上千具肉体，以电动绞肉机的速度，试图在同一秒钟挤进作为防空洞的地铁，173 人被踩死了。更有悲剧意味的是，那只是一次防空洞避难演习。 　　为了安全，年少的保罗被父亲送到了英国乡下。

英国诗人 William Cowper 说：“城市是人创造的，乡村却是神创造的。”——但凡到过英国乡村，见过它那优雅而迷幻的四季霓裳的人，想必对此深信不疑。保罗也一样，在乡下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再也不想回伦敦了。 　　“战争结束后，我却决定永远留在乡下。我辍学了，那是语法学校，培养律师，医生和银行家的地方。父亲当然是失望的，但听我说未来要在农业和畜牧业上有一番建树，他改变了态度，还把我送到英格兰北方的一个农场当学徒……” 　　学徒生涯是艰苦的，保罗被师傅扔进一只木棚里，天不亮就起床，干上一整天活，晚上端只盘子，独自缩在棚子里吃饭，寒冬也一样。1951 年，保罗学有所成，他的父亲于是掏出 500 英镑，买下了哈德邯村的 5 英亩耕地和一栋维多利亚小农庄，作为奖赏送给了他。农庄要翻修才能住人，耕地也相当袖珍，但对于 21 岁的保罗来说，它们就是他全部的新大陆。 三 　　在乡村定居和务农为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我选择了前者，保罗选择了后者。要和大自然博奕，直接从土地的裂口里抢食，后者的人生显然更惊心动魄。 　　哈德邯村是东安格利亚的一块高地，所谓高地，也只是比它附近的低洼地带，比如伊利镇，高出 36.8 米而已。在尚未搬入哈德邯村之前，我对东安格利亚的地貌和历史一无所知，住下来才知道，这个高度对于总体低于海平面的东安格利亚来说，相当金贵。 　　“洪水来时，谁也难以幸免，我们村却因为高出这么几米，水淹不过房顶，所以让人觉得逃生有望。”村里的老人们告诉我。 　　“洪水”是我在哈德邯村听到的第一个活着的传奇。 　　原来东安格利亚是英格兰一块古老的沼泽地，位于沃什湾海岸，覆盖林肯郡，剑桥郡，诺福克郡和部分萨福克郡，总占地面积近 3900 平方公里。因为低于海平面，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接受洪水的无常洗礼。洪水袭来，它便被厚厚的水被压住，像盖着一层昏黄色的，密不透风的咒语；洪水消退，芦苇丛，黒泥沼，几座零星的古撒克逊人建的修道院，便像孤魂野鬼一样，一点一点地从地平线上冒出来。 　　东安格利亚沼泽地的治水史，始于罗马帝国占领的时代（Roman Britain，公元 43 到 410 年）。罗马人修建了几座挡洪堤，成效却并不显著；16 世纪，伊丽莎白一世为了发展农业，增大了挖渠建堤的力度，但也没有带来多少改变。东安格利亚历史学家 Edward Storey 在其著作《沼泽地的精神（Spirit of the Fens）》里曾这样形容当时的悲惨画面：“一场洪水过后，时光便倒退 300 年。” 　　17 世纪，英国从荷兰请来治水专家，挖了千万条排水沟渠，想方设法把涝水引入大海，并将挖出的泥炭土收集起来，用以填充耕地。就这样挖填了几个世纪，献上了无数沾满淤泥的身躯，东安格利亚才终于变成了桑田。它那多汁肥腻，手感像绸缎般润滑细腻的黒色耕土，使它成为英格兰最富饶的农业重地之一。小麦，土豆，甜菜，草莓，蓝莓，苹果等各种作物的种子只要撒进去，就像撒入了魔毯一样。 　　然而无论怎样和洪水搏斗，被沥干的，永远也只是洪水的尸体，洪水的灵魂则是杀不死的。距今最近，破坏力最强的一次洪灾发生在 1947 年三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裹挟着囤积了一整个冬天的冰雪，汇聚成凶恶的洪流，一路咆啸向前，连“高地”哈德邯村也在劫难逃。Sid Burgess 曾是村里一家奶牛农场的挤奶工，当年他 18 岁，听到消息后，便和父亲一起狂奔到村西的挡洪堤旁，和其他村民一起，昼夜不停地往沙袋里灌沙，试图用沙袋堵住洪水。两天之后，所有的努力在洪水的蟒蛇之口中化成泡影。全村人只好卷起铺盖，抱着孩子和家禽，驱赶着猪马牛羊，举家迁逃。直到今天，村里的老人们只要提到洪水，就会再次被 1947 年的记忆淹没。洪灾的照片仍贴在村图书馆的白墙上，附带村史学家 Charles Bester 的注解：“干草堆和堆放农具的棚屋在浑浊的水面上孤伶伶地漂浮着，洪水冲击硬物激起的每一股巨浪和漩涡里，充斥着土豆，甜菜和牲畜的尸体。”当年的地方报纸写道：“ 60000 英亩沃土被洪水覆盖，其中不少耕地被永久性地摧毁……成千上万的灾民们流离失所，不得不靠红十字会和各种慈善组织度过难关。只伊利镇一家小旅馆‘孔雀旅馆（Peacock Inn）’，向抗洪人士和无家可归者提供的三文治就多达每天 3000 多只。” 　　“洪水上尉总是赢”是东安格利亚沼泽地流传最广的俚语。

土地来之不易，农民们自然惜土如金，耕作时也分外卖力。 　　这是东安格利亚Wisbech沼泽地博物馆记载的一段当地农民日记，来自牧羊人之子 John Thompson，他没上过几年学，笔迹笨拙，在父亲的督促下痛苦不堪地写完了四页纸：“……我父亲每周挣 12 先令，从早上 4 点忙到晚上 8 点。他为农场主看养 4 头牛，1000 只羊和一支马队。每天他分得两加仑牛奶，有时候也分得一只羊头。他经常会带一只被淹得半死的羊回来，我们叫它“涝羊肉”，我们用大麦面包蘸羊肉汁吃。7 岁我就开始下地干活，每天和 20 个人左右给 10-15 英亩除草。1863 年，我 8 岁，第一次见到日食，以为太阳下山了。12 岁时，我已经能干一个大人的活。大人们常常和我打一个便士的赌，看我犁的地够不够直，我总是赢。我母亲也在地里劳作，此外她还得做饭。她得烤15个面包才够我们一家大小吃一天。周日最流行的午餐是野兔派。1869 年，我 14 岁，作为一家大农场雇佣工，我能挣 6 英镑一年。16 岁时涨到 9 英镑一年，每天我还分得半品脱啤酒……” 　　在农业还没有迈向工业化的时代，但凡有一点家底的东安格利亚农民，会先租种庄园主的耕地，除去生活开销，收入的一部分用来交租交税，另一部分则攒下来，待攒够之后，再从庄园主那里买些耕地，将身份从佃农变为农场主。工业革命中后期，一些隶属“贵族保有制（Tenure）”的英国庄园纷纷没落，其耕地以每英亩几十英镑不等的价格，落入中小农场主手中。完全没有家底的农民，比如像 John Thompson 那样的，单纯靠出卖体力，也能活下来。哈德邯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鱼米之乡，20 世纪中叶之前，村里 95％ 的人口务农为生。哈德邯村村委会编撰的《地方志》上，记载着老农夫 David Fairchild 给青年农民的励志宣言：“农民是土地的保管人（Custodians）。我们耕种，如果运气好，就要努力把耕地传给下一代，像血脉一样传下去。当你的体内流着农民的血，你就会尽一切可能不让土地荒芜。”

对东安格利亚人来说，农业不但是生计，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生活方式。历史小组的老人们告诉我，比起前者，后者显然更让人难以割舍。据说在各种失传的节日中，始于公元 5 世纪自然宗教（Pagan）时代的“丰收节”是最热闹的：秋分前后，当地农民便会将自家产的作物和果蔬，摆设成色彩浓烈的对称样式，在教堂里或集市上展示和出售，伴随着两天两夜的中世纪歌舞，管风琴和铜管乐演奏。 John Thompson 死于 1924 年，除了辛勤耕作以外，他也是原初循道宗教会（Primitive Methodists）的忠实信徒，像它的教堂一样，它崇尚朴实，低调，没有英国教廷的繁文缛节，对无暇定期作礼拜，同时又对大自然充满忧患意识的农民们，非常具有吸引力。

在哈德邯村，也有一家循道宗教会的教堂。它是一栋建于 1768 年的红砖建筑，低矮，宽厚，远没有大教堂的斑斓和辉煌，不同明度的土烧红砖，在垒砌时稍稍转换角度，便构成简单重复，却相当耐看的几何纹样。Jim Mullin 是该教堂的神父，你很难看出他是神父，因为大多数时候，他几乎不戴那种石膏般坚硬的白色假领，我每次在路上见到他，他都穿得像一个卡车司机，尽管他拥有博士学位。村民们也从不叫他“ Father Mullin ”，而是叫他“吉米（Jim）”。 　　根据哈德邯村《地方志》的记载，吉米的教堂曾组建过好几代合唱团。清一色的本地村民，农闲时分排练，节假日献唱，收入所得捐给慈善机构。1988 年的初夏，村合唱团还自导自演了根据法国古老传说改编的中世纪歌剧《小杂耍人（The Little Juggler）》，Elizabeth Stead，当时的歌手曾甜蜜地回忆道：“童声合唱站在最前排，乐队伴奏在后方，我们站在最中间……那可是真正的好时光。” 　　耕种，放牧，祈祷，歌唱……这些与土地密切相关的集体行为，加上抗洪必须的凝聚力，曾经构成过一个自成一体，以地方为主体，人与人互动频繁的东安格利亚农耕社会。当地历史学家 Edward Storey 视它为“一个珍稀的部族社会”。在《部落之末（Last of the Tribe）》一文中， Edward Storey 写道：“不管是那些老实巴交，只会埋头苦干的农民，还是那些通过能源和技术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农业专家，他们之间拥有着一种‘共同的特质（denominator）’，它比伤感的怀旧之情，比对老时光的眷恋都要显著。它不仅仅只是对一个地方的忠心，比如对‘家园’的忠心。它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在东安格利亚，这种认同是部族式的，是一个部族社会得以长久生存的要素。”

我从未见过有人比老一辈的东安格利亚人更坚守传统。虽然“洪水上尉总是赢”，但你却看不到洪水的痕迹（上一次大水是 1978 年），尤其在古建筑群汇集之地，各个年代的教堂，房屋，风车和公共建筑，像一樽樽保存完好的淑女蜡像般，静静地倚立在 21 世纪的时空里。都铎时代的教堂，诺克福传统（Norfolk Thatched）的茅草屋顶，18 世纪巴洛克风格的浮雕窗缘，19 世纪乔治摄政（Georgian）风格的带扇形窗的门廊，维多利亚时代的手绘瓷砖和门牌，新古典主义的铁艺花台……几乎没有一快敷衍的砖，没有一道潦草的新漆，没有一座光秃颓废的庭院，一切都修葺完美，葆留着千百年前那具“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模样。

哈德邯村还曾经拥有过一座农耕博物馆。1969 年，村民 Lorna Delanoy 四岁的小儿子 Craig，爱上了在耕地里发现的各种“出土文物”：陶土烟杆，古猪牙齿，以及各种身份不名的化石……他把这些宝贝放在纸箱里，并向父母和村民们宣布，只要付很少的门票钱，就可以进来参观他的“纸箱博物馆”。Craig 的博物馆开设了 23 年，纸箱扩展成木屋，接着又占据了整个后花园和门前所有的空地，收获了 8 万名访客和 13000 英镑，这笔钱被全部捐给了儿童慈善机构。1992 年，当博物馆长到 1 英亩大，几乎要把整座房屋撑破的时候，Craig 才不得不依依不舍地把它送给了剑桥郡农业馆。 　　很难想象，当东安格利亚人站在被洪水斩断的残垣断壁前，要怀着一颗怎样坚韧的心，才能一次次地俯拾起家园的碎片，并将它们一丝不苟地重新拼接起来。 　　我这个身上背负着不到五两传统的异乡人，独自走在哈德邯村的林间小道上，像一只失去网衣的蜘蛛，时常带着羡慕的心情，品味着数月以来在东安格利亚所观察到的一切。无论是壁炉样式，还是烹调方式，或是以乡村和野生动物为题材的水彩画或陶瓷饰品，甚至日常行为，语言，宗教，仪式等等……无论外表如何千差万别，它们的底色却是相似的。那是一种地道的，田园（Idyllic）生活的底色，古老，绵密，醇厚，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从 Thomas Hardy 到 John Berger，蕴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甚至对“英国性”的构成，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四 　　当我渐渐爱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才知道它一半以上的原住民，包括我的忘年交保罗，全都是坚定的退欧派。用公投后公布的数据概括：“ 90% 年纪在 65 岁以上的退休人士，都投了退欧一票。” 90% 和 65，对我们来说，这两个数据是相当残忍的。也许哈德邯村历史和自然小组的所有成员——那些友善的老人，甚至包括我的公公婆婆在内，全都无视我们的未来，投了退欧一票。“中老年白人 loser ”，除了“ loser ”一词值得商榷之外，留欧派果然描述得差不离儿。然而我们就应该把这些人通通“标签化”，并从现实里彻底删除吗？“一刀切”之后又能怎样？常识告诉我，当你面对的人变得真实而具体，像菱镜一样富含多面性，任何一种标签都是粗暴的。 　　保罗终于走到了灶台边上，用颤抖的，爬满了老年斑的双手，为自己泡了一杯红茶。向上洇开的蒸汽，令他那因年迈而失控的泪阜，看起来湿漉漉的，就像刚刚哭过一样。 　　我站在他身旁，一边静静地吸着一瓶苹果汁，一边在他的目光无法触及的地带，敲下一个既同情又不解的问号。 　　“你说你想和我聊天，你想聊什么呢？”他问，语气里掺夹着不相上下的好奇。 　　“和我说说你的 5 英亩地吧！后来它怎样了？你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吗？”我没有开门见山地质问，你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怎么会选择退欧？从小生活在一个极其善于窝里斗的中国社会，我对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憎厌不已。 　　“呵呵，这得说上好几天……” 　　把自己吃力地塞进一张同样上了年纪的扶手椅之后，保罗双目低垂，陷入了漫长的回忆。 　　“我这辈子几乎哪也没去，待在这个小村庄里，守着 21 岁时父亲赠给我的 5 英亩地。 　　“ 5 英亩耕地，固然很小。但在英国农村，流传过这么一句话，五英亩养活一家人没有问题。二战前后（1940-1954），英国被蹂躏得囊空如洗，小麦，白糖，肉类什么的全得用粮票才能买到，很多人家就在自家后院种地养鸡，一个不足 1 英亩的后院都能救活一家四五口人的命。我的 5 英亩，相比起来，已经算是很大了。当然我得用它来创业，于是我就想到了养猪。1950 年代，政府对农业是相当支持的，颁布了强大的农业补贴政策（The 1947 Agriculture Act），买农药有补贴，买耕犁机器有补贴，猪牛羊等畜牧业也有各种补贴。1950 年到 1960 年，家禽的出品价格是政府规定的，完全不受市场的影响。辛苦养大的猪被砍到跌破价这种事，我那时可是丝毫不用担心。 　　“来到哈德邯村的第二年，我就在村俱乐部里交上了女朋友，就是农闲时大家都凑去喝酒跳舞的那种俱乐部，当然现在没有了。她是土生土长的哈德邯村人，我们第二年就结了婚。因为和本村女孩结婚，村里人渐渐地便把我当作自己人，针对我的那些闲话也慢慢消失了——毕竟我是伦敦来的。1950 年代，村里几乎没有外来人口，所以来了一个外地人，大家难免会在背后议论。我那时处于创业阶段，钱都花在猪身上了，所以我们没有钱拍婚纱照，但我们的感情一直是很好的。她有一双冰凉的手，凉手心揉出的面皮，做出来的苹果派才好吃。她为我和我们的两个女儿做了很多年的苹果派，她是过完我们的金婚纪念日之后才走的。 　“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也谈不上拮据。1950 年代中期，在政府农业扶助政策的鼓励下，几百家小型屠宰场在全国各地冒了出来，猪圈到屠宰场的距离，最多不超过 15 英里；肉店也到处都是，单我们村就有两家肉店。我的猪赶上了好时光，落地就满地乱跑，吃得也很好，都是货真价实，不含激素的饲料，头头精瘦健壮。有一年，我的猪还拿下了 Wiseacre Wayward 英国皇家农业竞赛的‘配种冠军’，俄罗斯都派过代表团访问过我的养猪场。

俄罗斯代表团参观保罗的养猪场（右一为保罗）

“ 1960 年代，政府逐渐取消了对猪肉出品价格的硬性规定。猪要经过几道经销商的手，才能到达屠宰场，经销商为了从中赚钱，把出品价格压得很低。我觉得那样对我们不公平，就办了一个类似‘联合供销社’那样的协会，请专业人士给猪肉作等级鉴定，以半年或一年的固定价格，向屠宰场直接销售。第一次集会在我家的厨房里，一下子就来了十几个人，他们都是东安格利亚地区小养猪场的农场主。1963 年，我们壮大到 21 人，互相出主意，解决各种技术和销售上的难题，并正式命名为“安格利亚优质肉类协会（AQM），我们协会最兴旺的时期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 　　保罗递给我一叠厚厚的资料，封面上印着一枚金色勋章，恍如一个乡村养猪专业户的“奥斯卡奖”，让人无法回避它的沉甸。 　　“厄运是从 1990 年代开始的”，讲到这里，保罗突然停了下来，目光移向窗台，视线在阳光里汇成一把长剑，仿佛前方站着一个正在卸下隐身术的闯入者。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继续说道。 　　“ 1990 年代，超级市场开始主导整个英国的农业。” 　　超级市场是一条食肉的尼罗鲈鱼，只要把它放进河里，所有的原生鱼都会死光——这并非只是保罗，或者我的个人见解。 　　拿英国五大超市之首 Tesco 为例，1920 年代，Tesco 还只是伦敦 Burnt 0ak 街上的一家小杂货店。1950 年代，它以购买和兼并的方式吃掉了它附近的所有对手，包括 70 家 Williams 士多店，200 家 Harrow 士多店和 97 家 Charles Philips 士多店。随着资本不断壮大，自 1960 年代起，它便以蘑菇云的速度向天空生长。1968 年，它在英国的苏塞克斯郡开设了第一个“巨型超市”，1990 年代，这只患有肥大症和强迫症的巨兽便全线占领了英国所有的大小镇。1990 年代底，它扩张到包括东欧和东南亚在内的 13 个国家。在美国，它叫“Fresh & Easy（鲜易）”；在中国，它叫“乐购”。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实体店从 2008 年的 3751 家飙升到 2016 年的 6902 家。

根据村史记载，1990 年代以前，哈德邯村曾拥有 14 家店铺，包括两家肉铺，卖着保罗和他那“安格利亚优质肉类协会”出品的优质肉类和家禽，一家保罗的裁缝老丈人开的制衣店，一家水果店，一家面包店，一间小士多店，一家热带鱼店，一户旅行用品店，一家干洗店，一家古董店，一家理发店，一个加油站，一家照相馆等。今天，除了理发店和一家惨淡经营的肉铺，其余的店铺全都消失了。几张珍藏在村图书馆的零星照片，记录着店主和顾客们谈笑风生，白糖用秤砣过称后，在黄油纸里晶晶发亮的样子。 五 　　“超级市场要海量供给，要稳定的供应链，最关键的是，要最最便宜的出品价格，所以根本没有人打得过它。”保罗说道。 　　超市给出的出品价格到底有多便宜？英国作家，《卫报》记者 Joanna Blythman 在《买买买：英国超市的惊悚力量（Shopped：The Shocking Power of British Supermarkets）》一书中写道：“ 1 英镑一串的香蕉，超市能净赚 40 分钱，却只肯付给蕉农 1 分钱。” 2015 年，超市里的猪排，平均最便宜也要每公斤 5 英镑左右，而生猪的出品价格仅为每公斤 1.3 英镑（www.parliament.uk）。 　　“很多中小型农场主，一心想节约成本，不舍得给猪圈垫草，为了防止没有干草垫护的小猪们在水泥板上互相撕咬，小猪一出生，就立刻剪掉它们的尾巴，以免造成感染；还有的农场主为了节省饲料，到中国餐馆买潲水，煮都不煮就拿来喂猪，尽管猪吃了这些潲水会中毒，人吃了这样的猪肉，也会生病……”保罗告诉我：“这些招数，我可是想都没想过。” 　　尽管如此，在那些大量雇佣廉价劳工，大量剂使用催肥饲料，完全改用试管受精的大型（Mega）生猪工厂面前，这点省钱的小心眼，还是不堪一击。 　　保罗的竞争对手，不再是邻村的养猪场，而是那些向英国超市源源不断供应廉价肉类的欧洲和南美洲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东安格利亚的小农场主们，大多身处同样的苦海。萨福克郡（Suffolk）的奶牛农场主 Tony Gillies，受近年来每公升仅 25 分钱的超低出品价冲击，负债累累，不得不关闭了祖上经营了四代的草原牧场。他那些以花儿命名的奶牛，康乃馨，冬青花……被送到拍卖场贱卖。BBC1 台把失落的 Tony Gillies 请到牛奶出品价格更低廉的美国，参观芝加哥某家大型奶牛工厂，站在罗马广场式的环形工厂底端，仰望着被阶梯形钢铁牛栏圈养在半空中，插着 24 小时挤奶器的奶牛，Tony Gillies 眼圈发红，震惊加难过，双唇颤抖，完全说不出话来。 感谢袭卷全球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1990 年代初，保罗结束了“五英亩养活一家人”的古老传说，年过六旬的他不得不靠各种短期合同工（contractor work）熬到退休。1996 年至 2004 年，英国失去了约 80，000 份与传统农业相关的工作。

六 　　“魔鬼在细节里（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英语谚语，因为它改变了我在一个极速发展的社会中养成的那种“观光客式”的观察方式。为更进一步地了解超级市场及其背后的全球化垄断意识形态如何将农民逐出土地，我起了个大早，去拜访哈德邯村的 Hill Row 果园，它在一片山坡顶上，是村里的最高地。果园的主人叫史蒂芬（Stephen），像所有准时，守信的东安格利亚人一样，早早就站在果园的入口等候，2017 年初春的寒风，刮着他泥塑般粗旷的浓眉大眼。 　　“你是我在哈德邯村见过的农民里最年轻的。”我如实相告，在拜访史蒂芬之前，我走访了附近几个农场，农场主全都是清一色年过六旬的老人。根据 Corporate Watch 的报告，目前英国农民的平均年龄是 59 岁。而史蒂芬看上去像是只有 50 岁。 　　“对不起，我是全职的货车司机。”他尴尬地说：“果园养不活自己和家人，周一到周五我都在开车，只有周末才有时间打理果园。” 　　“你的果园有多大？” 　　“ 80 英亩。” 　　“是祖上传下来的么？” 　　“是啊！太爷爷买了 200 多英亩，父亲继承了 120 英亩，欧盟政府要求不能全拿来种地，所以父亲用 40 英亩来种草，80 英亩种水果。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父亲过世后留给我的果园。” 　　一棵棵果树排成长条形队列，齐整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果园。哈德邯村还有另一座健在的果园，在一只废弃的风车底下，果园的主人 Robert Normans，像守陵人似的地守着它。我经常在村里的主街上买他的苹果。芳甜的苹果，用塑料袋装起来，每袋 10 到 12 只，1 英镑一袋，堆在一辆生锈的手推车里，标好价格的木牌搁在手推车旁，地上摆着一只小小的铁盒子，用来放钱。没有人，铁盒子里也没有多少硬币。第一次见到有人用这种方式卖苹果，我还觉得相当淳朴浪漫。入冬以后，手推车里仍堆着很多卖剩的苹果，塑料袋上结满了白霜，就不免令人为 Robert Normans 的冬天担心起来。 　　“这是桃子，这些是苹果，这棵李子树大概有 200 多岁了，你看它的树杆，满是粗结和皱纹……”史蒂芬指着他的果树，向我一一介绍。 　　“你的果子都卖到哪里？” 　　“这些年，我也正在为这个问题发愁呢！父亲在世时，我们的水果曾卖给当地的农贸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再卖到水果摊上。” 　　“你不可以卖给超市么？” 　　“我们的品种太旧了，都是 20，30 年前的。而且数量也不够。要种出超市喜欢的水果，就得更新最新颖的品种，洒更多的农药，给水果的形状定型，果园面积至少得扩大几十倍，还得建个有温度和湿度控制的巨型仓库，用来存放——因为超市要来自世界各地，且一年四季都不腐烂的水果。到了超市那里，虫咬过一丁点的，长得不够圆的，都得被退回来。总的来说，一大笔钱。” 　　“欧盟没有补贴么？”我望着每棵果树下厚厚一层腐烂的水果，心疼不已。 　　“每年每英亩 20 英镑。” 　　“英国政府呢？” 　　“一分补贴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要投退欧一票？” 　　“补贴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 史蒂芬也许是对的，尽管据“ Full Fact（实况网）”提供的数据，欧盟补贴对英国农民来说必不可少，比如 2015 年，英国农民在生产农产品上获得的净收入平均只有 2100 英镑，拿到的欧盟补贴竟高达 28300 英镑。听上去似乎还算充裕，但因为欧盟补贴是按土地面积支付的，对于只有 120 英亩地的史蒂芬来说，也不过 2400 英镑，如果他的果园无法盈利的话，这笔钱估计也就仅够除草，施肥和支付抗洪费。 　　英国作家 George Monbiot，《大集团掌控下的英国（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一书的作者披露道：“农业补贴是一场公然将钞票送给富人的交易。当我们的政府说，我们要帮助农民，其实是在说‘我们要帮助那 1%’，因为我们的土地大部分归极端富裕的人所有，他们很多是外国的族长，政治寡头和大矿主，他们也许支付零税收，却可以拿到数百万欧盟农业补贴。”此话并非凭空捏造，打个比方，产权归英国前劳动秘书部长 Iain Duncan Smith 的几位近亲所有的“旺斯伯恩家园农场（Swanbourne Home Farm）”，过去十年间累计拿到的欧盟补贴高达 1，517，535 欧元，尽管 Iain Duncan Smith 在“缩减公共福利开支”上向来狂热不已。 　　英国环境学家 George Monbiot 在牛津农业会议上（发表于《农民周刊（Farmers Weekly）》，2017.1.13）说：“农业补贴是不公平贸易的产物，如果农民们获得合理的出品价格，就不需要纳税人，包括最穷的穷人，为农业的困境买单。” 　　“你认为怎样才能解决问题？”我望着一脸无奈的史蒂芬问道。 　　“欧盟太庞大，太遥远……我想回到过去，回到一个以地方为中心，地区掌握自治权的时代。” 　　我无言以对。我看到的，和他看到的，是多么不同的两个世界，那些世界自由主义（cosmopolitan liberalism），行动自由（free movement），多元文化（tolerant multiculturalism），来自民间的跨国交流与合作，思想碰撞，力量联合……一切都如此美好，可悲的是，我们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面对着同样的，像铅壁一样灰暗而有毒的现实。 　　“你父亲在世时，是全职的果农么？” 　　“他没兼过职，一辈子都在这山坡上忙碌。我就是这果园养大的。” 　　“没想过将果园卖掉？” 　　“从未想过。” 　　“为什么？” 　　“它就在我家后院的山坡上，什么时候想看月亮，我就走上来。只有在这里，我才能看到最美的月亮。” 七

保罗发来 Email，告诉我别为无人采摘的水果发愁，在最寒冷的冬天里，这些在泥土中发酵腐烂的水果，能引来 2000 到 3000 只北欧田鸫和黑鹂。我这颗从小死记“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的脑袋，才逐渐放松下来。食物浪费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最不敬之一。 史蒂芬估算，哈德邯村的农业人口已经从半个世纪前的 95% 减少到 1.5%，我到詹妮（Jenny Manning）那里去求证。年近六旬的詹妮每周在哈德邯村教区居民委员会上三天班，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姑娘。她和她的姐姐希拉（Sheila）还一起经营着一个 20 多英亩的小农场，为十几匹马和毛驴提供膳食，草地和茅棚。虽然驴马们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马的主人们却不舍得将它们放弃，偶尔骑一骑，大部分时候寄养在姐妹俩的农场里。一匹马一个月的伙食费是 60 英镑，姐妹俩赚的钱相当于“花生米”，所以只好把几间破旧的牛栏改建成仓库，租给人存放大型土建器材。 　　从马草场到詹妮的家，要经过一条泥泞小径。小径边上有棵樱桃树，詹妮和希拉的父亲，据说是哈德邯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农夫，此刻就埋在树底下。简洁的墓碑旁放着一张长椅，献给每一个疲倦的路人。我拂掉长椅上的落叶，轻轻地坐了上去。马儿跨过早春的薄冰朝我跑来，马蹄富有节奏地敲击着土地的心脏，时光如白驹过隙，土地那忧伤的回响却旷日持久。

詹妮从我手里接过一份哈德邯村过去 50 年间的农场名单，一边轻轻地念着那些名字，一边把它们一个个划掉。 　　“粗算了一下，我们的村的农业人口估计只剩下 2％ 左右没错。” 　　“农民们都去了哪里？” 　　“退休了，或者去世了。像我父亲一样，他是十几年前走的。” 　　“那村里的人靠什么生活？” 　　“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在从事其他职业……” 　　希拉在一旁接话：“务农的收入很低，所以很多农民的后代都出去了。人走了，土地和房子便进入了市场。这里的房价比大城市低一些，很多在伦敦上班的，就搬了进来。每天早上开车到伊利，然后再坐火车去伦敦。” 　　“那可是近 2 个小时单程。”我咂舌。 　　“那也没有办法。”希拉苦笑。 　　“父亲在世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钱的问题，对吧？”詹妮把话头抛给姐姐，比起希拉，詹妮显得内向多了，眼角的鱼纹里藏着一缕缕游不走的哀伤。她结了两次婚，第二任丈夫几年前去世了。虽然居民委员会的工资还不错，但因为不是全职，似乎总让她安不下心来，而且她也快到了退休的年纪。“有的事说不准”——她总是淡淡地说道。 　　“那可不是！我们小时候生活得多好！钱的问题，父亲可是一天都没有担心过！爷爷留给他的一小块地，在他手里扩大到 200 多英亩，种过土豆，甜菜和豌豆，养过牛……”希拉应和道。 　　“这些地都去哪了？” 　　“大部分都卖了。父亲老了，两只膝盖全都坏掉了。时代在变，我俩谁也不想继承他的事业。” 　　时代确实在经历着一场剧变，根据 BBC Countryfile（乡村档案）的报道（2015.10.11），因为破产，英国平均每周就有一个农民自杀，空气里弥漫着蓝色的忧郁和某种类似“ 1943 地铁踩踏事件”的恐慌。即使在哈德邯村这样的“鱼米之乡”，也开始出现了食不果腹的现象。这几年来，神父吉米（Jim Mullin），不是在忙着组建唱诗班，而是在忙着为村里的“食物银行（Food Bank）”筹集食品，帮助那些最不幸的村民度过难关，约有 85 户哈德邯村村民接受过食物银行的救济。不单只是小农场主为钱发愁，为了保住超级市场这个唯一的买家，就连大农场主也在想方设法减缩成本。 　　迈克尔（Michael Church）是 1960 年代农业学院的高材生，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他出任哈德邯村最大的农场——“隐士农场（Hermitage Farm）”的总经理，该农场走 Mage 路线，从中型规模扩展到 4000 英亩。 　　“超级市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砍价什么的，我们根本不占上风。有一年，Tesco 说要 800 吨土豆，我们把土豆装好车，他们又不说要了。”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没有原因，它不需要给你原因。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只好把 800 吨土豆倒回泥里去。”迈克尔那双精炼利索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过来人”的无奈。 　“据移民观察（Migration Watch）的数据，目前英国 95% 的农业季节工来自欧洲，澳大利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 　　“我们不可能雇佣本地劳工，”迈克尔辩解道：“成本问题，雇不起。事实上，我们全职的员工也只有 5 个人。” 　　“ 5 个人种 4000 英亩的地？” 　　“没法相信吧？今天，技术已经发展到只需轻轻触屏，就可以完成大面积耕种的地步。我们的机器如果出了问题，只要在电脑上输入代码，屏幕上就会出现修复模式。只有像摘草莓，采青蒜之类精细工种，才需要一些季节工。移民工不但有价格优势，而且也非常卖力。你如果见过那些来自东欧的移民工，就知道本地劳工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约了移民工早上 6 点到达农场，凌晨 5 点你就可以在田垄上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非常敬业，一直工作到太阳下山为止。” 　　“我以为本地劳工也是很敬业的……” 　　“你说的是过去，现在这些人有福利可吃，当然更愿意坐在家里看电视。”迈克尔露出一丝嘲讽式的微笑。他是我遇到的哈德邯村 65 岁以上的前辈中唯一的留欧派。 　　对此，莉迪亚（Lydia Hill）却完全不认同。她是哈德邯村的工党会员，骨子里继承着反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纯正血统：“吃福利？！在公共福利基金首先用来保释银行家的时代，有多少人能申请到福利？不是本地劳工怕辛苦，而是本地劳工即使拿移民工的工资，也根本活不下去。6、7 英镑一小时，还是季节工，住在十几个人的篷车里，移民工可以忍受，因为再苦再累，也比待在家乡强。何况赚够了钱，他们就可以回家。而拿同样的低薪，本地劳工既付不起房贷，也租不起房子，哪里有家可回？” 　　莉迪亚说得没错，只不过移民工也未必有家可回。英国作家 John Berger 在他的著作《第七种人（The Seventh Man）》里，用语言和逻辑学的刺刀，详细地解剥了“廉价欧洲移民工”的历史和成因：“现代乡村的贫困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制度。在一个只为全球垄断资本家牟利的制度里，农民们如何将石头变成面包？”在《回归是虚构的》一章中，他写道：“……并没有回归，自他离开的那天，他的村庄就已经在悄悄地衰退。过去没有生计，现在更没有。回家，只能让他成为经济停滞的受害者，而正是同样的原因，迫使他接受了最初的背井离乡。” 　　今天，尽管有像 Joseph Stiglitz 那样的诺奖经济学家在质疑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但在大范围内，对它的批判却仍是一个禁忌；也没有多少人同情背井离乡的移民工，以及那些被战争和环境恶化逼往绝路的难民。在制度和其受害者之间选替罪羊，中选的总是受害者，这是人性最经典的一种万劫不复。Oscar Wilde 说：“在乡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好人”，亦无疑是一句谎话。大部分的退欧派都对移民不满，就连不少生性淳朴的哈德邯村的村民也不例外。一旦“移民”的话题被激活，他们脸上的淳朴，就会像月食一样，被《每日邮报》的尖酸刻薄所屏蔽：“太多移民了！我们的住房，医疗，学校都被占满了！此外还有一个难民大军！难民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英国必须退欧！英国曾经很伟大，英国可以再伟大起来！” 我听说二战结束后，这片土地曾收留过一位叫 Henry Beusch 的德国战俘，来自德国的一个小乡村，在被征兵前是个放牛娃，纳粹把他作为杀人武器发送到英国，他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东安格利亚的沃土。1947 年，他放弃了遣返回国的机会，主动留在一家甜菜农场做苦力。劳作令他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1960 年代，他获得了英国国籍，开垦了自己的农场，种了 40 万颗椰菜花。过去，人们可以原谅一个前纳粹士兵的罪行，今天人们却不愿对炮灰和死海中逃生的难民表露丝毫的同情。 　　排外情绪助燃着潜伏多年的“人种学”和“纳粹思想”，哈德邯村也难逃它们的魔爪。2016 年九月，约 350 名自称“血和荣誉（Blood & Honour）”的新纳粹分子，从欧洲及英国各地涌入村里的一块草坪，点燃篝火，对移民，有色人种，穆斯林和犹太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口头狂殴，让这个默默无闻的村庄上了一回 BBC。 　　这就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邪恶之处：垄断市场，兼并土地，大搞农业工业化，让经济学家 EF Schumacher “小的就是美的”那种可持续发展的地域经济窒碍难行；将失去土地的农民逼成“移民工”；将贫困归罪于懒惰，将资源的缺失嫁祸于移民；用最少的土地，最高端的科技，最低的人力投入，炮制最高产，品质低下甚至有毒的廉价农产品（big food），将绿色食品变成少数人餐桌上的特权……正如美国经济学家 Richard Wolff 在批判它时所说：“在一个廉价农产品总价值高达 1.5 万亿美元的时代，吃惯了汉堡包的你，也许做梦都想象不到，这世上还有 8 盎司 144 美元的牛肉，叫日本 Wagyu 牛里脊；还有 12 盎司 350 美金的牛排，叫 A5……” 　　事实上，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缺乏想象力是正常的。牛都在水泥模具里，也许很多人一生中从未见过牛。 八

15年前哈德邯村的旧貌

　　“过去的田野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科林（Colin Bidwell）一边说，一边转动着方向盘。他说这话时，我正望着车窗外飞过的黑鸟。 　　我从沉思中扭过头来，迷惑地看着他。 　　“过去我们什么都种，一块田里有土豆，有番茄，有豌豆……甚至还养花，有的还在周边养上几头猪，几头牛，几十只鸡，万一哪种作物收成不好，我们还有其他的垫底，不会颗粒无收。所以过去的田野景观是丰富的，到处都是篱笆和沟壑，植物和作物相隔交错，高低不齐。不像今天，大机器拉犁，大面积收割，我们当然也只能种单一作物。” 　　今天，横亘在我们眼前的田野是平坦而单调的，像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涂层，因为缺少对比，绿得孤单而生涩。 　　科林是哈德邯村“柳树农场（Willow Farm）”的农场主，他主动驾车带我去参观他的土地。他有 340 英亩地，三分之一租给他人种土豆，剩下的用来种甜菜和大麦。甜菜直接卖给糖厂，大麦则卖给饲料公司。生存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忧心的是没有人愿意继承他的田野。他从来不请帮工，现在又已过了退休年龄，劳累无止尽地拉扯着他的身心，像是要从一匹老驴身上扯下一张缩水的驴皮。他的孩子们全都在伦敦打拼，退欧公投的第二天，他的儿子吼道：“我这周还有份工打，下周就不知道了！多亏了你老爸，投了退欧一票！”留欧派们大多都像 Nick Clegg 一样，认为只要看见经济衰落下来，退欧派们就会回心转意，然而这么多个月过去了，科林还是丝毫没有动摇。 　　工业化种植不仅永久性地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也破坏了土壤结构。曾经绵如丝缎的湿地土，在大型农机的碾压和农药的逐年渗透下，变得僵硬枯燥，因风蚀还面临着地表下陷的危险，对洪水上尉来说，这简直就是重返江湖的天机。蜜蜂和鸟类也在极速减少，哈德邯村湿地里曾随处可见的北俄罗斯天鹅，为了逃避西伯利亚冰骷髅的追捕，褊褼 2500 英里，在星辰的指引下才终于到达这里，今天却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大量的土产野雁，丘鹬，黒水鸡们也因小农场的消亡，失去了植篱和小溪的庇护，不得不在沉睡的覆羽中，向人世告别。 生态的多样性在消失，传统的多样性也在消失。几乎没有人在村里庆祝丰收节了，村合唱团早就不复存在。2016 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去伊利镇的殉道宗教会教堂听“伊利民间合唱团（Ely Consort）”的演唱。演唱者大部分来自周边各个乡村，穿着像琴键般漆黑的礼服，根据音高排列成一架精美庞大的人声乐器。当第一声歌唱绕过教堂顶部的撞钟，传入我的耳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美妙的和声是经由人体发出的，Biorhythmic，这种汉语无法传递的感受，霎那间传遍我的全身。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五首希伯来情歌，以及根据莎士比亚的佳句创作的歌曲《我知道那个野百里香招展的河岸》。然而让人难过的是，合唱团里几乎全是年过六旬的老人。 　　John Berger 去世前一直住在法国的阿尔派村（Alpine），说要用后半生时光见证“田园的消失”，我这代人出生得晚，几乎一出生就直接看到了它的消失。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就别提有多惨烈了。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Jonathan Haidt 曾暗示，退欧是“一种部族式的对抗方式”（见《上升的民粹主义和精英抵触（The Rise of Populism & the BacklashAgainst the Elites）》。东安格利亚人的对抗方式，和 Jonathan Haidt 试图传递的视角是吻合的，只是“部族”这个词，在 Jonathan Haidt 的语境里包涵着某种贬义，而在我看来，它却是美丽的，它是当地历史学家 Edward Storey 心中的理想国。尽管在外人看来，这种美笼罩着一层自杀的色彩。 　　“我们所热爱的一切正在失去”，保罗在给我的一封长信里写道，词语间沉淀着化不开的焦灼：“退欧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获得的唯一发声”——我欣赏他发声的勇气，可惜退欧的前景却并不乐观。伟大的哲学家 Noam Chomsky 在总结公投问题时就已经预测过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没有人可以单独活下来。不改变垄断在少数人手里的国际格局，只谈地方自治或单一民族国家自治是没有作用的。” （老照片均为哈德邯村图书馆馆藏图片，近景则是我拍的。本文发于2017年2月23日《单读》电子杂志，版权属于《单读》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