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契诃夫的一些印象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吸引我，首先在于她找不到生存意义的替代物，而又总是在找。我们一般不会没事追问生存意义，除非生活遭遇了巨大挫折，感觉生不如死，才得找一个理由让自己能活下去。但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面对一个信仰的真空，宗教长久以来提供一套关于生存意义的解答，突然它被科学和理性推翻了，人们还适应不过来，总觉得缺少这个答案就活得不踏实，出于本能总想填补这个空洞。可是这个空洞是无法填补的，科学和理性可以推翻宗教，但不能替代宗教，那个终极的答案并不存在。因此纳博科夫评价契诃夫的人物都活得像精灵，总是心存高尚远大的理想，可一旦动起手来就软弱无能、自相矛盾、一事无成。追求无解之解答的人，大概就是这副姿态。

可是，当时并非只有俄罗斯经历了这些，欧美其它国家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作品，必定有一种只属于俄罗斯的气质在发生作用。巴尔扎克是一个实利主义的精明商人，他关心个人奋斗或幻灭，他喜欢平民逆袭和失败的故事。狄更斯则是个有修养的绅士，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自由博爱的人道精神，世俗的善恶在他笔下都会有应得的报应。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们不会跟生存意义死磕到底，他们不会追问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因为作为上升期的新兴阶层，他们有精神上的替代物，或者说他们的精神是自由的，不必在不切实际的方面苦苦折磨自己，因而也相对不显得那么沉重和压抑。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却前赴后继地，哪怕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点上也惊人地一致。俄罗斯没有经历过热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化程度很低，放眼望去只有贵族地主和贫农，这是他们的不幸，为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另一方面，它也塑造了黄金时代一批作家的精神特质，即始终关注生存的本质问题。

托尔斯泰曾称契诃夫为最地道的俄罗斯作家，这是赞扬，契诃夫继承了俄罗斯精神传统中最宝贵的部分。他的写作就是对人为何而活的苦苦追问。典型的契诃夫人物，常常是蓦然察觉自己过着的生活庸俗、可耻、虚伪、毫无意义、不值一过，并且再也无法欺骗自己把这种生活过下去了。可是，这种生活其实很常见，绝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而且会继续过下去，契诃夫也没有让任何角色后来过上所谓的正当、不庸俗、有意义的生活。因为诚实的人知道那种生活并不存在，好比金无足赤，现实也不是由纯粹的理念构成。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彻底地真诚，凡事都刨根问底，那么就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困难重重。假设有这样一个贵族小地主，他同情农奴，本可以接济他们一下，可是碰巧他是个彻底真诚的人，他想到接济农奴就等于认可了他们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和悲惨命运，即把自己放在比他们高的位置上，缓和或掩盖了真实存在的社会矛盾，那么从高尚远大的全人类的终极福祉出发，接济他们就拖延和妨碍了抵达那种福祉，因此接济是无益和自欺欺人的。可是什么都不做也不行，心里感到难受不安，还是得做些什么好。他们越是真诚地怀有这种思想和感情，就越觉得自己无论做什么也改善不了世界分毫。真理仿佛近在眼前，可不知道为什么，伸手却始终触不到。个人的力量太渺小，尽管出发点总是好的，有时也很努力去做了，但做出来的事情荒唐可笑，每每与良好的意愿背道而驰，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对待别人时是如此，对待自己就更别说了，往往们对自己越是真诚，对世界就越显得笨拙、束手无策、虚掷光阴、坐以待毙。无论怎么做好像都不太对，可是又不能什么都不做。换言之，这些思想复杂和有文化的人，却偏偏做不出一个没文化的农民可以轻松做出的简单判断和行动。因为他们只看到最高最远终极的事物，却看不见脚下只有一条泥泞崎岖曲折的窄路。

吸引我的这种俄罗斯气质，就像身不由己地追求着不存在的事物，因而却对现实视若无睹，活在无关得失利害的真空世界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普遍把个人置于很卑微和可怜的位置，不是在集体主义面前，而是在“真理”面前。相比而言像海明威的个人主义就显得很自大，人取代神成为意义本身和价值的制定者，就连失败和毁灭也像是神才配拥有的失败和毁灭。而俄罗斯则和当时工商业革命、启蒙主义、进步主义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就像一群被虚无的火光吸引的飞蛾，被焚烧得不留痕迹。在一个提倡成功和进步，鼓励个人为实现自我而相互倾轧的社会里，消极精神具有一种洗涤人性的治愈力量。虽然就这一点来说，并不是契诃夫的天赋，而是我们加在他身上的魅力。

此外，纳博科夫还提到，在当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圈子里，人们经常以喜欢还是不喜欢契诃夫来区分两类人，喜欢契诃夫的那类人往往更正直。这个虽不严谨，但应验率高的游戏其内涵在于，习惯于把自己作为价值中心的人，很难不反感契诃夫每每把人放在一种似乎不切实际的“真理”之下，并且永远处在对这种“真理”的价值求而不获的可怜境况中。无论是在当时或今天，在俄罗斯或别的任何国家，一个公正的人总会认同这个世界向来并且仍然是不公正的。尽管公正的人在现实中可能也无可避免地参与了不公正的事情，但是他们愿意承认自己做得不对，只是形势所迫而不得已为之，那么在他们身上就保留了一种人类美好未来的希望，倘若未来环境改变和容许了，他们知道应该如何改善自己，以变得更好。而对于另一类人来说，当他们在现实事务中采用了某种不公正但对自己有利，并且很多人都在采用的做法时，他们就认定这样做是客观上正确的。他们不能忍受对此的指摘，也不会自我反省，他们把自己放在衡量一切价值的主体位置，因此实际上根本意识不到客观的对错。他们要不就显得满不在乎，要不就随时准备好恼羞成怒。于是从表面看，前一类人往往像个遇事犹豫的空想家（契诃夫写了很多这种人），后一类人则是果断坚决的行动派。无论在生活中还是政治斗争里，前一类人都注定被后一类人克制，甚至消灭。因此纳博科夫最后说道，契诃夫笔下的那些活着的精灵，确实曾存在于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尽管他们只占少数，而且根本就无法在苏维埃时期的政治清洗中幸存。但是哪怕只是让我们知道，孕育出这种人的土地曾真实地存在过，就足以让我们对人类的命运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