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社会学课后随笔（一）：英国新镇之兴败
新镇法案（New Town Act）始于1946年的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美国大发战争之财而脱离经济危机，欧洲的过程仍在痛苦地舔舐着希特勒践踏而过的伤口：都市环境与设施陷入混论的局面，居住成为新政府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振兴战后国势，英德等欧洲国家提出了美好的建设宣言（Physical Manifestation），指向明天更美好的社会，提出对未来的憧憬，对乌托邦的期望。与此同时，作为战后福利国家的英国，政府开始提供人人免费教育，人人免费医疗；为了满足公共使用的都市用地，法案能为政府提供市有化与国有化的土地；工党不满意战时英雄丘吉尔所领导的政府，而在执政伊始跃跃欲试推出法案，进一步推展福利制度……这些都为新镇法案的提出铺实了道路。
于是，从1946年起，英国的战后历史上席卷了三波新镇的浪潮。新镇都是经过规划的社区模型（Model of Planned Community），它拥有三个基本规划元素（Elements）：（1）作为自给自足的社区（self-contain town）（注1），强调政府干预的角色，由政府公共部门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社区中拥有道路，住宅，商场，不同阶级人口等，能不依托于其它城镇而自我运转；（2）新镇需为花园城市（Garden City），“它们应该十分绿，点缀再乡村地景之间，比较远离城市中心的中心商业区内核……恢复再工业化过程中已经失去的乡土世界，田园风景——无农民的乡村风景”；（3）强调家庭生活与社区关系，强调父权社会（注2）的组成模式。新镇作为乡村式社区“中心”的意象而重建，来“对抗工业社会的异化”，“经由小社区的形式来组成全国国土的空间结构。” （注3）
其次，新镇的产生是为了分散伦敦等大都市（Conurbation）的成长。在1944年，Abercrombie提出了伦敦计划（London Plan），从内往外分别是内城环（inner urban ring），城郊环（suburban ring），绿带环（green ring），乡村外环（outer country ring）和新市镇。新市镇的目的正是分散伦敦的人口，让迁移过来的居民不再前往伦敦的中心区。
再者，新镇有着高效的执行实施过程。新镇的主管当局为开发公司（Development Corporation），由委员会与主席掌理，是新镇金融与行政管理的实体（医疗与教育仍归当地政府掌管），负土地政策之责，如引进什么企业，决定住进来的人。新镇的居民多为移入新镇公司的雇佣人员，或者某些密集地区移出需要安置的人群。总总这些，均由开发公司决定。开发公司成就了规划师乌托邦的规划中执行的有效力量。
然而，规划师却忽略了乌托邦背后错综的复杂性。事与愿违，新镇并没有成为理想的社区模型。并且逐一违背了最初的规划元素：（1）自给自足的前提是阶级的混杂性与高度丰富性，而事实上，一部分新镇成为了单一工业，或是二三种工业主导之地，新镇居民多为某个产业技能熟识的工人，哪怕数量构成混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仍被安置在不同的部分，形成了某种社会隔离。（2）花园式的目标，让城镇沦为美国化的城郊，沦为中产阶级控制的高层专业者的城郊，更猛烈地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多样性；（3）家庭与社区取向的目标被大肆批判。妇女与劳工被父权以及资本所俘虏，非家庭的娱乐设施遭到开发公司的压抑（如中兴新村，十年来只有一间电影院，麻将成为了唯一的家庭式消遣之物）。当70年代，汽车在家庭中盛行，高速公路连通了新镇与大都会，周末的迁徙成为日常，新镇沦为“社交上的城郊”。
夏老师认为，造成新镇的失败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新镇计划的工业政策对区位的考虑欠缺。“没有什么‘实质环境’的吸引，能使得投资者停止投资于中央曼哈顿或伦敦。”失去了法律、制度与经济元素的保护要素，新镇无法依托自身吸引投资者，除了高新研发产业，服务业、金融业等依托与大都市的产业并不愿意投身于新镇。例如英国北部的小镇Cubernauld，2/3的工业土地闲置，一派“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景象。其次，是土地政策的不堪重负。新镇的土地国有化，为了防止再发展的代价而冻结周围土地的一切发展，政府因此需为周围地区提供补偿。然而，周围地价不断上涨，哪怕到后期向私人地主征税，仍然无法阻挡地价上涨。最后政府不堪差价的重负，新镇建设于1970年无奈停摆。
“新镇的构想是规划师脑中与图桌上一种似乎是自动产生的目标，是他们规划性的意识形态上的空间元素也不为过。”总结新镇的兴败，他认为，规划者的理想与意识形态中，永远住着一个无产阶级或是无政府的乌托邦。而规划的传统在于反都市（anti－urban）。从Robert Owen的“乌托邦运动”，到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市”，到Peter Kropotkin,他们对于城市的设想都有着对无产阶级的关怀，关心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改良都市，优化城市结构，这些成为了规划专业知识上的母体（Matrix），成为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规划传统，也成为现代建筑重要的传统之一（注4）。
最后，也是课堂伊始夏老师提出的方法论：当我们看待规划问题，营造之技术与建筑之数量并不重要，占据路要津的是规划执行实施的过程：执行的方式（The Way Of Planning）和规划的论述（The Discourse Of Planning）（注5），即“一个特殊的社会中，何人，为何，在何时，做了什么？关心一个特殊社会中发生作用的行动能力，关心执行（Implementation）的过程。”新镇正是在这样的审视之下，由一个细微的线脚牵出了当时政治历史庞大的衣钵。
而当我们无论在审视上海的一城九镇（如，安亭德国小镇，泰晤士小镇），还是华为在东莞松山湖的终端总部，我们是否应该抛弃建筑师所固有的形式主义偏见，固执于外面的像与不像，而去深究此类小镇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夏老师认为，“空间的自主性（Autonomy）在当代已然成为一种废墟”。当代建筑师仍固执于依托自身的语言，在象牙塔中按照自主的语言生成建筑。由于缺乏自我纠错性，缺乏建筑的用后评估，建筑师才一错再错地强调自身原创性的重要，而忽略自身原创性的无法检验性，屡屡犯下建筑现实与起初构想天壤之别的错误，忽略所谓“原汁原味之抄袭”背后的真实原因（也许，这些才是经历过历史验证之后的妥当之物？）当然，这些推论都需要检验。只是，建筑师不应该停留在形式之争，以形式雷同的借口对安亭小镇等口诛笔伐。相反，应该去思考，安亭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如何被执行？最后变成了什么？德国的规划与设计元素为何出现在这？陈之变对执行发生了什么影响？安亭新镇的影响何在？它的历史意义何在？王石买下安亭古镇后，最近的改造计划又是如何思考与执行的呢？这些都是夏老师留给课后思考的命题。
注1: 新镇作为一种不同的选择（alternative）。美国重视城郊（suburb）的发展，希望借由资本流动，借助城郊的私人住宅刺激市场经济。而英国的新镇强调政府干预的角色。由于战后人口没有消费能力，政府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设法让生产机器继续运转，而由公共部门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照顾大部分人口。营造社会城市（social city）。
注2: 新镇的生活愿景中是传统的父权社会模式。“男耕女织”，“邻里和睦”，女性负责照顾家庭，参加邻里组织的下午茶会……且，新镇中工业单一，妇女难以找到工作，并无余地而任由俘虏。日后，新镇遭到女性主义的大肆批判。
注3: 夏老师认为，这是新镇对抗传统大都会的体现，是规划师们反都市价值观的再现。
注4: 密斯在德国所组织的众多建筑师所设计的现代住宅的政治历史文脉。当时的社会风气推动了现代建筑运动的过程。
注5: Discourse的含义为“论述”。而规划的discourse，正对应了规划的本质：说的话，画的画，写的字。规划（words）与真实空间（cities）是一种照应关系。
写于2017年2月28日夏铸久《都市社会学》课后
于是，从1946年起，英国的战后历史上席卷了三波新镇的浪潮。新镇都是经过规划的社区模型（Model of Planned Community），它拥有三个基本规划元素（Elements）：（1）作为自给自足的社区（self-contain town）（注1），强调政府干预的角色，由政府公共部门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社区中拥有道路，住宅，商场，不同阶级人口等，能不依托于其它城镇而自我运转；（2）新镇需为花园城市（Garden City），“它们应该十分绿，点缀再乡村地景之间，比较远离城市中心的中心商业区内核……恢复再工业化过程中已经失去的乡土世界，田园风景——无农民的乡村风景”；（3）强调家庭生活与社区关系，强调父权社会（注2）的组成模式。新镇作为乡村式社区“中心”的意象而重建，来“对抗工业社会的异化”，“经由小社区的形式来组成全国国土的空间结构。” （注3）
其次，新镇的产生是为了分散伦敦等大都市（Conurbation）的成长。在1944年，Abercrombie提出了伦敦计划（London Plan），从内往外分别是内城环（inner urban ring），城郊环（suburban ring），绿带环（green ring），乡村外环（outer country ring）和新市镇。新市镇的目的正是分散伦敦的人口，让迁移过来的居民不再前往伦敦的中心区。
再者，新镇有着高效的执行实施过程。新镇的主管当局为开发公司（Development Corporation），由委员会与主席掌理，是新镇金融与行政管理的实体（医疗与教育仍归当地政府掌管），负土地政策之责，如引进什么企业，决定住进来的人。新镇的居民多为移入新镇公司的雇佣人员，或者某些密集地区移出需要安置的人群。总总这些，均由开发公司决定。开发公司成就了规划师乌托邦的规划中执行的有效力量。
然而，规划师却忽略了乌托邦背后错综的复杂性。事与愿违，新镇并没有成为理想的社区模型。并且逐一违背了最初的规划元素：（1）自给自足的前提是阶级的混杂性与高度丰富性，而事实上，一部分新镇成为了单一工业，或是二三种工业主导之地，新镇居民多为某个产业技能熟识的工人，哪怕数量构成混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仍被安置在不同的部分，形成了某种社会隔离。（2）花园式的目标，让城镇沦为美国化的城郊，沦为中产阶级控制的高层专业者的城郊，更猛烈地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多样性；（3）家庭与社区取向的目标被大肆批判。妇女与劳工被父权以及资本所俘虏，非家庭的娱乐设施遭到开发公司的压抑（如中兴新村，十年来只有一间电影院，麻将成为了唯一的家庭式消遣之物）。当70年代，汽车在家庭中盛行，高速公路连通了新镇与大都会，周末的迁徙成为日常，新镇沦为“社交上的城郊”。
夏老师认为，造成新镇的失败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新镇计划的工业政策对区位的考虑欠缺。“没有什么‘实质环境’的吸引，能使得投资者停止投资于中央曼哈顿或伦敦。”失去了法律、制度与经济元素的保护要素，新镇无法依托自身吸引投资者，除了高新研发产业，服务业、金融业等依托与大都市的产业并不愿意投身于新镇。例如英国北部的小镇Cubernauld，2/3的工业土地闲置，一派“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景象。其次，是土地政策的不堪重负。新镇的土地国有化，为了防止再发展的代价而冻结周围土地的一切发展，政府因此需为周围地区提供补偿。然而，周围地价不断上涨，哪怕到后期向私人地主征税，仍然无法阻挡地价上涨。最后政府不堪差价的重负，新镇建设于1970年无奈停摆。
“新镇的构想是规划师脑中与图桌上一种似乎是自动产生的目标，是他们规划性的意识形态上的空间元素也不为过。”总结新镇的兴败，他认为，规划者的理想与意识形态中，永远住着一个无产阶级或是无政府的乌托邦。而规划的传统在于反都市（anti－urban）。从Robert Owen的“乌托邦运动”，到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市”，到Peter Kropotkin,他们对于城市的设想都有着对无产阶级的关怀，关心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改良都市，优化城市结构，这些成为了规划专业知识上的母体（Matrix），成为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规划传统，也成为现代建筑重要的传统之一（注4）。
最后，也是课堂伊始夏老师提出的方法论：当我们看待规划问题，营造之技术与建筑之数量并不重要，占据路要津的是规划执行实施的过程：执行的方式（The Way Of Planning）和规划的论述（The Discourse Of Planning）（注5），即“一个特殊的社会中，何人，为何，在何时，做了什么？关心一个特殊社会中发生作用的行动能力，关心执行（Implementation）的过程。”新镇正是在这样的审视之下，由一个细微的线脚牵出了当时政治历史庞大的衣钵。
而当我们无论在审视上海的一城九镇（如，安亭德国小镇，泰晤士小镇），还是华为在东莞松山湖的终端总部，我们是否应该抛弃建筑师所固有的形式主义偏见，固执于外面的像与不像，而去深究此类小镇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夏老师认为，“空间的自主性（Autonomy）在当代已然成为一种废墟”。当代建筑师仍固执于依托自身的语言，在象牙塔中按照自主的语言生成建筑。由于缺乏自我纠错性，缺乏建筑的用后评估，建筑师才一错再错地强调自身原创性的重要，而忽略自身原创性的无法检验性，屡屡犯下建筑现实与起初构想天壤之别的错误，忽略所谓“原汁原味之抄袭”背后的真实原因（也许，这些才是经历过历史验证之后的妥当之物？）当然，这些推论都需要检验。只是，建筑师不应该停留在形式之争，以形式雷同的借口对安亭小镇等口诛笔伐。相反，应该去思考，安亭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如何被执行？最后变成了什么？德国的规划与设计元素为何出现在这？陈之变对执行发生了什么影响？安亭新镇的影响何在？它的历史意义何在？王石买下安亭古镇后，最近的改造计划又是如何思考与执行的呢？这些都是夏老师留给课后思考的命题。
注1: 新镇作为一种不同的选择（alternative）。美国重视城郊（suburb）的发展，希望借由资本流动，借助城郊的私人住宅刺激市场经济。而英国的新镇强调政府干预的角色。由于战后人口没有消费能力，政府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设法让生产机器继续运转，而由公共部门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照顾大部分人口。营造社会城市（social city）。
注2: 新镇的生活愿景中是传统的父权社会模式。“男耕女织”，“邻里和睦”，女性负责照顾家庭，参加邻里组织的下午茶会……且，新镇中工业单一，妇女难以找到工作，并无余地而任由俘虏。日后，新镇遭到女性主义的大肆批判。
注3: 夏老师认为，这是新镇对抗传统大都会的体现，是规划师们反都市价值观的再现。
注4: 密斯在德国所组织的众多建筑师所设计的现代住宅的政治历史文脉。当时的社会风气推动了现代建筑运动的过程。
注5: Discourse的含义为“论述”。而规划的discourse，正对应了规划的本质：说的话，画的画，写的字。规划（words）与真实空间（cities）是一种照应关系。
写于2017年2月28日夏铸久《都市社会学》课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