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史讲义——桐城派
桐城派源流关系：
戴名世（《南山集》案）——方苞（义法、雅洁、清真雅正）——刘大櫆（神气）——姚鼐（义理考据辞章，“天下文章尽在桐城”）——姚门四弟子（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桐城派”→“湘乡派”）——曾门四弟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调整与恢复）——吴汝纶门下（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贺涛）——林纾、严复（实际无师承关系，对于古文的坚守使他们统一战线，驳斥《新青年》同人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论）
所谓徽州：
安庆：桐城、怀宁、潜山、太湖、宿松
黄山：休宁、黟县、歙县、徽州
铜陵：枞阳
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至唐代贞元、元和之后，生出古文一派，韩愈等人以恢复儒家思想为己任，以取法先秦、两汉奇句单行文体相号召，以改革文风文体、文学语言为内容，形成了极有声势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涤荡六朝绮丽萎靡的文风，恢复了奇句单行散体之文的历史地位，使散文走向写景、抒情、言志、议论的广阔天地。自此以后，以古文相鼓吹相标榜者，历代不绝。
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愈以恢复儒家思想权威为己任，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孟相传之道为古道，而以上至六经，下逮《庄》、《骚》、先秦、两汉奇句单行文章为古文。
此种关于古道与古文传统的排列和叙述，成为古文一派道统、文统说的滥觞。
清·乾嘉年间，昭然揭出古文派旗帜的是桐城派。
桐城派是以程朱理学和韩欧古文的双双继承者自居的，其创始人方苞的行身祈向就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学行”包括学术指向、思想信仰和行为准则等内涵。在思想信仰方面，桐城派以程朱上接孔孟之道统；在文学审美方面，桐城派以唐宋八大家上接《史》、《传》之文统，形成了敏感而发达的道统、文统意识。姚鼐辑《古文辞类篡》又于唐宋八家之后，明录归有光，清录方苞、刘大魁，以标明文统传绪所在。他们认定唯此系统为正宗正统，在赋予其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门户之见。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形成于雍、乾，极盛于嘉、道，绵延于同、光，笼罩文坛二百余年，至五四时期才臻于消亡。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部著作、数以亿计的资料——这些数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其间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
桐城是东林党人左光斗，复社之英方以智、方文，几社巨擘钱澄之的家乡。康熙年间，政治秩序虽趋于稳定，但江南地区反清情绪仍未真正遏止。其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在士林谈荟中，传述前明遗老轶事。
几社：
崇祯元年（1628年）杜麟徵等约同在京师的28人结燕台十子之盟，主要有：杜麟徵、米寿都、陈肇公、杨廷枢、罗万藻、艾南英、章世纯、朱健、朱薇、张采、宋存楠（后改名宋征璧）、夏允彝、王崇简等。当时东林人士受到阉党的沉重打击，在朝中的势力极弱，只有黄道周、郑鄤等人在位。燕台十子之盟的成员与他们“深相接纳，时一过从，借文章欣赏通达声情，冀得一日遇合，翻已覆之局，扶不绝之线。”燕台十子之盟，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继承东林的事业，参与政治，与阉党斗争的宗旨。
几社命名的由来，据杜登春《社事始末》，“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神之义也。”姚希孟《壬申文选序》亦云：“近有云间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可见几社的建立，也旨在“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这一主张在陈子龙的《壬申文选凡例》得到集中的体现。
按照《社事本末》的记载，几社倡立的元老是“几社六子”：杜麟征、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实际上，应该是“几社七子”，另外一个是李雯。可能因为李雯在鼎革后仕于新朝，杜登春才有意将他的名字抹掉。他们的文学主张颇受前后七子的影响，反对“公安”、“竟陵”。但他们是站在现实政治的基点上尊古复古的，作品对时政的混浊，民生的疾苦有所揭露。明亡后的作品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清兵南下时，夏允彝、陈子龙等人曾起兵抗清，最终壮烈殉国。
吴伟业《梅村诗话·陈子龙》：“其四六跨徐、庾，论策视二苏，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是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后废。明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新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一时声名大著。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复社：
明末文社。崇祯二年（1629）成立于吴江（今属江苏），系由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阳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主要领导人为张溥、张采，他们都是太仓人，又曾同窗共读，“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张采《祭天如兄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
复社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
《五人墓碑记》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
呜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
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
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
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盛世之文”而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桐城派的分期与代表人物
初创期 康雍乾年间 方苞、刘大魁、姚鼐
承守期 嘉道咸之间 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
中兴期 咸丰中至同治、光绪初年 曾国藩、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
复归期 光宣年间 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
一、初创期与承守期的桐城派
初创时期在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魁。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做了示范。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时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南山，别号忧庵。“桐城派”奠基人、文学家 。20岁授徒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鄕试，二十六年，以 贡生考补正兰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越、齐、 鲁、越之间。四十五年举应天试，四十八年，中进士第一，殿试中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五十年科，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告戴名世“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录下狱。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
著有《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绪时刊行传世。
《清史稿·戴名世传》
先是门人尤云鹗刻名世所著《南山集》，集中有《与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又引及方孝标《滇黔纪闻》。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孝标已前卒，而苞与之同宗，又序《南山集》，坐是方氏族人及凡挂名集中者皆获罪，系狱两载。九卿覆奏，名世、云鹗俱论死。亲族当连坐，圣祖矜全之。又以大学士李光地言，宥苞及其全宗。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名世为文善叙事，又著有《孑遗录》，纪明末桐城兵变事，皆毁禁，后乃始传云。
戴名世《与刘大山书》
当今文章一事，贱如粪壤，而仆无他嗜好，独好此不厌。生平尤留心先朝文献，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卷书，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而仆以为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为之，欲将入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风露，息虑屏气，乃敢命笔。而不幸死丧相继，家累日增，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其为困踬颠倒，良可悼叹。同县方苞以为“文章者穷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穷亦奇，如戴子是也。”仆文章不敢当方君之所谓奇，而欲著书而不得，此其所以为穷之奇也。（诗者病人之具）
戴名世和方苞的人生命运和感情经历，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士人心路历程的简写和缩影。
明末士人清议讲学、砥砺气节所激扬起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和亢奋昂扬的战斗精神，在明清易代之际，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沸沸扬扬的反清情绪。清王朝以严厉之策整饬士风，在不许聚徒结社、禁止清议讲学的同时，又罗织罪名，大兴文字狱。戴名世、方苞早年所生活的南京、桐城等地，曾是几社、复社活动的主要地区，受喧嚣骄盛的士风的濡染和遗民情绪的浸润，戴、方的行为、言辞自然有不少可被指斥为狂悖不驯之处。戴氏文集中，愤世嫉俗之语多有。其自谓“余生抱难成之志，负不羁之才，处穷极之遭，当败坏之世”。
戴名世中进士获编修之职不久，便遭参议，不能说与其言行无忌无关。
《南山集》案是康熙后期震惊海内的文字狱。据以定案的证据是《南山集》曾根据方孝标所作《滇黔纪闻》中的材料议论南明史事，并使用南明诸帝的年号。清王朝不惜罗织罪名，铸成大狱，在于借助此案以表明对有遗民心态、以网罗明末文献而酝酿反清情绪者严惩不贷的决心和态度。
《南山集》案拉开了清代愈演愈烈的政治迫害序幕。
方苞的行身祈向
方苞《余石民哀辞》
自余有知识，所见人士多矣，而有志于圣贤之学者，无有也。盖道之丧久矣，人纪所恃以结连者，唯功利；而性命所赖以安定者，惟嗜欲。一家之中，未有无乱人，无逆气者，—人之身，未有无悖行，无隐慝者。吾不识周、孔复生，其尚有以转之否与[8]？
①人纪：人伦纪纲，封建社会约伦理道德观念。②性命：人性。我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人性是天命在人身上的体现，宋代以后的理学家特别提倡这种唯心的“性命”说。 ③逆气：忤逆之气。④隐慝（tè特）：不可告人的邪恶行为。⑤转：扭转、纠正。
康熙壬辰，余与余君石民并以戴名世《南山集》牵连被逮。君童稚受学于戴，戴集中有与君论史事书，君未之答也。不相见者二十余年矣，一日祸发，君破家，遘疾死狱中。而事戴礼甚恭。先卒之数日，犹日购宋儒之书，危坐寻览。观君之颠危而不怼其师，是能重人纪而不以功利为离合也；观君之垂死而务学不怠，是能绝偷苟而不以嗜欲为安宅也。始吾语君：“所以处患难之道，信得矣。虽然，子有老母，毋以嗜学忘忧。”君默无言，而卒以膈噎，盖其内自苦者，人不得而识也。
①论史事书：指戴名世《与余生书》。 ②遘疾死狱中：见前《狱中杂记》。 ③事戴：对待戴名世。事：侍奉，对待。 ④危坐：端正地坐着。 ⑤怼（duì对）：怨恨。 ⑥偷苟：苟且偷生。安宅：安全之所。《孟子公孙丑上》：“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⑦信：确实。
君提解，倾邑父老子弟出送郭门外，皆曰：“余君乃至此！”今君破家亡身而不得终事其母，吾恐无识者闻之，愈以守道为祸而安于邪恶也，于其丧之归也，书以鸣吾哀。
君讳湛，字石民，生于顺治某年月日，卒于康熙壬辰四月十六日。其辞曰：
履道坦兮危机伏，人祸延兮鬼伯促。母遥思兮望子归，子瘐死兮母不知。身虽泯兮痛无涯，天生夫人也而使至于斯！
①提解：押送启程。 ②丧（sǎng桑）：灵柩。 ③“履道”句：行于平坦大道却潜伏着颠仆的危机。《易履》：“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履：行。坦：平坦宽广。 ④延：波及，牵连。鬼伯：众鬼的头目。《古乐府蒿里曲》：“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⑤瘐（yǔ雨）死：犯人病死狱中。 ⑥泯（mǐn敏）：灭。 ⑦夫（fú扶）人：此人，指余湛。
方苞（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汉族，江南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区凤仪里）人，生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六合留稼村）。桐城“桂林方氏”（亦称“县里方”或“大方”）十六世，与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同属“桂林方氏”大家族。是清代散文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
父仲舒，寄籍上元，善为诗，苞其次子也。笃修内行，治古文，自为诸生，已有声于时。方苞自幼聪明，4岁能作对联，5岁能背诵经文章句，6岁随家由六合迁到江宁旧居居住，仍保留桐城籍。16岁随父回安徽桐城参加科举考试。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方苞32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成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考取进士第四名。时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康熙五十年，御史赵申乔弹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
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乐律》。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年）解除旗籍，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1749年9月29日）病逝。年82岁，葬于江苏六合。
《清史稿·方苞传》
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笃学修内行，治古文，自为诸生，已有声于时。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五年，会试中试，将应殿试，闻母病，归侍。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
五十二年，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峄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雍正二年，苞乞归里葬母。三年，还京师，入直如故。居数年，特授左中允。三迁内阁学士。苞以足疾辞，上命专领修书，不必诣内阁治事。寻命教习庶吉士，充《一统志》总裁、皇清文颖副总裁。
乾隆元年，充《三礼义疏》副总裁。命再直南书房，擢礼部侍郎，仍以足疾辞，上留之，命免随班行走。复命教习庶吉士，坚请解侍郎任，许之，仍以原衔食俸。苞初蒙圣祖恩宥，奋欲以学术见诸政事。光地及左都御史徐元梦雅重苞。苞见朝政得失，有所论列，既，命专事编辑，终圣祖朝，未尝授以官。世宗赦出旗，召入对，慰谕之，并曰：“先帝执法，朕原情。汝老学，当知此义。”乃特除清要，驯致通显。苞屡上疏言事，尝论：“常平仓谷例定存七粜三。南省卑湿，存粜多寡，应因地制宜，不必囿成例。年饥米贵，有司请於大吏，定值开粜，未奉檄不敢擅。自后各州县遇谷贵，应即令定值开粜，仍详报大吏。谷存仓有鼠耗，盘量有折减，移动有运费，粜籴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粜值有馀，即留充诸费。廉能之吏，遇秋籴值贱，得谷较多，应令详明别贮，备歉岁发赈。”下部议行。又言民生日匮，请禁烧酒，禁种烟草，禁米谷出洋，并议令佐贰官督民树畜，士绅相度濬水道。又请矫积习，兴人才，谓：“上当以时延见廷臣，别邪正，示好恶。内九卿、外督抚，深信其忠诚无私意者，命各举所知。先试以事，破瞻徇，绳赃私，厚俸而久任著声绩者，赐金帛，进爵秩。尤以六部各有其职，必慎简卿贰，使训厉其僚属，以时进退之，则中材咸自矜奋。”
乾隆初，疏谓：“救荒宜豫。夏末秋初，水旱丰歉，十已见八九。旧例报灾必待八九月后，灾民朝不待夕，上奏得旨，动经旬月。请自后遇水旱，五六月即以实奏报。”并言：“古者城必有池，周设司险、掌固二官，恃沟树以守，请饬及时修举。通川可开支河，沮洳可兴大圩，及诸塘堰宜创宜修，若镇集宜开沟渠、筑垣堡者，皆造册具报，待岁歉兴作，以工代赈。”下部议，以五六月报灾虑浮冒，不可行；沟树塘堰诸事，令各督抚筹议。高宗命苞选录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加以批评，示学子准绳，书成，命为钦定四书文。苞欲仿朱子学校贡举议立科目程式，及充教习庶吉士，奏请改定馆课及散馆则例，议格不行。苞老多病，上怜之，屡命御医往视。苞以事忤河道总督高斌，高斌疏发苞请讬私书，上稍不直苞。苞与尚书魏廷珍善，廷珍守护泰陵，苞居其第。上召苞入对，苞请起廷珍。居无何，上召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苞移居城外。或以讦苞，谓苞漏奏对语，以是示意。庶吉士散馆，已奏闻定试期，吴乔龄后至，复补请与试。或又以讦苞，谓苞移居乔龄宅，受请讬。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1749），卒，年八十二。
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於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於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早年“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白衣入朝，经历康雍乾三朝，践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著书为文，虽有孤怀幽怨，但迂回盘折于词意之中。
从戴名世到经历了《南山集》案之后的方苞，体现了清初士人由狂悖不驯到敛性皈依的思想过程。
方苞之“义法”说
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方苞自定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也是桐城派后学的学术与文学选择；而其掲橥的“义法”说，则规范与奠定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基础。
方苞《与王昆绳书》
苞顿首（《周礼》九拜之一，一种很恭敬的礼节。跪拜时以首叩地而起。后用为书信开头结尾的客套语。）：
自斋中交手（握手，指告别），未得再见。接手书，义笃而辞质，虽古之为交者岂有过哉。苞从事朋游，间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处，有如吾兄者乎！
出都门，运舟南浮，去离风沙尘埃之苦，耳目开涤；又违膝下色养久（人子孝养父母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得归省视，颇忘其身之贱贫。独念二三友朋乖隔异地，会合不可以期，梦中时时见兄与褐甫（戴名世）抵掌，今故酣嬉笑呼，觉而怛然增离索之恨。
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饥驱宣、歙间。入泾河，路见左右高峰刺天，水清泠见底，崖岩参差万叠，风云往还，古木、奇藤、修篁郁盘有生气，聚落居人貌甚闲暇，团念古者庄周、陶潜之徒，逍遥纵脱，岩居而川观，无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父亲皆肖以出。使苞于此间得一亩之宫、数顷之田耕且养，穷经而著书，肋中豁然，不为外物侵乱，其所成就，未必遂后于古人。乃终岁仆仆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颠顿怵迫，或胥易技系束缚于尘事，不能一日宽闲其身心。君子固穷，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诚恐神智滑昏，学殖荒落，抱无穷之志而卒事不成也。
学殖荒落：语本《左传·昭公十八年》：“夫学，殖也。不学将落。”注：“殖，生长也，言学之进德，如农之植苗，日新日益。”荒落，荒废，停止。
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则由此而四十、五十，岂有难哉！无所得于身，无所得于后，是将与众人同其蔑蔑（藐小）也。每念兹事，如沉疴之附其身，中夜起立，绕屋徬徨。仆夫童奴怪诧不知所谓，苞之心事谁可告语就？吾兄其安以为苞策哉！
吾兄得举。士友间鲜不相庆，而苞窃有惧焉。退之云：“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愿时自觉也。
苞迩者欲穷治诸经，破旧说之藩篱，而求其所以云之意。虽冒风雪，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废。
日月迅迈，惟各勖（xu4）励以慰索居。
苞顿首。
方苞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大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1733年，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
方苞尊奉程朱理学和唐宋散文。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
所谓“义”，讲的是言之有物，“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而经术与事物之理，大凑于程朱之学。
所谓“法”，讲的是言之有序，即古文写作的程式、法度、规模，其中又以删繁就简、言明意赅、语言雅洁为至上。
方苞提出文章要重“清真雅正”和“雅洁”，他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沈莲芳《书望溪先生传后》），他认为归有光的散文，“其辞号雅洁，任有近俚而伤于繁者”（《书归震川文集后》）。又说：“凡无益于世教、人心、政法者，文虽工弗列也。”（《送李雨苍序》）在《再与刘拙修书》中，反对黄宗羲、颜元的反程朱理学的思想，持论严而拘，但能合适清朝巩固思想统治及文风的需要，所以其说得以流行，影响颇大。
方苞→“义法”说→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基→主盟清代文坛，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学术界重视
方苞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自己写的散文，以所标“义法”及“清真雅正”为旨归。读经、史、子诸札记，以及《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左忠毅公逸事》、《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都写得简练雅洁有断制，没有枝蔓芜杂的毛病，开创清代古文的新面貌。
感情比较淡泊，形象性不强，气魄不够宏大。袁枚讥笑他“才力薄”（《仿元遗山论诗》），姚鼐也说他：“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与陈石士书》）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眦；目光如炬，怒日：“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壮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日：“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
刘大魁之“神气”说
《清史稿·刘大魁传》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桐城人。曾祖日燿，明末官歙县训导，乡里仰其高节。其后累世皆为诸生，至大櫆益有名。始年二十馀入京师，时方苞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谒者不轻许与，独奇赏大櫆。雍正中，两登副榜，竟不获举。乾隆元年，苞荐应词科，大学士张廷玉黜落之，已而悔。十五年，特以经学荐，复不录。久之，选黟县教谕，数年告归。居枞阳江上不复出，年八十三，卒。
刘大櫆长于古文，词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亦对他的散文极推重。
刘大櫆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
《国史·文苑传》
大魁虽游学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方苞盖取义理于经，昕得于文者义法；大魁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及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
刘大魁《论文偶记》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
神者，文家之宝。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要在自家于读时微会之。李翰云：“文章如千军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此语最形容得气好。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
文章最要节奏；管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窃渺处。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
《送姚姬传南归序》（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
古之贤人，其所以得之于天者独全，故生而向学，不待壮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后从事，则虽其极日夜之勤劬（qú），亦将徒劳而鲜获。姚君姬传，甫弱冠而学已无所不窥，余甚畏之。姬传，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则南青也。亿少时与南青游，南青年才二十，姬传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礼，余至其家，则太夫人必命酒，饮至夜分乃罢。其后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归与姬传相见，则姬传之齿已过其尊府与余游之岁矣。明年，余以经学应举，复至京师。无何，则闻姬传已举于乡而来，犹未娶也。读其所为诗赋古文，殆欲压余辈而上之，姬传之显名当世，固可前知。独余之穷如曩时，而学殖将落，对姬传不能不慨然而叹也。
昔王文成（王守仁）公童子时，其父携至京师，诸贵人见之，谓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问何为第一流，诸贵人皆曰：“射策甲科，为显官。”文成莞尔而笑，“恐第一流当为圣贤。”诸贵人乃皆大惭。今天既赋姬传以不世之才，而姬传又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为显官，不足为姬传道；即其区区以文章名于后世，亦非余之所望于姬传。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尧舜为不足为，谓之悖天，有能为尧舜之资而自谓不能，谓之漫天。若夫拥旄仗钺，立功青海万里之外，此英雄豪杰之所为，而余以为抑其次也。
姬传试于礼部，不售而归，遂书之以为姬传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