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里的革命者》
1984
咖啡馆里的革命者
有一次我曾经提到，钱穆先生在三十年前的演讲中用了咖啡作譬喻，解释孟子的“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我觉得他不但生动巧妙地诠释了孟子，也意外地点醒了咖啡的提“神”作用；咖啡如果不“神”，我们耽饮这杯黑色苦水要做什么？朋友看我镇（整）日以咖啡当饮水，状似自残，询以缘由，我只能用杜撰的打油诗自嘲，心虚地辩解说：“连日残业常无眠，一杯咖啡如有神。”（“残业”是日文，加班的意思。）
咖啡传说在上古出现于衣索匹亚，牧羊人兼诗人卡尔弟（Kaldi）发现羊只吃了某种树果而亢奋“起舞”,他好奇试食之后，也“快乐地加入了它们”，连美妙的诗和歌都不假思索，从口中泉涌而出，一种如有神助的刺激物就从此诞生了。但在邻近的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一神教”信仰里，都是“除了我，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的唯一与至高的概念，他们容不容得下咖啡这种别的“神”呢？幸亏，历史上高智慧的伊斯兰学者为咖啡找到许多神学上坚实的存在理由，因而保住咖啡不至于沦为魔鬼掌中，后来才成为伊斯兰教世界最重要的日常饮料。有经验的大旅行家甚至说，阿拉伯人绝不与敌人共饮咖啡，如果他们请你到家里喝咖啡，就是真诚视你为朋友的表现，一天半之内，你是绝对安全的。
咖啡的种植大约在六世纪传到阿拉伯半岛的叶（也）门，再通由叶门普及于阿拉伯世界；十六世纪，土耳其人围打维也纳，退军之后留给了欧洲人喝咖啡的习惯；十七世纪荷兰人通过荷属东印度公司把种子带到印度尼西亚种植，十八世纪初法国人则在马达加斯加外海波旁岛（Bourbon）试种咖啡，再由此传往巴西；从此咖啡种植遍及中南美洲、亚洲、非洲三大洲，这是后来大家熟悉的事。但咖啡性喜高湿高温，只产于南、北回归线之间，可是最大的消费区却都在北回归线以北的欧洲、美国、日本，迫使咖啡必须贸易流通，穿梭于大洋，成为当今之世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贸易物资，这绝对不是昔日与羊群共舞的牧羊诗人所想象得到的。
阿拉伯人何以以为咖啡与伊斯兰教教义没有抵触？甚至把它命名为“Qahwa”（读着Kafwa），三个子音代表的意思包括了“坚忍不拔、内心感动、欢喜无忧”（我想不出比这三个描述更能准确赞美咖啡的任何言词）。原来圣者发现了咖啡的几个美德：第一，它能够帮助僧侣守夜。在深夜漫天星空中祈祷敬天，本是伊斯兰教徒的恩典，教义中更要求僧侣轮流守夜，作为重要的修行，黑色圣水恰巧可以帮助你彻夜清醒。第二，它能够抑制食欲。沙漠民族视臃肥丰满为柔弱病懦的象征，瘦削饥饿才合乎美与贤的条件；他们有强烈抑制食欲的禁欲主义传统，加上伊斯兰教每年的断食斋戒月，咖啡更成了强化意志力的实用良伴。
阿拉伯世界里历来为咖啡辩护的伊斯兰教学者很多，十六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阿布德•阿卡达（Abd Alkader）在1558年所写的《论咖啡的正当性》最为重要，该文在十九世纪初被译为法文（traite de la legitimite du cafe）在欧洲流传，这些伊斯兰世界天人交战的咖啡神学论述，才逐渐为其他世界所熟悉。
奥图曼帝国治下的土耳其伊斯坦堡，十六世纪中叶出现了咖啡馆，标志了咖啡文明史上的大事；而它的进展神速，仅只十年间，城中咖啡馆数量跃增到六百多家。当时的咖啡馆，土耳其语称为“咖啡哈内”（Kahvehane），哈内其实是指商旅客栈、朝圣旅馆之类的临时租用空间，也许我们应该译做“咖啡栈”才对。但咖啡栈很快就风行成为新的社交场所，提供了一个当时正在兴盛的贸易商谈的润滑机制。
本来土耳其继承罗马人的传统，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是公共浴场，在热水浴、冷水浴与蒸气浴之间，在按摩与色情之间，权势与财富在此既公且私之域，彼此放松警戒，交换利益与协议，达成管式场所做不到的事。咖啡馆的出现，成了另一个“自由感”洋溢的场所，也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形态。
“自由感”洋溢之处，有时候是危险的，因为一切“反抗感”也会伴随而来。在既有的“私空间”里，或已完成特定使用任务的“公空间”里，都没有新的可能性可以发生。咖啡馆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暂时的不特定多数人集结之处，就接收了所有正在发生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一开始的作战司令部都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这里透露了某些有趣的线索，不是吗？
台湾早年的党外时代，民主运动的革命者当然也只有咖啡馆可去；公共集会是禁忌而危险的，一种有住所的“革命总部”更是不可能的，咖啡馆就成了临时搭建的通讯处与交会处；结识盟友、讨论行动，一家一家流转集会的咖啡馆扮演了从此处到彼处的空间。
二十年前，我失业在家，对自己的前程正感到困惑难明，几位朋友打气说：“开家咖啡店吧。”因而我在台北东区还不太热闹的街道里有了一家很小的咖啡店。很快地，因着我原来的工作背景，咖啡店主要的来客是新闻记者、作家、文艺圈与影剧圈的工作者，还有，和这些人过从甚密的”革命者”。
革命者，和其他族群一样，也是多样多面，他们有的热情洋溢，有的鬼鬼祟祟；有的博学多闻，有的猥琐草莽；有的大声喧哗，有的静默警戒。但他们共同的对社会的不满溢于言表，永远有你不知道或不敢相信的内幕消息；更有趣的，革命者共同的特性之一，是不爱付他们的咖啡钱。
革命者和僧侣一样，他们是习惯受供养的人；僧侣漠视此世，推销彼世，革命者也一样，他们也提供“下一个政府会更好”的允诺，至少他必须让我相信这一个政府有多么的不堪。当时我还年轻，对彼世与下一个政府，都充满了向往，也不在乎为这些革命者付一两杯咖啡钱；但是他们愈来愈多，呼朋引伴，对别人付账视为当然。我才想起来，小说家康拉德（JosephConrad，1857-1924）不是早在他的经典之作《我们的人》（Nostromo，1904）里头已经向我们暗示，要革命者为信仰牺牲容易，要他们守住一桶金币可就太难了？
这些流连于我的小咖啡馆的革命者，现在大半变成有权有势的名人了；有的选上公职又因丑闻下台了，有的入了新的行政部门，有的进了立法机关的殿堂，有的成了义正词严的媒体宠儿。但我只要想到当年他们推托迁延、避免沦为付咖啡账的人的滑稽模样，就觉得咱们这个岛有点危险。
我无意提供内幕给大家笑谈议论，我只是从这里看见咖啡馆的性质；是的，咖啡馆是变身之地，是你从这里到那里的出发之地。我自己不也是吗？每次人生转折失业待业之际，做咖啡店的时间就多得不可胜数，它是一个临时的场所，把你从私空间里拯救出来，知道你有下一个公空间为止，你在那里成为一个固定的身影。没有一家咖啡馆或者一杯又一杯的咖啡，我们真还不知道怎么走人生的下一段路呢。
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在他1976年的唱片《欲望》（Desire）里，就有首歌叫《再来一杯咖啡》（One More Cup of Coffee “Valley Bellow”），歌词象征式地写出行路人在咖啡馆流连的心理意结：
再一杯咖啡要上路，
再一杯咖啡我就走，
前往下面的山谷。
（One more cup of coffee for the road,
One more cup of coffee ‘ fore I go
To the valley bellow.）
作者：詹宏志先生
咖啡馆里的革命者
有一次我曾经提到，钱穆先生在三十年前的演讲中用了咖啡作譬喻，解释孟子的“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我觉得他不但生动巧妙地诠释了孟子，也意外地点醒了咖啡的提“神”作用；咖啡如果不“神”，我们耽饮这杯黑色苦水要做什么？朋友看我镇（整）日以咖啡当饮水，状似自残，询以缘由，我只能用杜撰的打油诗自嘲，心虚地辩解说：“连日残业常无眠，一杯咖啡如有神。”（“残业”是日文，加班的意思。）
咖啡传说在上古出现于衣索匹亚，牧羊人兼诗人卡尔弟（Kaldi）发现羊只吃了某种树果而亢奋“起舞”,他好奇试食之后，也“快乐地加入了它们”，连美妙的诗和歌都不假思索，从口中泉涌而出，一种如有神助的刺激物就从此诞生了。但在邻近的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一神教”信仰里，都是“除了我，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的唯一与至高的概念，他们容不容得下咖啡这种别的“神”呢？幸亏，历史上高智慧的伊斯兰学者为咖啡找到许多神学上坚实的存在理由，因而保住咖啡不至于沦为魔鬼掌中，后来才成为伊斯兰教世界最重要的日常饮料。有经验的大旅行家甚至说，阿拉伯人绝不与敌人共饮咖啡，如果他们请你到家里喝咖啡，就是真诚视你为朋友的表现，一天半之内，你是绝对安全的。
咖啡的种植大约在六世纪传到阿拉伯半岛的叶（也）门，再通由叶门普及于阿拉伯世界；十六世纪，土耳其人围打维也纳，退军之后留给了欧洲人喝咖啡的习惯；十七世纪荷兰人通过荷属东印度公司把种子带到印度尼西亚种植，十八世纪初法国人则在马达加斯加外海波旁岛（Bourbon）试种咖啡，再由此传往巴西；从此咖啡种植遍及中南美洲、亚洲、非洲三大洲，这是后来大家熟悉的事。但咖啡性喜高湿高温，只产于南、北回归线之间，可是最大的消费区却都在北回归线以北的欧洲、美国、日本，迫使咖啡必须贸易流通，穿梭于大洋，成为当今之世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贸易物资，这绝对不是昔日与羊群共舞的牧羊诗人所想象得到的。
阿拉伯人何以以为咖啡与伊斯兰教教义没有抵触？甚至把它命名为“Qahwa”（读着Kafwa），三个子音代表的意思包括了“坚忍不拔、内心感动、欢喜无忧”（我想不出比这三个描述更能准确赞美咖啡的任何言词）。原来圣者发现了咖啡的几个美德：第一，它能够帮助僧侣守夜。在深夜漫天星空中祈祷敬天，本是伊斯兰教徒的恩典，教义中更要求僧侣轮流守夜，作为重要的修行，黑色圣水恰巧可以帮助你彻夜清醒。第二，它能够抑制食欲。沙漠民族视臃肥丰满为柔弱病懦的象征，瘦削饥饿才合乎美与贤的条件；他们有强烈抑制食欲的禁欲主义传统，加上伊斯兰教每年的断食斋戒月，咖啡更成了强化意志力的实用良伴。
阿拉伯世界里历来为咖啡辩护的伊斯兰教学者很多，十六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阿布德•阿卡达（Abd Alkader）在1558年所写的《论咖啡的正当性》最为重要，该文在十九世纪初被译为法文（traite de la legitimite du cafe）在欧洲流传，这些伊斯兰世界天人交战的咖啡神学论述，才逐渐为其他世界所熟悉。
奥图曼帝国治下的土耳其伊斯坦堡，十六世纪中叶出现了咖啡馆，标志了咖啡文明史上的大事；而它的进展神速，仅只十年间，城中咖啡馆数量跃增到六百多家。当时的咖啡馆，土耳其语称为“咖啡哈内”（Kahvehane），哈内其实是指商旅客栈、朝圣旅馆之类的临时租用空间，也许我们应该译做“咖啡栈”才对。但咖啡栈很快就风行成为新的社交场所，提供了一个当时正在兴盛的贸易商谈的润滑机制。
本来土耳其继承罗马人的传统，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是公共浴场，在热水浴、冷水浴与蒸气浴之间，在按摩与色情之间，权势与财富在此既公且私之域，彼此放松警戒，交换利益与协议，达成管式场所做不到的事。咖啡馆的出现，成了另一个“自由感”洋溢的场所，也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形态。
“自由感”洋溢之处，有时候是危险的，因为一切“反抗感”也会伴随而来。在既有的“私空间”里，或已完成特定使用任务的“公空间”里，都没有新的可能性可以发生。咖啡馆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暂时的不特定多数人集结之处，就接收了所有正在发生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一开始的作战司令部都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这里透露了某些有趣的线索，不是吗？
台湾早年的党外时代，民主运动的革命者当然也只有咖啡馆可去；公共集会是禁忌而危险的，一种有住所的“革命总部”更是不可能的，咖啡馆就成了临时搭建的通讯处与交会处；结识盟友、讨论行动，一家一家流转集会的咖啡馆扮演了从此处到彼处的空间。
二十年前，我失业在家，对自己的前程正感到困惑难明，几位朋友打气说：“开家咖啡店吧。”因而我在台北东区还不太热闹的街道里有了一家很小的咖啡店。很快地，因着我原来的工作背景，咖啡店主要的来客是新闻记者、作家、文艺圈与影剧圈的工作者，还有，和这些人过从甚密的”革命者”。
革命者，和其他族群一样，也是多样多面，他们有的热情洋溢，有的鬼鬼祟祟；有的博学多闻，有的猥琐草莽；有的大声喧哗，有的静默警戒。但他们共同的对社会的不满溢于言表，永远有你不知道或不敢相信的内幕消息；更有趣的，革命者共同的特性之一，是不爱付他们的咖啡钱。
革命者和僧侣一样，他们是习惯受供养的人；僧侣漠视此世，推销彼世，革命者也一样，他们也提供“下一个政府会更好”的允诺，至少他必须让我相信这一个政府有多么的不堪。当时我还年轻，对彼世与下一个政府，都充满了向往，也不在乎为这些革命者付一两杯咖啡钱；但是他们愈来愈多，呼朋引伴，对别人付账视为当然。我才想起来，小说家康拉德（JosephConrad，1857-1924）不是早在他的经典之作《我们的人》（Nostromo，1904）里头已经向我们暗示，要革命者为信仰牺牲容易，要他们守住一桶金币可就太难了？
这些流连于我的小咖啡馆的革命者，现在大半变成有权有势的名人了；有的选上公职又因丑闻下台了，有的入了新的行政部门，有的进了立法机关的殿堂，有的成了义正词严的媒体宠儿。但我只要想到当年他们推托迁延、避免沦为付咖啡账的人的滑稽模样，就觉得咱们这个岛有点危险。
我无意提供内幕给大家笑谈议论，我只是从这里看见咖啡馆的性质；是的，咖啡馆是变身之地，是你从这里到那里的出发之地。我自己不也是吗？每次人生转折失业待业之际，做咖啡店的时间就多得不可胜数，它是一个临时的场所，把你从私空间里拯救出来，知道你有下一个公空间为止，你在那里成为一个固定的身影。没有一家咖啡馆或者一杯又一杯的咖啡，我们真还不知道怎么走人生的下一段路呢。
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在他1976年的唱片《欲望》（Desire）里，就有首歌叫《再来一杯咖啡》（One More Cup of Coffee “Valley Bellow”），歌词象征式地写出行路人在咖啡馆流连的心理意结：
再一杯咖啡要上路，
再一杯咖啡我就走，
前往下面的山谷。
（One more cup of coffee for the road,
One more cup of coffee ‘ fore I go
To the valley bellow.）
作者：詹宏志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