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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样的世界——尼采与海德格尔

慧小田哲思学 2017-03-09 18:09:56

返回原样的世界——尼采与海德格尔

来自尚杰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投稿

可以这样归纳使海德格尔感到震惊的尼采的思想：无论是行为还是心思，“永远回来同样的事情！”——在我绝对孤独时一个精力充沛的恶魔如是说——这成为我们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最沉重的精神负担。我们的一生，只等于活了一天或一瞬间。

如此人生悲剧怎么在尼采笔下变成了快乐呢？海德格尔替尼采解释说，这是精神贵族的快乐、哲学家的快乐。哲学，就是快乐的科学！ “永远回来同样的事情！”——人类最大的思想负担：就像面对死亡，我们永远试图逃避它、克服它，但死亡永远是最后的胜利者。问题在于，如何克服命运？克服事先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东西。克服“永远回来同样的事情”= 怎么实现比想还多的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比想还多的想”仍然是想。

人是有思想负担的动物（我觉得这就是人类广义上的“原罪”，生来的亏欠，但所指向的不是世俗血缘意义上的孝顺，而是对生命终极问题的形而上追问、一种自寻烦恼的精神本能），这应该是人生意义所在。这里的“根本性负担”构成意义（这个根本性负担不是上帝存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上帝存在曾经是基督徒活着的一个根本理由，但对非基督徒来说，这个理由不存在，人还活着）。它同时是距离人最近的（就像帕斯卡尔说的，只要人想到自己，就会不快活；又像波德莱尔说的，明明已经下午2点却总想回到中午12点，这是人身上固有的一种自寻烦恼的能力。尼采的说法，是永远无法摆脱或“永远回来同样事情”的精神负担：为了意志而意志或强力意志）与最远的（只要人忘记自己，去消遣或消费，沉浸于“永远回来的同样的事情！”）——在我刚写下的这两个括号里，我把“永远回来的同样的”事情说了两次，但两次的含义是不同的。这是两次不同的沉浸（两个不同方向），一次沉迷于自我，享有思想，这是悲剧；一次沉迷于事物本身，享有事物的肉身，这是喜剧（可以同时有悲喜剧吗？这是个问题，就像哈姆雷特说的名言：“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深入自我的最深处是忘记我吗？无我之我？我所谓“同时悲喜剧”，是想回应一个克尔凯郭尔式的尼采问题（一个悖谬：克氏是悲观的与谦卑的、尼采是乐观的与贵族式的）。尼采说，“恐惧是伟大所固有的––––––去迎接极点的恐惧与极点的希望！”恐惧同时就是希望，不幸同时就是幸运，人在那里获得拯救？！这不是鲁迅所嘲笑的阿Q之虚假的“精神胜利法”（在中国人的精神习惯中，这同时是被嘲笑和自嘲的对象），而是精神的哲学动作、高难动作。把遭罪理解为快乐也不是为了实现某个未来的理想王国，而是说人生本身就是带着眼泪笑。牺牲精神或对毁灭自身的肯定，忍受那最难以忍受的（同样悖谬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反抗），这不是怯懦，它需要具有精神贵族气质的勇气。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传统的好人（柏拉图精神笼罩下的人）被说成“最后的人”（也叫“末人”，与“超人”比较），他们是一些精神平庸者，是最可鄙的（注意：这里的口气已经区别于卢梭和康德对人的看法，相比之下，尼采超越了以“观念性”的“一般”讨论人性，超越了类似“人是生而平等的，却无往不再枷锁之中”。尼采有“反启蒙”的启蒙，他注意到人性更细微之处即人性之悖谬性）。“超人”凭自己的天赋去洞察，平庸者“一根筋”式的去算计。在算计者那里永远只有已知，没有真正的未知，他们是按照事先已经给定的思路或线索，从已经知道的打开还不知道的（谜）。他们是丧失了洞察力的人，洞察需要灵气。同样面对未知（谜），灵气者的方法是猜测（或者试错）。猜测不是按照步骤推理，而是使精神沉浸于跳跃，就像光的闪烁。是的，使思想完全自由，而且没有根据（像无动机行为）。精神冒险地一跳，更像是行为（实践？）而非思辨。使精神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无路之路，每一步都在敞开自身的光，这些光是随时亮起来的，而且我自己事先也不知道它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照亮别人和点燃自己。

到处都是尚未开垦过的处女地。海德格尔说它们是被藏起来的，我觉得这话不准确，更应该说在我开发之前，它们并不存在。它们是被我随机撞见的。如果说“事情的真相”已经被藏起来了，等待我去发现，这个事实会让我有依靠，暗中给了我一个动机。但是，更原样的事实，是我无依无靠。我有反应而无事先的动机（所谓“动机”是被事后认定的），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以上说到的“谜”不是通常的含义，因为它并没有答案，没有谜底。换句话，只有问题而无答案，这并由于非智慧的局限，而恰恰表明真正的智慧是无底深渊。问题比答案更有力量、能指比所指更有力量、意志比愿望的实现更有力量。好奇心就是保持“精神被强烈刺激”的状态，而反应，并非是在回答问题，也非“反映”的同义语。原样的哲学是由问题而非答案（或知识）组成的，是由不确定性组成的。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有角色有情节，也就是说，哪儿、那时或哪时、谁——如果这些因素是悬而未决的，总在悬起我们的好奇心，那它们就是问题本身而非答案（描述它们并非在回答问题）。它表面是在描述生活世界（或寓言中的生活世界），但它把生活世界描写为一堆问题，使我们在思考中消遣。它的情节是虚构的而细节却是真实的（而希特勒统治下的意识形态中，除了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日期是真实的但是其细节却是被“命令”解释出来的）—— 与其说尼采在昭示我们哲学原来可以这样写，不如说他是在直接告诉我们哲学就应该这样写——哲学活跃在各种“视角”（perspective）之间。

通俗说，原样的哲学是对话的（就像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诸子哲学中）。我现在的问题是，哲学对话所使用的，是 “流畅的结巴语言”——就是电影蒙太奇式地说话，快速地切换镜头，嫁接含义，快速地转接“哪儿、那时或哪时、谁”——这是上述“什么”是怎么“是”的问题。通俗说，是德里达所谓“事物如何以原样的方式出场”的问题。

要克服自然的人性，克服自然而然，但这不是为了实现某个事先的意图或乌托邦式的理想。自然而然诱惑我们的欲望，不是尼采眼中的意志。查拉图斯特拉遥望的是大海，仰望的是山巅。要克服精神的万有引力，去与命运抗争。高深：山巅之高与大海之深。这里的高与深含义相通，又都不是柏拉图-黑格尔式的现象背后的本质世界。高与深就在鲜活的日常生命的言行或事件之中，这些因素既可以平庸地发生也可以高深地或精神贵族式地发生。这里发生了忍受不能忍受的精神现象，但它不是指逆来顺受，而是在平庸中超越却又在平庸之中。这既是摇摆，也是悖谬；它向前的同时就意味着向后；它的高尚就是它的堕落；它的进步就是它的反动——这不是在遵循辩证法，因为与平庸的看法不同，“超人”认为辩证法其实是僵死的。

为了返回生命，就要真正返回时间，从不动中体验运动。一切平庸看法的总根源，在于实际上（而非表面上）认为事物不动。但真实的情形在于，事情永远在绵延之中：向前就是向后，“未曾”就是“已经”和“将要”（我在追忆似水年华，但我是在当下的时刻不由自主地回忆，已经过去了的美好时光就要出现。在我重新唤醒它之前，它还不曾实现，因为这不是原样的唤醒，一切回忆，都是浮现那些印象深刻的元素，无论是快活还是痛苦）。尽管呈现我们面前的似乎是永远的“现在”，但“现在”是“不是现在的现在”——这才是事情的本来样子。

附：确定性的丧失（尼采篇）/尚杰

叔本华在尼采那里是这样登场的：

“我是叔本华的这样一个读者，我读完他的一页著作，就确信我将读完他的每一页著作，我不会遗漏他说过的每个词语……他的书就像是专门为我所写！”

很多人之所以读不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由于这些人只会照着字面寻找意思，而尼采的重要性却完全在于他那些格言式的句子无意识地揭示了很多别的意思。这本书表面上的文体是小品散文，其实写的却是哲学。创造性的思考与写作有一个根本性的原理：不是一种语言。换句话说，就是话里有话，它是快速而无意识的思维能力的体现。从一句话里能“话出”怎样别的话，这完全不可预知，这才是“内心在动”的本来样子。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像是人生话题或者内心独白的百科全书。从流氓到智者，从相貌到招牌，从苍蝇到蜘蛛网，从诗人到晚餐，从日出到沉醉，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虽然标有“第某卷”的字样，但只是个形式而已。某卷之内的话题无甚关联，走神跑题比比皆是，经常是一句话就是一个段落，游走于散文与诗之间，全都是边缘化的文字，无拘无束，就像在思想的很多小胡同里胡闯乱串。这种胡思乱想的写作手法似曾相识。是的，在蒙田的《随笔集》中可以找到它的原生形态。这种自由表达思想的方式比系统化的文字更加灵活多变，更符合心情的原样，就像是思想领域里的游击队。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又好像是一本看图说话的书，它是由一个又一个虚构的思想情景组成的，有时间地点，有人物情节，但它不是小说，也区别于单纯抒情的散文。它不是纯思想的散文，也不是伊索寓言那样有明显教育意图的短篇故事集。尼采创造了一种不好定位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完全随着新念头的旋转而旋转，它类似某种性灵似的东西。例如，他说要解救偶然性，这很像是一种自主地抓住的能力，似乎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在于“我认为它重要”。没有“我认为”，它就毫无意义地滑过去了，根本不值得一提。不仅是偶遇，而且是瞬间挑选偶遇的能力：“解救过往，把一切‘过去如此’改造成‘我要它如此！’——我以为这才叫解救。”

时光确实不能倒流，但是在我的意志里，这可以做到，可以不顾逻辑、修改过去，这属于另一种科学——无意识科学，这种科学痛恨一切已经被完成了的东西，耐不住只做个学者的寂寞，总想对自己有兴致的东西动手动脚。这种科学厌恶“现在完成时”，欢喜“现在进行时”。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最集中的主题其实是孤独，这个天生的预言家总是独自出行，行走于荒漠与绝壁之间，无所依靠，这是由于他已在高处，只能俯视众生，只能与纯净的蓝天与自由的大海为伴。既然与别人太不一样，就必须忍受这个。没人帮助，尼采这本书没有任何引注，他得自己解决精神的饥渴，自己制造供自己呼吸的氧气。他的每句话说得都很有冲劲，就像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怎样的句子才有冲劲？那就得尽量不使用现成的句子。例如这本书的一个小标题“论逐渐变小的道德”——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天晓得。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句子，它属于“现在进行时”，因此活生生具有冲劲。所谓思想的冲劲意味着要马上由其他句子增补正在形成中的意思，原来尼采是想说人究竟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是趋向伟大还是平庸？他在无人理睬的角落里忧郁地自言自语：“一切都变小了。”小男人，小女人，男人的皮肤怎么能像女人那样细腻柔软呢？这是一个“时间脱钩的时代”——哈姆莱特如是说。

「最卑微的道德叫怯懦，怯懦是平庸者的道德」。于是，就有了小人的弯腰与顺从。最伟大的道德属于敢想敢干的人。不要混淆女性气质和女性的生理，要把精神气质上的性别与生理性别区分开来。当哲学家说性别时主要指精神气质的性别。自信，这是从勇敢派生的道德，这怎么能做到？去“解救人的过往，改造一切‘既已如此’，直到意志说：‘我想要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从地上捡起一支过往的思想之箭，再搭起弓弦，把这支箭射向别的方向。

与其说“存在开始于每个瞬间”，不如说记住瞬间并体验当下才体验到存在的价值，这会揭示很多被我们所忽视了的价值。悲痛忧伤到极点，在那绝望的时刻，在极其愤怒的时刻，在开始刻薄而毫无怜悯之心的时刻，真正有创造性的思想就开始登场了。这是危急的瞬间，瞬间的危急在于它总是从我们指尖划过而我们却毫无感觉，没有时间了，赶紧做，一会儿之后，就是另一个世界了。

尼采大声疾呼：活出我自己！我自己开花，别人是否欣赏，与我何干？“要做一个人，别跟着我——要做你自己!你的生命只在你自己眼中是正当合理的。”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绝少会突然莫名其妙地插上一句“这让我感到厌倦”，但叔本华和尼采在自己的著作中决不排斥类似的插话。这样的插话本身已经意味着“实践哲学”，这是两种哲学文体的冲突。康德严格区分了理性语言与私人感情语言，他只把类似“我厌恶”的表达放在私人信件中。“怎样表达”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在传统哲学文本规范中，明明是我自己的想法，但要说“我们”，顶多说“笔者”，但会极力排斥“我”。

从学理上说，这是在排斥不可公约的“孤独个体”或者勒维纳斯所谓不同于存在的“他者”，排斥绝对的差异和陌生，不敢直面绝望和恐怖，就像害怕外星人。似乎不仅“他人就是地狱”，而且“我”的极端化情形也是地狱。沉浸于孤独状态相当于我是我自身的他者——我要保持快乐的心情和精神创造力，就得保持对自身的陌生感、新鲜感。若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就得先“不认识”从前的自己：每天都在新的渴望之中跃跃欲试，这个过程无所谓失败，因为成功已经处于“跃跃欲试”之中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哲学思考的新方式：那就是，一个哲学概念的意思在于我怎么使用它。在“怎么使用”的问题上可以自由想象，任何先哲都约束不了我，在这里不存在“一定要如此”的法律。这很惬意，刺激而冒险，就像一个孤儿独闯世界，能独闯到什么程度全仰仗他自己的能力了。这个过程是在创造新的思想、新的美感、新的感受，哲学—文学艺术的界限在这里消解了。

可以广义地理解以上的“个人性”，方法是把它与差异联系起来思考，尼采使用了“视角”(perspective)一词，而这与后来胡塞尔使用的“意向性”和海德格尔那玄而又玄的“Dasein”之间有着隐秘的相似性。视角、纯粹私人性、“Dasein”，这些都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现成的现象世界里的东西，因此并不平庸。从学理上说，意识(形态)的世界、语言的世界，就它们局限于一般性而不是差异性而言，它们活在平庸的世界。当然，这并非说心思和语言本身一定没有逃离平庸的办法，办法就是寻求真正的差异。「在尼采看来，“任何成为意识的东西，也就象征着成为肤浅的、相对愚蠢的、一般性的、符号的、群体符号……总之，意识的生长是危险的”」。

这样，精神的疾病(不正常的精神)不再是孤独(或者纯粹的私人性)，而是意识(形态)本身，在交流中的语言和意识一样都是“有病”的，尼采用了更为严厉的字眼：浅薄、弄虚作假、腐败堕落。这同样适用于尼采对黑格尔所谓思辨辩证法的厌恶：“你们由此会猜想到，我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所谓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我所搁置的这种对立，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认识论被套牢在文法(人民的形而上学)之中。”

在这里，尼采把文法(暗指语言—意识)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这些都成了他批判的靶子。于是，在尼采这里，哲学连同形而上学都成了“贬义词”。尼采还暗含这样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