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存）充满中国趣味的清代广州外销玻璃画

莲生贵子玻璃画 清代

广州十三行商（夷）馆玻璃画 18世纪末19世纪初

蓝色蚀花玻璃人物画 1914年

罗兴连

18、19世纪，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琳琅满目的中国货物成为了西方人追逐的稀奇物品。广州由于“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成为了中西方商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广州手工艺人应欧美市场的需要，创作、生产出各种具有浓厚中国趣味而又略带欧洲艺术风格的外销艺术品。在照相技术尚未出现的时代，外销画成为欧美人士了解“中国风情”的重要媒介。广州口岸的外销画家们根据西方人的审美要求，创作了油画、水彩画、象牙细密画、玻璃画等多种形式的外销画。本文要介绍的是其中的玻璃画。

玻璃画工艺

早期玻璃画又称玻璃油画、镜画(Mirror painting)，是指用油彩、水粉或国画颜料等在玻璃背面绘制的图画。与一般绘画的画法不同，玻璃画是在玻璃的背面作画，从正面欣赏；一般绘画是先画远后画近，而玻璃画则是先画近后画远。

玻璃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最熟悉不过的物品。人类最早的玻璃工艺始于埃及，罗马帝国丰富了玻璃工艺的技法，到了中古世纪，玻璃工艺技术已发展到彩绘玻璃花窗上。我国虽然在西周时期已有玻璃制造的工艺，但发展缓慢。明末清初，西欧生产的玻璃进入我国，刺激了我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康熙皇帝在紫禁城内设立了“玻璃厂”，至乾隆年间生产出了大批的玻璃制品。

清代，广州是南方玻璃的主要产地。随着各种玻璃工艺品的频繁出现，玻璃画成为了该时期玻璃工艺中的主要角色。但是广州的玻璃工艺在18世纪仍处于相当初级的水平，不能自立生产制造玻璃材料，只能把从欧洲进口的玻璃珠子和钮子或搜集的碎片，融化再制造成器皿。1793年跟随马戛尔尼(Macartney)使团来到广州的英国人吉兰(Gillan)，描述中国的玻璃制造业时这样写道：“广东艺术家却在竭力搜罗欧洲玻璃碎片，然后将之舂烂，置于熔炉再度熔化；熔化时吹成大球或气泡，尔后切割为形状大小各异的玻璃块，主要用以制作小镜子和几样玩具。这是中国人目前制造的唯一一种玻璃。”他最后评论：“以天然原料制造玻璃之道，他们似乎一无所知，也未确知原料为何物。玻璃珠子和形形色色的玻璃钮子，均从欧洲的威尼斯等地进口。”(艾伦·麦克法兰、格里·马丁著：《玻璃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可见，广州的玻璃制造业并不能令西方人满意，有人甚至直接从欧洲运来玻璃，由广州的外销画家们绘制好后，再运回欧洲。关于欧洲人运玻璃到广州绘制外销画的情况，1751年来广州的瑞典商船“查尔斯王子号”上的牧师彼得·欧斯贝克(Per Osbeck)，在其所著游记中记述道：“欧洲人经常带玻璃来，让人把玫瑰花或者其他花卉绘制在玻璃上，因为中国人非常擅长绘制花草。”(引自江滢河著：《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版。)

玻璃画最早见于15世纪意大利圣像画，由于画在玻璃的背面，在欧洲也被称为“背画”(Back Painting)或“反画”(reserved painting onglass)。因为玻璃表面光滑，不易着色，技巧很难掌握，在18世纪的欧洲已经不再流行。18至19世纪，随着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开展，玻璃油画在广州口岸盛行，甚至成为外销画的重要画种。

西方人德经(DeGuigue)在他的游记中称广州是中国的玻璃画中心，并记载了广州玻璃画的绘制方式：“中国画家喜欢用薄的玻璃镜作画板，因为厚的玻璃镜会使颜色变浅，影响画面效果。他们一般用油彩绘制，有时也用树胶混合颜料作画，绘制时画家先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一种特殊的钢制工具将镜背面相应部分的锡和水银除去，以便划出一块清晰的镜面来绘制图案。”(引自江滢河著：《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版。)

充满“中国趣味”的玻璃画

玻璃画主要是适应外销而创作的，迎合了西方人的审美习惯，色彩鲜明强烈，具有喜庆气息。题材较为常见的有港口风景、珠江沿岸商馆区风光、仕女人物、亭台楼阁、花鸟树木、龙舟赛、宫廷宴会、收割庄稼、种植茶叶、纺织丝绸以及表现贵族悠闲生活情景等充满“中国趣味”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艺术性。

广州博物馆藏有 “广州十三行商(夷)馆” 玻璃画、“莲生贵子”玻璃画、“仕女图”玻璃画和山水人物图玻璃画等多件清代广州外销画家创作的玻璃画作品。其中“广州十三行商(夷)馆”玻璃画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作品，描绘了当时十三行商馆的繁忙景象：沿着江边一字排开的两层小楼房是外商用来进行贸易、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商馆前的广场上，飘扬着丹麦、美国、英国、瑞典等国的国旗；珠江上还停泊着十多只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有帆船、小渔船以及画舫等；画面右上方的山上还画着观音庙和一栋五层高的建筑——镇海楼。

由于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玻璃画的画风通常融合了中西两种绘画的技巧。该玻璃画采用了西方绘画中焦点透视的方法，画出的商馆区建筑线条很直，有一定的立体感。此外，玻璃画对人物的着色也开始出现明暗对比和光影处理。广州博物馆的“仕女图”玻璃画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绘画题材。画中的仕女，凤眼、柳叶眉、樱桃小嘴、窄溜肩，配上华贵的发饰和服装，流露出浓厚的东方情调。画中仕女正一手执团扇，一手捧书，一位知书达理的贵妇人形象跃然眼前。画家对脸部、手部进行了细致的描绘，用色有了明暗对比和光影的处理；衣服上的纹饰也清晰明了，衣褶流畅，整体色调既有变化又不失统一。该玻璃画人物描绘精致，神态生动传神，笔法细腻，整体风格统一。

广州博物馆的另一幅山水人物图玻璃画则更像一幅水墨山水画，画中远处的山水似用中国传统泼墨山水画的手法绘制而成，山中雨雾缭绕，玉宇琼楼耸立，近处一人在前遥指远处山中楼阁，一人则带着小童紧随其后，似在寻访山中的仙人。这幅玻璃画虽然有着典型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特征，但也通过明暗对比增强画面的立体感，体现出了西方绘画技巧在玻璃画中的运用。

除了这些充满中国风情的题材之外，从18世纪末开始传入广州的西方版画图案和印刷图案也被应用到了玻璃画中，更加丰富了玻璃画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