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一月到三月

文／加吉

三月第三篇

十一月，临近万圣节，咖啡厅里挂满了南瓜灯，骷髅头立在壁炉边上，灯光稍昏，带有金属的质感，音响里响着动感强烈的黑人音乐，空气里混着披萨和咖啡的香味，很有节日的氛围了。 曾棠就坐在我的对面，脸晕在光里，眼睛里溢满光彩，星星要从她的眼睛里溅出来。我一直在说话，曾棠大部分时候在听我说，有时候会接过话茬。她埋头喝咖啡玩勺子，她送给我鲁尼妹子的明信片，她给我看毕加索粉红时期的画，她脱下外套穿着墨绿格子的衬衫，我说：“平胸穿衬衫才好看啦。”头顶的灯光忽明忽暗。 北京的深秋，风早有了横劈枯叶的力量，更是趁着夜色猛加了威力，刮在裸露的皮肤上干燥生硬得疼。从咖啡厅出来，深夜的校道上行人很少，只有杨树空摇着枯枝，曾棠逆风推着我的自行车，我走在她身旁哆哆地缩着肩膀。路灯是混了铝粉的白。 我的生活多是一滩死水似的平静，连迷途的鸟也不愿扇起翅膀扇出些涟漪，一圈一圈扩散开去，撩拨我锈透的神经。可能是咖啡因的作用，我突然变得兴奋起来，整夜未眠，一时迷失在光影交织的梦幻里。迷迷糊糊里手机亮起蓝光，曾棠说，她实在睡不着，起床看《庄子》。 第二天晚上我去上美国电影的课，曾棠也去。去超市里一人买了一只糖葫芦，在阶梯教室里边看电影边吃。那天放的是《毕业生》，我之前虽是已经看过了，重看却别有滋味。上课的老师是个年轻漂亮的电影学博士，她说，每一代人都曾经年轻过，迷惘过，谁也逃不过青春的慌乱和勃勃生机。我为电影里一些细小的妙处兴奋不已，黑暗里惊觉曾棠的眼睛有晶亮的光。 深秋过了便是冬日。北京的冬天多是寂寥的，北风刮得紧，空气又干又冷，一眼望去，眼光所及之处，多是灰蒙蒙一片。十日里九日大霾，一日大风，难熬得很，偶尔一个旷远的晴日便觉是上天的馈赠，须得跳起来欢呼一阵才好。 曾棠和我都生在冬日，我更是出生在大雪初晴的时候，却着实怨恨这个季节。唯一值得期盼的便是封山大雪，就像林白在《过程》中写道：“十二月大雪弥漫。”只可惜这个冬天没有大雪，空气干燥，挤也挤不出水来，我只好和曾棠走在干枯的雾霾里，车灯却怎么也穿不过厚重的霾，像挤在毛玻璃之外的世界。 冬日的一切都无比无聊。十八岁的最后一段时间也因此无聊起来。在街边小面馆吃了一碗不正宗的北方面条喝了一罐哈尔滨啤，和曾棠感慨起生活的烟火味来。走在伸手难见五指又冷气砭骨的夜里，被曾棠胡编的清末女鬼吓得半死。曾棠以萎靡社社长的身份和我参加自强社的跨年晚会，我坐在离舞台很远的地方拿蓝色荧光棒敲曾棠的头就算是跨完年。 一月就是一月，一月过的飞快。 二月末的北京居然就逐渐褪去寒气，阳光明亮又温暖起来，一夜间就有了春的感觉。和曾棠走在五四大街上，午后的阳光斜铺着，给曾棠的轮廓线加了金边儿，头发的反光明晃晃的，稍有晃眼。空气里有浅浅淡淡的清香，行人不急不缓的走。 “我们现在走在五四运动的源地——五四大街。”曾棠停下来，回过头对我说。 “怎么可能，海淀距离东城那么远，北大的学生走到这儿的时候都该是下午了，哪有力气游行。”《城南旧事》里惠安馆的疯子喜欢的男学生就是北大的，海淀那时候还是乡下呢。“从北大到这儿可比从八通线远。就听你瞎说。”我觉得我的推测有理有据。 曾棠一听我胡诌，突然也就没了底气。拉我到附近的交通站牌，比划北大到五四大街和八通线到五四大街，嘟哝到：“差不多远嘛。” 我笑：“那是直线距离，北大到这儿可得绕着环走。” 有个等公交的姑娘眼神复杂地朝我看了一眼，我没多想欢快地走在日光里。回学校特意查了五四大街才惊觉附近有北大旧址。 美术馆那天有张仃、傅狷夫、黄琦的画展，很为喜欢黄琦的版画，特别是《夜曲》那副。其实我一直没有先锋前卫的艺术观念，欣赏不来现代主义画作，觉得这是一种异化的艺术，脱离了正常的审美趣味，更像是不学无束的叛逆青年哗众取宠所作的所谓“惊世骇俗”之作。可是却突然在某一瞬间觉得自己稍有理解张国立的“影子”系列画作，抽离了时间和空间之后，人意识的挣扎与跋涉。 和曾棠的艺术观念有些相左的地方，又开始不留情面地互怼。我永远坚持“形式优先”和“我大南方优越”的观念，曾棠胡诌不过我。 逛展特别累，地铁站绕出天际，回学校的地铁上人又很多。我手扶着拉环，疲惫淹没了我。地铁朝远离太阳的方向飞驰，车窗外日光罩着这座城市，很明媚。我突然很想笑，就笑了，一扭头发现曾棠也在笑，阳光打在她的脸上。 三月的日光更加明亮了，明晃晃的，灼人的眼，樱花一树树地开，很是好看。午间我在食堂吃完饭，单是一眼就从人群中辨认出曾棠来。安静地走在她身后，踱进教学楼去。从强光下忽地进入昏暗的室内，有一种抽离的恍惚感。 三月未尽。忽地想起郑愁予的《错误》，北风尽，东风不来，南风却该吹起了，三月里永远没有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