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 订 本

修订本的出现，自然意味着原版本的先期存在。两者的关系，初始的意图是改进与进化，“彼可取而代之也”，但就实现效果来说，不能一概而言，有初衷达成的，有不进反退的，亦有滋味难明的，其交织错落实可形成一个话题。文学作品的原版与修订版并存，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比照的丰富资料，作家的创作心理、思想嬗变乃至外界予其的潜在影响，都于同一文本的异样风貌间显露无疑。而原著者为何会修订自己已然完成且出版经年的作品，显然是值得探究的。
艺术上的求精，是作家修订作品理所当然的理由。上世纪八〇年代重出《围城》时，钱锺书虽不悔少作，但重读总不免看到不太中意的地方，做些修订，“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一些字句”，于是有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通行定本（据研究者统计：“修改总计三千余处，涉及内容变动的一千余处”）。而不久有人未经授权，擅自将《围城》发表于《文艺复兴》杂志的初刊本、上海晨光出版社初版本与数十年后的修订本进行汇校，且将之印行于世，结果引来一场侵权官司，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小的修订因著作的重要引发关注，而当代作家薛忆沩对自己多部小说的重写式修订，或许未引人注目，但却值得言说。薛忆沩的修订力度之大，等于重写，范围之广，涵盖了其先前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不仅有中短篇，还有长篇。他的追求是，“‘重写’本身也是‘革命’；革写作的命以及革写作者本人的命”，可见其用心之切。这种修订已是对原版本之质的改变，若有研究者做文本的比较研究，想来会有不小的收获。
而张承志对《金牧场》的修订，是当代文学史中不多的个案。以作者自己的话讲，“那是一本被我写坏的作品。写它时我的能力不够，环境躁乱，对世界看得太浅，一想到这本书我就又羞又怒。”于是，对其的修订秉承一种大删大砍的原则，“凡日本文化的描写，删；凡理想主义的涉及，删；凡虚构的小说人物，删；凡古文献、空议论、生命云云，删！”修订之后的《金牧场》不仅整体结构大变，且原名亦被放弃，改为《金草地》，可以说是当代小说名作中的极特异者。不过，奇特的是出版界及读者的反应，《金草地》少人青睐，而《金牧场》仍在不断重印，搞得作者也无可奈何，“我家能代父从军如花木兰的，并非打工的老二草地，而是退休的老大牧场。”作家的意愿与出版市场的选择，在此有了吊诡的逆反。
若论对自己作品孜孜不倦的修订者，金庸是个不能不提的人物。自七〇年代初完成《鹿鼎记》之后，他宣布停笔，不再写新的武侠小说，从此开始对以往的十五部作品进行精心修改润色，先后花去十年时间，方始完工，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见的版本。据相关的研究者对照其初版本与修订版，发现差异比较大，初版不乏粗糙与悖谬之处，从文辞字句至大的段落乃至章节，金庸都动了不少“手术”，可以说是为其作品后来的经典化有意无意间做了先期的铺垫。这一修订成全了金庸的武侠江湖，亦成为无数人青春阅读记忆的情意结，而令大家未想到的是，进入新世纪，金庸忽然宣布要再次修改其作品，出新版。如此的“小动干戈”，实在叫人疑惑，是老人有了创作新想法，还是商业方面的考量（作品集换了新的出版方）？这次修订动作不算大，但有些改动还是让老读者感觉诧异（如黄药师对女徒弟梅超风的暗恋），成败有几何，尚待众人争议。
上述的修订，牵涉因素有许多，但均为自发，乃主动的修改，而还有一种情形，是作家身不由己地修订甚至否定自己的作品。一九四九年之后，政治形势变化，许多作家不仅要对现在创作的作品负责，还要对多年前的作品负追溯既往的责任。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叶圣陶、丁玲等，纷纷修订起自己的作品来，于是，《女神》的泛神论思想，演进为马克思主义；《子夜》中原本“生活腐化”的革命者形象，相关描写删汰净尽，一变而为纯洁无暇；《骆驼祥子》少了几个章节，因为祥子不能没落，要有光明的尾巴；《雷雨》删去序幕和尾声，且第四幕几乎是重写，主要角色之面貌大加变化；《日出》的主角固然是陈白露，但革命斗争的线索也要增加，否则就是落后；《倪焕之》，知识分子只有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才是真正的出路。诸如此类，现代文学的名作不得不加入新时代的审视要求，而这一系列修订版，到了新的时期，尽数被淘汰，徒然余下陈年的旧迹，成为研究者考察的材料。
另一种修订本，执行者并非作家本人，而是由编辑着手的。花城、香港三联版《沈从文文集》多达十二卷，是沈从文作品暌违大陆读者数十年后的第一次亮相，影响巨大，但不久即遭有识者曝光，这套没标明删改原著的丛书却是动了不少手脚的“修订版”。作家的作品从字句到段落，乃至整篇，“修订”处不在少数。缘由呢，自然是有碍观瞻，自政治到情色，不一而足，比如一篇《论郭沫若》从文论集中整个删去，只是因为这是批评性的文学评论。这种“修订”发生在八〇年代，有其苦衷与难处，但从版本而言，却伤害太大，要不得。幸好沈先生的著作之后持续出版，终究是有好的版本供我们选择了。
对著作的修订，初衷都是向前看的，期望越来越好才是。不过，人性的复杂、审美的变化、时代与历史的暧昧等因素，常常使这一寻常的著述郎“修缮活计”呈现不同的面貌，或正或反，或良莠掺杂。于研究者而言，触摸这不同代的相异版本，不仅可感知切近的作家创作心理与文学生态，亦可时时关照微妙的社会生态，是一个有意味且不乏趣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