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绪论（上）

                
                
绪论
       在西北英格兰，位于坎布里亚郡（Cumbria）内的温德米亚湖（Lake Windermere）西岸一处叫做艾克勒格峭壁（Ecclerigg Crag）的地方，曾经坐落着一座采石场。这座采石场正是建造本区那些醒目建筑所用的石砖与石板来源之所在。在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叶间，这座采石场兴盛一时，发展到了自建码头的程度。然而它终究也随着历史之流而去了——今天修建在其遗址之上的是一座酒店，而在酒店之下遗存的是五块在其根基处可见细腻刻字的大石板，以及特制而成的、半没入水中的石块。石板上的刻字有些是在1835年到1837年间完成的。很明显，这些刻字是由一位受雇于采石场的匠人亲自完成的。在刻字中，包括了国内名人和本地贤达的名字，其中有：纳尔逊（Nelson）、牛顿（Newton）、 瓦特·斯考特（Walter Scott）、华兹华斯（Wordsworth）、詹纳（Jenner）、以及汉弗里·戴维（Humphry Davy）；此外，还有采石场用地主人的名字：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威尔逊先生与湖畔派诗人们（The Lake Poets）为友，同时也因其为《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撰稿和于1820至51年间在爱丁堡担任道德哲学教授而被视为本地名士；此外，还有约翰·劳东·麦克亚当（John Laudon MacAdam）——他为本地造桥修路——以及几位向本地学校捐款的善人的名字。在最大的一块、高约五米的石版上，则以巨大的刻字表明了刻者的一些想法：“国债L800，000，000（National Debt L800，000，000）/哦，苍天啊，拯救吾国！（O，Save My Country，Heaven!）/乔治三世、小威廉·皮特（George 3，William Pitt） /金钱是战争的血肉（Money is the Sinews of War）/陆军元帅威灵顿（Field Marshal Wellington）/英勇的海军上将纳尔逊（Heroic Admiral Nelson）”。
       治史之人会如何看待这些刻字呢？治社会史之人可能会试图从刻字中提炼出一些信息，以便研究采石场工人的社会地位、工作条件，以及他们工作以外的生活；还会结合对阶级、性别、仪式、以及身份认同的考虑，通过这些信息研究采石场工人生活的那个社会其性质。治经济史之人则会试图提炼相关信息，据此在比较的视野下研究工人的工资、彼时的经济状况、以及本地商贸中采石场工人的相对位置（还要以此对比其在整个国家商贸中的位置）。治文化史之人也许会对本地的、本区域的、或者整个国家内的话语（discourses）加以揣摩——在这些话语中个体或群体表达自我；在此基础上，文化史家也许还会更进一步，分析这些话语间的权力关系，以勾勒出一副展示某一特定历史人物与某社会群体间关系的画卷。那么，治思想史之人呢？此人首先得从文字入手，考虑这一类问题：刻字之人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又为何正好以那一特定的方式表达？刻字者表达的观点在别处是如何被表达的？这些观点间的世系又是怎样的？它们的反响究竟如何？
       这样的工作有时是困难的——特别是当研究的对象其含义不甚清楚的时候；又或者是当对象文字仅是单个的词汇或名言警句的时候（就像采石场的这个案例中那样）。要分析石板上刻字中的那些人名，这是相对容易的。这些人名体现出刻字者对本地名人有所了解；他看起来敬重这些名人，尊敬他们的地位，并特别珍视这些人的善举——尤其是他们对为贫民所设的学校的馈赠。此外，这些人名也体现出刻字者对技术发明与科学、对诗歌与文学、以及对英勇善战和英雄行为的尊崇。除此之外，再想看出些什么就困难了——如果不算石板上的只言片语中还隐含了某些论点（arguments）这一情况的话。这些论点表明了不列颠彼时所处的境况：当时，国家正因负债累累而需要被拯救（“哦，苍天啊，拯救吾国！”）。此外，在“金钱是战争的命脉所在”这一句中，可以看出刻字者有感于战争耗费大量金钱而发出哀叹。在这此句旁，小威廉·皮特（1759-1806）被两次提及，这可能说明刻字者将此人视为上一世代中的主要好战分子——当然，这种可能性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同时，考虑到还提及了纳尔逊（1758-1805）和威灵顿(1769-1852)之名，或许可以推测当小威廉·皮特和这二人当权的时候，刻字者正值青春年少。就刻字者身处的那一时代而言，一方面从爱国主义的角度赞颂这些伟大的统帅，而同时又哀叹战争之激烈与其恶果之惨痛，实在是一种很典型的做法。
       更加重要的是：“哦，苍天啊，拯救吾国！”此句直接取自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为弗朗西斯·阿特伯里（Francis Atterbury 1663-1732）所撰写的墓志铭——阿特伯里曾担任罗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Rochester），人们相信当他被流放至巴黎的时候，在弥留之际于他女儿的臂弯中说出了这句遗言。阿特伯里的遗言广为人知，而这遗言的精神又得自保罗·撒尔皮神父（Father Paolo Sarpi 1552-1623）——这位伟大的威尼斯历史学家在临终之时表达了他对威尼斯保持其主权独立的祈望，他说道：“愿她国祚永固（Let her endure. Esto perpetua.）”。“经济是战争的命脉”这一观点的源起，则可以被追溯到到西塞罗（Cicero 106BC-43BC）的《第五谴责演讲》（Fifth Philippic）；这一观点为培根和马基雅维利所驳斥，并在一干作者的作品中被复述过，此中就包括了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83-1494）和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
       这两句表述对于采石场的那位刻字者又意味着什么呢？此类表述在十八世纪的文献中常常能够见到——其哀叹社会的商业化与奢侈化，预言伴随这些变化而来的欲望泛滥、战争以及债务将会给所有社会带来悲惨的下场。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政治论文集》（Political Discourses）中的《论政府信用》（“Of Public Credit”）一篇即是此类文章的一个好例子——采石场的那位刻字者明显传承了此类文章中哀叹时局的情绪。在此文中，休谟对债务将对欧洲各民族国家带来的后果深感绝望；他将彼时的国际关系比作在瓷器店里耍棍——瓷器必被打碎，正如债台高筑的欧洲各国，其国民经济和公民社会定会崩溃一样。对债务的恐惧在与法国革命政权以及之后与拿破仑帝国的战争中达到了顶峰——那时，不列颠的负债达到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百五十（如此高的比例自那之后再未出现过）。小威廉·彼特首相与债务增长间的关系在当时应该是人尽皆知的——尤其是当1797年政府停止要求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将货币兑换成黄金的时候。
       对战争和对债务引发破产的恐惧，可以说是当时关注国家命运的人们（包括休谟）之所以坚信不列颠正在走下坡路的一个主要原因。作为今人，我们拥有后见之明的优势，这一优势使得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已经初现“工业革命”——今人如是称之——的星星之火。一些史家论称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之快前所未有；此外，巴兹尔·威利（Basil Willey）和其它一些人也将稳定性的增长描述为十八世纪的主要特征——这一增长正是后来维多利亚时代不列颠自信心高涨的序曲。然而，对彼时的人来说，不列颠却是一个深陷危机的年轻国家；其为负债、战争和政治分歧所困扰——当时的政治分歧主要出现在：詹姆斯二世党人（Jacobites）与汉诺威家族及其党人（Hanoverians）之间、辉格党人（Whigs）与托利党人（Tories）之间、英国国教信徒（Anglicans）、天主教徒（Catholics）和脱离了英国国教教会的新教徒（Dissenters）这三者之间；此外，分歧还出现在社会商业化的倡导者与反对者之间。当时，很少有人相信从时局中能够看到一个未来；他们认为从中能看到的只有国家即将到来的灭亡。当时的人普遍相信巨大的变革即将到来；他们为不确定感所包围。即使是那些对于不列颠的前途表现得淡漠、冷静、甚或是乐观的写作者——比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或是德·洛尔默（Jean-Louis de Lolme 1740-1806）——都认为现状既算不上稳定，也不值得维持。相形之下，那些预言不列颠的崩溃以及其战败的感伤之言要常见得多。
       一众观察者们对不列颠前途所持的保留态度，反而凸显了不列颠的成就——其在与法国革命政权和拿破仑帝国的战争中屹立不倒，并在战后一跃成为欧洲经济与政治上的领袖。然而，虽然不列颠在政体与经济方面成为了许多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楷模，其国内的思想生活却继续展现出这样的特征：人们的心头围绕着一种虚假强大的感觉；同时，人们也感到衰退无可避免；他们还感到由非自然的发展而达到的巅峰不可能长久。到1830年代为止，国家的债务危机仅稍有缓解，因此，对于国家衰退的哀叹仍可引起广泛的共鸣。在采石场刻字者的案例中正可以看到这一情况。这名刻字者可谓上一时代的遗老——在那个时代中，充满了天启式的忧虑和对国家毁灭的预感。他的刻字之重要性在于其揭示了某些特定想法的持久性，以及“平衡之世”（‘age of equipoise’）降临前夜中人们对未来持续性的恐惧。正因为如此，这些刻字是重要的——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视角，而这一时期是常常为人所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