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因子”：日本建筑与拿来主义
“看不见的因子”：日本建筑与拿来主义 从明治维新至战后时期日本建筑居住空间演变史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似乎总是和建筑的历史相互脱离而探讨，然而事实上这其中的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从大的层面来说，这是社会学与建筑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似简单又极端复杂；从小的方面来讲，我们将首先以日本近现代建筑居住空间之空间布局的演变着手为例，讨论其与日本文化传统核心及社会巨变之间的联系。日本政治学家、大思想家丸山真男曾强调过所谓“历史意识的古层”，他尝试“不仅仅停留在寻求上古历史意识的素材上，还要在记述方式中窥探那深深流淌的历史意识和诸表象底层的思考框架”（《丸山真男著作（第十卷）》）。我们不再是简单地将文化现象归因于某种不可描述的意识传统，而是真正深入地质问，传统是怎样形成、发展和传承的，这其中的根本动力又是什么。 这便回归到标题所说的九个字：日本建筑与拿来主义。奇特的是，日本这个民族的文化从始至终都通过外部力量进行推进，并且每一次追寻传统、发扬传统的意识觉醒的时候，都是在大量的抄袭、学习和模仿之后。建筑也毫不例外，在历史中经过了两次大的洗礼，最终呈现出来的，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独一无二的“日本建筑”。 七世纪，在唐朝鼎盛时期，每一年遣唐使都会将中国最灿烂先进的文化与技术带入日本，在列岛本土进行研究、学习与模仿，所谓“和魂汉才”。在这期间，最重要的文化引进即是老庄哲学与佛学，二者的核心内容组成了日本审美意识的根基——“无常”。万物有变，没有唯一与绝对——这种最基本的宗教思想转化为了日本居住建筑空间的核心。以著名的京都桂离宫（图1）为例，榻榻米与梁柱形成的“间”平面化地递进展开，中间的活动边界形成的层，模糊了“间”与“间”之间的分隔线，将所有的居室连接起来，变为一种“流动的空间”；主要的交通集中在外部的走廊，称为“綠侧”（Engawa），既是交通要道、通风采光的廊道，也是室内与室外交接的地带，是一种“二重的空间”（图2）。空间变得不再固定，因为其本质就是“可变的”，建筑的语言则是对其进一步的表达与强调，进而直接影响了日本人生活的方式。屋内除神龛之外没有固定的陈设、房间没有固定的功能，任何家具、生活用品都进行收纳整理，这些独特的生活观念延续至今。
唐朝中后期因安史之乱急剧衰败，日本停止输送遣唐使，开始鼓吹大力发展自己的文化。其间安万侣所著《古事记》的诞生记述了千年以来日本的神话，“神道”集合了道教与佛教的精髓，服务于效忠天皇与幕府的政治目的后，神道教以及日本禅宗美学的产生又一步加强了所谓“去中国化”。神道教作为泛神教的分支，强调“净化”与“纯粹”，强调万物皆有灵，在文学上形成了独特的“物哀美学”，在建筑与人居行为上更是强化了 “仪式化的生活”。入神社参拜前要洗手、入室前要脱鞋踏上平台、茶道的“和、敬、清、寂”成为一种日常的礼节仪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自觉地表明了这种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图3）。日本人追求极致的状态在大量的现代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中体现，如今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风格化的形式，运用最精炼、最直观的美学语言进行传播（图4）。
“无常”与“纯粹”这两者宗教和审美的核心，逐渐衍生成更为表象的 “八个审美意识”，即“微、并、气、间、秘、素、假、破”（黑川雅之《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这八个字的是网状型联系的，任何一者都集约体现了道教、佛教与神道教的结合（图5）。
真正令人感到惊叹的是，近代日本经历了剧烈的西化运动、极权主义运动以及战争的洗礼之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基本的日本美学与日本建筑空间形式却得到了完整的传承和发展。1853年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经历了攘夷战争与倒幕运动后，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近代史。颇为有趣的是，早期日本的西化运动如此彻底，相比之下我国的洋务运动的确是相形见绌。1877年，年仅24岁的英国人约瑟亚·肯德尔（Josiah Conder）受邀来到日本，将西方古典主义与哥特式建筑带入这片东方的土地，同时带来的还有一套西方的建筑理论与建筑教育。他所设计的岩崎庭院洋馆及其陵园（图6-7）与古河邸均完整重现了英国乔治时期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住宅建筑形式。当时的日本建筑师也开始大胆地将西洋居住生活方式直接引入到日本住宅之中，生硬地将东、西两者结合（图8）。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建筑理论中以内部走廊为轴线的设计方法以及起居室的设计在日本住宅中被大量采用。尽管这种直接的拿来主义与日本传统建筑中的空间的可变性原则相违背，却为日后日本建筑的现代化发展打下了基础（图9）。
与此同时，在国家民族主义兴盛的时期，一部分日本建筑师开始反思过往对西方建筑无差别的抄袭与引用，探索属于日本自己的建筑理论。1922年，日本建筑家协会举办住宅改造博览会，在日本近代的农家、町家和民家的住宅空间布局的基础之上，提出了26个革新方案，包括将餐厅与客厅结合、提出开敞式客厅与开敞式厨房的概念（图10），均形成了独特的、属于日本的居住理念。1915年至1928年间，藤井厚二通过五个实验住宅项目，深入研究日本居住空间的传统与理论，又通过实践提出以“居间”（i-ma）为核心的空间布局设计方法，将日本居住空间的发展提升到了理论化的高度（图11-12）。同一时期的分离派，以吉田五十八与堀口捨己两位风格截然相反的建筑师为首，探索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日本传统建筑的结合与发展，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本土理论（图13-14）。
至二战结束前，日本建筑居住空间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时期，早期简易地引入内部走廊的设计方法，经过一系列的发展，转变为“居间”这一核心概念，并且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本土化的空间布局形式。到了战后时期，随着日本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进入“五五制”的专制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着战后两次婴儿潮，城市化的进程导致人口密度的急剧增大，建筑技术也有了突破的进步，集中住宅在这一时期开始大量建设（图15）。此后，预制住宅也因工业化进程而出现，大量的建设工程促使日本住宅建筑进入了发展成熟的阶段。此前，仍是不成体系的“居间”为核心的设计方法，如今已经成为了主要的设计规范，进而如太田博太郎所总结，最终成为日本居住空间平面布局的基本模式（图16）。
然而，这种本土化的居住空间，是怎样从全盘西化的运动中脱离出来并成为主流的呢？简单来说，从内部走廊的引用，转化到居间的形式，传统住宅中多功能的各个居室如今都被赋予了固定的功能，而居间本身却成为了融合了内廊与外廊的交通枢纽。与此同时，所谓的“居间”并不简简单单是西方住宅建筑中起居室的概念，而是一种更符合东方人居理念的多功能空间。我们反观整个居住空间平面布局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其形式上似乎最终又回到了传统的原点，然而在功能上、美学上和实用性上，又较之过往增加了功能性和私密性的元素。同时，传统的日本住宅呈平面递进的方式，外廊作为交通主线连通室内的空间；而如今，外廊的功能被融入到了“居间”之中，这为日本住宅发展为集中式住宅提供了最重要g的元素（图17）。
我们看到了演变是“怎么”产生的，必然会质问“为什么”。日本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军国主义强化了天皇的“神性”，尽管经历了一系列西化运动，却将日本社会最核心的制度稳固地保留下来，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而建筑作为审美和居住行为的载体，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变迁：二战后的日本面临了以天皇为宗教核心的社会制度的土崩瓦解，但其文化的传承却没有如等级制度一样遭到打击。从日本建筑居住空间的演变的角度来看，尽管战后的日本进入了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但其人居理念已经在战争时期度过了发展阶段，进入了成熟化的阶段。因此，尽管日本社会又一次经历了剧烈的震荡（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真真正正的革新），日本的文化却形成了独特的传承，直至今日。而这样的层叠式的发展与变迁，将会为中国这个历经了断崖式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历史的国度，提供一个找寻未来的启示。 个人简介 林婉嫕，空间设计师，“剖面计划”学术研究成员，曾获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士学位，及伦敦艺术大学切尔西艺术学院室内与空间设计硕士。林婉嫕空间艺术设计工作室创始人及首席设计师。主要致力于近现代建筑历史与社会衍变的跨学科研究。 指导顾问：国一鸣 2016年6月3日 根据于2016年5月2日同名讲座内容整理
已于“筑解学社”微信公众号发表 请关注剖面学社豆瓣小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