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编造了一个“中国式谎言”

涂涂/文

3月23日，《中国故事》开始在一条众筹，26个小时，完成了20万元，100%的众筹目标，超过5000位读者支持。众筹页面上，放出了作者一苇、也是我这个出版人最喜欢的一个故事——《范丹问佛》。

3月24日，出版业内最著名的公号之一“做書”，转发了胡晓江先生的评论文章，说这本书号称中国版“格林童话”，是“一个货不对板的中国谎言”，说“为此买单的中国家长们，你们是不是傻？” 这篇文章对一苇的《范丹问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更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直言这个故事“价值观垃圾透顶，想象力垃圾透顶，干巴巴毫无美感，能充分说明作者和出版者的土鳖品位”。“做書”则在为这篇文章写的按语里面提出，希望（出版方）“在尚未成书尚未造成更多糟糕影响之前，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止损。”

说实话，在“做书”转载这篇文章之前，我是不打算回应胡晓江先生的——虽然胡晓江先生的言辞间颇有戾气。因为我认真读了胡晓江先生的批评文章，也看了一些他的其他言论，能得出的结论，无非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同，审美取向也不一样。比如，胡晓江先生外行地认为“绘本是绘画和文学的衍生物，奶孩子用的，引进少点毫不可惜”，我则外行地认为并非如此；比如，胡晓江先生个人化地赞赏另一个版本的范丹故事“体现范丹的品格”，而我则个人化地恰好不想在故事里面呈现什么他想要体现的“品格”，因为我相信中国故事不是拿来教化孩子的教材，如果有教化，也在于潜移默化的文字山水之间；比如，胡先生（还有“做書”）高高在上地认为为此买单的中国家长是傻瓜，我则相信参与众筹的中国家长有对中国故事的真诚期待，有对我们乐府和中信大方做书品质的基本信任。所以，胡晓江先生不喜欢一苇的《中国故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每个人应该有自己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这本来也就是我开始学习做出版，并且执意要做一苇这本《中国故事》的一个出发点。

但是，“做書”的介入让事情变得不一样了，非常多的儿童文学和出版从业者把链接发给我；而“做書”的按语本身，更透露出一个可能来自公共领域的信息：他们可能觉得胡晓江先生说得对，他们可能觉得一苇重述的故事不够好，他们可能更希望一个故事是有伏笔有呼应，条理清晰，教育意义明确的。

既然如此，我想自己还是回应一下胡晓江先生，更回应一下“做書”吧。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理性讨论：在当下的语境里，我们是否还需要这些来自传统的故事，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讲述这些故事。

其实，对《中国故事》的批评，胡晓江先生的文章，并不是第一个。今年一月份，我们邀请一苇在中信书店讲述中国故事，她站在台上讲的，就是这篇《范丹问佛》。这个故事她在学校里讲了无数遍，讲完之后总要请小朋友们说说感受，但她在中信书店讲完之后，现场得到一个年轻人的反馈，他说“这个故事只值50分，因为一听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他算是相当克制了，没有使用陈腐、无聊这样的词语，但作为出版人，这位读者的潜台词我听得出来。当时我没有说话，但心里是有一点点哀伤，甚至有一点点愤怒的。一条众筹时有位读者留言，问“我们小时候喜欢的那些好故事都到哪儿去了？”那天我在中信书店的故事现场想到的就是这一点，“好故事，是被我们自己抛弃掉的”。

那一天，这样一位普通读者的质问，其实引起了我们的合作伙伴中信出版社方面的不小担忧。他们担心中国故事，可能确实不再切合这个时代了，又或者，即使读者有这个需求，你又如何证明你的故事就讲得比别人好呢？我很理解他们的担忧，在私底下也对他们非常感谢——很多年了，市面上并没有一本让人看得过眼的中国民间故事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过时了，中信作为一个大出版社，愿意一起来做这本书，我真的非常感激。胡晓江先生在朋友圈里说作者和出版人“土鳖”，这话至少说对了一点——我就是一个土鳖的人。去年开始学习做出版，我一开始想做的，就是那些老掉牙的故事集。我相信，这些故事里面藏着天真，藏着智慧，藏着一些刻在我们灵魂里面的东西。

回过头来说《范丹问佛》，胡晓江先生把这个故事（至少是一苇的版本），批评得体无完肤，中信书店的年轻人说它只值“50分”，但在我这个出版人眼里，不是这样的。其实就宣传而言，《中国故事》里面有很多更合适传播的篇目，小朋友一看就会特别喜欢，比如起首一篇《卖香屁》，我给女儿讲了很多次，每次她都笑个不停，甚至还跟我一起把故事改编成了偶戏。但是两次，一次在中信书店，一次在一条，我最后都还是挑了《范丹问佛》这个故事给大家看，可能多多少少是因为，这个故事照进了我的心境吧。胡晓江先生在批评文章里面嘲讽这个故事“体现中国人对世界最大的信任、 最根本的理解、最深刻的安慰”这个说法，其实这句话是我说的，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它们就是我的心境——当时我对中信出版社的怀疑和动摇，深感失望，所以写了一封言辞颇为激烈的信。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一部分：

我们看看《范丹问佛》到底讲了什么，这是最好的中国故事之一。

1.范丹是个叫花子，但即便如此，他也每天要为自己存一把米。这是自律与坚持。

2.范丹的米每天都被白老鼠偷吃，并且是以佛祖的名义。佛祖代表命运，这是一种绝对力量。范丹放走了白老鼠，这是良善。决定去远方寻找和询问命运，这是勇气。

3.寻找和询问命运的道路充满险阻，范丹这个流浪汉得到了各种不同的帮助，无论是一碗饭，还是一次摆渡。这是世界对个人的友善。

4.每个帮助了范丹的人，也都有自己的疑惑或者困境。这是人的普遍命运。

5.范丹答应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要替他们问佛祖、问命运一件事情，这是感恩，更是承诺。

6.范丹面对佛祖，先问他人的问题，再问自己的问题。这是责任，是对承诺的尊重。

7.佛祖说“问人不问己，问三不问四”，你只能选择自己和他人中的一个，你只有三次机会。这是命运的绝对性，你不可能预知。

8.范丹转身离去不再纠缠，是对规则的接受，也是对自己选择的承担。而且他必须回去告诉另外三个人自己问到的结果，这是对承诺的完成。

9.大鼋和土地公公放弃了夜明珠和脚底的金银，立刻达成了自己的心愿。这是中国传统智慧中强调的舍与得。

10.哑女开口，范丹成亲，以及整个故事从头到尾所表达的核心气质，是永不绝望的，对世界的基本信任。你信任这个世界，世界最终就必然支撑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无论看着你的是命运，是上帝，还是佛祖。

以上十点，是我在《范丹问佛》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的价值，也是一苇当天在台上来不及讲述的部分。我的看法是，这既是中国人最基础最内核的精神意境，也蕴含着最普世的、永恒的人类价值。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关于“看见开头就猜到结尾”，我也愿意再强调一次。一苇所说的，故事内在的自洽性，是正确的。一个十岁以下的孩子，他的心灵，需要感受到的是世界的坚固，而非各种不确定的动摇。所有最优秀的、根源的、讲给孩子的人类故事，无论是中国故事、格林童话还是佛经故事，在这一点上都一模一样。这是关于童话的基本常识，哪怕是讲述死亡的最现代的童话，它也要给孩子们一个确定性的慰藉。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孩子，我们会长大到不相信童话，会对那个看见开头就猜到结尾的故事提出质疑、感到无聊，但我们还是会在其他我们或许更为陌生的领域，去选择相信，相信一个新的童话。不相信，就不会有慰藉。《范丹问佛》这个故事，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最大的信任、最根本的理解、最深刻的安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这些故事，是关于中国的根源故事。

这封当时写给出版社的信，基于我对一苇这个版本《中国故事》的认知。我想，胡晓江先生或者其他有识之士，同样可以在里面挑出很多毛病。我愿意提前接受这样的质疑，没有关系。因为，哪怕再土鳖，这也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不是？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做自己喜欢的书，寻找喜欢这些书的读者，如此而已。一苇的述写当然不完美，十年也并不算太长，格林童话还改写出版了七个版本，用的时间还超过十年呢。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个读了台湾远流版40巨册《中国民间故事全集》，翻阅了全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以及无数县卷本，查找了大量民间故事家故事集的普通读者而言，从文学表达、类型丰富、地域广泛等各个不同角度去综合考虑，一苇的《中国故事》，重要的还不是它是否足够优秀（对我来说，它当然是优秀的，虽然还可以不断改进），更重要的是，它是我看到的唯一一部这样的重述本（我特别喜欢陈石峻、董均伦先生重述的民间故事，其文学成就非常高，可惜都局限于某些地域文化）。如果对比一下西方作家对格林童话的重述，从琼·艾肯到安吉拉·卡特，这一点，我们是应该觉得羞愧的。

所以，我在给中信出版社的信里面，最后说道：“我们可以想象，十年之后，《中国故事》会有无数的版本，也可以有超越一苇的更好的讲述者，它也会有无数更加适合孩子们的形态，但这一切，都必然基于我们今天，首先完成了《中国故事》的经典化。”是的，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让被忽视了太久的中国民间故事，以它真正天真和活泼的形态，回到中国文化的经典序列。作为儿童读物，它比什么“四大名著”，重要太多了。

最后，我要回复一下胡晓江先生文章中的一些具体批评，来自一苇版本与诚意爸爸改写版本《中国故事》的文本对比（我对诚意爸爸的文本没有任何意见，民间故事本来就是不断被讲述被更新被改编被丰富的）。胡晓江先生当然可以认为一苇的版本不好，就像我觉得它很好一样。

1.第一条，范丹是个叫花子。这一点当然是有民间故事原型的，它来自穷人的渴望，别忘了，世界是由贫苦人构成的，但有时候，他们并不真正贫穷，就像我们今天也并不真正富裕一样。不是仍然有许多工薪族会有类似的体验吗：三十岁了，还是在存米，老也存不满，并老是觉得自己在乞讨吗？

2“佛爷”这样的用词，包括佛爷怎么会打卦这样的质疑。其实很简单，“佛爷”是一苇的语言，我把她重述的故事看成文学作品，那当然就保留她的语言风格。我不相信，读者会不理解这个词语。至于佛爷打卦，在民间信仰里，佛道本来就是一体的好不好？

3范丹命中注定八合米。对我来说，这里体现了一种命运的绝对性。就像我做一本书，一定会遇到莫名其妙的专家跳起来挑毛病一样。我认就是了。它不是故事的伏笔，它就是绝对存在的。我，作为一个相信存在命运的人，理解这个命运的绝对性，也努力去超越这个命运的绝对性，有错吗？

4先问别人还是先问自己。一苇的故事里面，没有这个选择题。范丹只是觉得，应该先办别人的事情，再办自己的事情，这只是普通人的人之常情，当他意识到自己错过了机会之后，也只能接受。是的，我喜欢这样的设定，一定要让范丹做一次选择题，高尚地把机会让给别人，那不是范丹，是雷锋。

5黑风山，就像一苇说的，小鸡啪嗒啪嗒的眼泪掉在牛屎上一样，是她给故事添加的佐料，这些佐料来自无数遍给孩子们讲故事的现场过程，小朋友们就是喜欢！

6哎呀，最后范丹居然金银满屋，八合米的命运呢？这正是民间故事的魅力所在啊，那个绝对的命运，和那个被丢到爪哇国的为命运代言的白老鼠一样，居然被克服了。哈哈，我觉得这真是美妙的事啊。

其实，《范丹问佛》这个故事有很多不同版本，范丹也可能继续做一个叫花子，他也可能继续只有八合米。但那又怎么样呢？“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在范丹身上看到一苇，她做了一件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她做了一件别人觉得没有价值的事情，虽然每个故事的价值，其实就在那个故事自己的灵魂里。这个小学校里的语文老师、班主任，每天半夜才能工作，无比孤独，被朋友们嘲笑做的事情毫无意义，无数次说“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但她终于还是熬过来了。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评价一苇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她“土鳖”，本来这就是一件土鳖的事情嘛。但是，请尊重这个努力着的人。我要说的是，她做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从此以后，我们就有一本叫做《中国故事》的书了。

顺便说一句，“中国版的格林童话”这个说法，可能让很多人不满，不满就不满吧。对我来说，《格林童话》并不是完美的儿童读物，在这里借用的是它在普通家长心目中的经典位置——中国人自己的故事，理应有一个同样经典的表达。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抛开格林童话，直接说《中国故事》就能让家长们明白这些故事的价值，我会更开心。

最后，我请大家再读一遍一苇的《范丹问佛》。真诚感谢那些和范丹、一苇、我以及我们这个团队一样对这个世界仍有基本信任的中国人！

感谢《中国故事》最早的读者之一——校对杨老师——分享她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