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布鲁姆斯伯里

生活在布鲁姆斯伯里
赵毅衡
 
第一次意识到我竟然坐在历史的隔壁，是屋外一条锈蚀的防火梯。
 
1。
第一次意识到我竟然坐在历史的隔壁，是屋外一条锈蚀的防火梯。
八年前东方学院扩展，买下了边上罗素广场25号旧楼，以前是菲玻出版公司（Faber－&－Faber)的办公楼，楼的外墙有一条钢制的火灾时供逃逸的钢梯：至今电影里枪击追捕场面的常规道具，现实世界中已经不多。东方学院装修此楼，决定拆掉此防火梯：现在英国的建筑防火规定，对内部隔墙隔门要求甚严。楼外防火梯颤颤巍巍，士女先生恐慌中跌下，甚于被烟火熏烤亡命的可能。
但是防火梯变成了一个事件：据考，诗人艾略特在菲玻出版社办公时，妻子维维安一旦从大门口冲进来，门房肯定栏不住她，但是可以迅速电话通知在三楼上工作的艾略特，让他从这条防火梯逃跑。悍妻猛于火，当年罗素广场的行人，看到穿着整齐的艾略特先生从墙外钢梯狼狈而下，想必会给诗人一点同情吧？
1994年的电影“汤姆与维芙”（艾略特夫妻的小名），把艾略特演成一个对妻子缺乏容忍之心的小人，维维安的精神崩溃他有大半负责。名演员戴福（Willem－Dafoe)演艾略特，当年永远温文尔雅的诗人，平添了一分凶悍之气。如此解释历史，自然也没有让他从防火梯狼狈逃窜，以免观众过于同情这个薄情郎。但是东方学院事务处非拆防火梯不可，引起文物保护主义者的抗议，文学史家们则为艾略特有无狼狈逃窜之事，各执一词。争讼尚未休，在脚手架的布蓬后面，建筑公司早就拆掉了这条对艾略特有利的证据。
说起来是小事，但是许多人认为，艾略特没有婚姻之难，就不会把伦敦写成荒原，也不会说“我们是空心人，是乱草填塞的人”。这个防火梯－－空心人匆忙奔入荒原的通道－－万万拆不得。不过我校事务处的人，对古人的处境，缺乏最起码的感应。如今此墙上，只剩下一个伦敦旅游局安上的搪瓷盘：“诗人艾略特1925至1965年在此办公”。象我这样有幸见到过防火梯的人，见到这设计恶俗的字牌，只能为古人伤心。
2。
那是我刚到东方学院不久，九十年代初的事。此后东方学院又扩大，伦敦大学另外的几个学院也在扩大。报上开始说话了：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残存遗迹，都要被湮灭了。东方学院出版科搬出教学楼，到半里路外的Tavistock广场，那里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她的丈夫政治学家伦纳德。伍尔夫合办并且坚持了几十年的私人出版社“荷加斯出版社”（Hogarth－Press)所在地。
私人由于爱好而办的出版社，难以长久。小出版社不盈利，一点个人原因，小小家事，就不再坚持下去。都说弗吉尼亚性格不定，容易悲观忧郁。就凭办荷加斯出版社几十年，可以看出她真做起事来，作风执着。自己开出版社的现代作家，各国都大有人在。台湾朱西宁一门作家，自办三三书坊。作家办出版长期坚持并有所成，如伍尔夫夫妇者，恐怕很少。原因简单：事务工作太多，为人作嫁，大师不为。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可以看到，她很喜欢看稿编书，遍识英才，并没有觉得是耗费她的宝贵时间。1919年就慧眼出版艾略特的《诗集》，1923年也是荷加斯出版英国版《荒原》。
东方学院出版部走进了荷加斯的文物楼，我觉得岂不妙哉。此事文物保护主义者不无伤悲：布鲁姆斯伯里这块地方，三十年代起就被伦敦大学逐渐侵蚀。九十年代后期，英国高等教育终于象美国一样自我取消精英地位，大学生扩展到同龄青年的一半，并且大量抓捕外国学生，现今伦敦大学几乎占用了整个布鲁姆斯伯里地区。
这一带突出的街区建筑景观，是一连串的“广场”：罗素广场，戈登广场，塔维斯托克广场，菲次罗依广场，东方学院扩建后消失的托灵顿广场，博龙斯维克广场等等。译成“广场”，是因为原文作Square，方形广场。实际上伦敦中心区的这些广场，应当称为“花园广场”Garden－Square，中间不是空地，而是有小径的花园。周围四街紧排在一起的维多利亚式，或乔治亚式房子。由于在市中心，后花园不可能大，前临大花园，就显得宽敞而葱绿。二十世纪初在伦敦，这是相当舒适的中产阶级住宅。
半世纪以前在香港，有“人生四子”之说：美国的工资，英国的房子，日本的妻子，中国的厨子。我第一次听到，颇为不解：英国房子－－除了乡村贵族第宅－－有什么可羡慕的？后来明白，这是前汽车时代中产阶级的人生追求。在汽车让住宅撤向郊区之前，伦敦的Garden－Square可能是最接近大自然的设计安排，远胜过纽约只看见一线天的大楼公寓。
1904年，父亲去世，范奈莎与弗吉尼亚两姐妹，娘家性斯蒂芬，就与大哥索比，小弟安德连出来自己找“价格比较便宜”的房子，搬到布鲁姆斯勃里地区的戈登花园广场46号。原来父亲家有十一口人，外加七个仆人照应，气氛窒息。现在到这个花园广场，象上世纪急于初脱离大家庭的中国青年一样，豁然开朗。此后，许多朋友也住到附近。这里成为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地点，到1906年后，在知识界已经出现“布鲁姆斯勃里派”（Bloomsbury Set）这个调侃的名称。
如今布鲁姆斯伯里地区的房子，已经寸土寸金，但依然有昔日的优雅宁静，当作办公室，并不合适：开间小，走廊多。这些从布鲁姆斯伯里文人那里买过来的房子，留一块小园牌向前屋主致意。只是因为是文物保护房，才没有遭到拆平重建之灾。
不过布鲁姆斯伯里之撤向远郊，不是赶汽车时代时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布鲁姆斯伯里的人都持反战立场，登记为“良心反战分子”。英国一向允许这些人不当兵，但是必须到乡下劳动。范奈莎干脆买下伦敦之南秀丽远郊房子“查尔斯农场”，以便就近照顾。二三十年代布鲁姆斯伯里的聚会地点，也常到该处。伍尔夫夫妇，凯恩斯夫妇，也陆续在附近置房－－可谓领风气之先。今人要瞻仰布鲁姆斯伯里人物遗迹，先到伦敦大学一带的花园广场房子来看看园牌，凭吊遗踪，然后搭车南下，去看收藏文物的纪念馆。
3.
布鲁姆斯伯里，此词中文音译实在累赘。英文简单：花镇，不过出典或为某爵爷的名字。十九世纪初已是伦敦城区中心，现在更成为伦敦中心的文化区：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一些主要出版社，学生熙熙攘攘闹事的伦敦大学。假定北大至今留在沙滩，北图也不搬迁，而且北京胡同也象伦敦，房子越老越堂皇，你就可以想象一个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
这样的文化区，恐怕只能在文化尚属精英活动的时代，才有可能：沙滩周围的胡同，门牌边可以挂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全部重要名字。
所谓布鲁姆斯勃里集团，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群体，画家与美学家特别多，艺术色彩很浓，也有作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除了经常聚会高谈阔论，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是对所谓“维多利亚英国”的美学趣味和道德习俗的反感。
布鲁姆斯勃里集团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远远超出英国。中国“新月社”的形成，显然以此为模式：诗人作家批评家为中心，团聚包括科学家，银行家，政治家，甚至军人等一时之选，往往以女主人沙龙为聚会地点。也出杂志，办书店，参与情况却因人因事而异。
恐怕其他人难以仿效的是“布鲁姆斯勃里集团”的奇特男女关系。以尖牙利舌闻名的美国女作家朵罗西帕克，当时有妙语形容这批文化人－－“许多对儿，成三角儿，住四边儿”（指广场住宅）。
奇怪的是，如此复杂的关系，没有败坏这些人物的友谊。也许正是因为友谊远远更为重要，所以谁与谁睡一床，反而是很次要的，以后可以“调整”的小事。性事自由，友谊第一，这是布鲁姆斯伯里的男男女女之所以团聚不散的原因。他们的其他品格－－才气横溢，傲慢天下，行为狂狷－－都能散而不能聚。与性爱有关，却超越性爱之上的友谊，才是他们的聚合剂。福斯特曾有狂言：“要是让我选择背叛国家还是背叛朋友，我但愿有勇气背叛国家”。
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这批人有意创造的“神话”，但布鲁姆斯勃里人物的奇特私人关系，至今还给文化史家写不尽的题目。
4。
多少年来，此“集团”究竟由哪些人“组成”，史家争论颇多。在当初，事情很简单：范奈莎与弗吉尼亚两姐妹与谁交往，谁就是“布鲁姆斯伯里派”。正象徐志摩与谁友善，谁就是新月派：卞之琳从来未能参加新月派的聚会，只是因为徐志摩青睐，亲手发表其早期诗，因此徐去世后，《新月诗选》必须有这位青年加盟。
如果把两姐妹从1905到1939年35年中邀请过的人全部开列，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名单“就会很长，1987年出版的《布鲁姆斯伯里人名录》（Who’s－Who－in－Bloomsbury）有人名上百。不过范奈莎与弗吉尼亚也是“最不能忍受呆瓜”的人，因此一旦她们觉得某人“没劲”，就毫不客气拒绝再邀。谁不再参加聚会，谁也就不再是布鲁姆斯伯里的人。因此此书大部分人，只是“一度”属于该派，或者说，边际成员。
辛亥年后，大英博物馆收进大量东方文物，需要招一个年轻助理，整理中日绘画。韦利（Arthur－Waley)1913年从剑桥毕业，考上此职。他得到这份工作，却不懂任何东方语言，只好立马自学中文日文，不久就成为西方20世纪翻译中日诗歌的圣手。他的优美而流畅的自由诗译文，影响远超出东方文学圈子外。
韦利当时住戈登广场旁边的恩兹里街。每天骑自行车穿越布鲁姆斯伯里上下班，看到这批人物熙熙攘攘进出。其中几个，是他在剑桥国王学院的先后同学。他被邀请参加勃鲁姆斯伯利的聚会，大半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诗是个时髦题目。但是韦利却是一个拘谨的人，与勃鲁姆斯伯利那些意气飞扬的才子才女不容易谈到一起。那对姐妹花很快就不再邀请韦利。
1916年，他完成第一本译诗《中国诗一百首》，用的是自由诗，译风新颍，没有出版商肯接受。韦利的剑桥同学弗赖资助，帮他印了一百本。韦利给斯特拉奇一本，受到一顿无情的嘲笑；韦利寄给庞德一本，结果庞德与这位无名小助理成为好友，还拉上另一位无名小诗人艾略特，三人每星期在伦敦索和区喝一次咖啡。
现在研究勃鲁姆斯伯利集团的文学史家，往往把韦利算在里面，可能是想显示这批知识精英的眼界开阔。其实韦利津津有味的谈题，往往是《史说新语》中的某种茶，或是敦煌手卷某歌谣提到的农具，在英国沙龙里，这些事当然不能群起响应。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导师白之先生，读过韦利的讲习班。鄙人也可以高攀为布鲁姆斯伯里的隔代弟子。
韦利的生性，连作教师都不适合。他是东方学院的“名誉讲席”（HonoraryLecturer),只给研究生和教师开讲习班。但是这些讲习班经常冷场，因为参加者不知道提什么问题，才不至于浪费大学者的时间，而大学者也不知道学生想了解什么。的确韦利只适合与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终生相守－－他实际上是个书斋学者。
而布鲁姆斯伯里的人物，大都拒绝做书呆子。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各自的专业上是权威，但是高谈阔论的却是与本行不太沾边的任何“大题目”。赛以德说真正知识分子应当是“业余”的。这些布鲁姆斯伯里人物，聚谈终夜言不及义，是最好样的知识分子。
5。
至于布鲁姆斯伯里核心成员是谁，有个简单判别法：范奈莎的孩子们，经常用昵称的人，就是母亲的最好朋友，就象中国的高干子弟说到一些老革命，骄傲地直称阿姨伯伯，把平民出生的人唬的一楞。只是范奈莎的孩子们并不在外面张扬，在日记与私人信件中如此称呼而已。范奈莎的大儿子朱利安的信件里，我们读到这样一些不加注弄不明白的名字：伯梯（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里顿（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戈尔狄（政治学家高尔斯密斯。娄易斯。狄金森），梅纳德（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摩根（小说家E。M、福斯特），罗杰（美学家罗杰。弗赖），汤姆（诗人T。S。艾略特），邓肯（画家邓肯。格朗特），巴尼（小说家加尼特）等等。
这些一次大战前后的英国文化精英，怎么会众星捧月式地汇集到斯梯芬姐妹两人身边？后来的文化史家发现了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秘密：当时英国正规大学不招女学生。两姐妹早年决定分工：一画一文：范奈莎上女子学校学绘画，而弗吉尼亚自己练文笔。大哥索比在1906年旅游希腊时患上伤寒早殇，给了这两姐妹出头的机会。
布鲁姆斯伯里这些人，原来都是索比在剑桥的同学：戈登广场，从剑桥回伦敦的国王十字火车站步行可到。因此周末假期，自然而然到这个没有长辈的年轻人之家来聚会。这批剑桥高材生，在中产阶级出生的两姐妹眼中，个个怪怪的，“不修边幅，貌不惊人”，但是都喜欢神侃到深夜，谈的又是最抽象的题目，让这两个既有头脑又美貌惊人的两姐妹尝到精神美味。索比不幸去世，她们原以为这样高朋满座的聚会就此告终，不料这些男青年来得更勤，有的人公开追求，有的人只是喜欢与两姐妹为伍，干脆就搬到戈登广场比邻而居。如果长兄索比健在，这个家就有家长，下面的故事就两样。小弟安德连职业是心理病医生，不太喜欢与文人为伍，也不太“关心”两个姐姐的圈子。
今天人们对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兴趣持久不衰，相当大原因也来自索比之死的后果：有了这著名的两姐妹，周围一批奇特的男女名人，报上就“丑闻”不断。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或是有意用他们的私人方式，击破维多利亚时代的偏执，傲慢，与道德虚伪。从布鲁姆斯伯里之后，至少英国知识界的审美趣味与道德宽容程度，为止一变。
奇怪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丑闻”至今尚无穷尽－－不断有新资料出现。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这个集团最锐利的一支笔，对这些是有多篇回忆。在当事人远为作古前，她的描写相当大胆：早在1907年弗吉尼亚写了“往事二三”（Reminiscences）口气是给尚未出世的外甥朱利安写信；1922年写的“布鲁姆斯伯里旧事”(Old－Bloomsbury)，描述了这些声望正如日中天人物的奇行怪僻；1940年的“忆旧”（A－Sketch－of－the－Past)，或许是觉得她的大限已到，描述更为坦诚；伦纳德。伍尔夫在八十高龄时作的《自传》五大卷（六十年代陆续出版），未免书呆子气太浓。范奈莎的长子朱利安（Julian－Bell)生前就说，如果他活到年龄，就会编一本《布鲁姆斯伯里丑闻集》；这件事只能由他的弟弟昆丁(Quentin－Bell)来做：1970年的《布鲁姆斯伯里》，1972年的得奖之作《伍尔夫传》，爆出了长辈生活中的许多内幕。早已过九十的昆丁。贝尔教授，一直是布鲁姆斯伯里历史的当然权威。
哪怕以丑闻自豪的儿辈，也难免为长者讳。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攻击布鲁姆斯伯里的书－－这也自然，因为布鲁姆斯伯里这批自大狂，臧丕当时人物，一向尖刻不留情。刻薄话一向是文人聚会的佐料，处处树敌就是必然的事。但是当范奈莎的小女儿，当年人见人爱的大美女，现在的牢骚老妇安杰莉卡（Angelica－Garnet)，1984年写出自传《好意误我》（Deceived－with－Kindness)，对当年长辈的生活方式攻击不遗余力，这才真正让人大开眼界。
在近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与范奈莎厚厚的书信全集中，所有这些“反面”的攻击，看来并非事出无因。生活苦多于乐，与世人无异。他们比《世说新语》中人物更丰满，更鲜活有趣，正是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相当脆弱的人。说不尽的布鲁姆斯伯里，因为他们自己说不尽自己。
6。
范奈莎与弗吉尼亚这一对才高八斗的姐妹花，布鲁姆斯伯里的真正核心。她们的长相非常相似，从少女到中年，照片若没有说明，很难分清。
但是这两姐妹性格甚至体格完全相反：弗吉尼亚过于敏感，性格脆弱，健康不佳，常常忧郁症发作，落到疯狂的边缘，多次自杀未遂；而范奈莎则是雍容大度，性感开朗，容光焕发，历经生活打击，而依然坚强。
1932年斯特莱奇去世；1934年弗赖心脏病瘁发，爱子朱利安1937年在西班牙内战阵亡，从此布鲁姆斯伯里人物凋零，指天说地的聚谈不再。但是只要范奈莎家安在哪里，哪里就依然是布鲁姆斯伯里的“所在地”。早在二十年代弗吉尼亚就发现，即使她住在伦敦，范奈莎不在，布鲁姆斯伯里也就不存在。一旦姐姐回来，布鲁姆斯伯里马上旧戏新演。甚至到今日，范奈莎去世前住的查尔斯农庄，依然是布鲁姆斯伯里的主要纪念馆，那里满墙壁画，几乎没有未装饰的空处。
弗吉尼亚很明白，她对付这个世界，能力远远不如姐姐，她感叹姐姐拥有“一打生命”。范奈莎与克莱夫的婚姻，生了两个儿子后，就名存实亡。在她怀孕和生育期间，丈夫与小姨子弗吉尼亚越来越亲密，（虽然两人是否有染，从无定论），这种事情本来足以破坏任何情亲关系，她们的婚姻却一直维持到死神来到。登徒子克莱夫。贝尔，大部分时间住在这个那个情人处，有时回来看望妻子孩子，还把情妇带来“让家人品评”。
1912年后美学家弗赖成为范奈莎的情人，但是两年后范奈莎抛开他，爱上比她小六岁的画家格朗特。格朗特虽是同性恋，却与范奈莎终身相守。范奈莎在家里安排了专门给丈夫克莱夫。贝尔保留的卧室，书房，单用的卫生间，也给格朗特的男友如凯恩斯，加尼特等准备了单独的房间。而范奈莎与前情人弗赖，依然极为亲密友善，多年书信频频，两人一起发起了立志改造英国工艺美术的“俄米加工场”（Omega－Workshop)。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范奈莎善于做戏，克制自己过分，以致真假不分。或许范奈很早明白性爱之不可靠，妹妹与丈夫的调情可能给了她最清楚不过的启示，所以她情愿找个男同性恋作终身伴侣，这样他们之间的依恋，就是纯粹的感情。但是读到1993年出版的范奈莎书信集，在没有必要作假的场合（范奈莎不可能想到这些信会最终出版），她的语调，依然充满对生活的乐趣。或许正是范奈莎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似乎与周围每个人和睦相处，却从来不依赖某个人的性爱。她几乎是单枪匹马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读一下两姐妹的日记信件，明显可以发现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到自己家里人时，都是酸话连篇；说到其他人，语调之尖刻，例如抓住每次机会攻击当时呼声挺高的女作家曼殊菲尔，读来几乎令人难堪。她本来才高气傲，要她长期佩服什么人，也难。但是这种心情对她本人恐怕为害更甚。
弗吉尼亚知道自己的性格远远不如姐姐，她的同性恋倾向，使她经常处于感情危机之中。在生活上，依赖脾气温顺的丈夫，多次精神崩溃，都是靠伦纳德的耐心，渐渐恢复。对比范奈莎的生活上“成功”，文学名声是上帝对她的补偿。果然，范奈莎在美术上的成就，远远不如弗吉尼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到今日，布鲁姆斯伯里之所以依然是个文化史大题目，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成就，以及她的女权主义先行者的觉悟，很有关系。但在当时，如果没有范奈莎为人的魅力和坚毅性格，布鲁姆斯伯里恐怕难以存在。
布鲁姆斯伯里人物对性事和友谊的非凡态度，本来似乎可以代代相传，结果在后辈身上一个个失败：朱利安在中国的浪漫情，卷进的复杂情绪旋涡把自己都搞糊涂了；安杰莉卡嫁给了格朗特的男情人加涅特，后来发现自己的生父竟然是格朗特，她的婚姻几乎是伦乱，大为恚怒，离婚后一蹶不振。这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没有范奈莎的气度。如果没有范奈莎，如果范奈莎也象弗吉尼亚那么脆弱，甚至象平常人那样七情六欲摆不平，那么人们艳称的“布鲁姆斯伯里作派”，只是几个狂悖男人的妄想。
范奈莎本人的画风，明显受后印象主义影响。马梯斯几度参加布鲁姆斯伯里聚会。可惜，布鲁姆斯伯里的高谈阔论，外国人很难跟上。因此，这一派人物虽然一向反对民族主义，却没有外国成员。
7。
本世纪初中国文化人留学英国，作为学生，与当时英国文化精英的接触很有限。徐志摩却是一个例外：这位二十多岁的学生，在无论哪国的名流面前，从无自卑感。因此我在英国翻阅旧籍，不可免经常遇到徐志摩的影子。徐志摩与韦利讨论过中国诗的翻译，也与弗赖讨论过青铜艺术。弗赖送给徐志摩一幅自己的画。徐志摩在1931年那次致命的南行前，把日记文件托交凌叔华保管，同时把弗赖这幅画转送给凌叔华。1946年凌叔华到英国，见到范奈莎，给她看这幅画。范奈莎一看故人之作，辗转反复又回旧土，不竟触景生情。后来荷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的英文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
弗赖是布鲁姆斯伯里诸人中，对中国文物最感兴趣的人。他是画家，但更是美学家。弗赖是范奈莎的一度情人终身师友，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形成上也是个关键人物：罗素，狄金森等剑桥“前辈”，就是经由弗赖进入布鲁姆斯伯里的圈子。他努力推崇的，除了法国后印象主义，就是中国的青铜艺术了。他参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持的中国艺术研究项目，他的论文，是西方讨论中国青铜艺术最早的文字。1934年弗赖去世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