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无分外之求，无不满之事”——邓之诚复闻宥札一通

《落照堂集存国人信札手迹》（上下册），2013年12月由“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落照堂是学者闻宥（1901—1985）先生的书斋名，书中影印的信札绝大多数是致闻宥先生的。整理者特别说明，整理前，“所存信札共含作者一百余人与信札一千余页，整理中，剔除少数无甚干系之作者，而留存一百位，并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为断限，删去其以后者”。不过，我在浏览此书时注意到，下册第807页所印图版，如按目录所示，当为罗庸先生之信札，然稍加谛视，即知其出邓之诚（1887—1960）先生手笔。复查考其内容，知此札写于1954年。这样一来，就把整理者所设的两个限定都打破了。

邓之诚的函札向颇少见，而致闻宥一札，文辞茂美，内容又涉及几位学人的遭际浮沉，虽刊于书，而不见于目录，无异明珠暗投，因录其文，稍加解说，免其沉埋而已。

原札如下：

在宥先生左右：

前辱惠书，欢喜无量。溽暑万事俱废，致稽裁答，幸不为罪。

诚山中岁月，久忘尘世，稍亲书史，便可遣日。无分外之求，无不满之事。暮年萧瑟，其甘如荠。以此养生，庶不使嵇康笑人。

进之书来，述台端为之作介，求文学出版社事。诚昨得聂绀弩书，云已无问题。虽非决定，却尚肯定。亦迩来快意事也。

《湘军志》甚难觅取，幸祈作罢。《封神榜》亦非必需之书，版已久毁，便拟不求。

旧门人成恩元寄所撰，未能自树立，深为之忧；托庇高贤，更为之庆。晤时祈转告。诚近年搜求古树、桥塔、石阙以及古建筑，阆中观音阁、东湖之桂、栈道之柏，久劳梦寐。能为我各求照象数纸否？费可不计，我当任之。唯不宜强求，以此等无谓事扰人，私衷不安。若致劳神，更成罪过矣。

书此，敬问

公私多福！不尽企念！ 之诚 顿首 八月二十二日

邓之诚日记记，1954年4月8日，“闻宥、浦江清偕来”。次日，“回看闻宥不值”。10日，写《赠闻宥》绝句三首，中有“荒村岁月年年改，有客新从万里回”之句。11日，“写昨诗致闻宥”。12日，“闻宥、游国恩偕来”，“过闻宥，久谈，知吴宓去年娶得少妻，近在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西洋史，朱宝昌尚在重庆磁器口西南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仍领原薪”。

1954年，闻宥先生时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4月，他从成都来到北京。考虑到他1955年即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此行之目的，或许不只是访友，而是兼为求职。

关于朱宝昌

邓之诚信中提到的“进之”，即日记里讲的朱宝昌（1909-1991），“进之”是朱宝昌的字。朱宝昌曾就读燕京大学哲学系，上世纪30年代末在燕京大学任教。闻宥1933年秋至1935年夏曾任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后因与郑振铎之矛盾辞职（参季剑青《1935年郑振铎离开燕京大学史实考述》，《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邓之诚则是燕京老辈，三人之交集当在燕京。顾廷龙亦曾在文章中提及，在燕京大学时，“我的老师闻宥请吴世昌、朱宝昌及我喝酒”（《新岁谈往》）。

1949年后，朱宝昌相继在西南师范学院、川东教育学院、西南军区师范学院任教。关于他意图在北京谋职之事，邓之诚日记中有不少记录。

1954年7月8日日记云：“浦江清送闻宥信来，知朱宝昌任教重庆杨公桥军区师范语文系，即作一字寄去。”闻宥的这封来信，也就是复信中所谓“前辱惠书”的那个“书”。

7月17日，“送朱宝昌信与郑桐荪，邀浦江清来谈朱宝昌事，希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也。”郑桐荪是清华大学理科教授，当时已退休。7月19日，“浦江清来索朱宝昌履历”。7月25日，“得朱宝昌复，并寄自传及《文学概论》讲义，即往访浦江清，不晤”。7月27日，“得朱宝昌信。浦江清来取朱《文学概论》去”。7月28日，“复朱宝昌，由航寄”。8月6日，“得朱宝昌信，即复之”。8月7日，“下午，为朱宝昌事，往访浦江清，无聊极矣！”看来，为朱宝昌谋职擘画奔走，邓之诚已经感到不耐烦了。

到8月22日，邓之诚复信给闻宥时，他尚认为，朱宝昌从四川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这件事，既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聂绀弩已经答应了，则“虽非决定，却尚肯定”。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8月30日，“作书，以朱宝昌不携眷，告聂绀弩”。9月9日，“晨，朱宝昌自重庆来，何其速也？即住于此。”看来，朱宝昌等不及了，自己奔到北京来。9月10日，“为朱宝昌作书致聂绀弩……入夕，朱宝昌始自城中归，云：已晤聂，深怪不候调而来，虽取得离职书，而无介绍书，是脱离组织也。果不出予所料。”10月27日，“吴恩裕来，言朱宝昌文学出版社事已无望。下午，偕朱宝昌一访浦江清。”至此，朱宝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之事以失败告终。

不过，不久后，邓之诚就忙着为朱宝昌另觅职位了。11月27日，“高名凯来，托其为朱宝昌打听师大文学史一席”。12月7日，“高名凯两来……言朱宝昌谋师大教席得复可商”。12月24日，“晚，高名凯来，言政法学院约朱宝昌面谈，或国文一席，可望有成”。1955年1月22日，“朱宝昌往政法学院晤有关人士，教席已定局”。3月18日，“高名凯两来，言师大黄药眠有信来，决定聘朱宝昌任教，约明日往谈。此则出于意外”。3月30日，“朱宝昌得师范大学人事室通知，入城办手续报到，大约定局矣！午，挂牌而归，云：明晨上班，即迁入师范大学。忽政法聘书又至，且言：明日以车来迎。急往解释，大受责难。盖政法沮师大勿聘不得而怒，乃欲抢夺也，妙哉！”3月31日，“晨，朱宝昌迁居德胜门外师大，自去秋来此，凡住半年零二十五日”。至此，朱宝昌的教职暂时确定，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去矣。想想朱宝昌在邓之诚家里住了半年多，邓之诚对其可谓仁至义尽了。

不过，朱宝昌的奔波扰攘并未就此结束，他到北师大后，因“说‘在某人的宴席上和胡风同桌吃过一顿饭’，结果被视为跟胡风分子有来往”，教授被降为副教授。1956年，朱宝昌响应号召“支援大西北”，远赴西安师范学院任教，1958年被定为“右派分子”，自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参韩唯一《朱宝昌》，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人物网页）。

邓之诚致闻宥札

关于老照片

1954年4月初，闻宥抵北京，到5月8日，邓之诚日记记：“闻宥来辞行。托其在成都代觅宋育仁所批《封神传》及湘绮自批《湘军志》。以初刻本《曝书亭集》、《述学》赠之。”三个半月后，邓之诚在复闻宥书中谓：“《湘军志》甚难觅取，幸祈作罢。《封神榜》亦非必需之书，版已久毁，便拟不求。”看来邓之诚想找的宋育仁、王闿运批本，闻宥皆未能替他找到。

1954年8月22日，邓之诚日记记：“复闻宥书，托转告成恩元为求保宁观音阁、栈道柏、东湖桂照相。”日记的日期与复信落款所写日期相同。保宁，是阆中的古称，日记中所记内容，与复信中“阆中观音阁、东湖之桂、栈道之柏”云云亦吻合。

成恩元（1917—1989），抗战初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邓之诚称成恩元“旧门人”，当指此段经历。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成恩元再入成都燕京大学读书。1943年，成恩元在成都燕大毕业后，考入了燕京研究院考古部读研究生，1947年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恩元随华西大学博物馆一起调入四川大学。1954年，任四川大学博物馆代理馆长。

1954年6月，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印行了成恩元写的一本小册子《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版权页写的是“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版，一九五四年六月再版”。邓之诚复闻宥信中提到“成恩元寄所撰”，“所撰”指的大概就是这本小册子。《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是作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研究丛刊之二”出版的，而该丛刊“之一”“之三”都是闻宥的著作《古铜鼓考》、《铜鼓续考》。虽然小册子上并未注明，但一望可知，《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的书名也是闻宥题写的。在华西协合大学，闻宥是文科的领导者，到了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工作可能还是由闻宥来指导的，所以邓之诚复信中“托庇高贤”一语应该是指成恩元受闻宥的照拂。成恩元后来成为四川颇有名的考古学家、钱币学家，似乎也不必“为之忧”了。

五十年代，邓之诚搜集老照片之癖日深，不特广泛搜求，所费亦不赀。常与其交易的估人“像片张”，在其日记中极频繁地出现。此人本名似为张勉之。

邓之诚买老照片，几乎成瘾，屡次欲戒除，而又屡次破戒。1955年11月1日，“像片张来，复有所费，皆浪费也，定绝之矣！”第二天，“与书张勉之，令其以后勿以照片来，予决意节止浪费，并书籍亦不买矣！”两周后，11月15日，“像片张来，略有所费”。12月5日，“像片张又来，无如之何也”。12月6日，“像片张来，又有所费，非本愿也”。12月20日，“像片张来，应酬一元，多文（阁）麻估来，应酬二元，吾已去三金矣！而犹怏怏，彼等盖以我为富有，吾实不富，奈若何哉！”五十年代，邓之诚著书不少，版税颇丰，收入确实较一般人高出许多，只是开销也大，故有此叹。

1956年5月8日，“偶翻所蓄旧像片，毫无所用，不过解闷，而所费已多，徒为无益，平生所为似此者多矣！若不停买，必愈困也”。又想戒除此瘾，然而终究是无用的。6月3日，“像片张来，以十三元得明信片千二百张，以六元得日本风景照片四十余张……一日之间，大有所费，可谓极秀才之豪举矣！吾何必有取于是哉？亦聊以忘忧而已！”

邓之诚为什么会如此“豪买”？仅仅着眼于个人嗜好或生活习惯，恐怕是不够的。邓之诚自己倒也说得明白，“聊以忘忧而已”。这不免使人又想起他在复闻宥信中那段说得很漂亮的话：“诚山中岁月，久忘尘世，稍亲书史，便可遣日。无分外之求，无不满之事。暮年萧瑟，其甘如荠。以此养生，庶不使嵇康笑人。”表面上似讲自己无欲无求，晚年生活过得潇洒恬淡，然而“暮年萧瑟”四字，似自比庾兰成；嵇康《养生论》中固然有“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之类的话，可嵇康自己的命运却又似乎是一个反讽。而“其甘如荠”，自然也暗含着“谁谓荼苦”的意思。

观邓之诚在日记中之言论，也许实际上的情形并非“无分外之求”，而是即便求也求不到；并非“无不满之事”，而是即便有也以不说为妙。在外人看来，邓之诚的生活条件或许相当优越，也并未真正受到多少冲击。但这也只是外人的看法而已。文如老人自己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目击世变，他竟会无动于衷吗？王右军云：“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将“丝竹”二字换成“像片”，是否多少也能道出邓之诚的心境呢？

闻宥、朱宝昌北上，成恩元由华西入川大，其大背景都是1952年开展的“院系调整”。它对社会上的人来说，或许是极微末的事，不过就是裁撤一些、合并一些罢了。但对大学中人而言，却不啻陵谷之变，人生的轨道全被转换了。这在闻宥、朱宝昌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只不过，1954年的时候，他们还来不及去思考这些。世变无穷，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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