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注册

改革的悖论：为什么经济学家应该承认理性的限度

三辉君 2017-04-06 11:04:08

【编者按】

阿尔伯特·赫希曼被称作“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推进改革，上世纪70年代起，他开始研究南美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赫希曼发现：在拉美当时的发展阶段，政府养成了一个“自我毁灭”的习惯，即竟然相信了自己真的能够不断促进经济增长的神话。

插画师：Ricardo Martinez

1976年的夏天，赫希曼再一次访问了拉丁美洲。这一次，他走访了这个动荡不安的地区中的五个国家：第一站是波哥大，最后一站则是圣地亚哥。在这两者之间，他先后来到了麦德林、卡利、加拉加斯、巴西利亚、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赫希曼在旅行笔记中记下了他的许多“小想法”，还有重新回到“第一现场”的快乐心情。像往常一样，他还与各国的决策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哥伦比亚国家规划办公室主任豪尔赫·加西亚（Jorge Carcía）告诉赫希曼，他的部门正在努力设法将资金引导到自然资源的开发上去，以往的政府支持企业，例如雷诺公司和艾尔卡利斯碱业公司，都成了不折不扣的“灾难”。委内瑞拉财政部长赫克托·乌尔塔多（Hector Hurtado）则告诉赫希曼，他正在组建一个“特别投资基金”，让消费者享受更多的石油收益。赫希曼见到了许多当地的商人和工程师，他还多次在他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生活和企业。例如，一位名叫J. L.贝洛的机械工程师，就为巴西机床行业的迅速发展而兴奋不已。不过，赫希曼发现，相对来说，知识分子们的抱怨则要多得多。弗朗西斯科·莱亚尔·布伊特拉戈（Francisco Leal Buitrago），一个专门研究土地问题的哥伦比亚学生，愤怒地指责资产阶级，说他们已经成了“一群投机分子”。何塞·路易斯·萨瓦拉（José Luis Zabala）也抱怨皮诺切特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名义下掏空了当地产业。

而在将现场谈话细致地记录下来的同时，赫希曼不时插入一些自己的“小想法”（在这些“小想法”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后来被扩充成了论文正式发表）。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偏好：细致地观察、以格言方式写作、对自己的预感提出问题并以观察所得进行检验。在巴西的时候，赫希曼发现了一个特别迷人的悖论。“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政府提供了某种合法性，或者说，有人相信经济增长能够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同时赫希曼又指出，在另一方面，政府养成了一个“自我毁灭”的习惯，即竟然相信了自己真的能够不断促进经济增长的神话。“高经济增长率造成了一种过强的白噪声，完全淹没了源于其他社会问题的其他‘噪音’，从而有效地隔离了决策者”。这个发现促使赫希曼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对隧道效应的修订”。赫希曼继续写道：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决策者有可能相信，形势一片大好，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对“伟大成就”的宣传，以及对高增长率能否维持的忧虑，就会淹没那些来自“忘恩负义的群众”（这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抱怨）的、与“主旋律”不一致的声音。同时，由于社会辩论（如果存在社会辩论的话）的焦点也完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这可能会误导政府，使政府以为主要问题仍然是经济，尽管人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成为自己压制表达自由的政策的受害者。

阅读中的赫希曼

夏末，赫希曼回到了普林斯顿，决定静下心来，好好挑战一下某些理论家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sacred cow）。在拉丁美洲研究领域中，最“神圣”的是这样一个假设：拉丁美洲的市场生活需要独裁，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在左派看来，“工业深化”或重工业化需要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因此他们呼吁用军事高压手段驯服“不守规矩”的民众。右派的观点与左派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民粹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已经使拉丁美洲地区失去了控制，如果要想恢复必要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净化”公共生活。正是这种所谓的“共识”，以及支持它的循环论证，引发了赫希曼的强烈不满。赫希曼直截了当地指出，他的立场是有明确的道德目标的：“我们对拉丁美洲各国的独裁政权研究得越彻底、越全面，它们就越快倒台。”赫希曼强调，一个新颖的观点可能指向众多的—但不是无限的—可能性，从而会促成各种新的故事的出现。这些新故事不受“标准范式”的束缚。“标准范式”支配着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导致了“寻找英雄和恶棍的倾向”。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拉丁美洲，能够找到最多恶棍的地方肯定是由经济精英和军事强人组成的“联合会”。赫希曼决心粉碎这种固定组合。赫希曼为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目标，其中一个隐含的目标是，设法把陷入泥淖的经济精英“打捞上岸”，为他们“洗刷恶名”，因为在通常的叙事中，他们往往被描述为无可救药的反动派和无所顾忌的剥削者。从50年代以来，赫希曼就一直以自己的论著中阐述和宣扬企业家、实干家的“隐藏的”美德。事实上，最具创造性的实干家和知识分子领导的“英雄联盟”的重要性和领导地位，正是赫希曼写作的基本主题之一，然而，不幸的是，现在这两类人却趋于两极化，而且缺乏沟通，这既是停滞的象征，同时也使得从停滞到蓬勃发展的转变更加困难。早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一书中，赫希曼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差不多20年后，当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官政府被推翻时，人们不禁感叹，赫希曼当年对魏玛共和国消亡的反思是何等有先见之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商业精英了放弃他们的多元主义原则和民主原则，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别无选择，最终导致了第三帝国的出现。赫希曼承认，一个人要想保证自己不陷入绝望其实并不容易。曾几何时，启蒙思想家们曾经乐观地认为市场经济会促进个人自由，他们寄望于—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存在于自由与工业之间的魔术般的必然联系……”现在，一切都似乎完全倒转了，人们能确定的似乎只有“酷刑和工业”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同意如下一点：要想挽救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就必须实施军事独裁，这样才能保证稳定的投资环境、制服“不守规矩”的工人、打破“滞胀”。赫希曼就是想打破这个“铁”一样的逻辑。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太多的由所谓的“反思”蜕变为极端主义思想的案例了。在60年代，“嘹亮的号角声”全部来自左派，他们发出了强有力的召唤，要求立即发动革命；而到了现在，“嘹亮的号角声”更多地来自右派。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这种“左右共识”还与一种“正统”经济学思想结合了起来。几个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还有一批已经在智利各主要经济部门爬上高位的智利籍前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鼓吹采取激烈的市场措施去纠正问题，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已经实施的一揽子“休克疗法”只是一个开始。

“赫氏拉美发展三部曲”：《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发展项目之观察》

赫希曼在他最近的一次旅行中所观察到或经历的就是这些，令人感叹不已的也正是这些。他之所以要感叹，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不认为这些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芝加哥男孩”们认为，旧的模式已经无可挽回了，因为它天生就是“顽固地”不平衡的，因此应该用“自由的经济组织”模型来替换。至于赫希曼，他很久之前就已经不再推崇和鼓吹失衡了，但是他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采取什么模式或模型，而在于在不同政策之间进行“换挡”的困难，而在当时，人们往往把这种困难归结为模型的问题。因此，赫希曼强调，当前的问题在于，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的思维都缺乏灵活性。赫希曼认为，威权主义（独裁主义）的勃兴，只会出现在这样的时候（在这里，魏玛共和国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经验教训）：“人们普遍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他们的‘共识’是，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赫希曼指出，“芝加哥男孩”们之所以要不断地夸大现有体系的不可修复性，恰恰是因为他们想要推行完全不同的东西。

赫希曼认为，在希望与绝望之间、乐观和悲观之间划出一条鸿沟的做法大错特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故事整体是阴郁暗淡的，还是令人振奋的，而在于故事的讲述方式，因为社会变革的每一个史诗般的篇章都充满了机会和选择，而要想理解这些，就需要学者们保持谦卑，承认理性的限度。从思想渊源上一直追溯到黑格尔那儿以后，赫希曼发现，经济学思想与“酷刑的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既“令人震惊” ，也“令人不解”。他非常想洞悉社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他们为什么会坚持“认为，只要让某一件事情发生了，其他所有事情就会水到渠成，我们的前途就一片光明？”为什么他们要强调“我们在某个时期只能有一个‘新钥匙’？”

毫无疑问，这些追问都与“复杂性”有关，而且毫无例外地触及了敏感的道德问题，特别是当他以经济学思想为对象的时候。赫希曼希望，他的同事们能够更自觉、更随意地接受自己观点的局限性和世界的不确定性，当然这不因为他们的观点都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赫希曼认为经济学家的观点很重要，他们的局限性是因为“他们只在面对经济总量指标时才得心应手”，并非常喜欢完全依赖它们来解决一切问题。赫希曼一贯认为，经济学家是社会科学家当中的“勇士”，他们的地位永远无法忽视。但是麻烦的是，他发现自己“无法忍受”这样的现象：一组经济学家（“一小群由美国大学训练出来当地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自己仍然在研究生院”）在为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制定政策；而另一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却在喋喋不休地讨论剥削。这两种“正统”经济学思想都不可能“突破”它们天生的确定性。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社会科学家们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的局限性，那么他们就能够了解经济本身的真实状况，至少就赫希曼本人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此。“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黑盒子，这里翻腾着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即便是在智利，“出路也没有被完全封闭”。

本文节选自阿尔伯特·赫希曼首部长篇传记《入世哲学家》，转载请联系三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