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流亡

文/ 程曾厚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路易·波拿巴上台后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实行恐怖政策，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一天早上”，亲王总统的流血政变发生了，法国接着果然“胡里胡涂地有了个皇帝！”。这时，离开雨果七月十七日的预言，仅仅三个半月的时间。共和派没有准备，人民没有起来，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三日，雨果写了《告人民书》，雨果的战友博丹在街垒上被打死；四日，大屠杀开始。从二日政变开始，到十一日雨果携带假护照出逃比利时，前后十天，雨果在哪儿，雨果做了什么，雨果写了什么，雨果说了什么。历史留下的记载很少。
 
　　二〇〇六年，由热拉尔·普香（Gérard Pouchain）编辑出版《朱丽叶·德鲁埃回忆录》（Juliette Drouet, Souvenirs 1843 - 1854），内有一篇《政变日记》（Journal du coup d’Etat），约合中文近四万字，逐日近乎逐时地记述了雨果在政变后最初几天的日日夜夜。朱丽叶的日记不是为出版写的，也不是为后人写的，所以一个半世纪后从故纸堆里翻出来，更其可信，更其可贵。雨果夫人抱病在家，和女儿躲在家里。大儿子夏尔和小儿子弗朗索瓦-维克多在狱中坐牢。这时候，是头发灰白的情人朱丽叶，冒着生命危险，像天使一样，时刻护佑着提着脑袋从事秘密活动的雨果。也是朱丽叶在最后关头，设法弄到一张假护照，躲过警察的监视，把雨果护送出国。接着，朱丽叶带着一大箱雨果的手稿，到布鲁塞尔和雨果会合。一八六〇年，雨果在手记里回忆道：“如果我被捕，枪杀我的命令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日子里早已经下达。……我之所以未给抓走，因而免遭枪杀，我之所以此时此刻还活在人间，都应当归功于朱丽叶·德鲁埃夫人。她不惜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使我免遭任何不测。她是怀着何等的智慧，何等的热诚，何等英勇的大无畏气概，不断地照料着我，为我找到了安全的栖身之地，上帝知道，上帝会报答她的！她时刻准备着，黑夜和白天一样，在巴黎的街道上穿过夜幕独自徘徊，蒙骗哨兵，追踪间谍，在枪林弹雨下无畏地经过各条大街，总能猜得到我在的地方，只要是救我的命，她总能找得到我。对她已经签下逮捕证，而她今天对流亡一片忠诚。她不愿意别人说起这些事情，可这应该让大家知道。” 雨果后半生的生命，后半生的作品，没有朱丽叶的奉献，没有朱丽叶的献身，会是一句空话。
　　雨果对流亡者，下过一个定义：“一个完全破产、只剩荣誉的人，一个被剥夺干净、只剩良心的人，一个彻底孤立、身边只有公道的人，一个人人摇头、只与真理为伍的人，一个被投入黑夜、只剩太阳的人，这就是一个流亡者。”
　　早在《暮歌集》的长诗《拿破仑二世》里，雨果对被英国流放在大西洋圣赫勒拿岛上的一代天骄拿破仑，充满无限同情：
　　不要流放任何人！噢！流放多么肮脏！
　　雨果深信：政治流放是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二十年后，年近半百的雨果自己也走上了流亡的道路。法国历史的发展，雨果思想的演变，把雨果逼上坚定的共和派立场。雨果住在布鲁塞尔市政厅广场避难。多年的政治理想成为泡影，雨果痛定思痛，于一八五二年四月十五日，在客居的寓所用拉丁文写下血书：“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人民，我相信法兰西”。
　　六月十四日，雨果开始撰写抨击性抒情散文《拿破仑小人》，一鼓作气，七月十二日完稿。随着《拿破仑小人》的即将出版，他在比利时的避难生活不得不告一段落，否则会招致法国对比利时政府的报复。八月一日，雨果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起程去英国。雨果在慌乱中离开祖国，而告别欧洲大陆的心情是凄凉的。患难识知己，雨果对特意从法国赶来送行的大仲马感到分外亲切，也分外感激。为此，雨果在《静观集》里，借《致大仲马》一诗，记下了当日的情景：
 
         朋友，我从未忘怀安特卫普的码头，
          勇敢的人群都是立场坚定的朋友，
          一个个主持公道，还有你，还有大家。
          轮船在浪里颠簸，把船上小艇放下，
          开过来接我，于是，彼此长时间拥抱。
          邮船点火，我登上船前的甲板高高，
          叶轮转动，劈风斩浪，我们互道珍重，
          彼此告别，于是浪花翻腾，波涛汹涌，
          码头上站的是你，甲板上站的是我，
          两把诗琴在**，彼此在声声应和，
          我们俩注目对视，仿佛灵魂在交流，
          一直看到最后还能看得见的时候；
          大船飞快地离去，大陆在越变越小；
          你我之间，地平线扩大，而万物烟消；
          海雾茫茫，把一望无际的波涛盖住……
　　雨果对伦敦法国流亡者之间的内部纷争感到痛心，也感到厌恶。八月五日，雨果离开英国本土，中午十二点半，由长子夏尔陪同，在英吉利海峡群岛中泽西岛（Jersey）的首府圣赫里尔（Saint-Hélier）上岸，和先期到达的妻子和女儿会合，开始他漫长的流亡生活。第二天，情人朱丽叶到达。八月十七日，次子弗朗索瓦-维克多从巴黎来到泽西岛。全家住在海边一幢叫做“海景台”（Marine-Terrace）的大房子里。是日，在英国伦敦印刷的《拿破仑小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问世。雨果选择泽西岛，是因为小岛居民讲法语，又在法国海边。
　　流亡者的生活是一无所有的生活。一切都从零开始，从绝对的零开始。雨果一家五口，自己年已半百，妻子阿黛尔四十九岁，长子夏尔二十六岁，次子弗朗索瓦-维克多二十四岁，小女儿阿黛尔，也二十二岁。好在“海景台”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年一千五百法郎”。
　　雨果自己算过一笔帐：“这位流亡者曾经拥有的全部财产，仅仅剩下七千五百法郎的年收入。过去每年为他带来六万法郎的戏剧收入被取消了。他的家具被匆匆拍卖，所得不足一万三千法郎。他有九个人要他养活。”所谓“九个人”，是指雨果还要负担景况比他更窘迫的流亡者。雨果全家在泽西岛上度过了四年又两个月的时间。
　　雨果朝夕和大海相处，时刻和大自然相亲。他发现泽西岛居然是座鲜花烂漫的小岛，心情逐渐恢复平和。他摆脱流亡者之间纠缠不清的理论纷争，埋头创作。继《拿破仑小人》之后，诗人首先写的是讽刺诗集《惩罚集》。《惩罚集》出版后，雨果整理抒情诗旧稿，增加新篇，筹备出版《静观集》。对作家而言，创作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
　　在“海景台”的生活期间，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其一，是雨果的两个儿子，夏尔和弗朗索瓦-维克多，对欧洲新时尚的摄影艺术产生兴趣，他们在“海景台”布置一间“暗房”。雨果对摄影很有好感，成为文学史上早期留下大量照片的作家。陪同雨果流亡的朋友奥古斯特·瓦克里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泽西岛“海景台”的摄影棚为后世留下了数以百计老式的达格雷式照片（daguerréotype）。今天，这些底片保存在巴黎奥尔赛美术馆的库房里。一九九八年，奥尔赛美术馆和雨果故居纪念馆联合举办大型“雨果流亡摄影展”，展览名为《和阳光合作》。
　　其二，是所谓的“灵桌”（tables parlantes ou tables tournantes）问题。“灵桌”指凡人借助会动的桌子和彼岸世界交流信息。一八五三年九月六日，老朋友吉拉尔丹夫人（Mme de Girardin）从巴黎来泽西岛拜访雨果，带来巴黎的时髦玩意儿“灵桌”，借助桌子和亲人的灵魂对话。雨果先持怀疑态度，随着亡女莱奥波德蒂娜的显灵，全家震惊，深信不疑。前后将近两年时间，灵桌是“海景台”的主要消遣，灵桌的启示对雨果的思想发展和哲理诗创作产生影响。
　　雨果和灵桌“对话”的本意，只是和女儿的亡灵交流，但是“对话”的对象很快增加，“对话”的范围很快扩大，成为诗人和冥界有关生死轮回、宇宙起源的宗教哲理大讨论。雨果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九日手记，得出十分惊人的结论：“我仅仅通过沉思，已经掌握今天灵桌在许多方面的启示……今天，我完全看清的事物，灵桌予以证实，我没有完全看清的事物，灵桌予以补充。我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写作的”这主要是指雨果哲理诗和启示录式诗歌的创作。现在，既有当年通灵现场的原始文字记录，又有通灵的神秘绘画，保存在国立法兰西图书馆。
　　法国十九世纪的某些作家，如巴尔扎克，都对此类通灵哲学有兴趣。雨果在流亡生活里历时两年多的灵桌活动，留下多方面的见证材料，成为一些严肃的雨果研究家的研究对象。
　　——本文选自程曾厚撰文摄影浙江大学出版社《雨果十八讲》，详细精彩内容请读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