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研读小组3月19日举行第二十次研读活动

                
                
2017年3月19日，质性研究研读小组第二十次研读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研读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讲师于洪霞和赵树贤以及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王富伟组织。主讲人由王富伟担任，他主讲的题目是“职业自觉、仪式治理和教师文化——基于扎根理论的个案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王旭辉和北京师范大学讲师赵树贤担任点评人。
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吕维霞、副教授张毅、副教授张汉、讲师原珂和博士生马冉，南开大学博士生卢俊，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陈锋和讲师邢宇宙，清华大学博士生姬生翔，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王维广，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向蓓莉、副教授徐志勇、讲师王海侠和博士生于天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田贵平，清华大学博士后辛华，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巩向飞，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其他师生，其中有已毕业的学生特意回校参加本次活动。
 
问：那您觉得我个人问你，你觉得有了这些奖以后，您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些奖了，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向更高的层次争取或者怎么样所以就会有一些倦怠的感觉？
答：不是，我还是一个挺随性的一个人，我喜欢的东西我一股心去弄它，我不喜欢那个东西你把逼到那个份上我可能会干，我确实是不喜欢，我从西城出来确实是因为倦怠，因为教研员对我也特别好，领导也是特别希望我不仅仅限于小高，然后希望我能更进一步，然后给学校提升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特别反感这些东西，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我需要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你可以让我搞教学研究，什么奖项都没有我也会很高兴，但是我想要的东西我实现不了，然后我不想要的东西都铺天盖地向我冲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忍受不了这些东西，那会稍稍有点抑郁就是承受不了，那会我就是不想工作了，后来等于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说最低底限说你作为社会人你不能没有工作，最低底限就是你只能调，但你绝不能辞，然后我就出来了。
——访谈资料2014111307
 
王富伟首先通过展示上面这段生动的访谈节录，来引发大家思考什么议题蕴含其中？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比较合适？由此引出本项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教师的职业实践和学校的管理常态，而悬置理论预设、埋首经验资料分析的扎根理论路径是较为适合的方法。
接着，王富伟交待了研究的问题、方法和背景。他介绍说这项研究源于他在挂职学校观察到的一个悖论现象，即教师在公开课上表现出侧重控制课堂秩序的倾向，但在谈到教育理想时又注重发挥学生主动性。由这一现象开始，在调查与分析的循环互动中，研究问题不断演变，形成了一个可供分析的问题起点：即个体认知、同事关系与学校管理如何形塑教师文化？该研究所采用的扎根理论具体包括Glaser & Strauss在1967年经典版本中的连续比较法和Strauss & Corbin在1990版本中的三级编码。王富伟简明扼要地对这些方法的基本逻辑和操作程序进行了讲解，并提出需要反思二级编码中“范式模型”的思路限制问题。紧接着，他指出这是一项集体合作的研究成果，由研究机构的学者和教育一线的校长教师共同完成，包括共同设计访谈提纲、进行访谈和资料分析等，历时三年，现已形成多篇论文，并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随后，王富伟介绍了从资料中提炼出的基本类属及其关系。第一个类属是职业自觉，指教师个体理所当然的职业理解及行动；第二个类属是仪式治理，指仪式化作为一种学校的治理机制；第三个类属是教师文化，是指群体层次上教师之间的同事关系和对教育教学的信念假定，这一类属事先来源于文献又在资料分析中有所拓展。基于现有资料，三个类属的关系可以初步形成如下假设：教师的职业自觉越是趋于自我主义，学校仪式治理越是名义化，越是容易形成保守的教师文化。讲演中，王富伟把以上理论分析与具体事例紧密结合，内容丰富且生动有趣，并展示了具体的编码技术和程序。王富伟指出，类属的属性与维度以及类属关系的理清是在理论与资料的不断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最后，王富伟用诙谐的语言对扎根理论的得与失进行了反思，提出三得与三失。三得是指可操作性强，理论的逻辑关系较为简洁，不用纠结“代表性”问题；三失是指操作上太碎太劳累、事件属性难以一一匹配和整体“支离破碎”。而这些得失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扎根理论秉承分析性思维，侧重于把东西条分缕析打碎然后再进行概括整合。
对于王富伟的研究与分享，赵树贤与王旭辉分别做了精彩点评。赵树贤表达了对王富伟扎根一线三年、深入理解教育现象的钦佩。她认为该研究触及了新课改后中小学教育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教师宣称的理念与实际的行动有所背离，而王富伟则尝试对这一现象背后的微观机制进行探讨。同时，她也提出对该研究的一些困惑：如果说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于组织场域的，那么将教师文化特征解释为学校管理的结果，是否混淆了组织层次与制度层次或忽略了制度逻辑的影响？王旭辉的点评则是突出两个受益和两个思考。首先，他认为现有研究真正按照扎根理论范式去做的很少，而这一研究是一次完整的呈现，使我们看到了通过这一路径提出核心概念、建立变量关系和对问题进行解释的可能性。其次，他认为仪式治理或治理名义化不仅仅存在于小学，而是中国的几乎所有组织都会面对的，尤其是在混合型组织（教育组织包括在内）中，治理名义化可能是多重制度逻辑压力下治理困境的一个应对表现，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转换了视角，改宏观的、自上而下的原因分析为着眼于内部行动者的文化共享和群体规则。而后，他提出了两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一是关于理论饱和问题，目前扎根理论侧重于基于贴近资料的信息饱和，而忽略既有理论的启迪，今后是否可以两条腿走路？二是分析层次问题，他认为该研究现在有一定的封闭性，局限在学校组织内部，而对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涉及不多，学校组织层次的影响也不能确定，建议将学校管理方作为中间层次，进而进行学校比较，来澄清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王富伟针对两位点评人的意见进行了回应。他指出分析层次问题正是他目前较为困惑的问题。以往质性研究很少讨论这一问题，但如果要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这是需要面对的。具体到该研究，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教师个体层次与教师群体层次如何区分？如何利用个体层次的资料来说明群体层次？如何将个体层次和组织层次的发现关联到群体层次？他认为王旭辉的建议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出路。对于制度影响的问题，王富伟认为这项研究属于行动分析，刻意暂时悬置了制度分析，下一步要做的即是扩展到制度因素的解释。此外，对于理念与行动相分离的问题，王富伟认为，通过严谨的方法设计可以得到事实层面的信息，这项研究呈现的是教师的实践情形，而不仅指理念的宣称。
参加讨论的其他青年学者，也从各种角度对王富伟的研究提出若干思考与建议。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徐志勇指出，今天分享的扎根理论研究类似量化研究的前置工作，两者可以形成一个研究循环；进一步，他提出疑问：三个类属的属性和维度是不是互斥的？在逻辑上是否存在循环论？建构的新概念与已有概念存在什么关系？清华大学博士生姬生翔认为，争论哪个方法好是无意义的，应该是问题导向，新概念的使用也要取决于研究问题。对该研究的建议是应该进一步聚焦核心类属，更为明确地讨论变量关系。他的疑问是自我主义是否属于某个维度的教师文化？如果是，则会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清华大学博士后辛华则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即在资料分析时是否存在与访谈提纲一一对应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向蓓莉分享了自己做扎根理论的感受，认为与王富伟的分享有诸多相似之处，她强调了文献阅读与资料分析循环互动的重要性。另外，她询问了高校科研人员与一线教师如何有效开展合作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南开大学博士生卢俊提出了扎根理论的制度化问题，具体包括如何就区分目的抽样与理论抽样、如何界定理论饱和等问题达成共识？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王维广提出了质性研究的伦理问题和资料开放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毅提出，扎根理论的分析是否包括不是从经验资料中提炼出的概念？是否可以从教师亚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解决只有一个学校案例情境下的循环论证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师原珂则从“治理”概念的含义、治理与自治的区别、参与治理的影响三个层面讨论了该研究值得改进的地方。王富伟认真听取并一一回应了以上问题。
本次活动持续三个多小时，氛围轻松，讨论热烈，点评深入且一针见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富伟基于一项扎根理论研究实例的分享帮助参会成员进一步熟悉了这一研究方法的魅力与问题，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操作参考，加深了我们对质性研究方法的系统认识与思考。
 
吕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