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璜>看约翰·克莱尔对拜伦的改写
从《唐璜》看约翰·克莱尔对拜伦的改写
陈浩然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浪漫主义时期诗人约翰·克莱尔的诗歌“唐璜:一首诗歌”呈现出对拜伦原著的诸多改写。被边 缘化的克莱尔一直挣扎在诗歌创作的偏见、同行施加的焦虑以及资助商的干涉之中，无法融入贵族主导的 主流社会，成为被排斥的他者。通过模仿拜伦代表作《唐璜》，克莱尔弱化了拜伦的中心地位的目的、再 建构了自己的创造空间，从而实现了讽刺暴力的圈地运动、虚伪的女性形象以及庸俗的商品写作的目的。 关键词:克莱尔;《唐璜》;身份;去中心;改写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1-0032-09 DOI:10.16651/j.cnki.fllr.2017.0004
1. 研究现状
纵观英格兰的文学发展旅程，我们发现农民诗人的数量少之又少。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可谓是最重要的农民诗人之一，然而当阶级遇到民族时，我们很自然地将他归类为苏格 兰的民族诗人，而不是为了英格兰农民阶层辩护的斗士。我们谙熟的描写农村风景的作品，如《墓 地挽歌》、《四季》和《牧羊人日历》的作者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和爱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等都不是真正拥有农民身份的诗人，威廉斯(Williams, R)称“克莱尔不是英国第一位农民诗人，但事实上确是最后一位农民诗人”(Clare, 2013: 4)。 我们认为克莱尔是纯粹的农民出身并以农民身份创作的英格兰诗人。与此同时，作为农民诗人 的代表，也是被社会主流排斥在外的他者群体。回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出版于 1957 年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是伯明翰学派为工人阶级争取 中心地位的“奠基之作”。然而，为农民阶级争取声音的作品则迟迟没有在批评界出版。事实上， 英格兰的农民阶级从未停止争取独立声音的战争。这是一场持久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文学创 作领域中“改写”则是这场战争中必备的策略。改写即是政治书写，在这个历史成为文本的时代， 对既定文本的重新构思也是一种政治宣言。
乔治·拜伦 (Gorge Gorden Byron, 1788-1824) 和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 1793-1864)之 间存在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微妙关系:他们不仅经历着吻合度极高的生活，还都创作出诸如《唐 璜》和《恰尔德·哈罗德的游记》之类的作品。那么二者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顺承的联系?
谢默斯·希尼称在这几个月里克莱尔写了两篇拟仿拜伦的戏谑之作《恰尔德·哈罗德》和《唐 璜》，他再一次施展出多年前就有的模仿天赋，虽然使用的方式动摇不定，却奇迹般地让人不得 不认可”(Gorji, 2008: 197)。国内外学者对《唐璜》这部作品的文本分析关注度较少。其中希 曼·科维斯(Simon Kövesi)与杰森·戈德史密斯(Jason Goldsmith)探索了克莱尔对拜伦的戏 仿。在《男性，厌女症和市场:克莱尔的 < 唐璜:一首诗歌 >》(‘Masculinity, Misogyny and the Marketplace: Clare’s“Don Juan A Poem)一文中，希曼·科维斯探索了《唐璜:一首诗歌》中体现出的“诗人”、“女人”以及“文学市场”的关系。科维斯将妓女和诗人做比较，指出 19 世 纪早期动荡和冷漠的文学市场将诗人逼迫为妓女一样的角色。通过论证二者的相似性，科维斯 指出克莱尔承认了男性诗人在文学市场所面临的威胁，还指出以女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公众阅 读群体对男性创作权威的挑衅和破坏。然而，我们认为科维斯过分夸大了女性阅读群体的作用， 忽略了文本层面上《唐璜:一首诗歌》对于《唐璜》的细读，也没有从生平视角评价二位诗人 的关系。杰森·戈德史密斯在《印刷的泛滥:约翰·克莱尔的 < 唐璜 > 与浪漫主义名人文化》(The Promiscuity of Print: John Clare’s Don Juan and the Culture of Romantic Celebrity) 中精辟地指出克莱 尔独特的“农民诗人”身份是在工业化文化背景下确保其成功的关键。与科维斯相同，戈德史密 斯也认为克莱尔从畅销书作者沦为不名一文的普通人的处境主要是由于女性群体造成的。遗憾 的是，戈德史密斯对于克莱尔境地的分析稍显单薄，没有涉及到文化产业、主体身份、诗歌地位、 资助人群以及女性公众接受五方面现实因素。此外，戈德史密斯阐述了克莱尔脱去农民标签所 作出的尝试，却忽略了他从农民的视角争夺中心话语权所作出的努力。
2. 改写“中心”:“疯癫”与身份转换
在《当代英国诗歌的多元化与族裔化倾向》一文中，张剑教授指出，“当代英国诗歌常常 指 80 年代以后的诗歌，这些诗歌往往是后现代的产物。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去中心’，‘去 权威’ (张剑，2015: 35) 这些“中心”的是根据国别、民族、阶级、教育水平、性别等诸多方 面定义的。我们不禁思考两个问题，在诗歌创作方面，那些权威都是哪些人物呢?从何时英国开 始出现这种挑战“权威”的尝试呢?我们认为，这种模仿权威并试图超越其中心地位的尝试从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已经开始。在英国这些所谓中心的原型就是受过精英教育的纯种的男性贵族， 乔治·拜伦必然是这类“中心”的最佳人选之一。在这个时期，农民出身的克莱尔崇拜贵族诗 人拜伦:“在还是学徒时，克莱尔找到了两个机会。其中一个在格灵顿，另外一个是在海珀斯 顿的鞋匠威尔·法娄那里。法娄的哥哥汤姆是个水手，航海归来后邀请克莱尔帮忙誊抄航海日志: 纪录了一个旅行者的经历，而这个旅行者正是拜伦”(Bate, 2003: 66)拜伦对克莱尔的影响非常深， 在拜伦去世之后，他始终没有走出悲痛的阴影:“文学出版前途暗淡，拜伦已经离去，但是对 拜伦的记忆还留存在脑海中。在笔记本上记录的所有关于诗歌的荣耀话题都最终落在拜伦这里” (Bate, 2003: 267)。可以说，拜伦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璀璨的一颗明星，1794 年从放荡不羁的 叔父那里继承男爵爵位，1798 年成为第六世男爵。此外，拜伦就读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完 全符合受过精英教育的男性贵族这个要求，甚至所谓的精神病患者都将自己想象为是拜伦:“十九 世纪中期以后，精神病院病人们开始幻想自己就是无所不能的拿破仑，或者才华横溢的拜伦” (Bone, 2004: 7)，足见拜伦在当时文坛中的地位。
如果只从那个时代来看，我们不仅看不到二者的交集，还可以总结出众多鲜明的对比:从 阶级身份来讲，拜伦属于没落贵族子弟，继承了亲属的遗产之后不用为自己的生计殚心竭虑。 而克莱尔被定义为是北安普顿郡海珀斯通这个地方一位普通的农民诗人，仍旧面临着诗集和耕 种同时进行的重担;其次，年仅 36 岁的拜伦是早逝的浪漫主义诗人，在希腊人民夺取独立的战 争之中染疾而终，71 岁的克莱尔则在精神病院内愤懑而终;拜伦是清醒的，克莱尔则一直被读 者称为疯癫的农民诗人;拜伦的感情生活是淫乱的，克莱尔在现实生活中则对爱情非常执着。 纵然如此，当仔细探究时，我们发现二者存在相似性。贝特在《克莱尔传记》中指出:“二人 都极其厌恶各种形式的虚伪;拜伦本身是抑郁的;克莱尔并不是钟情于玛丽一个人，而是更加乱性;克莱尔有时也是讽刺作家，而拜伦则有高尚的浪漫诗人这一面;克莱尔扎根于自己的家乡， 但是偶尔也会魂牵梦绕苏格兰。拜伦童年的家与克莱尔祖父都来自一个地方。克莱尔将诗歌看作 是他自由的领域。自由斗士拜伦是时代的诗人。是否有这种可能，克莱尔将自己想象为拜伦，从 而逃离他所谓的庇护所的束缚?”(Bate, 2003: 441)我们认为，针对贝特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霍尔这样主张:“去中心不是去抛弃或废除这个’主体’，而是重新将之概念化，在范式内以全 新的、移位的、去中心的姿态重新思考这个主体” (Hall, 2003: 2)。如果说拜伦是当时浪漫主义 时期的中心人物，那么通过对拜伦的改写，克莱尔试图打破了这种拜伦式的中心，并树立具有独 特风格的文化身份。
2.1 疯癫:改写的前奏
拜伦在 1812 年发表《恰尔德·哈罗德的游记》的前两部后称自己早晨起来就发现自己突然出名， 克莱尔的第一部作品《描写乡村生活和风景的诗》(Poems Descriptive of Rural Life and Scenery)瞬 间也获得巨大成功，并为克莱尔带来了“北安普顿农民诗人” (Northamptonshire Peasant Poet)称 号。这部作品一年售出达 3000 册，远超过了华兹华斯的《远足》(Excursion)六年 500 册的销售 量。济慈虽与克莱尔都属于同一出版商，但他的作品销量惨淡，《拉米亚》仅售出 500 册。至少 有两点原因可以解释克莱尔第一部作品的成功，不可否认作品本身对自然的歌颂具有价值;更值 得留意的是，作为农民竟然可以创作出如此精美的诗歌，这足令人惊叹。因此，这种身份本身就 称为营销口号，克莱尔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带有标签的商品。
可以说，多数读者当初都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去阅读农民克莱尔的作品，其注意力并非全在作 品价值的本身，而是在于农民身份上。出版商泰勒利用“农民诗人”这个标签的营销手段给克莱 尔早期的作品带来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带来巨大隐患。
继奇迹般的成功之后，克莱尔不再受欢迎。随后出版的诸如《夏日的坐垫》、《牧羊人日历》 等优美的诗歌集销量惨淡，我们认为克莱尔已经无法摆脱“农民身份”的定位，这个僵局让他深 陷世俗的黑洞，无法从偏见和轻视中走出来，日渐显出疯癫的症状，继而被关押进艾伦医生和北 安普顿疯人院内。米歇尔·福科(Michael Foucault)的《疯癫的文明》是关于欧洲疯癫史的专著， 讲述了从将疯子看作拥有神秘能力的文艺复兴时代，到将疯子与妓女、流浪汉共同监禁的十七、 十八世纪，再到将疯子管制起来用于医疗康复的现代社会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史。克莱尔被认为是 19 世纪初的“疯癫”诗人，正好处于上述的第三个阶段。
那么，克莱尔是否真正疯癫?在疯人院的日子里，贝特纪录到:“克莱尔开始在自己和拜伦 身份之间产生幻觉。这次克莱尔并没有显示出我们所谓的人格紊乱，可以理解为他有了想象和幻 觉”(Bate, 2003: 394) 拜伦可谓是当时文坛的中心，拜伦与克莱尔都是因为一部作品瞬时走红。 然而，二者身边一直都存在阻挠和干涉创作的人群。“1807 年拜伦出版了《闲散的时刻》(Hours of Idleness)，然而辉格党的口舌爱丁堡评论极为苛刻的批评了这部作品。两年后 21 岁的拜伦成 为上议院议员，在《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给予猛烈还击”(Bone, 2004: 11)。“社会身 份的构成是权力的行为”(Hall, 2003: 5)。与拜伦截然不同，克莱尔自 1820 年开始创作就一直 处于出版商、赞助商的纷繁论战之中，而自己却无力还击。 爱德华·德鲁瑞(Edward Drury)是 克莱尔写作才华的发掘者，在将诗人推荐给出版商约翰·泰勒(John Taylor)之前二人签署了约定， 规定克莱尔获取诗集收入的四分之一份额，泰勒认为这是纯粹的剥削，毕竟是自己的公司做了出 版和展销工作”(Bate, 2003: 193)。
不仅如此，泰勒也一直敦促克莱尔在创作过程中更改语法以及拼写问题，这让诗人逐渐失 去了创作信心。更糟糕的是，克莱尔卷入了贵族的政治纷争之中:“威尔士王子与妻子卡罗琳 疏远已久，即位为乔治四世后想将妻子罢黜。只要放弃皇后的位置就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金， 可卡罗琳拒绝了。贵族代表莱斯托克(Lord Radstock)曾这样警示资助人埃默森女士:“如果你 坚持支持可怜的克莱尔，你必须告诉他删除那些反动诗行，要知道他指责的那些傲慢且残忍的人， 实则是慷慨解囊资助他的人”(Bate, 2003: 198)。事实上，这里所谓的反动诗行实则是克莱尔 对圈地运动的斥责和指控。在那个创作仍旧依赖贵族赞助的时代，克莱尔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 威廉姆斯认为，“农民诗人这个定义终结在克莱尔这里。因为写作是一回事，充当农民诗人典型 的同时又承担着营生却是另外一回事。农民诗人该如何生存?在资助商和朋友的帮助下，克莱 尔可以继续做诗人。然而，他又必须继续当农民，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克莱尔才能挖掘自己 的价值”(Clare, 2013: 7)。如果选择顺从莱斯托克的唆使，克莱尔就违心成为贵族利益的代言人; 如果毫无保留地揭露圈地运动给农民以及生态带来的影响，他就面临生存的困境。如同拜伦抒 情组诗《希伯来组曲》中囚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克莱尔被迫在疯人院内生存。虽然失去自由， 但没有失去理想。此时，他不再信任“农民诗人”会给他带来光环，带着对这种世俗接受的反 感和对未来诗歌创作的憧憬，克莱尔幻想着可以成为拜伦一样的人物，不受受制于任何资助人 的摆布，也可以给批评势力猛烈的回击。但是在外人看来，这是一种疯癫的症状。
陈浩然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浪漫主义时期诗人约翰·克莱尔的诗歌“唐璜:一首诗歌”呈现出对拜伦原著的诸多改写。被边 缘化的克莱尔一直挣扎在诗歌创作的偏见、同行施加的焦虑以及资助商的干涉之中，无法融入贵族主导的 主流社会，成为被排斥的他者。通过模仿拜伦代表作《唐璜》，克莱尔弱化了拜伦的中心地位的目的、再 建构了自己的创造空间，从而实现了讽刺暴力的圈地运动、虚伪的女性形象以及庸俗的商品写作的目的。 关键词:克莱尔;《唐璜》;身份;去中心;改写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1-0032-09 DOI:10.16651/j.cnki.fllr.2017.0004
1. 研究现状
纵观英格兰的文学发展旅程，我们发现农民诗人的数量少之又少。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可谓是最重要的农民诗人之一，然而当阶级遇到民族时，我们很自然地将他归类为苏格 兰的民族诗人，而不是为了英格兰农民阶层辩护的斗士。我们谙熟的描写农村风景的作品，如《墓 地挽歌》、《四季》和《牧羊人日历》的作者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和爱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等都不是真正拥有农民身份的诗人，威廉斯(Williams, R)称“克莱尔不是英国第一位农民诗人，但事实上确是最后一位农民诗人”(Clare, 2013: 4)。 我们认为克莱尔是纯粹的农民出身并以农民身份创作的英格兰诗人。与此同时，作为农民诗人 的代表，也是被社会主流排斥在外的他者群体。回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出版于 1957 年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是伯明翰学派为工人阶级争取 中心地位的“奠基之作”。然而，为农民阶级争取声音的作品则迟迟没有在批评界出版。事实上， 英格兰的农民阶级从未停止争取独立声音的战争。这是一场持久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文学创 作领域中“改写”则是这场战争中必备的策略。改写即是政治书写，在这个历史成为文本的时代， 对既定文本的重新构思也是一种政治宣言。
乔治·拜伦 (Gorge Gorden Byron, 1788-1824) 和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 1793-1864)之 间存在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微妙关系:他们不仅经历着吻合度极高的生活，还都创作出诸如《唐 璜》和《恰尔德·哈罗德的游记》之类的作品。那么二者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顺承的联系?
谢默斯·希尼称在这几个月里克莱尔写了两篇拟仿拜伦的戏谑之作《恰尔德·哈罗德》和《唐 璜》，他再一次施展出多年前就有的模仿天赋，虽然使用的方式动摇不定，却奇迹般地让人不得 不认可”(Gorji, 2008: 197)。国内外学者对《唐璜》这部作品的文本分析关注度较少。其中希 曼·科维斯(Simon Kövesi)与杰森·戈德史密斯(Jason Goldsmith)探索了克莱尔对拜伦的戏 仿。在《男性，厌女症和市场:克莱尔的 < 唐璜:一首诗歌 >》(‘Masculinity, Misogyny and the Marketplace: Clare’s“Don Juan A Poem)一文中，希曼·科维斯探索了《唐璜:一首诗歌》中体现出的“诗人”、“女人”以及“文学市场”的关系。科维斯将妓女和诗人做比较，指出 19 世 纪早期动荡和冷漠的文学市场将诗人逼迫为妓女一样的角色。通过论证二者的相似性，科维斯 指出克莱尔承认了男性诗人在文学市场所面临的威胁，还指出以女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公众阅 读群体对男性创作权威的挑衅和破坏。然而，我们认为科维斯过分夸大了女性阅读群体的作用， 忽略了文本层面上《唐璜:一首诗歌》对于《唐璜》的细读，也没有从生平视角评价二位诗人 的关系。杰森·戈德史密斯在《印刷的泛滥:约翰·克莱尔的 < 唐璜 > 与浪漫主义名人文化》(The Promiscuity of Print: John Clare’s Don Juan and the Culture of Romantic Celebrity) 中精辟地指出克莱 尔独特的“农民诗人”身份是在工业化文化背景下确保其成功的关键。与科维斯相同，戈德史密 斯也认为克莱尔从畅销书作者沦为不名一文的普通人的处境主要是由于女性群体造成的。遗憾 的是，戈德史密斯对于克莱尔境地的分析稍显单薄，没有涉及到文化产业、主体身份、诗歌地位、 资助人群以及女性公众接受五方面现实因素。此外，戈德史密斯阐述了克莱尔脱去农民标签所 作出的尝试，却忽略了他从农民的视角争夺中心话语权所作出的努力。
2. 改写“中心”:“疯癫”与身份转换
在《当代英国诗歌的多元化与族裔化倾向》一文中，张剑教授指出，“当代英国诗歌常常 指 80 年代以后的诗歌，这些诗歌往往是后现代的产物。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去中心’，‘去 权威’ (张剑，2015: 35) 这些“中心”的是根据国别、民族、阶级、教育水平、性别等诸多方 面定义的。我们不禁思考两个问题，在诗歌创作方面，那些权威都是哪些人物呢?从何时英国开 始出现这种挑战“权威”的尝试呢?我们认为，这种模仿权威并试图超越其中心地位的尝试从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已经开始。在英国这些所谓中心的原型就是受过精英教育的纯种的男性贵族， 乔治·拜伦必然是这类“中心”的最佳人选之一。在这个时期，农民出身的克莱尔崇拜贵族诗 人拜伦:“在还是学徒时，克莱尔找到了两个机会。其中一个在格灵顿，另外一个是在海珀斯 顿的鞋匠威尔·法娄那里。法娄的哥哥汤姆是个水手，航海归来后邀请克莱尔帮忙誊抄航海日志: 纪录了一个旅行者的经历，而这个旅行者正是拜伦”(Bate, 2003: 66)拜伦对克莱尔的影响非常深， 在拜伦去世之后，他始终没有走出悲痛的阴影:“文学出版前途暗淡，拜伦已经离去，但是对 拜伦的记忆还留存在脑海中。在笔记本上记录的所有关于诗歌的荣耀话题都最终落在拜伦这里” (Bate, 2003: 267)。可以说，拜伦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璀璨的一颗明星，1794 年从放荡不羁的 叔父那里继承男爵爵位，1798 年成为第六世男爵。此外，拜伦就读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完 全符合受过精英教育的男性贵族这个要求，甚至所谓的精神病患者都将自己想象为是拜伦:“十九 世纪中期以后，精神病院病人们开始幻想自己就是无所不能的拿破仑，或者才华横溢的拜伦” (Bone, 2004: 7)，足见拜伦在当时文坛中的地位。
如果只从那个时代来看，我们不仅看不到二者的交集，还可以总结出众多鲜明的对比:从 阶级身份来讲，拜伦属于没落贵族子弟，继承了亲属的遗产之后不用为自己的生计殚心竭虑。 而克莱尔被定义为是北安普顿郡海珀斯通这个地方一位普通的农民诗人，仍旧面临着诗集和耕 种同时进行的重担;其次，年仅 36 岁的拜伦是早逝的浪漫主义诗人，在希腊人民夺取独立的战 争之中染疾而终，71 岁的克莱尔则在精神病院内愤懑而终;拜伦是清醒的，克莱尔则一直被读 者称为疯癫的农民诗人;拜伦的感情生活是淫乱的，克莱尔在现实生活中则对爱情非常执着。 纵然如此，当仔细探究时，我们发现二者存在相似性。贝特在《克莱尔传记》中指出:“二人 都极其厌恶各种形式的虚伪;拜伦本身是抑郁的;克莱尔并不是钟情于玛丽一个人，而是更加乱性;克莱尔有时也是讽刺作家，而拜伦则有高尚的浪漫诗人这一面;克莱尔扎根于自己的家乡， 但是偶尔也会魂牵梦绕苏格兰。拜伦童年的家与克莱尔祖父都来自一个地方。克莱尔将诗歌看作 是他自由的领域。自由斗士拜伦是时代的诗人。是否有这种可能，克莱尔将自己想象为拜伦，从 而逃离他所谓的庇护所的束缚?”(Bate, 2003: 441)我们认为，针对贝特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霍尔这样主张:“去中心不是去抛弃或废除这个’主体’，而是重新将之概念化，在范式内以全 新的、移位的、去中心的姿态重新思考这个主体” (Hall, 2003: 2)。如果说拜伦是当时浪漫主义 时期的中心人物，那么通过对拜伦的改写，克莱尔试图打破了这种拜伦式的中心，并树立具有独 特风格的文化身份。
2.1 疯癫:改写的前奏
拜伦在 1812 年发表《恰尔德·哈罗德的游记》的前两部后称自己早晨起来就发现自己突然出名， 克莱尔的第一部作品《描写乡村生活和风景的诗》(Poems Descriptive of Rural Life and Scenery)瞬 间也获得巨大成功，并为克莱尔带来了“北安普顿农民诗人” (Northamptonshire Peasant Poet)称 号。这部作品一年售出达 3000 册，远超过了华兹华斯的《远足》(Excursion)六年 500 册的销售 量。济慈虽与克莱尔都属于同一出版商，但他的作品销量惨淡，《拉米亚》仅售出 500 册。至少 有两点原因可以解释克莱尔第一部作品的成功，不可否认作品本身对自然的歌颂具有价值;更值 得留意的是，作为农民竟然可以创作出如此精美的诗歌，这足令人惊叹。因此，这种身份本身就 称为营销口号，克莱尔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带有标签的商品。
可以说，多数读者当初都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去阅读农民克莱尔的作品，其注意力并非全在作 品价值的本身，而是在于农民身份上。出版商泰勒利用“农民诗人”这个标签的营销手段给克莱 尔早期的作品带来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带来巨大隐患。
继奇迹般的成功之后，克莱尔不再受欢迎。随后出版的诸如《夏日的坐垫》、《牧羊人日历》 等优美的诗歌集销量惨淡，我们认为克莱尔已经无法摆脱“农民身份”的定位，这个僵局让他深 陷世俗的黑洞，无法从偏见和轻视中走出来，日渐显出疯癫的症状，继而被关押进艾伦医生和北 安普顿疯人院内。米歇尔·福科(Michael Foucault)的《疯癫的文明》是关于欧洲疯癫史的专著， 讲述了从将疯子看作拥有神秘能力的文艺复兴时代，到将疯子与妓女、流浪汉共同监禁的十七、 十八世纪，再到将疯子管制起来用于医疗康复的现代社会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史。克莱尔被认为是 19 世纪初的“疯癫”诗人，正好处于上述的第三个阶段。
那么，克莱尔是否真正疯癫?在疯人院的日子里，贝特纪录到:“克莱尔开始在自己和拜伦 身份之间产生幻觉。这次克莱尔并没有显示出我们所谓的人格紊乱，可以理解为他有了想象和幻 觉”(Bate, 2003: 394) 拜伦可谓是当时文坛的中心，拜伦与克莱尔都是因为一部作品瞬时走红。 然而，二者身边一直都存在阻挠和干涉创作的人群。“1807 年拜伦出版了《闲散的时刻》(Hours of Idleness)，然而辉格党的口舌爱丁堡评论极为苛刻的批评了这部作品。两年后 21 岁的拜伦成 为上议院议员，在《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给予猛烈还击”(Bone, 2004: 11)。“社会身 份的构成是权力的行为”(Hall, 2003: 5)。与拜伦截然不同，克莱尔自 1820 年开始创作就一直 处于出版商、赞助商的纷繁论战之中，而自己却无力还击。 爱德华·德鲁瑞(Edward Drury)是 克莱尔写作才华的发掘者，在将诗人推荐给出版商约翰·泰勒(John Taylor)之前二人签署了约定， 规定克莱尔获取诗集收入的四分之一份额，泰勒认为这是纯粹的剥削，毕竟是自己的公司做了出 版和展销工作”(Bate, 2003: 193)。
不仅如此，泰勒也一直敦促克莱尔在创作过程中更改语法以及拼写问题，这让诗人逐渐失 去了创作信心。更糟糕的是，克莱尔卷入了贵族的政治纷争之中:“威尔士王子与妻子卡罗琳 疏远已久，即位为乔治四世后想将妻子罢黜。只要放弃皇后的位置就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金， 可卡罗琳拒绝了。贵族代表莱斯托克(Lord Radstock)曾这样警示资助人埃默森女士:“如果你 坚持支持可怜的克莱尔，你必须告诉他删除那些反动诗行，要知道他指责的那些傲慢且残忍的人， 实则是慷慨解囊资助他的人”(Bate, 2003: 198)。事实上，这里所谓的反动诗行实则是克莱尔 对圈地运动的斥责和指控。在那个创作仍旧依赖贵族赞助的时代，克莱尔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 威廉姆斯认为，“农民诗人这个定义终结在克莱尔这里。因为写作是一回事，充当农民诗人典型 的同时又承担着营生却是另外一回事。农民诗人该如何生存?在资助商和朋友的帮助下，克莱 尔可以继续做诗人。然而，他又必须继续当农民，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克莱尔才能挖掘自己 的价值”(Clare, 2013: 7)。如果选择顺从莱斯托克的唆使，克莱尔就违心成为贵族利益的代言人; 如果毫无保留地揭露圈地运动给农民以及生态带来的影响，他就面临生存的困境。如同拜伦抒 情组诗《希伯来组曲》中囚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克莱尔被迫在疯人院内生存。虽然失去自由， 但没有失去理想。此时，他不再信任“农民诗人”会给他带来光环，带着对这种世俗接受的反 感和对未来诗歌创作的憧憬，克莱尔幻想着可以成为拜伦一样的人物，不受受制于任何资助人 的摆布，也可以给批评势力猛烈的回击。但是在外人看来，这是一种疯癫的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