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六七十年代
日常聊天时,我爸妈从未谈及过关于八十年代的事情,我也不曾试图去了解属于他们的青春,因为下意识里就觉得他们那个年代肯定俗不可耐。大学时,我买来老六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兴致勃勃地读,书中描写的那股子劲儿真让我血脉贲张。真正让我想深入了解的契机是接触到八十年代那段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史显得捉襟见肘。然而八十年代尤其是一九八五年却是其中一段难以忽略的历史,于是我计划寻找这个黄金时代。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如火山般喷薄而出,恍然惊觉,八十年代产生于此,于是有了这些文字。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当代史经历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文化断层,酝酿于六七十年代的文艺终于在八十年代井喷式爆发了: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都陆续出现高潮。正如陈丹青所言,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是五十年代“婴儿潮”一代,要了解八十年代必须回过头去审视六七十年代。而就像作家阿城认为六十年代去旧书店淘书是他最重要的时期,很多八十年代所呈现出来的文学繁荣样态酝酿于六七十年代。
“十七年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开端,奠定了共和国文学的基调。和“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风相比,作家的情感苏式化,生命力消失了,借用黄永玉老先生在写给曹禺的信中说的那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便可略知一二了。六七十年代是政治介入文艺最甚之时,到处充满了“左”的影子。大批知识分子在“横扫牛鬼蛇神”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迫害中失去生命,作家封笔、刊物停刊,话剧、小说等被纷纷样板化,诗歌多为抒情政治,对文学“经典”的大规模颠覆,导致在“文革”中,出现一个几乎是“无经典”的文学时期。
然而,与此同时,一种“地下文学”暗流涌动。在“牛棚”、“五七干校”等地接受劳动改造期间,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诗人和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们记录了亲历者的体验;在“上山下乡”中的“知青”也已开始写作,郭路生(食指)首开新诗潮之先,继而出现了六十年代末以岳重(根子)、栗世征(多多)为代表的“白洋淀诗人群”,七十年代末以赵振开(北岛)、姜世伟(芒克)为代表的“《今天》派”以及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派”。诗歌在当时负载了具有“异端”性质的情感和艺术经验的“先锋性”样式。
◾郭路生与杏花村
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回忆郭路生时带着脉脉温情。在她父亲离开家去“五七干校”期间,郭路生是她家的常客。“每次来都会给我那间寂寞的小屋带来朝气和活力”。郭路生把他所喜爱的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缪塞、波尔莱尔、洛尔迦等的诗歌介绍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寒冷的冬夜围着炉火听郭路生讲小说的情景。她一直以为,郭路生是她青年时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最初的思想启蒙者。
一九六八年年末,郭路生进入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那时候,他的诗歌(《海洋三部曲》《鱼群三部曲》等)已经以手抄的形式在人们之间普遍流传开来。插队期间,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他也是唯一一位念诗能把大家念哭的。前一首诗是描写当时北京知青被火车送走与家人告别的情景;而《相信未来》一诗代表了当时知青们共同的思想情感。
他的诗歌在六十年代不啻为一种惊雷:诗歌主体转向个人,恢复了个体的尊严,恢复了诗歌的尊严。郭路生对后来的诗人影响深远。齐简在读到郭路生的诗歌时,精神为之一振,读诗时遇到停电,就用煤油灯照着读,“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在他看来,郭老的意义有如建康文学。诗人多多认为,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人能比。他是七十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郭老也被当代诗坛誉为“朦胧诗鼻祖”。
◾“白洋淀诗人群”
一九六九年年中,来自北京、天津的五百多位知青在河北保定安新县白洋淀寨南落户了。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足以撼动当代诗坛的群体——“白洋淀诗人群”。其中一位知青宋海泉认为,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产生,同它本身的文化传统没有必然的血缘关系,或许正是因为它的这种非文化的环境,由于它对文化的疏远和漠不关心而造成一个相对宽松、封闭的小生态龛。借助于这个小生态龛,诗群得以产生和发展。
除了外在的生态,还有氛围浓郁的读书活动所营造的内在生态系统。比如在当时的读书活动中,北京四中学生赵京兴的《哲学批判》手稿在学生中间流传。这种哲学思想进而潜入诗歌领域,影响了日后的诗歌创作。
当时的白洋淀聚集了根子(岳重)、多多(栗世征)、芒克(姜世伟)、林莽、方含等众多优秀诗人。根子对诗坛的影响不容忽视,他以其震撼的力量为诗坛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命。《三月与末日》一诗让人想到法国著名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及英国象征主义代表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具有一种对现世表现出残酷而决绝的姿态。当时根子受到芒克的诗歌启发而创作,一九七二年年初,当根子把这首诗拿给多多看时,多多的第一反应是“感到这首诗深深侵犯了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诗品是非人的、磅礴的”。根子后来还写了八首长诗,至今大部分已经遗失。
多多(绰号“毛头”)自称有犹太血统,他的诗歌除了和根子一样有着激烈的抗争与批判外,还有一种强烈的赎罪情结,给人一种芜杂的阅读经验。他回忆当时的北京地下诗坛: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根子的诗歌在文化沙龙里流传;芒克是个生命力最令人欣慰的大自然之子,和他相约每年年底要像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北岛、江河、甘铁生也都前往白洋淀游历;一九七八年,《今天》问世。
“白洋淀诗人群”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朦胧诗派”的中坚力量。多多至今笔耕不辍,获奖无数;芒克则转向油画艺术。而在白洋淀时期的那段岁月却早已被历史尘封,散去了。
◾《今天》的昨天与今天
北岛自言,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扮演了两次重要的角色,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地下文学和《今天》。《今天》虽然在国内(九十年代在国外复刊)只存在了两年,但其重要性不容小觑。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阵地《新青年》《小说月报》等类似,《今天》是七十年代末的“地下文学”的阵地。它让“地下文学”浮出地表,照亮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它也体现了当代作家最初的文化自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号,《今天》创刊。北岛在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可见,《今天》追求一种自由的纯粹的人文精神。从创办日起,北岛、芒克、陆焕兴三人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冽的寒风,提着浆糊桶到北京的文化地标(“西单民主墙”、天安门、王府井、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部、虎坊桥)和高校(北大、人大、清华)等地张贴宣传纸,出发前“大家都来道别,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劲头”。
《今天》的创办人还包括黄锐、孙俊世、张鹏志、陶家楷、马德升。五人中途因意见不合而退出,留下北岛和芒克。创刊号刊登了北岛、芒克、舒婷、蔡其矫、史康成、马德升等人的作品,有小说、诗歌、外国文学翻译等形式,发行后在知识分子间的反响不错,一千册很快售空,还加印了一千五百册。二、三期先后发表郭路生(食指)、依群等人在“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作品。随后经推荐或自荐广罗作者,包括后来八十年代“朦胧诗”的代表顾城、杨炼等人,也包括彭刚、卢中南、李素兰、陈凯歌、田壮壮等很多后来的文艺界名人。
《今天》不光是一本文学刊物,还包括摄影和美术,当时除了举办两次朗诵会外,还有“四月影会”及“星星画展”。这些活动吸引了很多读者及部分媒体,扩大了《今天》的影响力。
提到《今天》不得不说它的编辑部,当时成员除了北岛、芒克、万之等撰稿人外,还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付出。他们的职业不一,有像李鸿桂一样的年轻女护士,崔德英、鄂复明一样的年轻工人,还有北京著名高校的大学生、待业青年等。这些人甘愿冒着风险为此殚精竭虑,可谓《今天》的一大幸事。而《今天》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赵一凡,他早在七十年代之初便成立了地下文化沙龙,是当时很多人的“精神领袖”。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旧作,也因此为当局所不容,一九七四年被诬陷为“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被捕入狱两年,七八年为《今天》提供了很多珍贵的稿件,七九年又为遇罗克翻案。他曾对好友说,如果有人愿意研究“文革”,他将把这些资料全部赠送给他。然而深为遗憾的是,一九八八年,赵一凡去世后,这些资料都被当作废纸卖掉了。
身为当年的作者之一,田晓青回忆了十三路沿线的点点滴滴——从在十三路公交车上见到赵振开到铁狮子胡同赵南家开作品讨论会,再到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今天》编辑部与赵振开“诚挚而凉爽的一握”……那些时光和它背后的人事都已随着蓝色封皮小册子的消失而逐渐远去了。
《今天》于九十年代在国外复刊后至今已出版了112期,我从小道消息上了解到,《今天》再也没有第113期了。让人欣喜的是,去年年末,大陆新增了一份MOOK:北岛主编的《此刻》,英文名为“the moment”。当时在书店里看到它,依然是蓝色的封皮,依然是此刻的内涵,我感到了一种生命的延续。尽管内容和以前大为不同,但依然能看到它的先锋性,比如第一期试图探讨当下的人工智能与科幻文学,读者对它的评价也不低,我对此也抱有期待。
写这些故事的心情是复杂的,看到很多人明知背后暗藏着危险却仍然表达了真实的心声,高喊出“我-不-相-信!”类似的叛逆话语,我心生敬畏;看到这段历史在渐行渐远而不为我们普通读者所知,我心感绝望。幸而有这么一群人在回忆,在记录。著名学者刘禾将《今天》所涉及的一篇篇回忆文字编写成了一本书,名为《持灯的使者》,该名源自北岛《晚景》一诗,广西师大在将近八年后的今天出了该书的增订版,这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好事。
“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是一个需要我们后来人深挖的课题,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只能从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找到只言片语,当然很多人与事并非一篇文字可以讲清楚,如果你有兴趣,不妨深入当时的作家作品,去还原你眼中的那个时代。
参考资料:
1、刘禾《持灯的使者》,广西师大,2009年5月第1版;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大,2007年6月第2版;
3、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1版;
来自微信公众号:六里士多德 (转载请联系作者,谢谢)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当代史经历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文化断层,酝酿于六七十年代的文艺终于在八十年代井喷式爆发了: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都陆续出现高潮。正如陈丹青所言,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是五十年代“婴儿潮”一代,要了解八十年代必须回过头去审视六七十年代。而就像作家阿城认为六十年代去旧书店淘书是他最重要的时期,很多八十年代所呈现出来的文学繁荣样态酝酿于六七十年代。
“十七年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开端,奠定了共和国文学的基调。和“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风相比,作家的情感苏式化,生命力消失了,借用黄永玉老先生在写给曹禺的信中说的那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便可略知一二了。六七十年代是政治介入文艺最甚之时,到处充满了“左”的影子。大批知识分子在“横扫牛鬼蛇神”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迫害中失去生命,作家封笔、刊物停刊,话剧、小说等被纷纷样板化,诗歌多为抒情政治,对文学“经典”的大规模颠覆,导致在“文革”中,出现一个几乎是“无经典”的文学时期。
然而,与此同时,一种“地下文学”暗流涌动。在“牛棚”、“五七干校”等地接受劳动改造期间,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诗人和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们记录了亲历者的体验;在“上山下乡”中的“知青”也已开始写作,郭路生(食指)首开新诗潮之先,继而出现了六十年代末以岳重(根子)、栗世征(多多)为代表的“白洋淀诗人群”,七十年代末以赵振开(北岛)、姜世伟(芒克)为代表的“《今天》派”以及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派”。诗歌在当时负载了具有“异端”性质的情感和艺术经验的“先锋性”样式。
◾郭路生与杏花村
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回忆郭路生时带着脉脉温情。在她父亲离开家去“五七干校”期间,郭路生是她家的常客。“每次来都会给我那间寂寞的小屋带来朝气和活力”。郭路生把他所喜爱的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缪塞、波尔莱尔、洛尔迦等的诗歌介绍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寒冷的冬夜围着炉火听郭路生讲小说的情景。她一直以为,郭路生是她青年时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最初的思想启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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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郭路生。 |
一九六八年年末,郭路生进入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那时候,他的诗歌(《海洋三部曲》《鱼群三部曲》等)已经以手抄的形式在人们之间普遍流传开来。插队期间,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他也是唯一一位念诗能把大家念哭的。前一首诗是描写当时北京知青被火车送走与家人告别的情景;而《相信未来》一诗代表了当时知青们共同的思想情感。
他的诗歌在六十年代不啻为一种惊雷:诗歌主体转向个人,恢复了个体的尊严,恢复了诗歌的尊严。郭路生对后来的诗人影响深远。齐简在读到郭路生的诗歌时,精神为之一振,读诗时遇到停电,就用煤油灯照着读,“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在他看来,郭老的意义有如建康文学。诗人多多认为,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人能比。他是七十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郭老也被当代诗坛誉为“朦胧诗鼻祖”。
◾“白洋淀诗人群”
一九六九年年中,来自北京、天津的五百多位知青在河北保定安新县白洋淀寨南落户了。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足以撼动当代诗坛的群体——“白洋淀诗人群”。其中一位知青宋海泉认为,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产生,同它本身的文化传统没有必然的血缘关系,或许正是因为它的这种非文化的环境,由于它对文化的疏远和漠不关心而造成一个相对宽松、封闭的小生态龛。借助于这个小生态龛,诗群得以产生和发展。
除了外在的生态,还有氛围浓郁的读书活动所营造的内在生态系统。比如在当时的读书活动中,北京四中学生赵京兴的《哲学批判》手稿在学生中间流传。这种哲学思想进而潜入诗歌领域,影响了日后的诗歌创作。
当时的白洋淀聚集了根子(岳重)、多多(栗世征)、芒克(姜世伟)、林莽、方含等众多优秀诗人。根子对诗坛的影响不容忽视,他以其震撼的力量为诗坛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命。《三月与末日》一诗让人想到法国著名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及英国象征主义代表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具有一种对现世表现出残酷而决绝的姿态。当时根子受到芒克的诗歌启发而创作,一九七二年年初,当根子把这首诗拿给多多看时,多多的第一反应是“感到这首诗深深侵犯了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诗品是非人的、磅礴的”。根子后来还写了八首长诗,至今大部分已经遗失。
多多(绰号“毛头”)自称有犹太血统,他的诗歌除了和根子一样有着激烈的抗争与批判外,还有一种强烈的赎罪情结,给人一种芜杂的阅读经验。他回忆当时的北京地下诗坛: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根子的诗歌在文化沙龙里流传;芒克是个生命力最令人欣慰的大自然之子,和他相约每年年底要像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北岛、江河、甘铁生也都前往白洋淀游历;一九七八年,《今天》问世。
“白洋淀诗人群”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朦胧诗派”的中坚力量。多多至今笔耕不辍,获奖无数;芒克则转向油画艺术。而在白洋淀时期的那段岁月却早已被历史尘封,散去了。
◾《今天》的昨天与今天
北岛自言,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扮演了两次重要的角色,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地下文学和《今天》。《今天》虽然在国内(九十年代在国外复刊)只存在了两年,但其重要性不容小觑。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阵地《新青年》《小说月报》等类似,《今天》是七十年代末的“地下文学”的阵地。它让“地下文学”浮出地表,照亮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它也体现了当代作家最初的文化自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号,《今天》创刊。北岛在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可见,《今天》追求一种自由的纯粹的人文精神。从创办日起,北岛、芒克、陆焕兴三人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冽的寒风,提着浆糊桶到北京的文化地标(“西单民主墙”、天安门、王府井、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部、虎坊桥)和高校(北大、人大、清华)等地张贴宣传纸,出发前“大家都来道别,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劲头”。
《今天》的创办人还包括黄锐、孙俊世、张鹏志、陶家楷、马德升。五人中途因意见不合而退出,留下北岛和芒克。创刊号刊登了北岛、芒克、舒婷、蔡其矫、史康成、马德升等人的作品,有小说、诗歌、外国文学翻译等形式,发行后在知识分子间的反响不错,一千册很快售空,还加印了一千五百册。二、三期先后发表郭路生(食指)、依群等人在“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作品。随后经推荐或自荐广罗作者,包括后来八十年代“朦胧诗”的代表顾城、杨炼等人,也包括彭刚、卢中南、李素兰、陈凯歌、田壮壮等很多后来的文艺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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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出版的所有的《今天》书影。 |
《今天》不光是一本文学刊物,还包括摄影和美术,当时除了举办两次朗诵会外,还有“四月影会”及“星星画展”。这些活动吸引了很多读者及部分媒体,扩大了《今天》的影响力。
提到《今天》不得不说它的编辑部,当时成员除了北岛、芒克、万之等撰稿人外,还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付出。他们的职业不一,有像李鸿桂一样的年轻女护士,崔德英、鄂复明一样的年轻工人,还有北京著名高校的大学生、待业青年等。这些人甘愿冒着风险为此殚精竭虑,可谓《今天》的一大幸事。而《今天》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赵一凡,他早在七十年代之初便成立了地下文化沙龙,是当时很多人的“精神领袖”。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旧作,也因此为当局所不容,一九七四年被诬陷为“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被捕入狱两年,七八年为《今天》提供了很多珍贵的稿件,七九年又为遇罗克翻案。他曾对好友说,如果有人愿意研究“文革”,他将把这些资料全部赠送给他。然而深为遗憾的是,一九八八年,赵一凡去世后,这些资料都被当作废纸卖掉了。
身为当年的作者之一,田晓青回忆了十三路沿线的点点滴滴——从在十三路公交车上见到赵振开到铁狮子胡同赵南家开作品讨论会,再到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今天》编辑部与赵振开“诚挚而凉爽的一握”……那些时光和它背后的人事都已随着蓝色封皮小册子的消失而逐渐远去了。
《今天》于九十年代在国外复刊后至今已出版了112期,我从小道消息上了解到,《今天》再也没有第113期了。让人欣喜的是,去年年末,大陆新增了一份MOOK:北岛主编的《此刻》,英文名为“the moment”。当时在书店里看到它,依然是蓝色的封皮,依然是此刻的内涵,我感到了一种生命的延续。尽管内容和以前大为不同,但依然能看到它的先锋性,比如第一期试图探讨当下的人工智能与科幻文学,读者对它的评价也不低,我对此也抱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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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第1期书影。 |
写这些故事的心情是复杂的,看到很多人明知背后暗藏着危险却仍然表达了真实的心声,高喊出“我-不-相-信!”类似的叛逆话语,我心生敬畏;看到这段历史在渐行渐远而不为我们普通读者所知,我心感绝望。幸而有这么一群人在回忆,在记录。著名学者刘禾将《今天》所涉及的一篇篇回忆文字编写成了一本书,名为《持灯的使者》,该名源自北岛《晚景》一诗,广西师大在将近八年后的今天出了该书的增订版,这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好事。
“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是一个需要我们后来人深挖的课题,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只能从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找到只言片语,当然很多人与事并非一篇文字可以讲清楚,如果你有兴趣,不妨深入当时的作家作品,去还原你眼中的那个时代。
参考资料:
1、刘禾《持灯的使者》,广西师大,2009年5月第1版;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大,2007年6月第2版;
3、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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