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读书没用，是你没用！

                
                
据说现在中国最搞笑的错位，就是贪官给民众做廉政报告，不读书的老师叫学生要好好学习，点头哈腰的父母要子女诚实做人。
正是这样的错位，使得中国这朵奇葩一枝独秀于世界，中国逻辑终于代替了世界逻辑。
我觉得中国还有另一种错位更离奇，就是在妇女节才想起家暴，在儿童节才想起儿童也应该有个童年，在国际读书日才想起读书。
在今天这样一个高速运转，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还要读书吗？我们还顾得上读书吗？我们还可能读书吗？
或者，我换个问法，读书有用吗？
我是很严肃的说，读书无用。好吧，也许我没有说清楚。再换一种说法，读有些书是有用的，比如读一本怎么烤面包的书就是有用的，它能教会你怎么烤出又香又好吃的面包，读《不要一个人吃饭》是有用的，它能教会你如何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
但是有些人不认为读一本《面包教程》是读书。在他们看来只有读那些没有用的书才是真正的读书。
我小时候喜欢读书，就是看连环画，底下配有一两句文字。我经常会把自己攒下来的钱去买连环画，每次都遭到父母的反对，最厉害的一次他们把我的图画书都给撕了。理由就是读书要读有用的书。
什么是有用的书？与课本配套的课外辅导书才是有用的书，因为它能帮助你提高考试成绩，成绩高了，就能上重点中学，上了重点中学就能考上大学。
人们说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朴实的农民们把这句话翻译为，上大学读书是穿皮鞋和穿草鞋的分水岭。
问题是现在，大学毕业即失业，即便是找到工作，也是帮一些小学毕业的老板们打工。
所以现在流行起了一种说法叫“读书无用论”。
读书无用论的经典例子不要太多了，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但是给他打工的都是博士硕士，乔布斯只上了六个月的大学就明白了读书无用，出来创业。
马云，1982年高考没考上，复读一年，83年还是没考上，再复读一年，84年算是考上了还是个专科勉强被杭州师范学院外语专业录取。
当然，如果马云当年没有上杭州师范学院，也许就没有今天的马云，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知识改变命运。
但显然马云不是个读书人，要不能复读两年？82年那些考上清华北大的读书人现在谁敢和人家马云比钱多。
2009年浙江义乌一个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彻底的颠覆了人们对读书的理解。上大学不需要读书了，一个淘宝店的钻石级别顶两个学分。
随后，郑州商贸管理学校开创“淘宝班”，班里不设班长学习委员，设董事长、总经理。
归根到底还是读书无用。人家马云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拼出来的。
再说乔布斯，如果你认为苹果的那些产品真的是乔布斯设计出来的，那就大错特错，准确的说是乔布斯骂出来的。
乔布斯的绝招就是走进会场第一句话“算了吧，那都是一堆垃圾。你们没有做好。”
然后离开会场扔下一句“你们都是白痴”。第二天员工们就拿出了iPhone的设计方案。
但我还是喜欢读那些没有用的书，可能与小时候被教条规训的，不准读没有用的书有关，甚至有些矫枉过正。
据说，以前读书人读的书都是没有用的，做的事也是没有用的。那些“有用的”事情，比如与衣食住行有关的事情，都是由仆人们或者工匠们去做的。最初工匠不需要认识字，他们的技艺都由师傅言传身教。后来，有识字的人将这些技艺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东西是文字记录的“技艺或工作流程”，而不是“书”。
即便是现在，你也不会把买家具赠送的《安装说明书》叫做“书”。你更不会把你去超市之前，记在纸上的购物清单叫做“书”。但是奇怪的是，我们会把《面包教程》或者《汽车制造教程》叫做“书”。
自古以来匠人都是被鄙视的，所以教书先生们自谦的时候会说，我只是一个教书匠。
匠是一种自谦，等于说，小生不才，我没文化。如今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我们唯一的宗教，匠人们成功逆袭，地位高到可以鄙视哲学家。
有些人还是不认为教会你技术的文字是“书”。
我们会把科普文字叫做书，比如《十万个为什么》，因为科普离“有用性”比技术教程远。
但是我们会把《不要一个人吃饭》、《马云给年轻人的14堂创业智慧课》叫做书，会把与当今挣钱最快的一些技艺，如互联网、金融等领域里的一些“有用的”文字叫做书。
而且这些都是你在地摊上、书店的货堆上一眼就能找到的畅销书。
如果你被问及最近忙什么，你告诉朋友说最近在家里读书，会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这种恭维非常微妙。微妙到显然让你觉得，你不仅仅是在读一本没有用的书，你还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但是亚里士多德说，一切与“有用”相关的人的属性都是动物属性，因为我们和动物一样有身体，才需要衣食住行这些“有用”的东西。如果人性是指剔除动物属性后剩余的部分，那么人的活动应该与“有用”无关。这么说读书本该就是“无用”的。
不过亚里士多德已经过时了，这是一个商人、科学家和技术人才称雄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一切讲究实用的年代里，我们用搜索引擎代替记忆；我们用qq社交，恋爱，然后发一条短信分手。我们保持时时刻刻在线，分分钟刷新朋友的状态，否则就精神紧张，我们再也没法安静的坐在一张椅子上，读完一本小说。
信息越是加速，内容越是肤浅，更多的交流意味着更少的意义。
当我们到了30岁，40岁，老婆、孩子、柴米油盐、生活的种种压力，我们就再也不可能读小说了，我们看看电视就上床睡了。一切都会结束，这不免令人悲哀。
更大的问题是，除了读书，这些无用的书，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吗？我们要如何消化哲学、政治？我们要如何面对日复一日干瘪无趣的生活？我们将如何面对人类与身俱来的刻骨孤独？
阅读不是勾引异性的工具，它是我们在孤独时为自己做的唯一救赎啊。
这也算是固执的我一直在读一些无用的书的原因吧，就如戒不掉的烟。
马尔克斯说，“人总有一件主要在做着的事。”读书与我，就是主要的事。
买一本书，最贵不到一百块，花了两个晚上看，然后说，什么烂东西，那损失的就是百来块加两个晚上。
相信我，交错了一个女朋友绝对不是这个价钱。我找不到比读书更划算、风险更小的事情。
 
对我来说，读小说亦是想象不同于我本来生活的重要手段。（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既是讲小说的功能之一），沉浸在小说的世界中会赋予我安静、孤单的能力。
追随复杂的故事线索亦能拉伸我的大脑，令它超出140个字的简短思维。
贯穿于我整个成年生活的阅读经历，真的是有几部小说与我当时的情绪心态，或者说病痛暗合，一击即中，天翻地覆。
 
除了读无用的小说，我也爱读无用的古文。
读多了，突然发现古文可以变成我的好朋友，古人的智慧其实都可以变成今人的，人类要经历的事就那么多，古人当时的心情完全可以换作今人现在的心情。
 
比如说《三国演义》里一段诸葛孔明的故事。诸葛亮在荆州的时候，刘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琦，小儿子刘琮。妈妈喜欢小儿子，希望刘表传位与小儿子。
 
刘琦大公子郁郁寡欢，就跑去问诸葛亮怎么办。诸葛亮只说了四个字——疏不间亲。
所谓疏不间亲，就是说关系比较疏远的人不会去离间关系比较亲密的人。讨不到计策，刘琦只好出狠招，把诸葛亮骗到阁楼上，再把梯子踢掉，诸葛亮这才对他说了很多真心话。
 
这种事我们都遇到过。好朋友跟她男朋友吵架了，跑来跟你倾诉，你同仇敌忾地说：“早就跟你讲过，那男的根本是猪头嘛！”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过两天人家两个和好了，你义愤填膺的话无意中传到男生耳中，结果两个人都不理你了。
后来你会发现，原来猪头是自己哦。早知道疏不间亲，你就不会这么傻了。
 
西方有句俗语：所有的历史、所有的经典，讲的都是现在。
我发现古文不仅可以预知一些事，还可以帮我解决一些现在的事。
举个例子，有人称赞你的时候，很多人不晓得怎么回答，我也是，那个情境下会显得很沉闷啊。
如果是说“哪里哪里，都是你过奖，其实没有这么厉害！”，自己会觉得好虚伪。
 
可是如果你回答“这算什么啊，我从小琴棋书画礼乐诗词样样都会啊，这些都小意思。”
虽然好像理直气壮，但有点违背咱们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品格。
翻出我以前很讨厌的《论语》，孔老夫子也被这样称赞过：“啊，孔丘你好厉害哦，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孔老夫子讲了一句千古名言，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因为我出身贫寒，小时候很穷，只能什么都学啊，所以学到现在才会变得这么厉害。)
既谦虚又自大，衔接得又是这么自然流畅。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孔仲尼还有如此高明的本事！
嗯，这逼装的，我给您满分啊。
就是经过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古文并没有那么讨厌。
后来，我发现那些嘴上挂着“读书无用”的人，都会犯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叫幸存者偏差。
幸存者偏差也叫“个案统计”，就是将结论建立在罗列极端个案的基础上，而没有科学的统计。
比如上面举的那些经典例子。
为什么那些爱举这些例子的人没发现，而我发现了呢，因为他们不读书啊。
这样的逻辑谬误是绝非孤例，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大大低估了那些大神们的阅读量。
我更发现那些对多读书有微词的，若非骗子笨蛋，便是王朔或纳博科夫这样读多了书后撒娇耍个性的，要不然就是爱因斯坦这类读完了喜马拉雅山般浩繁典籍的人，随口来句感叹，却让那些一辈子读书不及枕头高的人，听了雀跃一番，仿佛找到了智力懒惰的理论基础。
 
我们绝大多数人在那里感叹天赋不足、创造不够什么的，原来都是幻觉。
原来我们绝大多数人的问题，归结到最后，还是一懒，二拖，三不肯读书。
原来那些嚷嚷着读书无用的人，其实不是读书无用，而是他们自己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