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寻找语言——A.S.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非虚构写作重新在国内书架上大放异彩，虽然我一直更加看好同被提名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但不可否认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同样优质，透着一股母性的勇敢和坚韧，她避开了正式历史文献的叙述方式，选择了当事人的个人经历，国家档案，从那些被遗忘，被否定的材料里进行二次挖掘。这种创作已经远远高出了技术性文献的意义，她关注的焦点和庙堂之高上的人无关，她偏爱的是那些苦难，以及承受苦难的人。这一点和偏爱印度民众的奈保尔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身在其中，相比奈保尔更多了些伤痛文学的笔调。

《二手时间》里关注的是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共产主义遭受空前失败之后，它沉默了。没有人能够解释一切失败的原因，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伟大和不朽成为笑话。饥饿，贫困成为人民的日常。人们渴望生存，渴望自由。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说：“不管采访谁，我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父与子的回答完全不同，生于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的人们绝没有共同的体验：他们犹如来自不同的星球。”

阿列克谢耶维奇细致的讲述了在两代人眼里所认为的自由，父亲提到“商店里的香肠”。

“您是问自由吗？走进我们的商店看看吧。您想要什么牌子的伏特加都有，标准牌，戈尔巴乔夫牌，普京牌，还有散装香肠，奶酪和鱼，香蕉就在那儿摆着。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我们有着一点儿就足够了。”

再次提到阿摩司·奥兹，其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对于商店里的香肠有着类似的思考。年幼的阿摩司和父亲一起去商店里购物，对于应该选择什么牌子的香肠内心揪扯，选择物美价廉的外国品牌就是不忠于自己的国家，只能选择劣质并昂贵的本土品牌。我不能判断究竟是耶路撒冷的犹太民族更悲苦，还是政权破碎之后的俄罗斯民族更悲苦。1917年的革命之前，亚历山大·格林曾有一句：“不知怎么，未来并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百年过去了，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出现了一个二手时代。

“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一章里，被采访者谈及自己如何习惯了街道上时常出现被杀死的人，大屠杀的牺牲者们死去了，但那些情景留下来了，存在于日常生活里。

“我们为什么不去审判斯大林？我来回答你吧：要是审判斯大林，就得审判我们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那些我们都是最亲近的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父辈就是这样的人：要么从劳改营回来，要么从战场上回来。他们唯一可以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暴力，还有死亡。”

从十月革命到俄国内战，从1922年苏联成立到斯大林时期的鼎盛，之后的乌克兰大饥荒，大清洗运动，令人烦闷的波兰战役、芬兰战役、二战，赫鲁晓夫时期，勃涅日列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终于把这个大国推向了结局：苏联解体。但人民，人民怎样熬过这一场一场的危机，用凡俗肉身来迎接国家机器，还被要求带着欢欣鼓舞的表情。

书的前部分有些琐碎，大部分是短暂的访谈录，后半部分“没有修饰的十个故事”一章比较公正，较长的完整的第一人称叙述。

玛格丽塔，四十一岁的亚美尼亚难民，出生和成长在巴库的海边，热爱大海，一家人住在院子里，母亲会做最好吃的甜品。

然而比起几乎失去了一切生活的在俄罗斯的前苏联人，在加盟共和国的前苏联人失去的甚至更多。 一对寻常夫妻的故事，丈夫是阿塞拜疆人，妻子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生活在巴库。在苏联时期，大家是兄弟民族，亲如一家：

第七天是节日里最重要的一天，我们一起聚餐。大家把桌子搬到院子里，拼成一张长条桌，上面放满格鲁吉亚的包子、亚美尼亚的熏肉和腊肠、俄罗斯的煎饼、鞑靼的馅饼、乌克兰的饺子、阿塞拜疆的烤肉……大家唱着亚美尼亚的和阿塞拜疆的歌曲，还有俄罗斯的《喀秋莎》：“开花的苹果和梨树，雾蒙蒙的河面……”

苏联解体后，一夜之间阿塞拜疆人对亚美尼亚人反目成仇，开始了屠杀——

对亚美尼亚的屠杀突然就开始了，玛格丽塔逃难，被朋友被藏在阁楼里，只有晚上能够出来，窗户上盖着厚实的窗帘，直到俄罗斯军队到来。

但他们依然举行了婚礼。

“那些青年和少年，让我恐惧的不敢想象......他们用尖木桩扎死了一个女人......她躺在地上，已经没有生息了。人们发现了她，把她抬到另一条街上。警察在哪里？警察都消失了，连续好几天我都没有看到一个警察......阿布尔法兹生病在家。他很善良，非常好。大街上那些人都是哪儿来的？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朝我们跑来......双手在滴血，大衣在滴血.......手上还有一把长长的刀，平时人们切菜用的......他脸上有一种庄严甚至快乐的表情......”

玛格丽塔的母亲被辞退了，因为是亚美尼亚人，玛格丽塔不敢带着任何的证件上街，因为是亚美尼亚人。 为了躲避屠杀，玛格丽塔逃跑到莫斯科，在那里等待阿布尔法兹，这一等就是七年。阿布尔法兹前往莫斯科的时候，亲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找我的妻子。”“你要去我们的敌人那边，那你就不是我们的兄弟，不是我们的子孙。” 她再次被藏在阁楼上，半夜一点下来，和朋友夫妻二人谈话。

“有一家人遭到灭顶之灾，最小的女儿爬到树上，他们把她当成一只小鸟......因为夜间看不清楚，他们好长时间也没有把孩子打下来......他们发怒了，就朝树上开枪。女孩掉落在他们的脚边.......”

玛格丽塔即将临盆，但街上没有一辆车愿意载她去医院，因为她是亚美尼亚人，生产后她不被允许给女儿喂奶，之后又是逃难，逃难，丈夫差点死在一家人团聚的几分钟后。

“妈妈，我想去阿尔巴特街，我想去红场走走。”

“我们不去那里，我的女儿。那里有光头党，还有纳粹，那是他们的俄罗斯，不是我们的。”

在这样的时代里，人民能够指望什么样的文学，我几乎是马上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为何出现那样迥异的差别，也明白二者的对立之处，明白在塞纳河畔游荡的“白银一代”。被国家抛弃，被自己的家庭和种族抛弃，泱泱一个国家，容不下一家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擅长编写故事的人，让其扬名的《锌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的悲鸣》都是非虚构文学，虽然有标签化的嫌疑，但我实在无法找到更加准确的能够形容这类作家的词语。

其余的故事里依然穿插着这些场景的描写：柳德米拉的母亲曾经是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技术员，但却失去了工作。外婆去世，她们叫来救护车，却没有能力支付。

“大夫问妈妈要钱，否则不开死亡证明，也不送外婆去太平间。‘你们想怎么样呢？这就是市场经济！’我们家里已经没钱了.......外婆的退休金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我们只吃得起一种灰色的通心粉.......外婆一辈子攒了五千卢布，存在银行里，在过去这是很大一笔钱......可是一夜之间，这些钱只够买一张电车票、一盒火柴。他们欺诈了人民......”

柳德米拉和母亲被俄罗斯黑帮侵占了唯一的房产，两人被放逐到了乡下，再后来母亲喝下一瓶伏特加，卧轨自杀，柳德米拉得到一位远亲的馈赠，得以有所庇护之处。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曾一度被列为禁书，1992年，她在政治法庭接受审判，后因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抗议而中止。她还曾被指控为中情局工作，电话遭到窃听，不能公开露面。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为：“她以复调式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树立了纪念碑”。

令人好奇的是在俄国那样的一个时期里，居然出现过这样一批优质的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塔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纳博科夫，而我国在经历文革之后，文人精神几乎荡然无存，随着苏联解体，这个帝国似乎也随着他们曾经信仰的共产主义一起沉默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解释，这是因为人们对这样一种国家、一种理想，有一种巨大的好奇心。她说：“我成功地使人们接触到了它，揭开了它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