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觉醒——我的初中时代

前面说到因为生育高峰的到来，上海决定让人满为患的小学把六年级挪到中学去上，成为初中预备班。因为我们是第一届初中预备班，所以中学里的老师其实都不太会教，位育的校长赵家镐是特级数学教师，他亲自给我们上数学课，可见对我们的重视。但说老实话，我并没觉得他讲得有多好。反倒是有位历史老师名为蒋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上课很活，不照本宣科，经常讲些课外的东西，而我因为读书多，对他讲的东西也有回应，所以我们师生颇为相得。他是典型的上海“老克勒”，五十来岁的年纪，一头微卷的黑发梳得油光水滑，平常穿着讲究，风度翩翩。
而蒋老师这样的人在当时位育初中部的师资队伍里不是少数。我印象最深的还有我们后来的数学老师，我已忘了名字，她也是和蒋老师差不多的年纪，原来老市二女中毕业的，腰板笔直，说话做事都爽利，我到现在都记得她教训我们要注意仪态，说她自己胸部开了大刀仍然能把背挺得笔直，就是从小在女校培养的结果。而我们的英语老师潘润珠老师略年轻一点，说话细声慢气，口音很好，爱穿飘逸的连衣裙，她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淑女”，最符合我心目中“上海女人”的形象。他们都是上海本地人，而且看得出家庭出身很好。这些老师等我升到高中，也都陆续退休了。现在想起来，我大概是摸到了一点老上海的尾巴。
我从普通小学升到重点中学，一开始成绩也是平平，但好像我自己并没有觉得太吃力，印象里除了完全没学过的国际音标，也没有其他难的地方。那时候不流行上课外班，要请家教的都是成绩不好的同学。我父母工作还是忙，也没人管我，我也不记得参加过什么兴趣小组，可能有免费的数学兴趣小组，某天下午放学后再学一节课，但我已经完全想不起细节，所以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开始有零花钱，所以我就从每天放学要经过的邮局买很多杂志回来看。我有全套的《童话大王》、《少年科学》、《少年科学画报》、《奥秘》、《飞碟探索》。拜《奥秘》和《飞碟探索》所赐，我开始沉迷于各种伪科学。后来我在图书馆发现了柯云路的《大气功师》，更是把小说当现实，自己偷偷在家练习耳朵听字，很遗憾自己没有特异功能。
进了中学后，我就让我妈帮我办了一张区图书馆的借书证，《大气功师》就是在那个图书馆里借的。我开始进入成人的阅读世界。因为图书馆离家不远，走着就能去，初中又比较空，我读了大量的书。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就是我自己在图书馆发现的，惊为天人。《飘》也是在那时候看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在石库门的晒台上看完最后一页，抬起头来，整个世界都仿佛带着光晕，所有声音都仿佛跟我隔了一层，我在那里，又好像不在那里，还沉迷在郝斯丽的世界里，这种感觉后来就再也不曾有过了。
也是在初中的某一天，我妈带回来一本《周易译注》，是她的朋友托她买的，因为种种原因没送出去，品相也不太好，就留在家里。我看了这本书自学了起卦，用牙签代替蓍草，有事没事给自己算一卦。这事我自己默默鼓捣了很久，没让大人知道，直到后来我才发觉我外婆家的老邻居的大哥是农村的一位算命先生，帮我外婆家好多人都算过命，包括我自己，所以我自己又去琢磨八字了。不过我的算命活动真正开展起来要到高中时了，我妈那时候已经从邮购组调到了门市部，因为日常卖书（他们把术数类四库全书专门抽印出来卖，销量不错），认识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其中就包括一位自学成才的书法家兼算命师叫王老师。于是她就请王老师到家里来给家里所有人算命，我那时候已经读了洪丕谟的《中国古代算命术》，跟他有问有答的，我妈觉得非常得意，并且鼓励我多学学，于是王老师就经常上我们家来玩，莫名其妙也就成了朋友。他也教我点书法，他摹的是唐人写经的小楷《灵飞经》，有时候过来给我写一页大字当样板，我有空就照样子练练。似乎他也没收过我学费。
以上这些奇怪的活动我从没有跟学校里的同学交流。我在学校里努力做一个普通的女孩。有几个常玩在一起的同学，但我们除了日常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我的初中一直带着内心的孤独感，直到在初三的时候偶然跟班里一个同学聊起来，竟然聊得很投机，然后越来越投机，就成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好朋友。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友谊，什么叫知己。现在回想起来，我想就是因为我们都在关注和思考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所以一拍即合。人和人不一样，大概在初中时就能显露出来，后来她高中考去了复旦附中，我直升了本校，最后我们都进了复旦的文科基地班，我读了历史，她读了哲学。而初中班上的其他同学，似乎没有一个走在学术的道路上。
初中的同学很少是跟我一样住在附近这片弄堂里的，所以放学后基本没有玩伴。我开始习惯于一个人在马路上闲逛。我最喜欢穿过弄堂去淮海路逛街。90年代初的淮海路还没有翻新，商业也并不发达，但梧桐遮天蔽日，整条马路都有种颓废的感觉，好像迟暮的美人，昔日的荣光依稀还有点影子。我最爱在雨夜出门闲逛，一方面因为年久失修的石库门一到阴雨天就一股霉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雨夜更增加了这种颓废的调调。我打着伞走在路上，小心避开人行道上的水塘，看着灯光在雨幕中幻化成晕，觉得这整条街都是我的。
我对初中的学业印象非常模糊了。我们中学作为区重点还是有些不错的课程，比如有老师教编程，教得特别难，用basic语言编程给各种越来越复杂的数列求和。我因为这门课意识到我自己不太聪明，在数理问题上，脑子不太够用。我们班团支书的外公是原来留德的，所以义务教我们德语，我还学了一阵德语，大舌音很难发，我也没太大兴趣，因为根本也用不到，所以学一阵就不学了。那时候还有澳大利亚合作学校来的老师，教我们英语口语，一个班选两个，我也没被选上，心里颇不服气。
我因为在初中继续犟头倔脑，经常顶撞老师，也不是很受待见，一直有种不得志的感觉。但我大概是比较要强的，考试成绩一直不错，能保证班上的前十名。位育有个传统，每年都有优秀生考试，考三门主课，但是题目都比平时考试难，每年级取前十名（或二十名？记不清了），获得优秀生称号，那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我不记得任何人为此而补课或请家教了，大家就是到时候去考而已。我基本上就是优秀生末尾的位置。
初三下学期体检的时候，我查出来有乙肝，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母婴传染。那时候因为转氨酶比较高了，医生要求我在家休息，治疗，等着转氨酶降下来。那时候马上就要中考了，而我一个人在家无所事事。我记得那时候听了很多广播里的流行歌曲，把《每周广播电视报》上每期的歌谱都剪下来，贴在小本子上，一首首学着唱。老师很好，让我参加初三的优秀生考试，因为只要是优秀生就能直升，我那时候病还没全好，一个人默默坐到最后一排角落里，考试，交完卷就回去。那时候，大概我父母是比较焦急的，但好像急的也是我的身体而不是我的学习。我那年是优秀生考试第十名，提前获得了直升资格。后来我病好了又参加了直升考试，当然也过了。于是就这样进了位育的高中。
我觉得位育的老师都挺不错的，而且据说高中的老师更好，所以中考的时候我从没想过要去更好的学校，我父母更没其他想法，他们都觉得能直升就很好了。当年班上有些同学大概是不满足于位育这个区重点，有些考去了市重点，包括那个总跟我比成绩的男生。据说我们赵家镐校长亲自去找他家长，请他们把孩子留在位育读高中，因为位育能培养孩子全面发展，不会光准备竞赛，日后偏科，而且他似乎还保证了以后位育也会有直升名牌大学的机会。不管怎么说，他留下来了。后来也的确保送去了复旦。而我觉得我们赵校长的话很有道理，我在位育这七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学校很实在，没有什么花哨的活动，没有太大压力。
总的来说，初中的基调仍然是放养。我似乎没有太花力气就考了好成绩，而且也不偏科，大概是因为我想跟成绩最好的那个男生“别苗头”，所以特别有动力，学起来也就不觉得辛苦。我不记得我做很多课业上的参考书，但因为业余喜欢做些动脑筋的趣题，比如那时候流行的《头脑体操》之类的书，所以脑子比较好用。现在想起来，大概这也算是在自我教育了，只不过自己也没什么意识，完全是为了好玩和有挑战性，想证明自己聪明，并没有功利的目的。
我以“自我的觉醒”来作为初中时代的标签，可谓“后见之明”，那个时候其实过得颇为浑浑噩噩。小学和初中的界线并不分明，因为初中和小学几乎就是一墙之隔，我的家也在老地方，整个生活状态都没发生变化，我甚至不太分得清哪些事情发生在小学，哪些发生在中学。但事后想起来，初中这四年，收获最大的是某种自我意识，一种“我和别人不一样”的自觉，以及一种“我虽然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不要让别人知道”的有意掩饰。不过，大概所有“中二”的孩子都有类似想法，我不过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