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根的厂矿子弟

文/肖璐
我的童年时光是在厂矿里度过的。今年我三十了。
凡口铅锌矿据说是全亚洲最大的铅锌银矿种生产基地之一，但当我打算提笔写这个我度过了整个童年生活的地方时，我发现自己在宏观上对它一无所知。它和大城市之于骄傲的城市人、农村之于朴实的农民一样，厂矿只是一个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关于它的回忆，全是一个个生活细节的拼凑。如果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么它和所有的地方一样，时代和地方背景被嵌入其中，时间的流逝在细节之处隐约被看出一些端倪。
这个铅锌矿区位于韶关粤北山区的一个县城里，建于1958年，我父亲三岁、我母亲两岁那一年。还在牙牙学语的他们被自己的父辈带到这个地方，远离自己的家乡和根（因此他们还有个称号叫“移民人”），重新在这个因为铅锌资源开发而魔法般凭空出现的山坑里扎了根。他们的生活从此和“开采资源”挂靠在一起：资源在，他们在；资源亡，他们也就“亡”了。
我是传说中的厂矿三代。我的祖辈父辈从家乡迁徙到凡口铅锌矿，而到了我这一代，大多数年轻人又纷纷从凡口铅锌矿迁徙到其他城市，离开祖辈父辈的旧业出门谋生，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矿终究是要挖完的。
我从来没有回过我的祖籍和家乡，但如今也鲜少回到那个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一切就像迅速凭空而来，又迅速地凭空消失了。《红楼梦》里说：“眼见他盖高楼，眼见他楼垮了”，厂矿子弟也很像是活在一场梦里，极致的繁荣和极致的凋零，他们都见过。
我父亲十九岁就在凡口铅锌矿的坑口机修工区当学徒了，是个修机器的人。机器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所以他也要“下井”。“下井”就是下到地下几百米深的矿井里工作，是一种特殊工种，高危职业。
我很小的时候，偷听父亲和母亲聊天，父亲常讲起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遇到爆破放矿，没有接到撤离通知的工人们在父亲敏锐直觉的提醒和催促下离开现场而挽救了五六个工友生命的故事。作为一个孩童，整个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结尾那一句：“最后一个人脚刚刚踏出去，上面被爆破的矿石就像泥石流一样掩埋下来，迟离开一秒就会死人。”在安全意识薄弱的年代，没有人关心工人们的生存状况。当然后来随着时代变迁，像父亲一样的工人们要参加安全会议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隔三差五就听说他们开安全会的事。
也许因为“安全”是一件整天都需要被强调的事，所以孩子会很聪明地意识到父亲的工作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那种“不安全感”像一个种子一样被埋在小孩子的心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随时随地都害怕会失去她的父亲，虽然也许大部分的恐惧只是因为一个孩童的无知和对父亲的依赖。
我还记得那些提心吊胆的童年生活，和一个铝制饭盒绑在了一起。
年幼的我知道父亲什么时候要下井，是因为下井那天他要带饭盒上班，一个铝制的、写着他名字的饭盒。一旦发现清晨他夹着那个饭盒出门，我就会一整天坐立不安，早读的时候会发不出声音，课间的时候也不想到操场玩，因为我知道那一天我很可能会失去我的爸爸。平时放学到处野的孩子，会因为父亲早晨出门夹了一个铝饭盒就回家得特别早，因为她要确定爸爸安然无恙地回了家，然后一整天提着的心就能放下来。
下井回来的父亲，蓝色的工作服上总是沾满机油的油污，头发被安全帽压得瘪瘪塌塌，门口他脱下来放着的黑色长筒水鞋上全是斑斑驳驳的泥浆。洗好澡来抱我的他身上也依然有一股机油的气息，那些味道好像是嵌在他的发根、皮肤纹路和指甲缝里，连呼吸都带有工业气息。这种味道，后来被我和“男人味”联系在一起。
我母亲也是下过井的人，在她参加工作的头五年，她最青春靓丽的时段。现在的人都没办法想象一个女人每天要带着安全帽坐着罐笼下到负几百米深的地下去开电机车运矿石，但母亲说她也好几次险些在矿斗中丧命。她年轻的工友，挺着五六个月的大肚子也要下井，她们一起坐狭窄的罐笼里磕磕撞撞。从日本来调研的工程师看见她们会惊愕地问：“为什么中国的女人还要下井？”
在那个用肉身赤膊上阵和工业对抗的时代，人是没有性别的。
参加工作第五年，我母亲不再下井，进修后她成了一名国企内幼儿园教师，后来遇到父亲，两人就结婚了。我和我的哥哥都出生在严格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时代，但因为父亲的特殊工种，我的父母获得了“生二胎”的特殊权利。我母亲说，当时有许多工人为了生多一个孩子，甚至纷纷主动要求下井。我的出生，是我父亲“下井”换来的。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身边的亲戚和工友开始纷纷放弃铁饭碗“下海”，父亲也获得了去深圳试工的机会，但因为我的出生（如果下海，二胎子女在城市里将会成为“黑户”），父亲放弃了这次机会，就这样在这个国家企业待了一辈子。
我父母就是传说中有“铁饭碗”的那一代人。在这样的国家大型企业，即便只是最基层的工人，工作虽然危险和辛苦，但职工的待遇总不会坏到哪里去。
我们家八二年买了第一台12寸的电视机，八五年就住上了楼房（每个月象征性地交一点点租金，实质上基本是免费的职工宿舍）。我父亲工作虽然和机器打交道，但本质上却是个文艺青年，爱音乐会拉小提琴，是那种会用一个月工资买一台音质上层的收音机的精神至上主义者。至于我母亲，在幼儿园当老师自然能歌善舞会做手工心灵手巧，年轻的时候也爱读诗写文章。工人阶级朝八晚五的生活规律而平静，夫妻俩每天下班吃完晚饭，就一起到家对面的工会舞厅跳舞。我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可以看到舞厅里发出来的五彩镭射灯光，听见在慢三快四和探戈之间来回切换的舞曲。
现在来看，一个厂矿就是一个配套齐全的大型社区，有厂矿子弟小学中学、大型商店、饭堂、厂矿医院、托儿所、电影院、灯光球场、菜肉市场应有尽有，厂矿职工一辈子待在这个社区足不出户，也能稳妥妥地活下去。很多人说起厂矿子弟，都觉得他们骨子里有一种漫不经心的优越感，大概是和童年物质生活的优渥有关。我们八零后出生的厂矿子弟赶上了集体主义的尾巴，童年生活常常跟父母单位发油发米发纸、发应节礼品、发皮鞋、发生活用品、吃食堂、坐班车以及各种工会组织的文艺汇演、游园活动挂靠在一起，九几年就吃到了进口的零食，出门喝的是国内最早期生产的纯净水，到现在还记得最初的纯净水都有一股淡淡的薄荷味。
有时矿里还会请外面的杂技马戏团来表演，父母就带着我们到矿里一个最大的足球场观看。表演前的一两天，一家人就蠢蠢欲动，暗地里兴奋地等待大型表演到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铁笼摩托车】的节目，人骑着摩托车在大型铁笼里飞驰翻滚，向心力让他们永远也不会掉下来。台下的人在热烈喝彩，而我脑袋里想的却是“为什么会有人去做这种危险的工作呢？”然后又想到父亲的工作，热烈看戏的心就会瞬间黯然下来。
我童年的厂矿生活随着升中考考到省里的重点高中而结束了。随后读大学，毕业出来工作，在陌生的大城市重新扎根，我就再鲜少回到那里。但每回去一次，它似乎看起来就更加凋敝一点，冷清一点。少数厂矿三代托父母关系在那里留了下来，绝大部分则外出闯荡了。效益逐年的衰落伴随着父辈的退休，大部分人都搬离了矿区，热热络络的厂矿生活真的一点一点彻底变成了回忆，曾经繁盛的一切都幻化成梦，烟消云散了。
曾经人们都以为在国家企业当工人就能衣食无忧，工厂、机器、“铁饭碗”给人安全感，但它似乎具有时效性。有人说厂矿子弟是没有根的人，我想，大概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和时代变迁，这个在某一段时间里倚靠某一样不断被开采的资源而存在的根基，很容易因为那种资源富庶一时风光一段，也很容易随着它的消耗怠尽而瓦解消亡。这个根几乎和这种资源同生同死，源头枯竭后，剩下的就是被开采的空壳和一去不复返的回忆。
去年，我爸得癌症走了。他把我在这个世界所剩无几的根，又带走了一部分。而关于他，我记忆中始终是那个铝制饭盒，和他沾满一身油污的蓝色工作服，以及我永远解不开的厂矿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