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研读小组4月23日举行第二十一次研读活动

在第21个世界读书日，2017年4月23日，质性研究研读小组第二十一次研读活动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田贵平组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毅担任主题发言人，北京工业大学讲师邢宇宙担任点评人。此外，清华大学博士生姬生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马冉，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王维广，南开大学博士生霍伟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陈兆源，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杨志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汉、讲师原珂参加了此次活动。 按照惯例，本次活动分为主题报告、点评和集体讨论三个环节 一、主题报告 张毅的报告题目是：Dose Context Matter for Resource-Acquisition of ENGOs to Influence Corporation？ （一）研究的缘起：环境治理与协作 张毅的学术训练背景是公共行政和政治学。本研究起源于环境治理问题，其学生在IPE（公共环境研究中心）实习过程中发现，NGO通过一种我们从未注意到的策略来对企业施加影响。此外，协作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其中，关于协作的研究在四个领域展开，分别是政府和企业的协作、企业和NGO的协作、政府和NGO的协作以及三方协作。 当社会运动受到比较多的限制时，社会的力量在哪里，社会福利是如何传递和实现的？具体到环保领域，尽管社会运动是有限的，但是它可以通过企业来影响社会福利。这成为张毅研究社会和企业关系的初衷。 （二）研究背景：NGO与企业关系的变化 NGO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张毅提出，在以往的研究中，企业被当作解决问题的对象，是环境问题的制造者，问题解决的方式是“事件导向”，并没有将企业当作解决问题的主体。而NGO与企业的合作，使这种关系由原来的对抗性关系变为协作性关系。以往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企业到NGO的关系，而较少研究深入挖掘NGO到企业的关系，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关系是不同的。协作是指在不同领域中拥有不同能力和使命的组织，它们一起超越各自的局限，形成共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这个方面来说，企业和NGO形成协作关系，是为了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与NGO的协作，可以增加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增加品牌的知名度，在此过程中，NGO被当作企业的社会资本。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采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并且大多数是以企业为中心的。但是其后的研究表明，企业不仅仅主动寻求与NGO的合作，同时NGO也会主动寻求与企业的合作。 （三）研究前提：NGO获取资源影响企业 NGO选择同企业合作，基于两点动机，一是扩大NGO本身的影响力，二是NGO更多代表社会的行为规范，它通过“同构化”的方式影响其他NGO。 2000年之前的研究认为，NGO之所以寻求与企业合作，是因为财务问题。Austin划分出NGO与企业发展合作关系的三个阶段：财务层面的合作、外宣层面的合作和私人层面的合作。在财务合作阶段，NGO只是企业的跟班（Small Attendant），实现社会利益就无从谈起。那么，在双方合作的最高阶段即私人层面的合作时，是否更好地实现了社会利益呢？ 本研究的前提是，NGO在与企业的合作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NGO不只是被企业选择的，它们也有能力选择企业并对企业施加影响。因此，本研究的起点是，如果NGO想对企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并且从社会到企业的影响方式是被期望的，那么资源如何分配才能使NGO更大地影响企业？ 张毅计划进行中韩两国不同语境下的比较研究。而对于context的层次，究竟锁定在哪个层次，还有待确定。之所以要对比不同的context，有两点原因：一是因为不同的制度逻辑影响了不同的资源分配的渠道，而不同的NGO，具有不同的战略。二是因为研究需要新的命题，即在跨部门合作当中NGO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的命题，并对此提供定性的检验。 （四）理论建构：嵌入性自主 张毅提出，关于NGO的研究中，存在以下几个理论范式： 一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如公民社会或新托克维尔主义。但是这个理论也受到明显的质疑。例如，韩国学者就非常强调NGO推动“民主化”的功能。如“自然之友”之类的NGO，在技术、法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是韩国学者更关心其是否发挥了民主化的功能，甚至将民主化与专业化对立起来。这其实就与为什么新托克维尔主义不适应中国的问题相关。 二是法团主义或统合主义。张毅认为，中国具有法团主义色彩的组织实际上并不具备与国家议价（bargain）的能力。而金耀基、康晓光等人提出的行政吸纳政治、行政吸纳社会、分类控制等概念，虽然更适合解释中国的现实，但是这些理论又忽视了NGO在实践当中的自主性，这通常表现为“去政治化的自主性”。 三是嵌入性。它由Grannovetter和Peter Evans 提出来。Peter Evans的“嵌入性”指的是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之中，国家能够在同社会保持良好沟通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实现国家意志。自主性是指国家在对内的时候类似于一个主体，当利益集团与国家bargain 时，国家能够单独地抵挡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影响，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角度来考虑并决策。嵌入性和自主性相结合即“嵌入性自主”是指，一方面国家能够同社会有效地沟通来实施基础性权力，另一方面，它又能免于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绑架，从社会整体性的利益来考虑。同时，王诗宗和宋程成的研究把嵌入性区分为依附型嵌入和独立型嵌入，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高度自主和高度依附型嵌入成正比。鉴于王诗宗和宋程成提出的嵌入性概念分类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张毅提出了“包容性嵌入和排他性嵌入”这一新的分类方法。 最后，张毅提出如何通过某种程度的嵌入，保持或强化资源的稀缺性，甚至某种嵌入本身就构成一种稀缺性。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获取或改变这种稀缺性，还有待下一步深入研究。 二、点评 邢宇宙对张毅的报告作了细致的点评，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 1. 关于NGO的发展。在讨论不同环境下NGO的发展时，要关注中国与国外NGO的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一事实。如根据Austin所提到的NGO与企业发展关系的三个阶段，目前中国NGO与企业的发展还远未达到深层次的程度。只有当NGO专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能力形成与企业和政府相对平等的关系和议价的能力。 2.关于NGO与地方差异的关系。尽管在中国地方层面发展的NGO规模小、实力弱，但它们跟当地的各类社会网络也有很强的嵌入性，虽然跟北京的相关部门的嵌入性不强。这种情况下，这些NGO并非简单的跟着规模大的NGO走，而是有赖于地方层面上很强的社会关系网络，比如跟当地的主管部门有很好的沟通关系，否则它们不会发展的很大或者有实质性的影响和贡献。 3.专业化和民主化的关系。如果将视角放到NGO的内部，其实民主化跟自主性有很大关系，它关系到NGO的自由表达等本质性、使命性的特点。国外学者之所以关注于此，是因为虽然它们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确实存在这种联系。专业化和民主化仍然在并行不悖地发展。一方面，专业能力在提升；另一方面，其理念内核还是有的，如作为政策倡导组织参与立法、决策工作。 4.关于将案例和理论结合。如何把不同案例放入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如果可以将理论抛下，或许有更多的收获，因为田野的丰富性远远超出这些概念。如果过多地讨论这些概念，对现实的理解往往会有一定的偏差。在质性研究中，需要有整体性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概念有更深入、系统的理解。如果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放入田野调查的范围中，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论。一方面，在不同领域，政府的NGO发展政策有明显差异。比如政府鼓励在环境、养老等领域的NGO发展，环保领域是唯一出台过支持NGO发展的官方政策的领域。但是在教育领域则缺乏相应的政策，因此作为非营利性事业的教育就没有很好的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政策环境。比如环保部出台了支持环保组织发展的全国性政策，但实际上各个地方的环保部门在实施中存在很大的弹性，比如广东在这方面做的多一点，而在北京就较少。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做法上的差异，但其背后的动机差异有多大还难以探究。从具体行为来看，如广东有办论坛、进行指导交流、搭建平台等正常的沟通渠道，但反观北京却并非如此。浙江也不一样，如浙江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地方政府非常积极去同NGO合作。同时，各个地方环保组织的发展也存在区域不平衡。 此外，邢宇宙认为，我国NGO的发展处在Austin理论中的第一阶段，很难说有更深层次的合作，比如NGO的负责人去担任企业的负责人，那么这样最终会演化出怎样的效果是非常值得去挖掘的。 三、集体讨论 首先，原珂在研究对象和理论方面提出了问题。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本研究选取ENGO进行研究，那么这类NGO的特色在哪里？目前有一些企业与NGO合作，目的是帮助企业解决职工福利等问题。企业自身虽然也可以自己解决，但是效率很低，于是就会找NGO来完成。而从直观来看，ENGO的工作主要是“维权”，其与企业就先天有对抗关系。其他类型的NGO，比如教育方面、环境方面的，也可以跟企业合作。为何选择ENGO进行此项研究？应该对ENGO特色挖掘一下。邢宇宙也表示赞同原珂的观点，认为企业也有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因而在环保等议题上与ENGO是先天有对抗关系的。 而张毅认为，在其他领域如养老领域，大多数NGO是依赖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获取资源。而ENGO是与企业的连结是最强的，因为它们较少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因而往往选择主动寻找资源，包括建立与企业的联系。而本研究的主题则正是在嵌入性的情况下ENGO如何依靠自主性的力量获取资源。 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何没有太多地体现出来？利益相关者是分层的，比如有核心利益相关者、边缘利益相关者等。原珂提出，在ENGO和企业的关系当中，哪些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关系是怎样的，这些要进一步分析。 张毅对此做出了回应。所谓“利害相关者”，其实还是基于资源的相关，依然是“资源依赖”基础上的相关。弗里曼的分析框架比较抽象，它较少涉及到利害相关者博弈的问题。当ENGO没有那么大的权力的时候，它对企业依赖性很强，但企业不依赖NGO，所以NGO会选择一种联盟战略，尽可能联合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扩展获取资源的渠道，最终改变与企业的权力对比关系。 接下来，杨志云就NGO的类型、案例选择、田野调查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杨志云提出，目前中国的变化很快，很多政策条例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很多变化，国外的理论概念提出来并不十分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况。ENGO的类型应该进行聚焦分析，因为ENGO的类型多样。比如一类是与官方相融合的规划院、各地方的政策研究中心；第二类是各地环境保护的产业协会，与企业关系十分紧密；第三类，比如自然之友，也并非简单的草根组织，因为组织的创办人有很强的个人背景。另外ENGO涉及的环境问题包括水、气、声、渣等各个方面，而本研究没有对这些NGO类型进行切割分析。 他还对研究提出了以下建议。首先，目前NGO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他们非常愿意接受学者的访谈，以期获得公众的认可。其次，可以关注“走出去”战略中在国外建立和发展的中国ENGO，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第三，关注能够制定行业标准的NGO，它们对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他还认为，社会学为公共管理提供了很多的启发，但是公共管理比社会学有更强的方向性。因此我们可以多做田野，保持公共管理的大方向，因为学科的切割并不代表现实社会的切割。 随后，马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此次讨论的结果与自己预想的有一定差距，预期是关注“context”，而关于为什么选取ENGO进行研究的问题，可能用social network 的理论是比较可行的。她也赞成杨志云提出的不再用“独立性”的概念，而对于“嵌入性”的划分，她建议可以通过三维的表来进行扩展分析，以可以带来更多的解释力。 随后，原珂补充说，可以选择更新的、更为典型的案例。杨志云补充说，人们对ENGO的认知会发生变化，所以可以考察新的ENGO，他们有比较新的认知观念。 王维广就研究团队、研究框架等方面同张毅及其他人进行了探讨。 最后，张汉采取研读主题→理论对话→研究方法→资料呈现形式→资料来源→理论与资料结合的方式→理论发展的研读模式，对张毅的研究提出了如下的讨论意见。 关于问题意识。研究问题需要用一到三个问题表述出来，中间不涉及任何概念、任何理论，只是去描述经验现实中的困惑。因为我们不能把概念和理论本身当作问题意识，我们需要澄清研究的起点到底是什么。当然，研究的终点即研究结论必须是概念式的和理论性的。 理论对话。研究的开展需要理论对话，我们需要说明做研究希望解释什么、希望去说明什么，而既有的理论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基础。本研究对法团主义、公民社会等都进行了理论回顾，但是目前理论对话比较散，需要进一步聚焦，评述对本研究有直接的启发性意义的理论，而其他的理论可以作为竞争性解释进行讨论而不必进行详细的评述。 理论与资料结合的方式。类型学的分析现在较为普遍使用，也容易上手。但在实际研究当中它可能会限制人的思维，因为类型学框架出来之后，研究者往往是拿着经验材料直接往里塞。不如从问题意识出发寻找变量，对变量进行趋势和维度分析，而并不一定非要做两个变量间的二乘二交叉。 研究方法。需要更明确比较研究的分析单位到底是什么。比如国别比较是比较政治学常用的方法。但是很多情况下，案例跟省、跟地域没有必然的、系统性的对应关系，所以更应该回到案例本身进行比较。 概念界定。我们需要在一定的理论传统和流派当中去使用概念，需要保持其一致性。比如关于“权力”的理解，可以是韦伯式的，也可以使帕森斯式的，而帕森斯的理解就把权力与资源这两个概念紧密联系起来。在对概念进行一致性使用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界定研究的基础、起点和方向等。 理论贡献。我们需要思考本研究的着眼点是什么。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着眼于理论本身，那么结论就是从资源依赖的视角对NGO和企业的关系进行的一种总体性理论解释；另一种情况是，我们着眼于中国的情况，因为NGO与企业的关系，能够反映中国很多独特的制度环境。这种着眼点的不同，尤其反映在我们写结论或讨论时，我们需要将研究的理论企图、层次、范围做一个界定。而在结论方面，“包容性嵌入和排他性嵌入”的分析框架的提出，是对已有概念框架的一个超越，具有进一步理论建构的潜力。 田贵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