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的文化价值
《广东九章》开篇说：“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充满争议。不仅普罗大众意见纷纭，就是经典大家也看法各异。这些意见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已经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争议结。”争议的焦点之一，便是通行在这里的粤语。
粤语之所以充满争议，不仅由于它与普通话有着较大的差异，而且由于它在推普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强势。对此专家学者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它“对汉语的贡献很大”[1]，也有人说它是“广州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2]。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粤语是汉语各大方言中较为独特的一种，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与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本文从音系、词汇与载体功能三个方面作初步探讨，从而为深入研究广府文化提供学术上的参照。
一、粤语保存古代雅言的主要因素，从而保存不少在中原已失落的传统文化。
粤语，广府人称为“白话”，英语称为Cantonese。直至1934年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语言区域图》（赵元任）才将它称为“粤语”，作为汉语中的一种方言。有人因此而误以为它来源于古百越语，实际上它的主要成分是秦汉时期从中原传入岭南的雅言。雅言的概念始见于《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音韵学家郑张尚芳称之为“中国古代的‘普通话’”，并指出：“孔夫子比东汉早五百年，但上古音变化慢，音韵体系相差还不太大。”“‘官话’就是官场的办公用语，是教学读书唱诵用语。先秦称雅言，以后叫正音，到明代才叫官话。”[3]由此可见，在“正音”通行之前，雅言一直是汉民族的共同语。
从音系看，雅言主要有以下特点：
1．有一整套全浊音声母，包括唇、舌、牙、齿、喉五个发音部位。
2. 尖团音分得很清楚。尖音（精组细音）字发为齿音，团音（见组细音）字发为牙音。
3．有一整套鼻音韵尾与塞音韵尾，形成整齐的对应关系：-m/-p、-n/-t、-ŋ/-k。
4．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4]
此外，早期雅言还有“轻唇归重唇”、“舌上归舌头”等特点，即非组与帮组合流，知组与端组合流。
上述四大特点，在当今粤语中依然保存。曾有不少学者以为粤语没有全浊音，其实是以偏代全，将广州话的特点说成是整个粤语的特点了。虽然广州话没有全浊音，但粤西、桂东一带的粤语，是有全浊音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封开的封川话和怀集的下坊话，保存着唇、舌、牙、齿四个发音部位的全浊音，即古“并”、“定”、“群”、“床”母，却缺少清音不送气的“帮”、“端”、“见”、“照”母，说明其全浊音声母系统比隋初的《切韵》音系还要发达。此外，一些地区的粤语还残留着“轻唇归重唇”、“舌上归舌头”的特点。当然粤语最突出的特点，是保存着一整套鼻音韵尾与一整套塞音韵尾，这是汉语其他方言所没有的。吴、湘、闽方言也保存着一些全浊音，但这些方言的韵尾与雅言韵尾系统有着明显差别，吴方言前后鼻音不分，塞音韵尾归并为一个－ʔ；闽南方言则缺少－n韵尾与－t韵尾。至于官话及客赣方言，由于形成时间较晚，与雅言音系差异更大。因此，纵观汉语七大方言，全面保存雅言基本特点的，只有粤语。
粤语之所以保存着雅言音系的主要因素，跟两汉时期广府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及汉族移民史有关，对此笔者在《粤语与岭南文化的形成》一文中已有论述。而粤语跟中原汉语拉开距离，主要原因是中原一带原来通行的雅言受到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其音系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始于东晋，先是轻唇音与舌上音产生，接着是全浊音清化，至中唐之后，韵尾系统逐渐归并。有一首唐诗《戏妻族语不正》可以说明这一情况：
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
忽然云雨至，却道是天因。
“十”与“石”，“针”与“真”，“阴”与“因”，在今天的普通话中都是同音字，而在古代雅言中，它们的读音显然有别。根据《切韵》，“十”与“石”都是入声字，其中“十”的韵尾是－p，“石”的韵尾是－t，两个字读音分得很清楚；而到了该诗作者胡曾所生活的咸通年间（860－873年），中原汉语入声韵尾－p、－t、－k逐渐归并为－ʔ ，因此出现“呼十却为石”的情况。“针”、“阴”的韵尾是－m，“真”、“因”的韵尾是－n，在《切韵》音系中不会相混；而在咸通年间的中原汉语，韵尾－m逐渐合并到－n之中，因此出现“唤针将作真”以及将“天阴”说成“天因”的情况。上述变化在粤语中并没有出现，直至今天，“十”与“石“，“针”与“真”，“因”与“阴”，在粤语中仍然分得很清楚。广府人不会“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也不会将“天阴”说成“天因”。清末广东学者陈澧在《广州音说》中指出：“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而密合如此也。”[5]而就整个粤语来说，今之粤音则是隋唐之前中原之音。
粤语较为完整地保存着古代雅言韵尾体系，也就保存着以雅言为载体的传统诗歌韵律。我国传统诗歌，是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不仅集中地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包括韵律，将汉语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南朝起，传统诗歌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永明体”首先将汉语的四声运用于诗歌创作，根据汉字本身平上去入声调组合变化，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形成“抑扬顿挫”之美，如《宋书•谢灵运传》所言：“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6]唐代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进行两项改革，一是将四声二元化，即“平”与“仄”；二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构成律篇，摆脱永明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同时派生出绝句。到开元时期，律诗和绝句的韵律形式已臻成熟，成为传统诗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生气勃勃的盛唐时代精神有机结合，将中国传统诗歌艺术推上巅峰。中唐之后，雅言音系发生裂变。到宋朝推行的正音，塞音韵尾彻底归并。邵雍作《声音倡和图》时，已将一t、一k尾韵字与阴声韵相配，而不是按《切韵》系统，以入声韵承阳声韵。例如苏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中的“物”、“壁”、“雪”等字，在《切韵》中分属不同韵尾，而在这里变成了同韵字。从元朝开始通行的官话，吸收了阿尔泰语系的大量因素，包括与诗歌韵律毫不相干的翘舌音和儿化韵，而韵律中不可或缺的塞音韵尾及双唇鼻音韵尾全部脱落。没有塞音韵尾，入声也就不存在，原有的入声字分派于平、上、去三声。入声本属仄声，其中一部分变为平声，原有的平仄格律也就打乱。作诗的人要分清平仄，必须查韵书。即使分清了，原有“抑扬顿挫”之美感也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传统诗歌便风光不再。明朝，“前后七子”提出“诗必盛唐”，试图重振诗坛。然而，由于唐人所创立的韵律已经变成没有美感的躯壳，倘非另辟蹊径，传统诗歌的衰落就不可挽回。清末，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诗界革命”，其主张本来不错，只可惜为时已晚。进入20世纪，曾经辉煌的中国传统诗歌终于退出诗坛正宗位置，变成了“旧体诗”。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原已经失落的古代汉语音韵的基本特点，由粤语传承下来。网络诗人木子说：“古典诗词不应用普通话念。”[7]那么应当用什么话来念？当然是粤语，因为粤语保存着中国传统诗歌辉煌时期的音韵，可以“原汁原味”地领略其韵律“抑扬顿挫”之美感。粤语保存着这些在中原一带已经失落的传统文化，对于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粤语吸收了许多海外词语，从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粤语传承雅言，也就保存着大量雅言的词语。例如“佢”（他）、“著”（穿）、“颈”（脖子）、“面”（脸）、“翼”（翅膀）、“屋”（房子）、“镬”（大锅）、“揩”（洗）、“饮”（喝）、“度”（量）、“估”（猜想）、“匿”（藏）、“悭”（节省）、“几多”（多少）、“旧时”（过去）、“卒之”（终于）等。同时，保存了不少古百越语词，例如“呖”（有本事）、“啱”（合适、刚好）、“嗮”（完了）、“呝”（呼喊）、“埞”（地方）、“乜嘢”（什么东西）、“趁墟”（赶集）等。然而，粤语在词汇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吸收了许多外来词语，并源源不绝地向民族共同语输送。
罗香林《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一文中说：“东汉时代，印度的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港口传入。”[8]不少佛教词语便因此而进入刚刚形成的粤语。到唐朝，来广州译经与弘法的高僧更多，本地许多高僧也加入译经活动。广州成为中国南方的佛教传播中心，同时与洛阳、建康（南京）并列全国三大译经中心。覃召文在《岭南禅文化》中指出：“当时的梵本经典皆写在贝多罗树叶上，并用竹木夹好，若运往南京便很不方便，且容易损坏，所以广州也就自然成了译经的据点。”[9]如此一来，广州得领翻译贝经和孤本、稀本梵文版佛经之先，加上有众多的学识渊博的三藏高僧、居士、士大夫来参预译事，其译本的数量、质量，毫不低于洛阳、南京的译经处。同时，由于广州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所以能鼎力支持佛门各项事业，佛教各时期的经典可以在广州翻译、交流，使得佛门诸宗各派在广州可以得到沟通。广州的不少译僧还兼任讲经任务，译完一部经宣讲一部经，译经所在地每逢于寺内开讲时，来听讲的僧俗川流不息。中外高僧在译经过程中，还经常对重要经典难译经典经常开展集体评点，这种评点实际上是一种佛学研讨活动。中唐时期，直中书主管译官伊舍罗、度颇先后带领多名京洛译经处的僧俗人员前来现场学习广州译经经验。在禅学方面，举凡小乘禅、大乘禅、密禅的经典在广州均有译出，举凡安般、五门、念佛、实相四类禅法，在广州均能得到交流和融合，佛学、禅学各学派在广州都能得到登台亮相的机会。随着译经活动的开展，岭南出现了一批佛经翻译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循州（今惠州）人释怀迪。岭南还诞生了中国第一部佛经——由惠能口授、弟子法海记录整理的《六祖坛经》。它在内容上吸收了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完成了“天竺佛教”向“中国佛教”的转型；在形式上改变了“出世”清修的做法，使佛法由寺院走向民间，由少数僧侣走向广大百姓，完成了“正信佛教”向“民间佛教”的转型。佛学从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道并立的三大支柱。随着佛经的翻译与传播，大量梵语中的佛教词语便输入汉语之中。这些佛教词语有许多是首先进入广州通行的粤语，然后逐步推广到整个汉语的。例如：
佛：梵语buddha的音译。全译为“佛陀”，意译为“觉者”。原译为“浮屠”，东汉广信人牟子做《理惑论》时改译为“佛”，沿用至今。“佛”在《切韵》为“奉”母，“臻”摄合口三等韵，入声，即vat。而依照古音韵“轻唇归重唇”的规律，“奉”母在上古雅言中应发为全浊塞音b。东汉时已在广信形成的粤语，保存古代雅言的音系，上述“佛”字读音上的三个特点，包括全浊音声母，轻唇归重唇，塞音韵尾与入声，在广信粤语中全部保存，故读为bat，与梵文读法一致。“浮”虽然声母与“佛”相同，但为“流”摄开口三等韵，平声，故没有塞音韵尾。可见牟子将“浮屠”改译为“佛陀”，简为“佛”，是完全依照当时粤语的读音，且十分准确。到了唐朝，粤语依然保存着塞音韵尾－p、－t、－k，中原汉语则逐渐归并为－ʔ，所以“佛”实际上是粤语的读法。
南无：梵语namas的音译。意译为“敬礼”。“南”在《切韵》为“泥”母，“咸”摄开口一等韵，平声。声母古今无异，只是韵尾－m在北方汉语与－n合流，粤语则保存着－m韵尾，与梵文一致。“无”为微母字，中原汉语为 ɱ→v→w。而粤语一个特点是“微”母字与“明”母字合流，均发双唇鼻音声母m，这是粤语保存《切韵》之前“轻唇归重唇”的见证。由此可见，将namas译为“南无”，完全是按粤语读音翻译的。而在中原汉语中，“南无”则读成nanwu，与梵文读法有明显差异。
文殊：梵语manjusri的音译。全译为“文殊师利”，意译为“妙德”。指佛教大乘菩萨之一，以智慧闻名。“文”也是“微”母字，粤语“微”母字与“明”母字合流，发双唇鼻音声母m。所以译成“文殊”，也是按粤语读音。而中原汉语“文”的声母为w，与梵文读法有明显差异。
世界：出自广东人释怀迪证译的《楞严经》：“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可见“世”指时间，“界”指空间，合称义同宇宙。而现在我们所说的世界，既可用以指宇宙，也可用以指地球上的所有地方。
通过佛经翻译而传播的佛教词语，有音译词，也有意译词，还有音译意译兼用的。比如：平等、方便、圆满、宗旨、刹那、过去、现在、未来、表示、解脱、妄想、烦恼、障碍、消灭、信仰、信心、心地、心机、心眼、正宗、空想、誓言、敬爱、自爱、追求、印象、恩德、理智、宿命、爱河、真空、真实、真相、化境、说法、身心、寂静、胜利、利益、普遍、普通、绝对、真理、真谛、原因、机缘、苦果、恶果等等，成语如：现身说法、五体投地、皆大欢喜、盲人摸象、水中捞月、借花献佛、昙花一现、作茧自缚、天花乱坠、不可思议、循环往复、出生入死、心猿意马、花花世界、一刀两断、功德无量、善男信女、普度众生、三生有幸、看破红尘、想入非非、晨钟暮鼓、青灯黄卷、大彻大悟、一尘不染、一念之差、在劫难逃、自取灭亡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词汇在两汉以前的文献典籍无法找到，而在汉译佛经中频频出现，逐步成为汉语中普遍使用的逐渐成为常用词语。而粤语在这些佛教词语的输入中所起的桥梁作用，充分体现了广府文化开放与包容特性。
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粤语的，除了印度佛教词语，还有中东及东南亚语言音译词，例如“邋遢”（脏），“冚”（盖）等，有人以为它们来自百越土著语言，其实是来自阿拉伯语。明清时期，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随着中外交往的发展，出现一种“广式英语”，将英语单词用粤语音译，用汉语语法“组装”。由此而派生一批中西结合的词语，例如“冷衫”（毛线衣）、“恤衫”（衬衣）、“扑飞”（买票）“打波”（打球）、“波恤”（球衣）、“波鞋”（球鞋）等。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广东商人随之而迁往上海经商，将“广式英语”带到上海洋泾滨，由此而派生出“洋泾浜英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出现了引进外来词语的新浪潮。这次新浪潮跟前两次比较，不但来势更猛，输入量更大，而且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通过港澳作为桥梁。大多数外来词语都是先输入港澳，流行了一定时间之后，再被引进到珠江三角洲。港澳本身是粤语区，因而所引进的音译词多带粤语方音，意译词及音意兼译词也带有粤语的构词特点，加上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与港澳毗邻，这些外来词语就首先输入粤语之中，然后随着粤语的扩散而推向全国各地。同时，香港通行英语，所引进的外来词语也就以英语词为主，有直接音译的，例如“的士”（出租车）、“巴士”（公共汽车）、“飞士”（面子）、“波士”（老板）、“啉巴”（号码）、“士多”（小商店）、“贴士”（提示）、“粉丝”（崇拜者）、“杯葛”（抵制）等；也有“组装”的，例如“大巴”、“中巴”、“打的”、“领呔”、“酒巴”、“网巴”等。据语言学家语言学家陈章太、陈建民在90年代初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仅是通过粤语吸收进普通话的外来词语至少有600多个，其数量远远超过国内的任何地方方言。在吸收外来词语的同时，粤语还产生了一大批流行词语。例如“炒鱿鱼”、“炒更”、“埋单”、“搞掂”、“生猛”、“入围”、“抢手”、“爆满”、“人气”、“减肥”、“花心”、“靓女”、“煲电话粥”、“按揭”、“布艺”、“搞笑”、“廉租”、“房车”、“面膜”、“咪表”、“猎头”、“警匪片”、“洁具”、“穿帮”、“非礼”、“高企”、“卖点”、“另类”、“置业”、“楼盘”、“物业”等等。上述外来词语和流行词语，已经成为广府文化的一种符号，随着南风北渐而传播全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在1996年和2005年两次修订时，就收录了不少粤语中的外来词语与流行词语。修订主持人晁继周先生指出：粤方言对汉语贡献很大，有查询和解释价值的广东话越来越多。“可能过不了多久，这些方言就会变成普通话的一部分。”[10]
三、粤语承载着广府地区大量文化品种，充分体现了广府文化的鲜明特色。
王蒙指出：“吴侬软语，三秦高腔，川语的刚嗲相济与粤语的铿锵自得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同样是我们的语言财富。它们影响着乃至决定着我们的民族音乐，特别是多种多样的地方戏曲、曲艺和少数民族歌舞。”[11]广府文化独特的魅力，不仅体现于广式民居、广式菜系等，更体现于“铿锵自得”的粤语及以粤语为载体的一系列文化品种。
粤语歌，是广府文化的重要品种。据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述：在窦州（今广东信宜）及昭州（今广西平乐）一带，“谷熟时里閈同取，戌日为腊，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会作歌。”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中的《粤风续九》，收录有民歌、瑶歌、俍歌、僮歌、蛋歌以及俍人扇歌各数首。其引子简述刘三妹的事迹之后说：“同年睢阳吴冉渠，为浔州推官，采录其歌，为《粤风续九》。虽侏之音，时与乐府子夜读曲相近，因录数篇。”其中“民歌”有不少粤语词汇，例如《隔水曲》：“娘在一岸也无远，弟在一岸也无遥。两岸人烟相对出，独隔青龙水一条。”不说“不远”而说“无（冇）远”；《塘上》：“嫩鸭行游塘栅上，娇娥尚细不曾知。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晴只在暗中丝。”不说“幼”而说成“嫩”，不说“小”而说成“细”，不说“要”而说成“想”；《妹相思》：“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不说“冲”而说成“推”，都是粤语词汇。上世纪下半叶，随着流行文化的兴起，从香港到珠江三角洲出现了粤语流行歌曲，不仅盛行南国歌坛，而且跨五岭、过长江、越黄河，风靡全国，有些人甚至为唱好粤语歌而学习粤语。这些歌本来大都有“国语版”，但相当一部分男女青年总觉得非用粤语唱不够味。个中奥秘，就在于粤语的声调独特，不仅平、上、去、入四声俱全，而且四声俱分阴阳，其中入声还分阴入、中入、阳入，所有阴调的调值高，所有阳调的调值低，符合“阴”、“阳”本义。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万物皆有阴阳之分，声调亦不应例外。粤语声调分阴阳，读起来有一种高低起伏之美。粤语歌之所以在汉语方言歌曲中独树一帜，就因为它的旋律跟歌词声调的阴阳是协调的。比如“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句歌词，前五个字都是阳声调，调值低；“不倒”两字是阴声调，调值高，其中“不”为阴入，调值5；“倒”为阴上，调值35。旋律与调值相适应，唱起来十分顺口，充分表现了粤语自身的魅力。又如“浪奔，浪流”，“奔”是阴平，调值高；“流”是阳平，调值低。作者正是发挥这一高一低的特点，通过旋律的配合，产生一种起伏感，加上后面“万里滔滔”由低而高推进，表现出一浪接一浪的意境。普通话的上声和去声不分阴阳，平声虽有阴阳之分，而阳平的调值幷非低平，失去阳调的本义，因此，用普通话演唱的歌曲，不必考虑旋律与声调是否配合。粤语歌与普通话歌不同的特点，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
粤剧，被称为“南国红豆”，长期以来受到各地人们的喜爱。其实粤剧不少唱腔也跟粤语一样大部分来源于外地，例如“梆子”来源于江西的弋阳腔和江苏的昆山腔，“二黄”来源于安徽的吹腔和高拨子，“西皮”来源于陕西的秦腔。还有一些小曲，例如《喜洋洋》、《春江花月夜》等，也非广东“地产”，但一经用粤语填词和演唱，便带有浓郁的“粤味”了。究其原因，全在于粤语声调与粤曲旋律巧妙配合之下，其“抑扬顿挫”之美便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一位领导人在广东省文化大省建设工作会议上谈到粤剧时说：“该剧种之所以在广东省以外影响力较低，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语言的问题。虽然一些地方剧种如豫剧等也是方言，但是却不像粤语那么难懂，因而喜欢豫剧的观众并不限于河南一省。而要学会粤剧的话则一定要听得懂粤语，这对其他地方的人来讲有一定难度。因此，广东的传统艺术要想推名人，打自己的名牌的话，一定要推广普通话。”[12]这是对粤剧的无知。粤剧姓粤，离开了粤语，粤剧及广府地区许多文化品种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广东传统艺术要打自己的名牌，就一定要充分发挥粤语及其他方言的作用。
四、将文化自在变为文化自觉，确立文化自信，保护、发展粤语与广府文化。
综上所述，粤语对于广府文化的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然而，由于历代皇朝推行“大一统”的文化政策，方言一直受到排斥。粤语由于跟民族共同语差异较大，也就首当其冲。宋太祖赵匡胤就规定不用南方人当丞相，其理由主要是他们的方言难懂。清朝雍正皇帝对广东、福建官员的方音十分反感，下旨在两省设立正音书院，而且规定教官必须是满人。建国以来推广普通话，本是为了便于交流思想，一些语言工作者却将推广普通话错误地理解成“统一语言”、“禁止方言”，对广府人热爱自己母语的情感诸多指责，因而挫伤了他们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汉语同样如此。汉语自古至今都由多种方言所构成，各种方言都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的雅言、正音、官话与今天的普通话都是汉民族共同语而并非汉语的唯一形态。雅言、正音与官话都对促进各地区人民的交流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它们都没有“统一语言”、取代方言；今天我们推广普通话，同样如此。广府人热爱自己的母语，但并不排斥其他语言和方言，更赞成推广普通话，这跟广府人的开放观念和兼容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跟粤语具有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有着密切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应当在“推普”的同时，采取措施保护与发展各个民系的母语，包括粤语、闽语与客家话等。吕叔湘先生说过：“以语言而论，大多数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语库’，在不同场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说不同的话；不但是用的字眼儿有所不同，句法也会有出入，甚至语音也会起变化，可以说是‘随宜取用，不拘一格’。”[13]推广普通话，就是要在大量造就语言上的“多面手”，而不是禁止方言。
近年来，保护母语跟保护文化遗产一样，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课题。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了《濒危语言法案》，并将当年定为“拯救濒危语言年”。此后，便将对濒危语言的关注转到各地母语的保护，1999年11月宣布：从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定为“国际母语日”；后又将2008年定为“国际语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一系列措施在我国得到热烈响应，而该组织一系列促进母语传播的决定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今年是“国际语言年”，可是从我省到全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究其原因，是对自己母语的文化价值缺乏研究，缺乏认识，缺乏宣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9年公布《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的报告指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都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我们研究粤语的文化价值，就要将文化自在变为文化自觉，确立文化自信，理直气壮地保护、发展粤语，从而更好地发展广府文化。
粤语之所以充满争议，不仅由于它与普通话有着较大的差异，而且由于它在推普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强势。对此专家学者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它“对汉语的贡献很大”[1]，也有人说它是“广州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2]。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粤语是汉语各大方言中较为独特的一种，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与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本文从音系、词汇与载体功能三个方面作初步探讨，从而为深入研究广府文化提供学术上的参照。
一、粤语保存古代雅言的主要因素，从而保存不少在中原已失落的传统文化。
粤语，广府人称为“白话”，英语称为Cantonese。直至1934年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语言区域图》（赵元任）才将它称为“粤语”，作为汉语中的一种方言。有人因此而误以为它来源于古百越语，实际上它的主要成分是秦汉时期从中原传入岭南的雅言。雅言的概念始见于《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音韵学家郑张尚芳称之为“中国古代的‘普通话’”，并指出：“孔夫子比东汉早五百年，但上古音变化慢，音韵体系相差还不太大。”“‘官话’就是官场的办公用语，是教学读书唱诵用语。先秦称雅言，以后叫正音，到明代才叫官话。”[3]由此可见，在“正音”通行之前，雅言一直是汉民族的共同语。
从音系看，雅言主要有以下特点：
1．有一整套全浊音声母，包括唇、舌、牙、齿、喉五个发音部位。
2. 尖团音分得很清楚。尖音（精组细音）字发为齿音，团音（见组细音）字发为牙音。
3．有一整套鼻音韵尾与塞音韵尾，形成整齐的对应关系：-m/-p、-n/-t、-ŋ/-k。
4．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4]
此外，早期雅言还有“轻唇归重唇”、“舌上归舌头”等特点，即非组与帮组合流，知组与端组合流。
上述四大特点，在当今粤语中依然保存。曾有不少学者以为粤语没有全浊音，其实是以偏代全，将广州话的特点说成是整个粤语的特点了。虽然广州话没有全浊音，但粤西、桂东一带的粤语，是有全浊音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封开的封川话和怀集的下坊话，保存着唇、舌、牙、齿四个发音部位的全浊音，即古“并”、“定”、“群”、“床”母，却缺少清音不送气的“帮”、“端”、“见”、“照”母，说明其全浊音声母系统比隋初的《切韵》音系还要发达。此外，一些地区的粤语还残留着“轻唇归重唇”、“舌上归舌头”的特点。当然粤语最突出的特点，是保存着一整套鼻音韵尾与一整套塞音韵尾，这是汉语其他方言所没有的。吴、湘、闽方言也保存着一些全浊音，但这些方言的韵尾与雅言韵尾系统有着明显差别，吴方言前后鼻音不分，塞音韵尾归并为一个－ʔ；闽南方言则缺少－n韵尾与－t韵尾。至于官话及客赣方言，由于形成时间较晚，与雅言音系差异更大。因此，纵观汉语七大方言，全面保存雅言基本特点的，只有粤语。
粤语之所以保存着雅言音系的主要因素，跟两汉时期广府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及汉族移民史有关，对此笔者在《粤语与岭南文化的形成》一文中已有论述。而粤语跟中原汉语拉开距离，主要原因是中原一带原来通行的雅言受到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其音系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始于东晋，先是轻唇音与舌上音产生，接着是全浊音清化，至中唐之后，韵尾系统逐渐归并。有一首唐诗《戏妻族语不正》可以说明这一情况：
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
忽然云雨至，却道是天因。
“十”与“石”，“针”与“真”，“阴”与“因”，在今天的普通话中都是同音字，而在古代雅言中，它们的读音显然有别。根据《切韵》，“十”与“石”都是入声字，其中“十”的韵尾是－p，“石”的韵尾是－t，两个字读音分得很清楚；而到了该诗作者胡曾所生活的咸通年间（860－873年），中原汉语入声韵尾－p、－t、－k逐渐归并为－ʔ ，因此出现“呼十却为石”的情况。“针”、“阴”的韵尾是－m，“真”、“因”的韵尾是－n，在《切韵》音系中不会相混；而在咸通年间的中原汉语，韵尾－m逐渐合并到－n之中，因此出现“唤针将作真”以及将“天阴”说成“天因”的情况。上述变化在粤语中并没有出现，直至今天，“十”与“石“，“针”与“真”，“因”与“阴”，在粤语中仍然分得很清楚。广府人不会“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也不会将“天阴”说成“天因”。清末广东学者陈澧在《广州音说》中指出：“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而密合如此也。”[5]而就整个粤语来说，今之粤音则是隋唐之前中原之音。
粤语较为完整地保存着古代雅言韵尾体系，也就保存着以雅言为载体的传统诗歌韵律。我国传统诗歌，是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不仅集中地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包括韵律，将汉语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南朝起，传统诗歌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永明体”首先将汉语的四声运用于诗歌创作，根据汉字本身平上去入声调组合变化，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形成“抑扬顿挫”之美，如《宋书•谢灵运传》所言：“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6]唐代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进行两项改革，一是将四声二元化，即“平”与“仄”；二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构成律篇，摆脱永明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同时派生出绝句。到开元时期，律诗和绝句的韵律形式已臻成熟，成为传统诗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生气勃勃的盛唐时代精神有机结合，将中国传统诗歌艺术推上巅峰。中唐之后，雅言音系发生裂变。到宋朝推行的正音，塞音韵尾彻底归并。邵雍作《声音倡和图》时，已将一t、一k尾韵字与阴声韵相配，而不是按《切韵》系统，以入声韵承阳声韵。例如苏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中的“物”、“壁”、“雪”等字，在《切韵》中分属不同韵尾，而在这里变成了同韵字。从元朝开始通行的官话，吸收了阿尔泰语系的大量因素，包括与诗歌韵律毫不相干的翘舌音和儿化韵，而韵律中不可或缺的塞音韵尾及双唇鼻音韵尾全部脱落。没有塞音韵尾，入声也就不存在，原有的入声字分派于平、上、去三声。入声本属仄声，其中一部分变为平声，原有的平仄格律也就打乱。作诗的人要分清平仄，必须查韵书。即使分清了，原有“抑扬顿挫”之美感也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传统诗歌便风光不再。明朝，“前后七子”提出“诗必盛唐”，试图重振诗坛。然而，由于唐人所创立的韵律已经变成没有美感的躯壳，倘非另辟蹊径，传统诗歌的衰落就不可挽回。清末，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诗界革命”，其主张本来不错，只可惜为时已晚。进入20世纪，曾经辉煌的中国传统诗歌终于退出诗坛正宗位置，变成了“旧体诗”。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原已经失落的古代汉语音韵的基本特点，由粤语传承下来。网络诗人木子说：“古典诗词不应用普通话念。”[7]那么应当用什么话来念？当然是粤语，因为粤语保存着中国传统诗歌辉煌时期的音韵，可以“原汁原味”地领略其韵律“抑扬顿挫”之美感。粤语保存着这些在中原一带已经失落的传统文化，对于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粤语吸收了许多海外词语，从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粤语传承雅言，也就保存着大量雅言的词语。例如“佢”（他）、“著”（穿）、“颈”（脖子）、“面”（脸）、“翼”（翅膀）、“屋”（房子）、“镬”（大锅）、“揩”（洗）、“饮”（喝）、“度”（量）、“估”（猜想）、“匿”（藏）、“悭”（节省）、“几多”（多少）、“旧时”（过去）、“卒之”（终于）等。同时，保存了不少古百越语词，例如“呖”（有本事）、“啱”（合适、刚好）、“嗮”（完了）、“呝”（呼喊）、“埞”（地方）、“乜嘢”（什么东西）、“趁墟”（赶集）等。然而，粤语在词汇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吸收了许多外来词语，并源源不绝地向民族共同语输送。
罗香林《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一文中说：“东汉时代，印度的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港口传入。”[8]不少佛教词语便因此而进入刚刚形成的粤语。到唐朝，来广州译经与弘法的高僧更多，本地许多高僧也加入译经活动。广州成为中国南方的佛教传播中心，同时与洛阳、建康（南京）并列全国三大译经中心。覃召文在《岭南禅文化》中指出：“当时的梵本经典皆写在贝多罗树叶上，并用竹木夹好，若运往南京便很不方便，且容易损坏，所以广州也就自然成了译经的据点。”[9]如此一来，广州得领翻译贝经和孤本、稀本梵文版佛经之先，加上有众多的学识渊博的三藏高僧、居士、士大夫来参预译事，其译本的数量、质量，毫不低于洛阳、南京的译经处。同时，由于广州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所以能鼎力支持佛门各项事业，佛教各时期的经典可以在广州翻译、交流，使得佛门诸宗各派在广州可以得到沟通。广州的不少译僧还兼任讲经任务，译完一部经宣讲一部经，译经所在地每逢于寺内开讲时，来听讲的僧俗川流不息。中外高僧在译经过程中，还经常对重要经典难译经典经常开展集体评点，这种评点实际上是一种佛学研讨活动。中唐时期，直中书主管译官伊舍罗、度颇先后带领多名京洛译经处的僧俗人员前来现场学习广州译经经验。在禅学方面，举凡小乘禅、大乘禅、密禅的经典在广州均有译出，举凡安般、五门、念佛、实相四类禅法，在广州均能得到交流和融合，佛学、禅学各学派在广州都能得到登台亮相的机会。随着译经活动的开展，岭南出现了一批佛经翻译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循州（今惠州）人释怀迪。岭南还诞生了中国第一部佛经——由惠能口授、弟子法海记录整理的《六祖坛经》。它在内容上吸收了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完成了“天竺佛教”向“中国佛教”的转型；在形式上改变了“出世”清修的做法，使佛法由寺院走向民间，由少数僧侣走向广大百姓，完成了“正信佛教”向“民间佛教”的转型。佛学从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道并立的三大支柱。随着佛经的翻译与传播，大量梵语中的佛教词语便输入汉语之中。这些佛教词语有许多是首先进入广州通行的粤语，然后逐步推广到整个汉语的。例如：
佛：梵语buddha的音译。全译为“佛陀”，意译为“觉者”。原译为“浮屠”，东汉广信人牟子做《理惑论》时改译为“佛”，沿用至今。“佛”在《切韵》为“奉”母，“臻”摄合口三等韵，入声，即vat。而依照古音韵“轻唇归重唇”的规律，“奉”母在上古雅言中应发为全浊塞音b。东汉时已在广信形成的粤语，保存古代雅言的音系，上述“佛”字读音上的三个特点，包括全浊音声母，轻唇归重唇，塞音韵尾与入声，在广信粤语中全部保存，故读为bat，与梵文读法一致。“浮”虽然声母与“佛”相同，但为“流”摄开口三等韵，平声，故没有塞音韵尾。可见牟子将“浮屠”改译为“佛陀”，简为“佛”，是完全依照当时粤语的读音，且十分准确。到了唐朝，粤语依然保存着塞音韵尾－p、－t、－k，中原汉语则逐渐归并为－ʔ，所以“佛”实际上是粤语的读法。
南无：梵语namas的音译。意译为“敬礼”。“南”在《切韵》为“泥”母，“咸”摄开口一等韵，平声。声母古今无异，只是韵尾－m在北方汉语与－n合流，粤语则保存着－m韵尾，与梵文一致。“无”为微母字，中原汉语为 ɱ→v→w。而粤语一个特点是“微”母字与“明”母字合流，均发双唇鼻音声母m，这是粤语保存《切韵》之前“轻唇归重唇”的见证。由此可见，将namas译为“南无”，完全是按粤语读音翻译的。而在中原汉语中，“南无”则读成nanwu，与梵文读法有明显差异。
文殊：梵语manjusri的音译。全译为“文殊师利”，意译为“妙德”。指佛教大乘菩萨之一，以智慧闻名。“文”也是“微”母字，粤语“微”母字与“明”母字合流，发双唇鼻音声母m。所以译成“文殊”，也是按粤语读音。而中原汉语“文”的声母为w，与梵文读法有明显差异。
世界：出自广东人释怀迪证译的《楞严经》：“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可见“世”指时间，“界”指空间，合称义同宇宙。而现在我们所说的世界，既可用以指宇宙，也可用以指地球上的所有地方。
通过佛经翻译而传播的佛教词语，有音译词，也有意译词，还有音译意译兼用的。比如：平等、方便、圆满、宗旨、刹那、过去、现在、未来、表示、解脱、妄想、烦恼、障碍、消灭、信仰、信心、心地、心机、心眼、正宗、空想、誓言、敬爱、自爱、追求、印象、恩德、理智、宿命、爱河、真空、真实、真相、化境、说法、身心、寂静、胜利、利益、普遍、普通、绝对、真理、真谛、原因、机缘、苦果、恶果等等，成语如：现身说法、五体投地、皆大欢喜、盲人摸象、水中捞月、借花献佛、昙花一现、作茧自缚、天花乱坠、不可思议、循环往复、出生入死、心猿意马、花花世界、一刀两断、功德无量、善男信女、普度众生、三生有幸、看破红尘、想入非非、晨钟暮鼓、青灯黄卷、大彻大悟、一尘不染、一念之差、在劫难逃、自取灭亡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词汇在两汉以前的文献典籍无法找到，而在汉译佛经中频频出现，逐步成为汉语中普遍使用的逐渐成为常用词语。而粤语在这些佛教词语的输入中所起的桥梁作用，充分体现了广府文化开放与包容特性。
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粤语的，除了印度佛教词语，还有中东及东南亚语言音译词，例如“邋遢”（脏），“冚”（盖）等，有人以为它们来自百越土著语言，其实是来自阿拉伯语。明清时期，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随着中外交往的发展，出现一种“广式英语”，将英语单词用粤语音译，用汉语语法“组装”。由此而派生一批中西结合的词语，例如“冷衫”（毛线衣）、“恤衫”（衬衣）、“扑飞”（买票）“打波”（打球）、“波恤”（球衣）、“波鞋”（球鞋）等。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广东商人随之而迁往上海经商，将“广式英语”带到上海洋泾滨，由此而派生出“洋泾浜英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出现了引进外来词语的新浪潮。这次新浪潮跟前两次比较，不但来势更猛，输入量更大，而且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通过港澳作为桥梁。大多数外来词语都是先输入港澳，流行了一定时间之后，再被引进到珠江三角洲。港澳本身是粤语区，因而所引进的音译词多带粤语方音，意译词及音意兼译词也带有粤语的构词特点，加上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与港澳毗邻，这些外来词语就首先输入粤语之中，然后随着粤语的扩散而推向全国各地。同时，香港通行英语，所引进的外来词语也就以英语词为主，有直接音译的，例如“的士”（出租车）、“巴士”（公共汽车）、“飞士”（面子）、“波士”（老板）、“啉巴”（号码）、“士多”（小商店）、“贴士”（提示）、“粉丝”（崇拜者）、“杯葛”（抵制）等；也有“组装”的，例如“大巴”、“中巴”、“打的”、“领呔”、“酒巴”、“网巴”等。据语言学家语言学家陈章太、陈建民在90年代初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仅是通过粤语吸收进普通话的外来词语至少有600多个，其数量远远超过国内的任何地方方言。在吸收外来词语的同时，粤语还产生了一大批流行词语。例如“炒鱿鱼”、“炒更”、“埋单”、“搞掂”、“生猛”、“入围”、“抢手”、“爆满”、“人气”、“减肥”、“花心”、“靓女”、“煲电话粥”、“按揭”、“布艺”、“搞笑”、“廉租”、“房车”、“面膜”、“咪表”、“猎头”、“警匪片”、“洁具”、“穿帮”、“非礼”、“高企”、“卖点”、“另类”、“置业”、“楼盘”、“物业”等等。上述外来词语和流行词语，已经成为广府文化的一种符号，随着南风北渐而传播全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在1996年和2005年两次修订时，就收录了不少粤语中的外来词语与流行词语。修订主持人晁继周先生指出：粤方言对汉语贡献很大，有查询和解释价值的广东话越来越多。“可能过不了多久，这些方言就会变成普通话的一部分。”[10]
三、粤语承载着广府地区大量文化品种，充分体现了广府文化的鲜明特色。
王蒙指出：“吴侬软语，三秦高腔，川语的刚嗲相济与粤语的铿锵自得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同样是我们的语言财富。它们影响着乃至决定着我们的民族音乐，特别是多种多样的地方戏曲、曲艺和少数民族歌舞。”[11]广府文化独特的魅力，不仅体现于广式民居、广式菜系等，更体现于“铿锵自得”的粤语及以粤语为载体的一系列文化品种。
粤语歌，是广府文化的重要品种。据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述：在窦州（今广东信宜）及昭州（今广西平乐）一带，“谷熟时里閈同取，戌日为腊，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会作歌。”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中的《粤风续九》，收录有民歌、瑶歌、俍歌、僮歌、蛋歌以及俍人扇歌各数首。其引子简述刘三妹的事迹之后说：“同年睢阳吴冉渠，为浔州推官，采录其歌，为《粤风续九》。虽侏之音，时与乐府子夜读曲相近，因录数篇。”其中“民歌”有不少粤语词汇，例如《隔水曲》：“娘在一岸也无远，弟在一岸也无遥。两岸人烟相对出，独隔青龙水一条。”不说“不远”而说“无（冇）远”；《塘上》：“嫩鸭行游塘栅上，娇娥尚细不曾知。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晴只在暗中丝。”不说“幼”而说成“嫩”，不说“小”而说成“细”，不说“要”而说成“想”；《妹相思》：“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不说“冲”而说成“推”，都是粤语词汇。上世纪下半叶，随着流行文化的兴起，从香港到珠江三角洲出现了粤语流行歌曲，不仅盛行南国歌坛，而且跨五岭、过长江、越黄河，风靡全国，有些人甚至为唱好粤语歌而学习粤语。这些歌本来大都有“国语版”，但相当一部分男女青年总觉得非用粤语唱不够味。个中奥秘，就在于粤语的声调独特，不仅平、上、去、入四声俱全，而且四声俱分阴阳，其中入声还分阴入、中入、阳入，所有阴调的调值高，所有阳调的调值低，符合“阴”、“阳”本义。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万物皆有阴阳之分，声调亦不应例外。粤语声调分阴阳，读起来有一种高低起伏之美。粤语歌之所以在汉语方言歌曲中独树一帜，就因为它的旋律跟歌词声调的阴阳是协调的。比如“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句歌词，前五个字都是阳声调，调值低；“不倒”两字是阴声调，调值高，其中“不”为阴入，调值5；“倒”为阴上，调值35。旋律与调值相适应，唱起来十分顺口，充分表现了粤语自身的魅力。又如“浪奔，浪流”，“奔”是阴平，调值高；“流”是阳平，调值低。作者正是发挥这一高一低的特点，通过旋律的配合，产生一种起伏感，加上后面“万里滔滔”由低而高推进，表现出一浪接一浪的意境。普通话的上声和去声不分阴阳，平声虽有阴阳之分，而阳平的调值幷非低平，失去阳调的本义，因此，用普通话演唱的歌曲，不必考虑旋律与声调是否配合。粤语歌与普通话歌不同的特点，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
粤剧，被称为“南国红豆”，长期以来受到各地人们的喜爱。其实粤剧不少唱腔也跟粤语一样大部分来源于外地，例如“梆子”来源于江西的弋阳腔和江苏的昆山腔，“二黄”来源于安徽的吹腔和高拨子，“西皮”来源于陕西的秦腔。还有一些小曲，例如《喜洋洋》、《春江花月夜》等，也非广东“地产”，但一经用粤语填词和演唱，便带有浓郁的“粤味”了。究其原因，全在于粤语声调与粤曲旋律巧妙配合之下，其“抑扬顿挫”之美便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一位领导人在广东省文化大省建设工作会议上谈到粤剧时说：“该剧种之所以在广东省以外影响力较低，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语言的问题。虽然一些地方剧种如豫剧等也是方言，但是却不像粤语那么难懂，因而喜欢豫剧的观众并不限于河南一省。而要学会粤剧的话则一定要听得懂粤语，这对其他地方的人来讲有一定难度。因此，广东的传统艺术要想推名人，打自己的名牌的话，一定要推广普通话。”[12]这是对粤剧的无知。粤剧姓粤，离开了粤语，粤剧及广府地区许多文化品种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广东传统艺术要打自己的名牌，就一定要充分发挥粤语及其他方言的作用。
四、将文化自在变为文化自觉，确立文化自信，保护、发展粤语与广府文化。
综上所述，粤语对于广府文化的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然而，由于历代皇朝推行“大一统”的文化政策，方言一直受到排斥。粤语由于跟民族共同语差异较大，也就首当其冲。宋太祖赵匡胤就规定不用南方人当丞相，其理由主要是他们的方言难懂。清朝雍正皇帝对广东、福建官员的方音十分反感，下旨在两省设立正音书院，而且规定教官必须是满人。建国以来推广普通话，本是为了便于交流思想，一些语言工作者却将推广普通话错误地理解成“统一语言”、“禁止方言”，对广府人热爱自己母语的情感诸多指责，因而挫伤了他们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汉语同样如此。汉语自古至今都由多种方言所构成，各种方言都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的雅言、正音、官话与今天的普通话都是汉民族共同语而并非汉语的唯一形态。雅言、正音与官话都对促进各地区人民的交流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它们都没有“统一语言”、取代方言；今天我们推广普通话，同样如此。广府人热爱自己的母语，但并不排斥其他语言和方言，更赞成推广普通话，这跟广府人的开放观念和兼容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跟粤语具有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有着密切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应当在“推普”的同时，采取措施保护与发展各个民系的母语，包括粤语、闽语与客家话等。吕叔湘先生说过：“以语言而论，大多数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语库’，在不同场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说不同的话；不但是用的字眼儿有所不同，句法也会有出入，甚至语音也会起变化，可以说是‘随宜取用，不拘一格’。”[13]推广普通话，就是要在大量造就语言上的“多面手”，而不是禁止方言。
近年来，保护母语跟保护文化遗产一样，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课题。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了《濒危语言法案》，并将当年定为“拯救濒危语言年”。此后，便将对濒危语言的关注转到各地母语的保护，1999年11月宣布：从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定为“国际母语日”；后又将2008年定为“国际语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一系列措施在我国得到热烈响应，而该组织一系列促进母语传播的决定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今年是“国际语言年”，可是从我省到全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究其原因，是对自己母语的文化价值缺乏研究，缺乏认识，缺乏宣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9年公布《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的报告指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都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我们研究粤语的文化价值，就要将文化自在变为文化自觉，确立文化自信，理直气壮地保护、发展粤语，从而更好地发展广府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