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余墨 ——《我是猫》译后记
译后余墨
——《我是猫》译后记
晋代有个叫孙楚的狷介才俊，年纪轻轻的就想隐居山林了。他对好友王济说，自己隐居之后将“枕石漱流”，可是，一激动就说错了，说成了“枕流漱石”。王济哂笑道：“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孙楚发急道：“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厉其齿。”（见《晋书•孙楚传》）不料他的这个自圆其说——“枕流漱石”，在《世说新语•排调》的推波助澜之下，竟然成了有名的成语。
怎么个有名法呢？有名到漂洋过海，出了国了。
一百多年前，东洋日本有个文人就取“漱石”二字作了自己的笔名。此人自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夏目漱石（1867.2.5——1916.12.9）了。
取名字一般总是有点寓意的。夏目先生的本名是金之助，据说这是由于算命先生给他排八字时，发现他的命中五行缺金，所以他父亲就给他取了这么个大名。
笔名是自己取的，所体现的自然是“自我意志”了。孙楚说“漱石欲厉其齿”，其实这个“齿”也是可以作多方便解释的，除了磨尖了牙齿便于啃啮的“吃货流”理解外，也可以理解为“言谈（魏晋人好清谈，想来孙楚的本意也在于此）”，譬如说“齿及……”、“……为人所不齿”等。再略加引申，就成了“著文”了。
夏目漱石是个文豪，自然是“著文”多多的。汉诗、汉文、英文诗歌、俳句、论文、散文、小说，琳琅满目，且各臻妙境。其中最为人所称道者，还得数小说，而小说中之“首战告捷，旗开得胜”者，就是本书——《我是猫》。
话说1903年夏目漱石从英国公派留学回来后得了神经衰弱症，情绪很不稳定。当时主办《子规》杂志的高浜虚子建议他进行文学创作，于是他便以“玩票”的心态开始了《我是猫》的写作。写作的起因据说是一只因迷路而闯入他家的一只连脚掌都发黑的黑猫。
夏目漱石是从明治37年（1904）年底开始写作的，原本只打算写个短篇（也即现在的第一章），而最初取的标题也不是《我是猫》，而是《猫传》，还是高浜虚子根据全文开头的第一句而将其改成《我是猫》的。与此同时，高浜虚子还对内容作了些修改增删，故而第一章的文字感觉与以后几章是略有不同的。
第一章发表在杂志《子规》第八卷第四号（明治38年<1905年>1月1日 《子规》发行所发行。）上，标题为《我是猫》，署名：漱石。不料发表后获得了一致好评，读者强烈要求他写续篇，于是他便一发而不可收地一直写到了明治39年（1906）。事实上也正是《我是猫》的成功让他建立起了文学创作上的自信，从而促使他完成了从英国文学研究者、大学教师向作家的人生角色大转换的。
之后，他又接连创作出了《少爷》（有些译本作《哥儿》，不确切）、《草枕》、《三四郎》、《门》、《心》……，一直到未完成的《明暗》，成了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1984年，日本大藏省将他的头像印到了一千日元的纸币上（2004年的新版千元纸币改成了生物学家野口英世）。
当代历史学者小岛毅在其通俗历史名著《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2）中，给夏目漱石单独列了一章，盛赞其超越时代的历史敏感性。
天才，总是“不合时宜”的。夏目漱石也并不例外。或许在他选用“漱石”为笔名之时，已经注定了他将与魏晋高士一样见弃于世俗的吧。
《我是猫》的写作年代，正是日俄战争从激战方酣到日本大获全胜的这么个历史时期。然而，正当全日本乃至全亚洲都在为“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夏目漱石却在本书中以猫鼠大战来比附日俄海战（第五章）、以歪诗劣作来嘲讽“大和魂”（第六章）。或涉笔成趣，极尽调侃嘲讽之能事，或明目张胆，公然与主流思潮唱反调。而在《三四郎》中，他更是借广田老师之口，说出了日本长此以往“终将亡国”的预言！
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在其描写日俄战争的长篇小说《坂上之云》中，也有夏目漱石的同学、朋友也对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冷嘲热讽表现出极为反感的描写。
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则指出：“漱石他敏锐地洞察到了当今日本文明的病患，并给予再现了出来。漱石是一位用日本文坛的一般文学家之概念无法衡量与判断的伟大的明治时代的知识人”。
《我是猫》在连载结束的四个月之后，就被选入国文教科书了。其后，又多次被选入教科书，而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现在。事实上，有很多日本人正是通过教科书首次认识了夏目漱石，然后终身称为他的粉丝的——这种情形与鲁迅之于中国读者相仿佛。
对了，鲁迅！
最早将夏目漱石的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正是鲁迅。
在1923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就收了鲁迅翻译的夏目漱石的两个散文化的短篇：《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尽管翻译的不是《我是猫》或别的主要作品，但鲁迅的译介仍然是具有开创性的。
对于夏目漱石的作品，鲁迅认为：“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而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我是猫》在语言风格上关联性，也早就是鲁迅研究者的关注点之一了。
关于夏目漱石作品的翻译，周作人曾在《闲话日本文学》（1934）中说：“翻译漱石的作品一向是很难的，……尤其是《我是猫》等书，翻译之后还能表出原有的趣味，实在困难吧。”
诚如此言。虽说《我是猫》是用现代语写成的，并非文语（即日本文言），可毕竟写在一百多年之前。语言向来是与时俱进的，日语也同样，怎么可能墨守成规一百年而不变呢？事实上，在普通日本人的心目中，《我是猫》这样的作品已经是属于“古典”了。因此，我在动手翻译之前，首先去日本网站收罗了一大堆日本研究者对《我是猫》所作的注释和分析，并找来了多个国内名家的中译本。然而，对照原文研读之后，结果是令人震惊且沮丧的：老译本的错误太多了，表现效果与原著相差太大了。
我逐词逐句地对照阅读了2014-7-1出版的（根据学界的惯例，最新的就应该是最好的），有国内某著名翻译家翻译的《我是猫》，结果竟发现了四百七十多处误译！
难以置信，是不是？
没有关系，一条条的白纸黑字具在，可以检证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豆瓣网，去“翻译质检书”小组看看。
译界老前辈严复早就说过了，译事三难：信、达、雅。仅仅是不出错，还是不够的。更高的要求是要尽可能地让中国读者获得与日本读者相同的阅读快感。所以我在翻译时，除了给出了大量的注解，使读者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外，在语言上也做了一点探索。那就是用轻度文言腔的“雨夹雪”文体来表现故作矜持、好卖弄学问的猫、苦沙弥等；用洋里洋气的欧化语言来表现新潮的寒月、多多良三平等；用市井语言来表现暴发户金田家的成员……。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点努力与追求，效果如何，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今年，正值夏目漱石逝世一百周年，此译本若能告慰其在天之灵，则幸莫大焉。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北京创美时代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许宗华先生对我的赏识（并非虚言谀辞，对于译者来说，能遇上一位“对路”的编辑真的是非常难得的），让我有机会翻译这样一本名著。
译者 徐建雄
2016-9-25
于姑苏胥江一华庭
——《我是猫》译后记
晋代有个叫孙楚的狷介才俊，年纪轻轻的就想隐居山林了。他对好友王济说，自己隐居之后将“枕石漱流”，可是，一激动就说错了，说成了“枕流漱石”。王济哂笑道：“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孙楚发急道：“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厉其齿。”（见《晋书•孙楚传》）不料他的这个自圆其说——“枕流漱石”，在《世说新语•排调》的推波助澜之下，竟然成了有名的成语。
怎么个有名法呢？有名到漂洋过海，出了国了。
一百多年前，东洋日本有个文人就取“漱石”二字作了自己的笔名。此人自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夏目漱石（1867.2.5——1916.12.9）了。
取名字一般总是有点寓意的。夏目先生的本名是金之助，据说这是由于算命先生给他排八字时，发现他的命中五行缺金，所以他父亲就给他取了这么个大名。
笔名是自己取的，所体现的自然是“自我意志”了。孙楚说“漱石欲厉其齿”，其实这个“齿”也是可以作多方便解释的，除了磨尖了牙齿便于啃啮的“吃货流”理解外，也可以理解为“言谈（魏晋人好清谈，想来孙楚的本意也在于此）”，譬如说“齿及……”、“……为人所不齿”等。再略加引申，就成了“著文”了。
夏目漱石是个文豪，自然是“著文”多多的。汉诗、汉文、英文诗歌、俳句、论文、散文、小说，琳琅满目，且各臻妙境。其中最为人所称道者，还得数小说，而小说中之“首战告捷，旗开得胜”者，就是本书——《我是猫》。
话说1903年夏目漱石从英国公派留学回来后得了神经衰弱症，情绪很不稳定。当时主办《子规》杂志的高浜虚子建议他进行文学创作，于是他便以“玩票”的心态开始了《我是猫》的写作。写作的起因据说是一只因迷路而闯入他家的一只连脚掌都发黑的黑猫。
夏目漱石是从明治37年（1904）年底开始写作的，原本只打算写个短篇（也即现在的第一章），而最初取的标题也不是《我是猫》，而是《猫传》，还是高浜虚子根据全文开头的第一句而将其改成《我是猫》的。与此同时，高浜虚子还对内容作了些修改增删，故而第一章的文字感觉与以后几章是略有不同的。
第一章发表在杂志《子规》第八卷第四号（明治38年<1905年>1月1日 《子规》发行所发行。）上，标题为《我是猫》，署名：漱石。不料发表后获得了一致好评，读者强烈要求他写续篇，于是他便一发而不可收地一直写到了明治39年（1906）。事实上也正是《我是猫》的成功让他建立起了文学创作上的自信，从而促使他完成了从英国文学研究者、大学教师向作家的人生角色大转换的。
之后，他又接连创作出了《少爷》（有些译本作《哥儿》，不确切）、《草枕》、《三四郎》、《门》、《心》……，一直到未完成的《明暗》，成了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1984年，日本大藏省将他的头像印到了一千日元的纸币上（2004年的新版千元纸币改成了生物学家野口英世）。
当代历史学者小岛毅在其通俗历史名著《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2）中，给夏目漱石单独列了一章，盛赞其超越时代的历史敏感性。
天才，总是“不合时宜”的。夏目漱石也并不例外。或许在他选用“漱石”为笔名之时，已经注定了他将与魏晋高士一样见弃于世俗的吧。
《我是猫》的写作年代，正是日俄战争从激战方酣到日本大获全胜的这么个历史时期。然而，正当全日本乃至全亚洲都在为“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夏目漱石却在本书中以猫鼠大战来比附日俄海战（第五章）、以歪诗劣作来嘲讽“大和魂”（第六章）。或涉笔成趣，极尽调侃嘲讽之能事，或明目张胆，公然与主流思潮唱反调。而在《三四郎》中，他更是借广田老师之口，说出了日本长此以往“终将亡国”的预言！
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在其描写日俄战争的长篇小说《坂上之云》中，也有夏目漱石的同学、朋友也对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冷嘲热讽表现出极为反感的描写。
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则指出：“漱石他敏锐地洞察到了当今日本文明的病患，并给予再现了出来。漱石是一位用日本文坛的一般文学家之概念无法衡量与判断的伟大的明治时代的知识人”。
《我是猫》在连载结束的四个月之后，就被选入国文教科书了。其后，又多次被选入教科书，而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现在。事实上，有很多日本人正是通过教科书首次认识了夏目漱石，然后终身称为他的粉丝的——这种情形与鲁迅之于中国读者相仿佛。
对了，鲁迅！
最早将夏目漱石的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正是鲁迅。
在1923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就收了鲁迅翻译的夏目漱石的两个散文化的短篇：《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尽管翻译的不是《我是猫》或别的主要作品，但鲁迅的译介仍然是具有开创性的。
对于夏目漱石的作品，鲁迅认为：“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而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我是猫》在语言风格上关联性，也早就是鲁迅研究者的关注点之一了。
关于夏目漱石作品的翻译，周作人曾在《闲话日本文学》（1934）中说：“翻译漱石的作品一向是很难的，……尤其是《我是猫》等书，翻译之后还能表出原有的趣味，实在困难吧。”
诚如此言。虽说《我是猫》是用现代语写成的，并非文语（即日本文言），可毕竟写在一百多年之前。语言向来是与时俱进的，日语也同样，怎么可能墨守成规一百年而不变呢？事实上，在普通日本人的心目中，《我是猫》这样的作品已经是属于“古典”了。因此，我在动手翻译之前，首先去日本网站收罗了一大堆日本研究者对《我是猫》所作的注释和分析，并找来了多个国内名家的中译本。然而，对照原文研读之后，结果是令人震惊且沮丧的：老译本的错误太多了，表现效果与原著相差太大了。
我逐词逐句地对照阅读了2014-7-1出版的（根据学界的惯例，最新的就应该是最好的），有国内某著名翻译家翻译的《我是猫》，结果竟发现了四百七十多处误译！
难以置信，是不是？
没有关系，一条条的白纸黑字具在，可以检证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豆瓣网，去“翻译质检书”小组看看。
译界老前辈严复早就说过了，译事三难：信、达、雅。仅仅是不出错，还是不够的。更高的要求是要尽可能地让中国读者获得与日本读者相同的阅读快感。所以我在翻译时，除了给出了大量的注解，使读者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外，在语言上也做了一点探索。那就是用轻度文言腔的“雨夹雪”文体来表现故作矜持、好卖弄学问的猫、苦沙弥等；用洋里洋气的欧化语言来表现新潮的寒月、多多良三平等；用市井语言来表现暴发户金田家的成员……。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点努力与追求，效果如何，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今年，正值夏目漱石逝世一百周年，此译本若能告慰其在天之灵，则幸莫大焉。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北京创美时代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许宗华先生对我的赏识（并非虚言谀辞，对于译者来说，能遇上一位“对路”的编辑真的是非常难得的），让我有机会翻译这样一本名著。
译者 徐建雄
2016-9-25
于姑苏胥江一华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