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固穷：文人天生是穷命吗？
孔子率学生周游列国之时，在陈国之地断了粮，跟随的人都饿病了，不能起身行路。子路（孔子学生）愤愤不平地对老师孔子说：“难道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安守穷困，小人穷困便会胡作非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从这个故事中，今天很多人就断定，儒家（孔子）是主张文人（今语“知识人”）要“安贫乐道”的。特别是孔子还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更认为儒家视财富为粪土了。
事实上，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我不太相信，具有高远理想的圣哲孔子会迂腐到那样的地步。我们知道，孔子虽然出身贫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也不至于丧失掉对幸福（高贵）生活的向往啊，否则他也就不会一生奋斗、传道受业、周游列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
私以为至少从以下几点可以证明，孔子对于富裕、财富有渴望和追求。
其一是，他对于百姓的贫苦生活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他理想的政治是富民而不可能是穷民。他批评当时的执政者为“苛政猛于虎也”。
其二是，孔子的得意学生中，子贡是最具有经商才能并通过经商致富的。孔子有言，“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端沐赐，复姓端木，字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显然，孔子虽对穷学生颜回在道德上的进取有肯定，但对于子贡的商业本领更不乏欣赏之意。
其三是，孔子有名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清晰知道，老先生对财富的态度。他支持的是有道之财，反对的是无道之财。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支持合理合法地致富发财。
其四是，孔子一生追求实现其政治抱负，且也曾经在晚年得到鲁君（鲁定公）赏识并做过相当于今天司法部长（司寇）地位的高官，说明其享受过荣华富贵。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孔子做官目的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他不拒绝荣华富贵也是事实。
之所以上面我愿意花笔墨来讲孔子对待财富的态度，其实是为了说明中国文人的“受穷”是不合理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传统上关于文人常冠以“穷酸”、教书匠必冠以“穷”，是不成立的。
帝制时代以前（清以前），只要是和平时期，有知识的文人一般都是不会受穷的，至少是享受衣食无忧的乡绅地位；如果取得功名，还会出仕做官，更不可能受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是古典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而且这个梦想是有制度保障的（科举制）。
民国以降，中国文人地位不降反升，知识分子除了出仕为官为政府服务之外，也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如教师、工程师、律师、作家、艺术家、编辑、记者、银行职员等等。可以说，知识分子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甚至高于公务员收入。
民国时期，小学教师一个月80个大洋，大学教授拿到100-600大洋不等。陈独秀任北大教授时，工资拿300大洋。一块大洋折合现在人民币100-200之间，而当时一个县长的工资才20个大洋。也就是说小学教师的收入超过县长的收入（当然县长或会有灰色收入）。
更关键的是那时物价水平极低。当时在北京，一个大洋可以买45斤大米，30斤食用油，20张公园门票，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12块大洋，可以达到很好的生活水准。再看住房：在北京租一个四合院，每月20个大洋；一间20平的单身公寓，每月月租4-5个大洋；鲁迅买了一套500平的四合院，花了一千个大洋。
1946年，国民政府法律明确规定：中央的教育投入不少于其预算总额的15%，省里不少于25%，县里不少于35%，张作霖则规定当时东北的教育投入为预算的40%。在财政的高投入下，教师们的工资自然水涨船高，教授们的腰杆子自然也是挺直挺直的。
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也不差。
鲁迅先生在上海时作为职业作家，仅靠稿费收入就过上很优越的生活（住洋房、坐包车、雇保姆）；而且还有财力办刊物、资助青年作家（萧红、萧军）等。
林语堂先生靠给开明书店编写英文教材。版税竟然每年有六千大洋之巨，成了民国时期著名的“教科书之王”。
当然，民国时代确也有一些文人，度日艰难，经济窘迫。不过，梁实秋先生对此倒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说：
“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做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的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
梁实秋先生还特别提到郁达夫。他说：
“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梁先生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民国时期的文人，只要安于工作，勤于创作，是不会过得差的。过得差，一般总有一些特别原由。
他讲到，郁达夫花天酒地。我们知道，大诗人徐志摩本来收入是相当高的。不过在他娶了陆小曼之后，日子骤然紧张起来，那是因为陆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女人，奢华过份。
至于近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斯文扫地，沦为“臭老九”，那就不独是他们的悲苦命运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没有哪一个阶层好过，而且最悲苦的还不是他们。
今天当然是一个好时代，知识不仅可以改变命运，也可以获得财富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寄予更多的期待：
社会不要太娱乐化，财富也不要太集中到娱乐行业去。应该让科学家、学者、专家、作家、教授等专业知识人成为社会真正富有人群中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诺奖科学家、作家，所获得报酬还不追不上一个三流影视明星的收入，显然是有问题的。
文人固穷否？这不仅是文人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制度安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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