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义的争执

我至今才发觉，我和他之间暗藏的矛盾正是尼采和瓦格纳决裂的缘由，我向来喜欢将它称之为哲人与艺术家的矛盾，尽管他或许是艺术家，但我绝对不是哲人。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弱者需要宗教式的宏伟理想来包装他们琐屑而空茫的生活。事实的真相不会带来水落石出的喜悦，却是人们精神的灾难，他们没办法面对一个不存在幸福保障的未来憧憬。尼采批评瓦格纳一如一个骗子或一个演员喜好以基督式的大爱和道德蛊惑、煽动群众，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误导性，好像在说，瓦格纳或许是有意要这么做的。我坚信瓦格纳是发于心中最真切的情感和最虔诚的信仰创造那些音乐，就像他一样，尽管由此而总结出的一套思想总是矛盾重重、自身相悖，但他们还是以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笃信他们自己的教义，并幻想着自己成为救世主的角色。这本无可辩驳之处，因为这正是艺术家的归属，它的一切想法源于人类的愿景和共同的情感基础——也就是非理性。而哲学？那是纯粹思维的活动，情感是它最可怕的敌人。尼采的错误便是把艺术（包括音乐）和思想、哲学联系到了一起，他本可以和瓦格纳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让哲学——正如他所说——成为小众的爱好，而让大众去追随他们所渴望的基督救世般的壮阔理想。但他却痛斥瓦格纳欺骗众人，让整个欧洲都患上了“颓废”的“疾病”。这时候，他对瓦格纳富于激情的“谎言”进行了一番彻头彻尾的揭露，这种做法似乎是意在“唤醒”众人，“治疗”疾病，那么他不也成了自己所批驳的，基督的救世主？他是想要不能接受现实的弱者变强吗？清醒吗？他自己不也陷入了矛盾和悖论？我想他的症结便在于，他永远无法摆脱那个情感丰富，充溢着悲悯之心的自我，那个“颓废的”自我，虽然他声称是瓦格纳最初迷惑了他，但他不得不承认，那是他自己的愿望。没有任何人是可以完全摆脱感情和悲悯，那就像是心脏和肠子一样伴随人的诞生便如影随形的性情。他越是不能摆脱，也就越痛恨，与其所他被瓦格纳欺骗了，不如说后来居上的理性深深的伤害了他。他就是那个被情人伤害了的多愁善感的爱人，却仍然深爱着对方，又无法原谅无能的自己。 那我和他的争执有什么不同呢？我斗志昂扬地争辩一番，觉得自己已然站在了理性的至高峰，把他驳得溃不成军，到头来我仍旧深陷泥潭。如果我仅仅认为情感是愚蠢的，他和世人都一并是软弱的，那我大可摆一副神秘的清高姿态不与争论，但我如此不愿善罢甘休，试图将我在成长过程中见证的象牙塔的倾塌，强制性地塞给他——这是在捍卫我的想法，还是在企图自我说服？亦或者，它纯粹是我的报复。是他夺走了我对情感的尊重，那反过来我想要剥夺他的，虽然我并不情愿把自己想得这样恶毒。结果就是，我一直手抓着尼采，另一只伸向瓦格纳。他难道不是吗？他亲口告诉我，他最向往的是反叛，反叛最强烈的是乌托邦，但他的诗词里无一不在暗示一个拥有“至善至美的欺骗”的乌托邦。 如果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就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绝对欺骗，只有不同的角度和侧重，一轻一重的选择。欧洲的理想失败了，那是从悬崖的坠落，它所引发的失望和绝望是毁灭性的，因此一切都变成了“欺骗”。但人的思想尚可为人左右，情感则万万不能，这种矛盾既崇高，又悲哀。 既然不是绝对的，那我们是不是终于能搁置这些不同，和谐地交流呢？我认为是不可以的，除非我们自身灵魂的碎片能够得到拼接，除非我们能获得内心的安宁。而这一点，于他于我，我想都是不可能的。 正如他所言，这些辩论和妇女喋喋不休的重复一样毫无意义，但它是不能克制的。我们总是对内心求取平和的努力外在化，甚至影响更多的人、是的我知道，它们根本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