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所有那些疯狂的人 （下）
那次的午后逛街，拽着普瑞切特，安琪一手策划了乐队的浮夸打扮——为荣森买了套匪帮装束、一顶浅顶软呢帽，他被冠上了匪侠（Gangsterman）的头衔；维斯康提是一袭紧身连衣裤，胸口绣着“H”，他是炒作侠（Hypeman）；约翰·坎布里奇是一套牛仔服；大卫是一件轻薄的五彩混合织物，金属丝衬衫上附着着丝巾，他是——彩虹侠（Rainbowman）。
肯·皮特说给乐队取名是他的功劳，回忆起来鲍伊告诉他“这是一桩大炒作”之后，他说道，“好啊，那干脆叫它炒作（The Hype）吧。”但大卫似乎是从摄影师雷·史蒂文森那儿得到的启发，他提出这个名字只是想听大卫回应他“我们不能用这个，齐柏林飞艇的发行商就叫炒作超人（SuperHype）。”为演出作开场白的杰夫·德克斯特说，这个名字只是在事实奠定之后才开始到处流传，“这个名字他们本来只是随口说说，抓住了某些人的心思后它才潜移默化成了个特定词汇。”
世所公认，圆屋的演出是一个大事件。“音乐现场”上的表演让粉丝们警觉到鲍伊有一项尚未完工的作品正在拉起帷幕，这次为诺尔·雷丁（Noel Redding）的短命乐队“厚褥子”（Fat Mattress）作暖场，引来了许多三桶酒吧的朋友们。马克·普瑞切特是其中之一，竟然回忆说这次演出“有点糟糕”。荣森用上一台功率200瓦的马歇尔功放，比其他乐手都要厉害。“人们期望值很高，”普瑞切特说，“而他们听到的是雷鸣般大音量的《出卖世界的人》这张专辑的大部分作品，有许多材料适合开大音量，但也有很多并不适合。所以听起来有点糟糕。”然而普瑞切特确实注意到了一件事，“身处所有这些混乱、喧嚣与骚动的中心，大卫却极其放松自如。”
这场演出后来会被视为通向华丽摇滚之路的关键中转站，维斯康提说，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柏兰也来了，而且他还全神贯注地看着演出，下巴都快磕到舞台上。据维斯康提说，乐队夸张的装束引来了讥笑，但见过林赛·坎普穿着最反常的衣服仍能应付自如的大卫，反而受到讥笑的鼓舞。同样关键的是，如普瑞切特观察到的，“大卫动起来了。”他的肢体语言已经彻底改变——这些服装、伪装，以及荣森吉他中的原生力量，释放了大卫早年玩节奏蓝调时那无所顾忌的快乐。
看来大卫很清楚他已经转过了一个拐点。普瑞切特说，“你能看得出，他已经明白一支乐队给他带来的好处。”从二月持续到三月份这些零零碎碎的演出里，他很放松，3月6日的赫尔大学演出之行也令人愉悦，在学校餐厅和一小群粉丝消遣嬉戏，还有一些搞不清状况的学生们。在他们的印象里，安琪的存在感似乎和乐队的不相上下。某位和他们同坐一桌的学生回忆说，“安琪和大卫有着一模一样的卷发，相似的纤瘦身材，你也知道彼此长得有点相似的两个人会怎样相爱。”
对大卫而言，在这个别样平和美丽的春天里，唯一的失望，便是这首歌颂他与安琪之恋的单曲的失败。就在他们坐在校园餐厅里闲侃时，“最美丽的星”同日发布，卖不到1000张便销声匿迹了。对肯·皮特而言，这支单曲的发行坐实了他对安琪是个“猎食者”的看法；而在三月，他对自己影响力一去不返的忧惧，也得到了坐实——两人正打算结婚。
若干年后，当她能够接受他俩那扬名在外、充满敌意的分裂时，安琪总会当众质疑大卫从来没有爱过她。确实，在她叙述两人决定结婚时，援引他的话是，“你能承受得了我并不爱你的事实吗？”在另一个场合，安琪说起俩人是在69年圣诞节那段小别离时发现他们是相爱的，安琪与她父母在塞浦路斯过节，等信等得望眼欲穿。等到邮政十日的罢工结束，她收到了一张卡片，写着这些字，“我保证，我们会结婚的，就今年。”
如今，安琪的热情依然如旧，感情依然洋溢，这种特质曾让她在70年代魅力十足，但从那时候开始遭受的情感创伤，让她认为其前夫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出于榨取他人的邪恶动机。她一度对我说，“我还不知道大卫有做过哪件事不是为了自己。”当我们一次次回到这个话题时，只能发现她不会去考虑其他任何解释了。
而多年来为这幅惨淡景象提供支撑的，则是大卫自身的大部分表态。当时他在谈起他俩的婚姻时，口气就像是在谈论某个商标；在他俩极度不愉快地分手后，他几乎闭口不谈安琪。但那些在早些年同大卫和安琪格外亲近的人，并没有把他俩的关系想得那么恶劣。艾娃·切瑞（Ava Cherry），在她后来成为大卫的正牌女友时，他甚至还同安琪维系着婚约呢，这种官方地位类似于法兰西宫廷里的国王情妇，她承认道，“我的确觉得他爱过她，”随后又指出，“我说的这些好话，她可永远也不会用来说我。”艾娃继续说，“她能熏陶人，这是他所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她的思维方式。”
后来司各特·理查森（Scott Richardson）占据了同艾娃·切瑞相对应的位置，即安琪的正牌情人兼大卫的音乐拍档，他也说道，“他们试图拥有一种新型的婚姻关系，一种开放式婚姻。这很真诚，也很真实，其象征意义绝妙无比。”
大卫与安琪的关系从他们初次见面开始便是开放式的。也就标志着他们将在婚后生活中移植这一点，安琪说，在他们3月20日婚礼的前夜，她安排了他俩和一个经由李凯文认识的漂亮黑发女演员同床共度。肯·皮特从佩吉那儿得知了这场婚礼，尽管对安琪很反感，但他还是决定不请自来。这是一场微聚会，在仅有的三人中，约翰·坎布里奇是其中之一，与他一起来的还有“罗杰经理”，米克·荣森没来，维斯康提在上班。大卫本来是让坎布里奇充当证婚人，然而在登记员呼叫后，坐在前几排的佩吉径直起身去签了登记表。大卫朝四下里望了望约翰，耸耸肩膀。婚宴就是去附近的酒馆喝一杯。
几天后和大卫安琪夫妇一起去“轻松谈”酒吧时，约翰·坎布里奇才领略到鲍伊家婚姻的独特性。他们现在已经是老朋友了，约翰在哈登庄园也经常听到大卫和别的女人嬉戏作乐，但看见大卫和“一个男人”跳舞还是感到震惊，“可他们才刚刚结婚呀！”约翰回忆起他当时的想法。见他看得出神，安琪抓起约翰的手，想拉他去舞池。“我转身离开，我受的教育可不是这样的。我才十九岁，还很天真。”数年之后他才怀疑，吓吓这位年轻鼓手、看看他的反应，可能有些故意的成分。十九岁年轻人的窘迫所带来的乐趣，启发了大卫1972年的歌曲“约翰，我只是在跳舞而已”（John, I’m Only Dancing），保留了这种有趣的可能性。
大卫这位新婚妻子肆无忌惮，在几个关键环节上对他的事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她的第一批行动中，就有劝服飞利浦公司的奥拉夫·维普给“炒作”预付4000英镑，资助他们的生活开销、扩音设备，以及给小货车买新轮胎，开这辆车来到哈登庄园的是“鼠族”的路演经理罗杰，又名“房客罗杰”（Roger the Lodger）。
随着“炒作”正趋于半正式化，是时候出一张录音室处女作了；这回是对“自由节的记忆”美妙的再加工，录于4月3日，以“太空怪事”的后续作品在美国发行。听着每件乐器渐渐燥起来，接着荣森的吉他完全掌控了这首歌，并将它猛推向前，即使现在听来也令人兴奋，能听得出来鲍伊的事业快要破茧成蝶了。
这次录音也标志着另一个终结。录音曾在最后一秒被推迟，原因是和肯·皮特安排的一场斯卡布罗（Scarborough）演出时间冲突了。肯曾往哈登庄园寄过一张纸条，确认现场的日期；但这场混乱让大卫对他——这个在过去三年半里看管着自己事业的人——的不满结晶了。
三月的有一天，大卫打电话问奥拉夫·维普他们是否能见个面。“显然他很是沮丧，有时还泪水涟涟，”飞利浦的老板说道，“他说他已经和肯搞僵了，他俩的关系正在妨碍他事业的前进步伐。他还问我怎么看，怎样来帮他。”几年后，维普好奇大卫的泪水是否是蓄意而为，果真如此的话，那它就如愿以偿，让老板站在了脆弱的歌手这边。作为大卫所属唱片公司的总经理，他有责任规避利益冲突，但在问了大卫手头是否有他和肯的合同副本，而大卫说没有时，他给出了三家事务所名字，可以供他咨询。名单上第一家是维普的两个熟人，几个礼拜前他俩才决定联手下海。他们就是劳伦斯·迈尔斯（Laurence Myers）和托尼·迪弗里斯（Tony Defries）。
时值1970年春，作为一名管理兼会计专家，有米琪·莫斯特这样的大客户，劳伦斯·迈尔斯在伦敦的音乐业内颇有名气。迈尔斯做事细致，凭借其演艺界会计的身份拥有了广泛的人脉，眼下正在筹建他自己的经纪公司，也就是日后为人熟知的“瑰宝”（Gem）或GTO公司（Gem Toby Organization）。
托尼·迪弗里斯是作为马丁·贝斯顿（Martin Beston）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引起了迈尔斯和维普的注意。维普朋友众多，碰巧其中有些是摄影师，比如泰伦斯·多诺万（Terence Donovan），曾经找过马丁·贝斯顿帮他解决版权问题，这件案子就分配给了托尼·迪弗里斯。在迪弗里斯铆住他业务不放的会议上，维普也参加了。“托尼相当积极乐观，他态度非常坚定，相信正义站在他那一边。对此我印象很深。”
只是到后来维普碰巧遇到马丁·贝斯顿的另一位事务律师，才发现这位他亲眼所见的野心勃勃的律师名实不相符。“托尼很聪明，他说他是法律人士（lawyer，有法学知识者的总称），那我就以为他是事务律师（solicitor），后来我才发现他其实是某个事务律师的文员。他是个法律人士指的是他从事法律领域的工作，却不是我以为的那样。”第一面就把人吸引住，其后再慢慢披露细节，就是托尼·迪弗里斯的部分行事风格。
在奥拉夫·维普提供的名单上，迈尔斯和迪弗里斯的位置注定了他们就是第一个要找的人。三月里他们开了好几次会，迈尔斯记得他对大卫·鲍伊印象不错。“我喜欢他，我也明白他不是个寻常的艺人。”但经过最初的几次谈话，结果反而是迈尔斯的商务经理人迪弗里斯，意识到了这位年轻歌手想要抛弃他经理的潜在意愿。正如迈尔斯的坦承，是托尼·迪弗里斯具有“这种眼光，他的强大能力是，他知道大卫会成为巨星，比我看得远。”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大卫的大吐苦水，让迪弗里斯对他的潜在愿望的确信到达何种程度，难以判断。但大卫所处的困境，正契合迪弗里斯解决问题的本领。他跟大卫保证他能让他摆脱和皮特的合同。此时对于大卫的不满，皮特都没有确凿的把握，直到3月31日在他办公室的会面，大卫终于告诉他，“肯，我想试试看做自己的经纪人。”肯说，这条新闻来得不足为奇，“我已经听说了至少有一个经纪团队跟他说了些什么”，但在承诺砍掉一些现场演出，给大卫一张200镑的支票后，问题似乎已经解决，至少皮特是这么以为的。他继续掌管着经纪事务，比如紧接着就要为下一张水星唱片录音这件事。
既然决定了要摆脱皮特的控制，使得大卫在其他方面也铁了心。3月25日在伯尼·安德鲁斯（Bernie Andrews）制作的一档BBC广播节目上，乐队排练了下新专辑，约翰·坎布里奇发觉有一处低音鼓的快速切换很难处理。大卫和荣森都很耐心冷静，“你当然能做到，加油，”荣森重复道，坎布里奇挣扎着完成了录制。但不出两个星期，约翰就不见人影了。代替他的米克·“伍迪”·伍德曼西（Mick ‘Woody’ Woodmansey），就曾填补坎布里奇离开“鼠族”留下的空缺，他被叫去在复活节银行假日排练。作为鼓手，伍德曼西比坎布里奇身价更高些，个性也要更强硬和稳重些，他复杂多样的节奏模式和华丽的连击，也与乐队朝更即兴、更随性音乐的转向更契合。纵然维斯康提欣赏坎布里奇不加修饰的、结实的鼓声，但他惊讶地发现是米克·荣森，而非大卫，才是这场裁员的始作俑者。
一涉及音乐事务，荣森似乎和鲍伊一模一样的理智。4月18日的三叉戟，新专辑开始录制，这位吉他手掌控着全场，他的吉他技艺娴熟，投身录音领域的能力也不遑多让。录音室经验远比荣森丰富的维斯康提，也深切地回忆道“ 米克是我们的法师，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是荣森在研究编曲；劝维斯康提换了把吉布森短弦贝斯，以获取某种吉他似的流畅声音；为拉尔夫·梅斯（Ralph Mace）写合成器的乐句；甚至和维斯康提在录音机前练起了二重奏。在这张取名为“出卖世界的人”（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的专辑里，米克无处不在，掌控着它的气韵和情绪，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维斯康提说鲍伊在那个时候“就是很难坐得住。”
做第一张水星唱片时，大卫格外谦逊，这次他似乎更自信了点，但仍时不时出人意料地漫不经心，把一大堆工作丢给荣森和维斯康提，后者说道，“身为一名音乐制作新手，我实在不明白为啥大卫不想每分钟都和我们一起待在录音室里。”近些年来，大卫似乎偶尔会被维斯康提的言语刺激到，指出在音乐里他还是发挥着主导作用，“还有谁能写出那样的和弦序进？”然而当时的录音工程师肯·司各特（Ken Scott），也记得是荣森和维斯康提控制着专辑的方方面面，而鲍伊基本上是缺位的，“的确是托尼和米克接手的，大卫是有多不想插手这事，或者托尼到底接手了多少，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认为（在这张专辑里）托尼的想法要多于大卫。”
维斯康提对鲍伊的失望更多是源于“他俩与我们”的分裂，而不是任何音乐上的分歧。大卫痴迷于安琪情有可原，但叫人不爽的是“大卫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在银行里有钱的人，‘太空怪事’赚来的钱，我们是一无所有。”这些奇奇怪怪，时而愉悦但更多是失调的状况，构成了鲍伊第一张杰出的——尽管有缺陷——专辑的创作背景。在他之前的作品里，几乎没怎么投入情感，“太空怪事”包含的是单纯的疏离感，甚至在“写给赫敏的信”这样可爱的个人化的歌曲里，他听起来也只是略有失意，而不是心烦意乱。但在这张专辑里，他能骑着荣森和维斯康提制造出来的声浪，借助他俩来激起自身的情绪。
《出卖世界的人》的录制，浓缩了一个将会在大卫·鲍伊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有多少工作成果是他自己的，又有多少属于他手下人的？诋毁者们所持的论点，和那些对诸如安迪·沃霍尔这样的当代艺术家的批评如出一辙——沃霍尔只是抛出一个概念，然后让杰拉德·马兰加（Gerard Malanga）这些伙伴们自行制作丝网版画或者电影；在他们看来，依赖乐队成员的付出就是他的软肋。
在这个话题上，维斯康提的态度是复杂的，但他也总结了自己的看法，“我必须得笑着说，换作与其他任何人合作，那我和米克就做不出这张令人叫绝的专辑了。”言外之意便是：这是一张荣森和维斯康提的专辑，有大卫·鲍伊参与，而不是大卫·鲍伊的专辑，有荣森和维斯康提帮忙。然而很难说这张专辑到底归属于谁，荣森与维斯康提的创作力要不是被鲍伊唤醒了，可能会继续休眠。在“下第三”的时候，大卫写歌主要靠彻头彻尾的剽窃。而此时的道德立场则微妙许多；离开了鲍伊，以阿荣（Ronno）的乐队为名，荣森和维斯康提的合作很容易就会被遗忘。一样没有你便不会存在的东西，又怎么去“偷”呢？
在鲍伊频繁缺席的空当，荣森和维斯康提努力做出了几首歌，主要有“她令我震颤不已”（She Shook Me Cold）、“黑色乡摇”（Black Country Rock），还有“轮回之幅”（The Width of a Circle）的中间段，所有这些都是由荣森带领着乐队即兴创作的。鲍伊带头的有“出卖世界的人”、“救世主机器”（Saviour Machine）、“超人”（The Superman）以及“归根结底”（After All）；但就算是这些歌，荣森在音乐上的挑衅也渗透到了鲍伊，他扭曲的主音吉他线，激励鲍伊去探索他迄今为止所尝试过的最为黑暗而扭曲的主题。
“所有那些疯子”（All the Madmen）是这张专辑的试金石。它关系“疯狂”的主题，让人印象深刻又感到不安，而在音乐上突然从儿童般的俏皮转向惊悚的哥特式重摇滚，被许多人认为是体现了鲍伊的怪异天性。然而，这种解读忽视了这首歌的独特性，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在讲异化（alienation），而是讲感同身受（empathy）。用席德·巴瑞特（Syd Barrett）般的稚气唱出来的歌词，几乎是在以文学手段处理泰瑞住进藤丘——“一座阴冷的大宅子”（a mansion cold and grey）——这件事。“高高地”（high）站在“远离城镇的彼端”（far side of town），这里既没有暗示药物，也不是说基督受到魔鬼的诱惑，只不过是指藤丘俯瞰伦敦的有利地形。“我宁愿和所有的疯子待在一起”（I’d rather stay here with all the madmen），和泰瑞在一起，也好过待在藤丘的墙外，和那些“悲伤的人”（sad men）在一起，大卫的独白中几乎有一种难以承受的悲伤。大卫只能在歌曲中表达心愿，而无法付诸行动，为此歌平添几分辛酸。
录音的强度克服了偶发性不足。“她令我震颤不已”是对亨德里克斯“伏都孩子”（Voodoo Chile）的直接模仿；然而这首歌传递出一种坚定，鲍伊嗓音和荣森吉他的独特音色，两者的相融程度，是大卫以前的致敬作品从未达到过的，他的歌曲第一次对其原创作品有所超越。
大卫的歌词也是如此。提到了许多流行于后嬉皮年代的人物，从尼采（Nietzsche）——一个说不完的名字，已经得到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检验——到纪伯伦（Kahlil Gibran），在“霸王龙”第三张专辑《独角兽》（Unicorn）封面上柏兰还捧着纪伯伦的书。但大卫对这些他挂出来的名人的哲学思想是否熟悉却很难说。和70年代所有人一样，米克·法伦凭借为《国际时报》工作以及乐队“粉红仙女”（Pink Fairies）的成员身份，跻身伦敦的先锋知识分子圈。他只是鲍伊一个普通朋友，他说鲍伊“有点装，但每个人都这样。只不过有些人是看了书皮就开始胡扯，大卫是先胡说八道，然后会在某个周日下午默默地读完这本书。”如今，大卫承认了法伦的说法，说他当时所谓的哲学研究主要就是“在口袋里塞一本书，但要露出书名”。
然而，如果说这种“学术研究”很肤浅，在感情上倒是起了作用。“出卖世界的人”这首最为深刻，这个歌名想必至少受到了海因莱因（Heinlein）的名著《出卖月亮的人》的影响。恰恰是由于描写不足，而不是过度书写，使这首歌因其简单而令人倍加不安。荣森持续不断的开场连复段，有点幽闭恐怖，有一点吓人，呼应着叙述人和某个人的对话——“虽然我不在那儿，但他说我曾是他的朋友”（Although I wasn’t there, he said I was his friend）。两段歌词刚过，各种含义显现：说着死亡或者自我的丧失，统统都是令人烦恼的。荣森为副歌写的吉他线也是傻里傻气的简单，和歌词一样，但仿佛是给副歌添加顿号的吉他音阶不断向上行进，像是看不到尽头的楼梯，代表着在永恒中飘荡。和“所有那些疯子”相同，这首歌叫人心神不宁，还带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这在鲍伊的作品里是前所未见的。
孕育了《出卖世界的人》的环境既复杂又充满情绪，在4月27日录音到一半时，变得更加阴郁了；大卫写信给肯，告知他今后不再视其为自己的经理，并胡乱拼凑了些法律术语让他在七天内确认停止这项工作。一个礼拜之后，托尼·迪弗里斯和他来到皮特位于曼彻斯特街的办公室。迪弗里斯很低调，但包揽了所有的谈话。正如他将来的风格，他敢于迎面应对麻烦，但会把棘手的细节留到后面再处理——在这件事上，就是补偿皮特在大卫身上投下的钱。
这场会面对皮特来说是灾难性的。虽然在事后看来，预警信号早已发出，但大卫的背叛还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残酷打击。包括维普在内，当时在皮特周围的人都说他深受创伤，但感人的是，他还是竭力想确保大卫的事业不会受此影响。如今皮特披露了他为鲍伊作的许多安排，包括一次乘坐冠达邮轮（Cunard）前往纽约的旅行，好好利用所有和沃霍尔搭边的人脉，这一安排原本可以让这位歌手更快寻找到自我，将摇摆不定的事业状态稳定下来。说到有人认为在音乐商业里他太绅士时，皮特脸上闪过一片阴翳，随后他回应说，“也许我是不够强硬。但是天啊，我可是把自己的钱砸在大卫身上了，那个时候还有谁会这么做。”
在刚刚脱离皮特的那几天里，迪弗里斯扮演着慈父般的顾问角色，总的说来他就是在谈怎么解决问题。一开始他也不见得多么有前瞻性，只是能时不时地抛出些大人物的名字，似乎对艺术气质独具赞赏之情。他描绘说他将会怎样保护他们创造的宝贵成果，他们的知识版权，仿佛是在谈论某项宗教使命，他还解释说，在把艺人们从无能的唱片公司解放出来的阵线上，他是处在前沿的。
完成《出卖世界的人》是在5月22日，但把母带交给飞利浦时，这家唱片公司再一次陷入了纷争，这似乎证实了托尼·迪弗里斯对唱片公司的嘲讽。临近1970年秋季，他发现他在厂牌的靠山奥拉夫·维普，被撵走了。大卫眼看就要变成孤儿艺人了。
维普离开不久，接着托尼·维斯康提和米克·荣森也消失不见了；他俩的背离将成为大卫·鲍伊职业生涯里有名的一个章节。相较而言，另一个挫折则鲜为人知。接近年底时，这位保证说要力挺大卫·鲍伊的新经理人，也跑路了。就在他已经表露出自己是多么需要有人来支持他，来帮助他实现愿景的此时此刻，大卫·鲍伊却成了孤家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