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弃医从文，他选择了去写《侏罗纪公园》

编者按：据悉，科幻惊悚大师迈克尔·克莱顿的遗作《微型》将登上荧幕，由《加勒比海盗：死无对证》的金牌制片人弗兰克·马歇尔担纲，讲述一群为夏威夷一家生物公司工作的毕业生，突然发现自己被缩小并被遗弃到夏威夷海岛上的热带雨林中。他们必须通过科学知识在雨林中存活下来，还必须要快速想出如何将身体恢复原状…总之，又一个科学家玩脱了的故事。

人类作死是科幻永恒的主旋律，上世纪科幻黄金年代，推动这一类型走向成熟的祖师爷，就是《侏罗纪公园》的创造者，科幻惊悚之父迈克尔·克莱顿。不信，看看他在下面这些影片里干了什么好事！

2013年，斯派克·琼斯在《Her》塑造了一个爱上电脑操作系统的男人。无论哪个年代都有大堆描写人和机器的情感故事，但要它们都像《Her》那样温和，可就难了。其实，我们是最近才学会在电子屏的簇拥下放松警惕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小说也不必非有噩梦般的结局。

此前很多年，人类渴求科技的故事往往以悲剧收尾——你可以有一台超级计算机，但必须付出代价。

新技术总能吓坏某些人。曾有一段时间，技术恐惧症患者们有一个心中最爱的作者，他几乎影响了每个试图融合前沿科技和流行小说的人，那就是迈克尔·克莱顿。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对早期科幻电影的影响十分巨大，没有他，1970年代的荧屏就不会充满杀人机器——《2001太空漫游》里的HAL9000给观众留下了长久阴影，克莱顿的作品则是催化剂。虽然克莱顿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侏罗纪公园》，不过这次，事情要从他1969年出版、两年后被改编为电影的《天外来菌》说起。

《天外来菌》：一场混合了神话的天灾

《天外来菌》将故事假设为一场“真实发生过的科学灾难”，导演罗伯特·怀斯一改以往的拍摄手法，采取了实验性风格——危机由一种随卫星潜入地球的病毒而起。这种名为“仙女座”的病菌很快肆虐美国，杀光了新墨西哥州一座小镇上的所有人，唯独饶过一名62岁的老者和一个婴儿。他们的存活成为揭开病毒秘密的关键。

在创作《天外来菌》之前，克莱顿专门研究神秘事件，在哈佛医学院学习期间忙里偷闲，利用业余时间搜罗这些东西。《天外来菌》混合了他对医学和神话传说的了解，专注于描写科学家破解病菌的过程，写他们如何焦头烂额地拯救世界，而并不着墨于悲剧的罪魁祸首。

随着剧情发展，仙女座菌株对人类之外的生物体越来越不感兴趣。破坏人体成了它唯一的乐趣。在席卷小镇皮埃蒙特之后，它又来到了一座火车站，这里，四名科学家在政府建造的秘密基地里破解菌株谜团。科学家穿过一层又一层的消毒室，镜头跟随他们在冰冷、弯曲的走廊里前进，一切都被涂以压迫感强烈的鲜艳原色。此外，他们还得处理崩坏的智能计算机，因为最后，那些机器无法识别语音指令，无论问它什么，只会回答“好的，亲爱的”。

探测器、录音机等自动化设备始终环绕着他们，道格拉斯·特兰布在《2001太空漫游》和《宇宙静悄悄》中打下的声誉，把1970s早期关于计算机的想象带进极限。《天外来菌》里充斥着闪烁的灯光，原始的电子图标，绿色显示屏幕和控制面板，机器呼呼运转，计算着难解的谜题。这些场景，和爵士音乐家吉尔梅勒谱写的电子原声乐一道，指向了一个由人类建造、但并不宜人的居住环境——婴儿在金属房间里独自哭泣，像是某种噩梦般的实验电影。

最后，随着冰冷的自毁倒计时，科学家们必须对抗基地的防御系统，绕过讨厌的激光射线，阻止核弹爆炸——一旦失败，他们不仅难逃厄运，病毒也会扩散至全世界。这是典型的克莱顿时刻：先描述技术的潜力，然后展示技术如何出错，迫使抓狂的人类用智慧和勇气去战胜一切。

老版《西部世界》：人类意味着什么？

上述模式在1973年由克莱顿执导并担任编剧的西部世界中再次上演。他从不满足于只毁灭一个世界，有一次，克莱顿在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时，把这种体验描述为“嗑药后持续12天的高潮”。

《西部世界》展示了一副近未来场景。在一座名叫Delos的游乐园中，游客可以选择“中世纪世界”，“罗马世界”或“西部世界”，三座主题公园由机器人来模拟相应时代的公民（和动物）。对于某些大富翁来说，这种公园可颠覆了他们的度假方式——电影随着他们美滋滋的回味拉开序幕，其中一个家伙兴奋得直嚷嚷：“我刚才开枪崩了六个人！哎呀，不是真人。”

此后，视角转移到主角身上：约翰（詹姆斯布罗林饰）和皮特（理查德本杰明饰）。第二次来玩的约翰是个狂妄的大男子主义者，或者说，西部世界开启了他性格中的这一部分。皮特则是第一次光顾，彼时仍未走出破碎婚姻的阴影，他需要一点动力来进入状态，所以约翰鼓动他去挑衅强悍的机器人牛仔Yui Brynner（绰号“枪手”）。皮特赢了决斗，在巨大的精神满足中，又和约翰找机器人妓女寻欢作乐。这次游玩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一切都是虚拟的，但它真的能起作用。

电影在充满活力的主题公园之间来回转移——像一座迪士尼乐园，但却充满了性和暴力，还有冰冷房间里维持机器运转的科学家。导演克莱顿拍得相当聪明，以至于足以掩盖掉某些败笔。比如，与人类决斗失败的Brynner归来后变成了所向披靡的杀人机器，其他相同型号的机器人却脆弱得不堪一击，一个水槽就能让他们短路。不过，看在布莱纳如此强大的份儿上，忘掉这个bug相当容易。

西部世界不是《银翼杀手》，但他引发了一些关于“人类意味着什么”的好奇。当机器可以模仿人类的回答和反应，如何把他们和人区别开来？机器人先是短路，进而对抗制造者——无论是诉诸暴力，还是拒绝客人的诱惑——人类则拼命抵抗。程序bug像电子传染病一样扩散开来，但也许机器只是厌倦了一遍遍被人类杀戮、强奸，却没有发言权吧。

于是再一次，人类发明了机器，却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反人类缺陷。称克莱顿是技术人员可能过于简单了，他显然对技术和前沿科学深深着迷。熟悉克莱顿的人很容易想象出这个场景：他一手拿笔、一手捧着《大众科学》，在技术海洋里翻找可供利用的潜在恐惧。

深耕恐惧：电路中间，灵魂会有生存空间吗？

1974年的电影《终端人》改编自克莱顿1972年的小说，George Segal饰演哈里本森，在车祸中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癫痫。为了尽快好起来，他同意接受手术，通过电极矫治病情——当癫痫发作时，大脑中植入的电路可以自动刺激特定区域达到治疗效果。本森原本是一个羞涩的程序员，但这种经历使他陷入偏执的妄想，相信“机器正在和人类竞争，并终将控制整个世界”。唉，它们当然控制了他：本森的身体开始渴望电极治疗，甚至癫痫本身，一切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最终以悲剧收场。

这场噩梦有着双重含义：一、改变大脑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个性，二、人类行为可以被电脑控制。治疗疾病的技术和疾病本身一样恐怖，影片基调阴冷，导演Hodges喜欢的对称构图、面瘫演员和单色布景使一切变得更冷——这是对克莱顿1970年代世界观最为优雅的表达：在那些电路中间，灵魂会有生存空间吗？

荧幕上一共出现过两波克莱顿热潮，第一次从《天外来菌》延续到1984年的《电子陷阱》，第二次始于1993年的《侏罗纪公园》，直到他在2008年去世，享年66岁。在第一波后半段，人们发现克莱顿反复追求相似的主题。

1978年，克莱顿执导《Coma》，一个他自己梦寐以求的医学惊悚片。Genèvieve Bujold扮演的苏珊·惠勒博士无意中发现了惊天阴谋：她就职的医院迫使健康患者陷入昏迷，偷偷出售他们的器官。其中，Bujold那固执、果断、沙文主义的角色，以及昏迷病人悬挂半空的画面，都是影史上的经典。它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市场经济这套没有灵魂的体制导致了非人性化的恶果。这真是纯正的克莱顿风味。

这一主题，在克莱顿1981年创作并执导的《神秘美人局》里也很明显。Albert Finney饰演Larry Roberts，一个洛杉矶的整形外科医生，发现自己手下的病人不断离奇死亡。好吧，也不是所有的病人，只有那些天生丽质的美人。

其实，这些手术都是邪恶公司Digital Matrix的安排，他们开发了一套用于拍摄广告的智能算法，计划用人造人替代真人模特。这是克莱顿的另一种未来视野，将人性削减成数字。不可避免地，Digital Matrix开始头疼制作虚拟模特所需的血肉材料，Larry的整形医院不幸被纳入了考虑范围。

片名LOOKER就是Digital Matrix公司开发的智能系统，这项不可思议的技术后来又出现在克莱顿1984年的《Runaway》里。像西部世界一样，Runaway展示了一个充满机器人的近未来，尽管这些机器人又矮又挫，和洗衣机没两样，却密集地出现在日常生活里，对周围人类构成巨大威胁。

克莱顿的顿悟：学医救不了碳基生物！

讲述技术的迷人之处，但又害怕技术潜力，这种两面性的主题无意间影射了克莱顿充满矛盾的后半生。不过，真实的故事远比这复杂。

1988年，克莱顿发表了名为Travels的回忆录，凌乱松散地讲述了他的世界冒险之旅。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本令人沮丧的书。克莱顿谈到他的个人生活和想法时，带着明显的不情愿和大幅删改，好像是在创作一个小说人物，又没想好该怎么写。他详细回忆了走访过的地方，但缺乏深度；他从自己开始攻读医学学位写起，那段经历最后变得一团糟——他反对医生为了自保而对病人隐瞒事实，讨厌那些“缺乏基本行医素养的新生代科学家”。

“人是复杂的生物，”他写道，“他们有时会用生物学术语来处理问题。但我想，首先把病人当做人，而不是学术名词，无疑更为明智。”他咬紧牙关拿下了行医资格，但不再认为光是治愈疾病就能解决问题。

克莱顿在结尾几章写到了他的超自然现象经历，从目睹弯曲勺子到参与驱魔仪式。在伦敦访问通灵者的经历使克莱顿成为信徒，探索超自然领域，也使他遭到科学家朋友们的嘲笑。但克莱顿指出：“任何一个具有科学背景、对形而上学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关注柯南·道尔爵士的经历”，并详细描述了柯南道尔从精神医生变成著名作家，再成为唯灵论主义者的过程，作为对自身经历的映射。

克莱顿痛恨体制把人的因素挤压殆尽，痛恨哈佛的实践主义教学，甚至科学本身——它们把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关闭了。克莱顿和其他人一样了解科学，但又期盼着科学之外的世界，即使是通过一些不受待见的渠道。然后，他一头扎进神学海洋——这个后半辈子用科学讨伐全球变暖的人，开始在宗教团契上跟仙人掌聊天。但其实，这两种行为出自同一种本能，那就是他持续一生的、对人类固有认知的反叛。在这反叛之中，克莱顿不断发出警告：

人类将自己置身于简化生活、提高福祉的技术当中，它们多数时候是起了作用的。但它们如此年轻，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一旦出了错误，我们不知道自己将以什么形状从残骸里爬出来，或者，我们会被击得粉碎，一旦倒下，永无翻身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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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兔子瞧

编译：船长

作者：Jason Thompson，日漫爱好者，克苏鲁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