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老师
2009年11月，我和当时的暧昧对象去看那场玛雅人预言地球将于2012年毁灭的电影。从学校向南一直走，就可以到达一座叫做奥斯卡的电影院，但那天下午气温骤降，所有的路人都行色匆匆。他穿着黑色的羊绒大衣，戴着围巾和眼镜，人模鬼样，而我被上午温暖的阳光欺骗，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短外套，路边梧桐树上为数不多的黄叶全都瑟瑟发抖，它们即将在今晚或明天的冷雨中掉落一地。
我们在冷风中走了很久，见面前在演草纸上准备的话题早已说完，事实上，今天之前我们现实中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只有在短信里可以畅所欲言。我不想散场后忍受更低的气温，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和他看电影，于是我提议回去，“宿舍7点门禁”。
他听到后先是错愕，但没有挽留。7点钟周末宿管的确会去宿舍查一遍人，但如果回来晚了10点再去她那里报道也是可以的。不过，显然他也没有做好和我一起看电影的准备，他是这样说的，如果电影院还很远，那好吧。
快到学校的时候，他发现我在发抖，取下栗色针织围巾递给我。我把自己团团围上，对他挤出一个寒冷的微笑。我们钻进学校附近的麦当劳里吃晚餐，我说要给室友打包一份，他大概没听明白，掏着钱包，见到我买了两个板烧鸡腿堡套餐，忙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客气。我尴尬地重申，是给室友打包的，然后转头对服务员说，麻烦两份都打包。拿了服务员找的零钱，我站在一边等他点餐，目光不知投向何处，暖气充足的餐厅和他的围巾开始让我出汗，在空气里的炸鸡味道里我又饿又煎熬，围巾该怎么还给他呢，还之前要洗吗，我心里净是这种要命的小事。
我们拎着香喷喷的麦当劳回去，校园里昏黄的灯洒在路面上，令我感到疲惫和安心。继续无话，沉默是今晚的夜宵。到女生宿舍楼下，他说，其实可以在那里吃的。我换成单手提着牛皮纸袋和可乐，另一只手费力地解着围巾，他说，不用，你先留着吧。我说，洗了还你。
挥别他，一身轻松地上楼，将其中一份套餐扔到室友阿宅的桌上。室友夸张地喊叫，这么快！她本来打算把这个当宵夜吃的。我说，电影院太远了，没走到。她们个个换上一副失望的眼神，然后过来分食我的薯条。其实我讨厌别人抢我的薯条，我宁愿他们吃我的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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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写欠了一周的生物作业。我做作业很慢，每天只做得完语数外和化学，其他都放在周末写，然而周末我往往倒在床上，直到深夜才会良心不安。生物老师对待授业严谨认真，她是个浪漫的年轻女人，会穿秋天配色的大衣和短靴，可是在毫无审美情趣的化学竞赛班，他们只把她当成一棵树，一个无足轻重的老师，毕竟，只有末流的学生才会去搞生物竞赛。至于大人们，我观察到，他们不信任年轻爱打扮的女人，尤其是在——他们认为的——女人不擅长的领域。如果她们都像英语老师那样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男人婆，那还好说，英语老师纵横校园多年，教导主任见到她都要不自觉地鞠躬45度，但是见到生物老师，他简直想拍她的屁股。
我对生物没有兴趣，课上经常走神，有时看她柿色的靴子，有时看她的手。一次她走下来讲题的时候，恰巧把手搭在我的桌上——她不常这么做，因为这有一定的侵略性，但是她那天也许太累了——她的手很纤细；指节微微突出——写了太多字，指尖沾有粉笔屑，因此看起来有些干燥；但指甲修剪得很干净；一双美丽的手，它并不柔弱。我凝视着她的手而错过了几道不怎么会的选择题，线粒体；有丝分裂；氨基酸。她讲课时常常在黑板上画树状图，我理应把这门科学学得很清楚，但我只对她本人有强烈的兴趣，甚至于某天倚在窗边聊天时，我产生了朝楼下经过的教导主任的秃头上吐吐沫的污秽想法。
我向暧昧对象说起生物老师时，他总是不屑一顾。他和班里的其他男生一样品味极差，且不聪明。想知道一个人聪不聪明，可以跟他讨论数学，便可以对他的思路一目了然。不幸的是，我的暧昧对象做数学填空题时，总喜欢用穷举法。这是我很后来才发现的。起先我一时冲动喜欢上他，是因为他是他们之中长得最好看的人之一，他学过九年拉丁舞，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某天我们下楼去上体育课时，他回头喊我后面的人，那天好像是秋分，阳光开始变得柔和，到处都是木本植物的味道，教学楼上的鸽子扑棱棱地飞起又落下，我看着他干净的脸，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眩晕状态。
我在昏昏欲睡的数学课上频频看向暧昧对象，又在生物课上看生物老师，从那以后我相信人是可以同时喜欢两个人的，甚至可能跨越了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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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终于来学校了一趟，因为我的转班事宜。期中考试我数学考了79分，班主任——也就是我们的竞赛教练把我叫到外面，说，你数学成绩还没我家一块地板砖贵，怎么搞的。我没有告诉他我有一个暧昧对象，还有一个暗恋的人，我说，不想搞化学竞赛了，我想成长得潦草一点。当然后半句没敢说出来，怕他一怒之下把我泡进王水里，或者说，女同学，你果然不行。我想起进入这个班的第一天，他点到我的名字，对我眯起了眼睛：“杨弋，原来你是女生。”我不禁遐想，我那份入学选拔试卷会不会和一位名字里带有婷、婉、媛的女生恰好是同一个分数，但是他权衡再三，选择了名字像男生的我。
我妈风风火火、摔摔打打地来了，她找学校里认识的中层打通了关系，把我转进最好的平行班。其实最好的平行班本身是个悖论，只不过班主任凶一点，班里纪律好一点，在这种班里不如松松散散的班里痛快，但也好过满屋子天才的竞赛班——我班级倒数第六，大部分天才已经不跟我讲话了。
办完转班手续，我妈和我一起在学校附近吃拉面，她是纯正北方人，拉面爱好者，较真、用力过猛，为了一碗正宗牛肉面曾专门坐飞机去兰州。在学校周旋了一上午，她饿极了，吭哧吭哧地吃掉一大碗面，才腾出嘴来数落我。无非是把我考砸的每一门拿出来讥讽一番，强调我没有自觉性也没有上进心，不像她，上学时为了节省时间可以连澡都不洗。然后表达让我离家住校的后悔之情，结语是“爸爸妈妈工作那么辛苦，就是想让你生活得好一点，你可不能辜负我们。”
这几天，她反复说着意义相同的话，我平静地小口吃着面，努力让某些人身攻击不进入我的心，以至于最刺耳的词句我已经忘记了。
手机一震，我掏出看，是暧昧对象发来的短信。他含糊地表达了不想和我确定恋爱关系的意思，因为“尚且承担不起责任”，我愣住了。
我妈见我不停看手机，找到了新的炮轰目标：“就不该给你买智能手机，天天上网不学习，你们寝室也是这样么？大家都玩手机不学习？……”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她才停下说教吃惊地看着我。他，是个懦弱的人，连拒绝都不能把我叫出来当面谈，况且我什么时候需要他承担责任了。“哎，你压力太大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呗，之前也不跟妈妈说说。别哭了，转班了平常心对待吧。”她，喋喋不休终于停止，递给我一张纸巾。
吃完饭我们去旁边的超市，她给我买了一大袋苹果，一箱牛奶，然后离开。我自己拎着走回宿舍。篮球场上人声鼎沸，我没再像以前一样，在那些汗流浃背的少年里热切寻找他的身影。反正明天我就要去新的班级了，再也不用面对他，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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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老师在备课，一缕短发垂下来，我看不清她的脸。他们这节课应该是什么来着，竞赛班没有音乐、美术、心理课，没人参加社团——我和阿宅去广播站面试回来，撞上班主任在晚自习讲化学，便也不敢去二面了。化学班只有无穷无尽的化学，物理班只有无穷无尽的物理，天才们究竟是对数理化本身感兴趣，还是对解曲里拐弯的难题感兴趣，或是对竞赛带来的保送、加分感兴趣，我也搞不清楚。我在那个班唯一的安慰是生物老师，体育课一放我们自由活动，我就回来站在办公室门边看一眼她。如果有老师进进出出，我就低头看书。我想了解她，和她亲近，“老师，我想跟你搞生物竞赛”，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方式，但是我刚出了一个火坑，又要跳进另一个吗？
在新班级很寂寞，我开始每晚跑步，再也没有了化学课的周日，我频繁地到离学校不远的一家选书品味还不错、常年细声细气地放着 Pink Martini 和手嶌葵的小书店里去。在那里我看了许多书，和我从家里书柜找到的大部头、或顺着潮流买到的那些不太一样。第一次读到伊恩·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立体几何》时，我身心一颤，原来小说还能这么写。后来看了更多的卡尔维诺、莫迪亚诺和博尔赫斯，我越发折服于现代小说的纷繁复杂、精致奇特，以及它们饱含的日常生活的哲学。暑假在家里读苏童，从阳光灿烂的下午到暮色四合的黄昏，我合上书本，从头凉到脚，被死亡或命运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在这里读王小波，我却仿佛七窍被打通一般，感觉自己轻盈得可以飞。
我还读到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作家要想写小说，首先要有每年五百英镑收入和一间自己的屋子，尽管如此，曾让济慈、福楼拜和卡莱尔等人难以忍受的世间的冷漠，到她那里依然会变成更深的敌意。我整个下午都在翻看这本书，并时常想起生物老师。有天晚上我在操场跑步，看到前面明晃晃的一个秃头，那无疑是教导主任了。他正和数学竞赛班的班主任一起散步，大笑着说些什么。我放慢速度跟在他们后面，只听教导主任说，“本来生物竞赛生源就差一些，现在形式也不太好，到时候要是搞砸了来我面前哭，你说怎么办……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多得是，怎么能让她打头阵呢。”那数学班主任说，“他们组的刘勇也是清华生物系毕业的嘛……总归可靠些。”教导主任说，“你看，到冬令营的时候，全省的队伍都在中科大，我们学校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去，这不给人看笑话？这女老师呢，安心教学就好了。明天我找刘勇聊聊，他现在带高二吧？……”
糟糕，这很糟糕，我早已听出他们口中的“她”指的就是生物老师，此时就像吃了苍蝇一样胸闷气短。他们要撤销她竞赛教练的资格，只因为她是个女人！我为她痛心，不值，想痛扁教导主任！可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看向教学楼，晚自习还没下课，灯光刺眼，我直觉她还在，便朝她的办公室冲去。
她还在。我走了进去，上气不接下气，面红耳赤。
她桌上堆满了大学生物课本、竞赛题集和学生作业，此刻正在伏案疾书一份看起来像是讲义的东西。见我进来，她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老师……我是你以前的学生，我……”
“我知道，你是化学班的杨弋，不过这几周都没看见你呀。”
“对，我转班了，现在在9班……老师！”我抓紧她的办公桌沿，豆大的眼泪滚落了下来。
“啊，怎么了，慢慢说……”她看到我流泪，慌乱了起来，把纸巾塞进我手里，站起来拉了一把椅子安抚我坐下，又给我接了一杯水。
“老师，我有一个困惑。”使劲儿撸了撸鼻涕后，我终于平静下来，“一直不知道跟谁说，但是很痛苦，请你听了不要生气。”
她把她纤细、温热的手搭在我冰凉的手上，向我承诺，她不会生气。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第一次出现性别意识是在5岁时，虽然在那之前我已经上了幼儿园，所有的小朋友一起使用没有隔间的厕所，但我真正出现性别意识，是在5岁时……”
她看起来有些困惑，但还是耐心地听着。
“我和一个男孩，发小，在他家里的花园里尿尿。我们的妈妈在房间里打麻将，麻将声、谈笑声震天响，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尿尿……”
“尿到一半，那男孩突然对我说，你看，我可以边走边尿。他在花园里走了一圈，他的尿迹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那个圈，把我团团围住。”
“我不服气，于是我也站了起来，一边走，一边尿，结果却尿湿了鞋子。”
她眼圈红了。
“他得意地笑了起来，而我则羞愧地小声呜咽着，这件事我谁也没有告诉，我的鞋子因此湿了一整天。”
我们沉默地望着彼此，眼里各有一份怜悯和痛苦。与此同时，走廊里响起了皮鞋摩擦大理石地板的声音，全学校只有一个人会穿这种皮鞋，不用回头看就知道，教导主任正在大步流星地走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