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尔汗不属于你，但也许属于希拉里
随着《摔跤吧！爸爸》热映，阿米尔.汗这个“全民男神”的热度再次飙到了一个新高度－－但与小鲜肉们不同，他是以印度的良心为形象而出现的。
在极度仇女的印度社会，出现一个雅利安相貌的成功男性为女性说话，实在是难能可贵。实际上，他的多部电影都不同程度的讨论了各种社会问题，比如讨论宗教的《我的个神啊》，讨论教育的《三傻》。再加上这次的“女权”问题，他几乎把印度社会的顽疾扯了个遍。
一、嘲弄
当然，扯的方式也尤其相似：在《我的个神啊》中是以一个第三方讽刺的态度来诘问“为什么会因为宗教搞出如此荒谬的纷争呢？”而在《三傻》中，同样仅仅是嘲笑教育制度的死板落后——为什么都是嘲笑呢？
你当然可以说他是个喜剧演员，或者说电影的任务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
但如果你把阿米尔汗在电影中展现的态度对比现实中社会自由主义者（后简称自由派）的态度，就可以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完全重叠的：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恐同的人？怎么可能有不支持女权的人？我的天呐！这简直太愚昧了。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愚昧？这就是嘲笑的出发点。类似的嘲笑从西欧到北美，再到孟买和新德里－－一如它在北京和上海所呈现的那样。
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下的北京年轻人与纽约年轻人的相似度大于他们和本国其他地区的相似度。
当然，嘲笑往往伴随着疑惑，为什么真的有人可以这么愚昧？很简单，因为《我的个神啊》不会告诉你印度的宗教问题往往伴随着利益的纠葛，湿婆神军党在孟买对穆斯林的屠杀是为了达到印度教徒获得更多利益的目的－－ 这显然不单单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更为凄凉，印度教师的刻板与心不在焉在于缺乏培训和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待遇极低。即便到了大学，因为逼不得以的重理科轻文科传统，教师的人文素质也并不理想，自然不能像藤校一样共情和教学一起来，还有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助教帮忙做有趣的PPT。
二、奴隶主和奴隶
但这一切他们当然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在自由派眼中，需要解决的永远是文化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他们在学区房长大，一路从小学读到大学。来自西方的孩子会在大学的时候去肯尼亚砌第二天就会被推倒的泥巴墙，而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孩子往往会选择去西方留学。而他们最终都会坐在电影院里看阿米尔汗的电影－－他们的父母怎样生活，他们就怎样生活。
最早的哲学诞生自脱离了生产的埃及祭司。在他们眼中，底层显然是愚蠢的，比老鼠似乎也强不了多少。而阿米尔汗的自由派受众显然是祭司的当代变体，而且有可能是最恶毒的一类变体，因为祭司大体上还知道要保密文字，因为这是他们权力的来源。这也说明了他们其实归根结底的知道自己和奴隶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并非因为奴隶没条件“进步”，就可以“纵容”他们的“不进步”，最终陷入一个糟糕的虚无主义。而是奴隶主们可能从未真的需要他们“进步”起来，就像不许他们识字一样。
而当代的奴隶主们抛弃了埃及奴隶主们《1984》式的直接控制，选择了更适合21世纪的《美丽新世界》模式。
阿多诺在他的《论爵士乐》中，把爵士乐认为是被商业规训后丢回给青年人的洗脑工具，以发泄青年人的愤怒和激情，类似的判断我们还在后来摇滚乐的身上见到过，而女权和LGBT呢？
三、不可能的联盟
齐泽克曾称希拉里的民主党为一个“不可能的联盟”，是真正的顽固分子、冷战分子，她才是真正的危险。
这个不可能的联盟是如何实现的呢？虚假的反抗会让你忽视了真正的斗争：你总觉得电影改变世界,然而其实改变的只有本来就接受该观点的精英的泪腺。他们一边骂着愚昧的底层,一边试图搞一个受其主导的最恶毒的联盟--比如库克仅仅因为是性少数就通过白左的大联合与富士康的另一个性少数变成了同盟，哪怕后者正被他疯狂剥削。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存在了“进步”这种东西的话，精英的观点显然代表了“进步”。但我们如果清晰的看到：
１：观点本身能否实现最终不取决于电影，而取决于经济。
２：持该观点在精英们政治上的实体正是以消解经济上的努力而实现的。
由此就能轻易的得出
３：精英并不真的在乎LGBT和女权，一如希拉里并不真的在乎那个在她律师生涯的成名之战中备受伤害的小姑娘一样。
表面上最为支持LGBT和女权的精英显然是LGBT和女权的敌人，一方面阻止底层变得不那么愚昧，一方面努力嘲笑底层的愚昧，最终完成了一个完满的闭合循环：奴隶主的高贵是天生的，是自有德性的，是理所当然的。
而底层肮脏，愚昧，下贱，自然适合永远当底层。
那么阿米尔汗显然属于学区房，属于肯尼亚的泥巴墙，属于利比亚的希拉里……反正就是不属于你。而你，最好还是去研究下齐泽克所说的真正的斗争是什么。
在极度仇女的印度社会，出现一个雅利安相貌的成功男性为女性说话，实在是难能可贵。实际上，他的多部电影都不同程度的讨论了各种社会问题，比如讨论宗教的《我的个神啊》，讨论教育的《三傻》。再加上这次的“女权”问题，他几乎把印度社会的顽疾扯了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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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婆罗门祭司 |
一、嘲弄
当然，扯的方式也尤其相似：在《我的个神啊》中是以一个第三方讽刺的态度来诘问“为什么会因为宗教搞出如此荒谬的纷争呢？”而在《三傻》中，同样仅仅是嘲笑教育制度的死板落后——为什么都是嘲笑呢？
你当然可以说他是个喜剧演员，或者说电影的任务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
但如果你把阿米尔汗在电影中展现的态度对比现实中社会自由主义者（后简称自由派）的态度，就可以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完全重叠的：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恐同的人？怎么可能有不支持女权的人？我的天呐！这简直太愚昧了。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愚昧？这就是嘲笑的出发点。类似的嘲笑从西欧到北美，再到孟买和新德里－－一如它在北京和上海所呈现的那样。
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下的北京年轻人与纽约年轻人的相似度大于他们和本国其他地区的相似度。
当然，嘲笑往往伴随着疑惑，为什么真的有人可以这么愚昧？很简单，因为《我的个神啊》不会告诉你印度的宗教问题往往伴随着利益的纠葛，湿婆神军党在孟买对穆斯林的屠杀是为了达到印度教徒获得更多利益的目的－－ 这显然不单单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更为凄凉，印度教师的刻板与心不在焉在于缺乏培训和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待遇极低。即便到了大学，因为逼不得以的重理科轻文科传统，教师的人文素质也并不理想，自然不能像藤校一样共情和教学一起来，还有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助教帮忙做有趣的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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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认识几个恐怖组织对你有好处 |
二、奴隶主和奴隶
但这一切他们当然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在自由派眼中，需要解决的永远是文化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他们在学区房长大，一路从小学读到大学。来自西方的孩子会在大学的时候去肯尼亚砌第二天就会被推倒的泥巴墙，而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孩子往往会选择去西方留学。而他们最终都会坐在电影院里看阿米尔汗的电影－－他们的父母怎样生活，他们就怎样生活。
最早的哲学诞生自脱离了生产的埃及祭司。在他们眼中，底层显然是愚蠢的，比老鼠似乎也强不了多少。而阿米尔汗的自由派受众显然是祭司的当代变体，而且有可能是最恶毒的一类变体，因为祭司大体上还知道要保密文字，因为这是他们权力的来源。这也说明了他们其实归根结底的知道自己和奴隶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并非因为奴隶没条件“进步”，就可以“纵容”他们的“不进步”，最终陷入一个糟糕的虚无主义。而是奴隶主们可能从未真的需要他们“进步”起来，就像不许他们识字一样。
而当代的奴隶主们抛弃了埃及奴隶主们《1984》式的直接控制，选择了更适合21世纪的《美丽新世界》模式。
阿多诺在他的《论爵士乐》中，把爵士乐认为是被商业规训后丢回给青年人的洗脑工具，以发泄青年人的愤怒和激情，类似的判断我们还在后来摇滚乐的身上见到过，而女权和LGBT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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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齐泽克的判断吧 |
三、不可能的联盟
齐泽克曾称希拉里的民主党为一个“不可能的联盟”，是真正的顽固分子、冷战分子，她才是真正的危险。
这个不可能的联盟是如何实现的呢？虚假的反抗会让你忽视了真正的斗争：你总觉得电影改变世界,然而其实改变的只有本来就接受该观点的精英的泪腺。他们一边骂着愚昧的底层,一边试图搞一个受其主导的最恶毒的联盟--比如库克仅仅因为是性少数就通过白左的大联合与富士康的另一个性少数变成了同盟，哪怕后者正被他疯狂剥削。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存在了“进步”这种东西的话，精英的观点显然代表了“进步”。但我们如果清晰的看到：
１：观点本身能否实现最终不取决于电影，而取决于经济。
２：持该观点在精英们政治上的实体正是以消解经济上的努力而实现的。
由此就能轻易的得出
３：精英并不真的在乎LGBT和女权，一如希拉里并不真的在乎那个在她律师生涯的成名之战中备受伤害的小姑娘一样。
表面上最为支持LGBT和女权的精英显然是LGBT和女权的敌人，一方面阻止底层变得不那么愚昧，一方面努力嘲笑底层的愚昧，最终完成了一个完满的闭合循环：奴隶主的高贵是天生的，是自有德性的，是理所当然的。
而底层肮脏，愚昧，下贱，自然适合永远当底层。
那么阿米尔汗显然属于学区房，属于肯尼亚的泥巴墙，属于利比亚的希拉里……反正就是不属于你。而你，最好还是去研究下齐泽克所说的真正的斗争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