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汪曾祺
1966年5月16日，Bob Dylan出版了《Blonde on Blonde》。
同一天，十年文革拉开了大幕。
在这个当口，汪曾祺一生中最倒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代末，他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改造了三年。汪朗说这三年“在爸爸的一生中算是最艰苦的时期”，可是汪曾祺几乎没讲过这段时间的磨难——《寂寞和温暖》的女主人公身上可能有一点汪曾祺的影子，要说起来，劳动的艰苦可能还在其次，更大的是精神上的苦闷。顺便一提，这篇不算汪曾祺的名作，却看得我泪流满面——说起右派经历，汪曾祺说的都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
所以等到文革，虽然也不是没挨整，但是轻松多了。以至于三个孩子去剧团看他的大字报，想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却看不出什么有分量的内容，到了了，只是评论了一句“剧团的人没什么文化，大字报的水平比高校差多了。”
然而据我所知，汪曾祺仅有的三篇略有些灰暗的小说，却都是关于文革的。《虐猫》讲的是四个孩子虐猫，把猫从六层楼扔下去。一个孩子的爸爸跳楼自杀了，他们把猫放了。《八月骄阳》写的是老舍自杀的事。《天鹅之死》里面直接说“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闹的！把一些人变坏了，变得心狠了！不知爱惜美好的东西了！”汪曾祺落款处写“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
文革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浩劫，书写伤痛。多位老友相劝，几番杂志约稿，汪曾祺也重新拿起了笔。不过他写的却是一个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卖熏烧的王二凭借什么异秉发达的故事。凭着这些故事，他成了“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我爱汪曾祺。
我爱汪曾祺什么呢？
汪曾祺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是无处不在的，这是阅读他的作品最强烈的感受之一，像《异秉》就是一个大型文学化的笑话，在结尾才抖出包袱。《跑警报》更是联大段子集锦。不过汪曾祺最妙的幽默是语言上的，且看下面两段：
主人相貌奇古，一个非常大的鼻子，鼻子上有很多小洞，通红通红，十分鲜艳，一个酒槽鼻子。我从那个鼻子上认得了什么叫酒槽鼻子。没有人告诉我，我无师自通，一看见就知道：“酒糟鼻子！”（《鸡鸭名家》）
这张汉是对门万顺酱园连家的一个亲戚兼食客，全名是张汉轩，大家却都叫他张汉。大概是觉得已经沦为食客，就不必“轩”了。（《异秉》）
这些东西，散布在汪曾祺作品的各处，我往往也说不出笑点在哪里，但是就是觉得很有玩性趣味，不由地会心一笑。
汪曾祺“词儿”多。
汪曾祺的小孙女放学回家以语文课学到的标准检验了一篇老头儿的文章，得出的结论是“没词儿”，汪曾祺听了挺开心：“哈哈，没词儿。”哪能呢！试看下面两段：
生蛋收来之后，分别放置，并不混杂。分好后，剔一道，薄壳，过小，散黄，乱带，日久，全不要——“乱带”是系着蛋黄的那条韧带断了，蛋黄偏坠到一边，不在正中悬着了。（《鸡鸭名家》）
他家的绒线店是一个不大的连家店。店面的招牌上虽写着“京广洋货，零趸批发”，所卖的却只是：丝线、绦子、头号针、二号针、女人钳眉毛的镊子、刨花（桐木刨出来的薄薄的长条。泡在水里，稍带黏性。过去女人梳头掠发，离不开它。）、抿子（涂刨花水用的小刷子）、品青、煮蓝、僧帽牌洋蜡烛、太阳牌肥皂、美孚灯罩……（《岁寒三友》）
小时候看小说，遇到这些名目，就会一眼扫过，因与情节无关，现在却常常驻足，从这些词语中发现了极大的乐趣。因为这些词可以构建一个世界，使那个世界变得具体真实起来，让我可以神游其中，文学之一乐。这些名物，编不出来，若非肚里有货，真是没法想，看看《金冬心》里列的那张菜单，不能不服，而汪曾祺写得轻轻松松，仿佛只是冰山一角。
醉心于探索内心世界的作家，写作往往是推理式的，环环相扣，紧张深刻但缺少一种松弛，写到极处难免有悬空之感。汪曾祺虽然写得随意弥漫，但是处处都有根，是另一种境界，像个抱着西瓜的弥勒佛。深刻还可苦学，而这和谐真是学不来。这是很东方的东西，那个迷人的已经逐渐模糊的传统中国。一方面是自然流露的那种散漫忠厚的气质，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带着一种“闲”气，像《异秉》中每天九点后大伙在保全堂扯闲篇的情景，陶虎臣在阴城身后跟着一帮小孩子放炮仗的情景，是与世无争又自得其乐。同时又是端端正正的，不张扬公道，公道却自在人心。像《大淖记事》中讲义气的锡匠们，宁死也不低头的十一子。又像《异秉》中小学徒翻了药挨着打，谁也不敢劝，最后是老朱“一把夺过许先生手里的门闩，说了一句话：‘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另一方面则是奥妙的直觉敏感的气质，像《鸡鸭名家》里余老五炕鸡蛋：
“他的神情很奇怪，总像在谛听着什么似的，怕自己轻轻咳嗽也会惊散这点声音似的。他聚精会神，身体各部全在一种沉湎，一种兴奋，一种极度的敏感之中。……一样借以量度的器械都没有，就凭他这个人，一个精细准确而又复杂多方的‘表’，不以形求，全以神遇。”
我想到，汪曾祺虽然不像其他人那样反思文革，反思人心，他所做的其实也是要保存文革前那个世界的光影，并给你看什么是美的，让你向往，从而重建人心。
汪曾祺可谓“仁”。
他很少写丑恶的东西，他的结局总是温暖光明的。他的子女说，老头可能觉得现实中已经有太多苦难了，何不在文学中给人一些慰藉。我读汪曾祺是在一场漫长的病中，说来奇怪吧，没病的少年爱看些悲伤的东西，听些绝望的音乐，等到着了活，就爱听老民歌了，就时时感动于人情的温暖。“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岁寒三友》）
汪曾祺也不是一味明亮的，也不是没有矛盾冲突的。他写这些。他写生活的况味，也写不幸。像《岁寒三友》写王瘦吾没钱给儿子买胶鞋：
儿子最恨下雨。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穿过的钉鞋。钉鞋很笨，很重，走起来还嘎啦嘎啦的响。他一进学校的大门，同学们就都朝他看，看他那双鞋。他闹了好多回。每回下雨，他就说：“我不去上学了！”妈都给他说好话：“明年，明年就买胶鞋。一定！”——“明年！您都说了几年了！”最后还是嘟着嘴，挟了一把补过的旧伞，走了。王瘦吾听见街石上儿子的钉鞋愤怒的声音，半天都没有说话。
写陶虎臣炮仗店关了门，全家饿了一天半，不得已卖了女儿，跳着脚大骂自己，“陶虎臣！你是什么东西！陶虎臣！我操你八辈祖奶奶！”实在是惨痛至极。可结尾却又能收回到大雪天最温暖的友谊。如果说我们活着是为了生活中偶尔出现的一些亮光的话，汪曾祺就是一直在写这些亮光。
这并不好写，弄不好就是鸡汤文，可汪曾祺总能写得恰到好处，让人从内心里涌出一种感动，涌到脸上变成泪水或者笑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文字总是有水的，总是润的，总是充满着生趣的。我不得不把这归结到作家本身身上。只有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才能把性也写得那么干净，只有热爱生活爱吃爱逛菜市场，才能把各种不起眼的小玩意都写得生动有趣，只有爱人，才能看到周围世界的生意，才不至于陷在自我中，悲观绝望。
汪曾祺写过人的艰苦，从没写过自己的，或许他凭着这个消解了自己的块垒。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确认，一种行动，对自我的叙述无时无刻不在形塑着自我。如果不停地书写自己的苦难，结果只能是自杀。汪曾祺把自己写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有趣老头，他也就成为了一个这样的老头。
但是语言能作用于精神，却不能作用于身体。汪曾祺最后的几年病挺多，但是再痛苦他都说自己“没事”，直到1997年5月11日晚，突然大量吐血，保姆小陈要去叫邻居帮忙，老头儿却阻止她说这么晚了，别打扰人家。当然小陈当机立断，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消化道再次大出血，就这么一步迈了过去。
写到刚才这里，其实很犹豫，汪老若是有知，看我写他的死去或许老大不高兴，他或许会希望人们忘掉他的死亡。他写的一直是另一面。“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所以我也没敢开头就写“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走了……”怕是他要从坟墓里跳起来，骂一句“岂有此理！”
让我来试试，把这个结尾改变一个调性。
汪曾祺是喝酒喝死的。一生性嗜酒，汪夫人屡禁之下，他仍然以带女儿孙女出去散步为由溜到酒馆偷喝几口。喝出了肝硬化，导致食管静脉曲张，终于不敢喝了。可去参加四川笔会，没忍住贪了几杯，回来便倒下了。
酒徒死于酒下大概并不遗憾，甚至有些幸运，汪曾祺最怕的是自己慢慢老掉，如果他能控制住自己不贪杯怕是也写不出那么潇洒的作品。
当年苏轼吃河豚，旁人问他味道怎么样，苏轼回答，“直那一死。”
75岁时，汪曾祺写了一首《河豚》：
鮰鱼脆鳝味无伦，
酒重百花清且纯。
六十年来余一恨，
不曾拼死吃河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