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发出我们的声音

在黑暗中发出我们的声音 -----对《黑暗时代的她们》的解读

（刘晓敏） 《黑暗时代的她们》这本书一共分为三个部分：巨星、底层、生者，分为七个章节，介绍了九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和才华，有作为政治家，影视明星、艺术家的巨星们，也有普通的底层女性，不管她们有着怎样不同的人生经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她们黑暗的世界中勇敢的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作者杰奎琳·罗斯所说的，这是一部致敬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女性主义专著。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说：“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杰奎琳·罗斯写作的目的正在于凸显那些身处夹缝中的仍努力活出生命意义的女性，她们的无畏精神至少使她们黑暗的生活曾发出一点微弱的光。在点燃这个世界的光明之前，我们至少应该了解世界的黑暗是什么，我们首先应该学会如何在黑暗的世界中生存，如何在黑暗的世界中发出我们的声音。 一、作为巨星的她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三位巨星，她们分别是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画家夏洛特萨洛蒙、号称性感女神的好莱坞明星玛丽莲梦露，她们向我们展示了在战争的年代是如何让世界倾听她们来自黑暗中的声音，同时她们也向我们展示了该如何在黑暗的世界中绽放出生命之光。 （一）巨星之一-----在刀锋上起舞的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出生于1870年，死于1918年斯巴达克起义的失败（卢森堡是这一党派的成员）。她是一个女人、犹太人，还是一个跛子。她选择了进入女性涉及比较少的政治领域，作为一位具有革命热情的社会主义分子，她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列宁曾称她是“革命之鹰”，她总是能以犀利的眼光道出事物的本质，高尔基赞美她是一只在革命浪潮中努力发出声音的“风暴鸟”。但她的的才华并不能总是得到认可，而往往更多的是诋毁，自诩是“女权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曾对她恶语相向，说她的言语是“卑鄙的女人喷出的毒物”，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维克多.阿德勒更是直接称她是“恶毒的婊子......总喜欢像猴子一样抖机灵。”她的一生大部分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对于她所受到的苦难，她并没有去一味的去埋怨，而是越挫越勇。她曾在对友人的信件中说：“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她认为“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为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规旧俗的束缚。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 那么她的革命态度是什么样的呢？她既不是乐观的革命者，也不是危言耸听的当权派，她以一种时刻清醒的态度来面对革命。革命并不必然会带来好的转变，有可能会越来越糟糕。虽然革命是不确定的，但她仍对革命赋予了很大的期许，她认为“革命是高尚的”，“一切都将随之重新洗牌”。她是一位“因信称义”者，是她的勇气和信仰成就了她的革命热情。她也是在本书中第一位放下有关男权成见的女性。她以她全部的力量来对抗世界的不公，同时用自己的“宽厚和敏感来度量世界的粗鲁与野蛮。” 她又具有什么样的革命远见呢？她提出了政治自发性的理论，她认为革命的规律与天体的运行在很多方面是极相似的。同时，她还强调了人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她认为真实的政治生活，其唯一可靠的基础就是“作为学习场所的公共生活本身”。她还强调革命的“不完美”和“不完善”，因为“知者易迷失”，所以她对所谓的全知全能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谓的全知全能者是权力和权威作用的结果，是不允许他者存在的独裁者。允许“不完美”的存在，是因为正好可以通过民主自由来进行补充，民主的一大特点是它正好可以对出现的错误进行即时的反馈。她还提出了全球化的观点，倡导世界公民的存在，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了批判。在革命中，她还重视思考的作用，她认为“思考是人们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另一种方式”“自由，就是被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在她的一生中，她被数次投入到监狱中，正是在监狱中，她笔耕不辍，丰富了许多的革命理论。对于卢森堡而言，可以以思考的名义到达任何地方，它不受任何身份与资质的限制。同时她认为，“任何无法触及人灵魂最深处的革命都是失败的。” 另外，作为一名女性，她也曾受到家庭婚姻的困扰，“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卓越革命观念的人，但她却不得不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她与约吉谢斯的情感关系更像是一种政治利用关系，她渴求与他进行心灵的交流，但是没有。对于她来说，所有的关系、友谊都必须遵循“我可以认不出你的样貌，但我必须了解你的心”这样的信条，最后，她与约吉谢斯分手了，而她也好像获得了“重生”了。所以，她希望女性的权利得到全部解放。卢森堡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尤其着重指出了资产阶级女性的更为不幸的生存状态，称“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女人，她的世界不过是一间房子，而对于无产阶级女性，她们拥有的则是广阔的全世界”。 （二）巨星之二------在“死亡的诅咒”中绘画的夏洛特萨洛蒙 萨洛蒙出生于1917年，她伴随着死亡的诅咒出生于一个有七位自杀成员的犹太家族中，最后作为一位犹太人，她也逃脱不了在奥斯维辛被杀害的命运。或许知道她最终会死，她用她的绘画天赋记录了她“死亡”的历程，她没有畏惧死亡，而是懂得了如何“亲近死亡”。她的不朽之作《人生？如戏？》是在1941年到1943年完成的，由七百幅彩色水粉画构成。这幅画主要是由”红、黄、蓝“三原色来完成的，在这这幅画中，颜色，声音，语词彼此相互存在着。对于《人生？如戏？》这一题目我们该怎么来理解呢？它好像是让我们在“人生”与“戏剧”之间作出一个选择，但更真实的状态是，“人生”和“戏剧”在人的命运中是并存的。萨洛蒙的绘画贡献在于她创造了一种“允许不同声音表达的艺术形式”，即便是不同音符、不同画面的组合不够和谐，也可以在同一空间内存在。 那么萨罗蒙的画作《人生？如戏？》是怎么形成的？她的画作又表达了什么？萨洛蒙是在得知自己的家族史的时候才开始作画的，即她的家族中相继有七个人相继自杀，其中包括她的母亲，而她的名字“夏洛特”也是她死去姨妈的名字，她的外祖父告诉她她也逃脱不了自杀的诅咒，同时她的外祖父总是对她提出不正当的要求。“在1940年的一封信里，她写明自己的唯一选择，是“放弃自己的内心”，然后在两年之内实现另一种形式的重生”（p91）因此，她通过绘画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在战争岁月里保全自己的人格。她通过绘画来“亲近死亡”，正如沃尔森对萨洛蒙《死神与少女》的评价：“通过女孩极富感染力的表情，我觉得死亡并没有对她造成通常意义的威胁.......这或许也是死神为何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温柔、亲切，几乎被打败了。”她通过绘画来消解了死亡的恐怖，实现了她的重生。通过绘画和上面标注的歌词不断发声，她用她自己创造的形式来向这个世界呐喊，不仅控诉了残暴的战争，还有被压抑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死亡阴影。 萨洛蒙的作品体现了对自由的追求，同时她用绘画来获得自由。萨洛蒙喜欢在海边作画，在萨洛蒙的手中，线条以不受压抑的自由形象被描绘着，她的画作中不仅有颜色，还有音符，字，虽然会有不和谐，但她为每一个角色都留足了空间，“不和谐，其实是一种对异己的尊重”。因此，萨洛蒙的《人生？如戏？》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理念：“每个个体的自由都与他者的自由不可分割，他者的存在得到确认，人们才能获得名副其实的自由”。在萨洛蒙的一个梦中，她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求“我漂浮在空中，被数以万计的镣铐束缚，而一只幼虫挣脱枷锁的欲望，却从这束缚本身生发”。而怎样到达自由之境呢？她的回答是“全然放弃自我”，只有放弃自我，置身在他者之中，我们才会获得超越自身局限的声音和力量。只有将自我和他者一视同仁，只有对他者进行换位思考，学会去宽容我们以外的世界，我们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自由。 （三）巨星之三------在“美丽”的暴力下被“标签化”的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出生于1926年，是一战时期的第一代孩子，1962年在自己的房间中去世（有的认为是自杀，有的认为是谋杀）。她的童年时光非常的灰暗，一共被更换十一次寄养家庭，她演绎的生涯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时还涵盖了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朝鲜战争以及因对共产党人的滥杀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她代表着“美国梦”，像世界推销着“美国梦”，她担当着抚慰着人们战后创伤的重任。人们对她的评价是“胸大无脑的金发美女”“性感尤物”，人们只注意着她光亮的外表，她自己也说“男人们看不见我，他们只会把眼睛盯在我的肉体上”，但她不仅仅有着完美的外表，她有着批判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但这些人们往往视而不见。她的美丽意外地成为了陷阱，人们无意去关注她的演技、思考和行动，一切都被“蒙蔽”在她完美的外表之下。“美丽也是一种陷阱，是社会施加给女性的特殊暴力。” 她被各种“标签”固定在人们的视野中，但她在通过各种努力逃脱被“标签化”，她想发出声音告诉这个世界真相。她关注黑人的问题，同黑人也有过亲密的交往。她曾请求自己的丈夫阿瑟米勒将他的家作为避难所提供给为民族解放进行斗争的一位领导者。她鼓励她身边的摄影师去关注“那些默默无闻，但却不懈努力的人”，而不要只把目光盯在大明星上。因此，她坚持认为是观众让她成为了巨星，而不是工作室。阿瑟米勒曾总结道：“她所依赖的，是那些普通阶层的观众：工人、酒吧里的人、被未付清的账单纠缠的家庭主妇、迷茫的大学生，他们都是被无视、被欺骗、被操纵的大众——但对她而言却是最重要的人。她希望他们可以觉得，自己付钱看到的有关她的每一幅影像都是值得的。”。亚伯拉罕.林肯是梦露心目中的英雄之一，那是她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她发出呐喊“我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色情明星”。但人们对此是麻木的，女人往往会被当成是修复民族心理的工具，通过对女人定罪，来治疗他们的创伤。因此，梦露写下“女演员必须时刻保持缄默”，这算是她一种无声的控诉吧。作为一名受万人追崇的大明星，她却难得保持一份清醒的自我意识。她有自己的思想，想发出声音，但社会和男权世界并不希望如此。他们希望“女演员必须是哑巴”，那些号称“深爱”梦露的人，却伤她最深。他们讨论着她的惨淡过去，将她的反叛解读为混乱或不检点，并且不给她反驳的机会。他们需要她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需要她浪荡，需要将女性之欲望转换为对自身创造的恐怖历史的救赎。救赎的是男人，被牺牲的则是女人，无论她如何美丽。 二、荣誉谋杀------作为底层的她们该如何发声 巨星之外，作者还把目光投入了底层的女性，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则主要讲述了底层人们所遭受到的“荣誉谋杀”。更多身处黑暗的她们，没有“巨星”的影响力，连发声都很困难，她们鼓足勇气与之抗争的是她们的父母兄长，她们连发声都是困难的，更不用提她们是如何艰难生活的。作者主要通过介绍莎菲莉亚.阿梅德、赫苏.尤尼斯和法蒂玛.萨西达三个人的故事来阐述底层的女性们是如何遭受到“荣誉谋杀”的。 在莎菲莉亚.阿梅德这个故事中，来自巴勒斯坦的莎菲莉亚.阿梅德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企图自杀，自杀未果又离家出走，而这一行为激怒了“无比看重名誉”的父母。她的父亲最后杀害了她，在庭审的过程中，她的母亲与她的一位姐姐一直站在父亲这一边支持他，最后是由她的一位妹妹说出了真相。虽然最后这位妹妹说出了真相，但她会继续回归到她的家庭中去，而等待她的又是什么呢？在这场谋杀案中，她的母亲，姐姐扮演着同谋的角色。在赫苏.尤尼斯一案中，由于她与一位信基督教的黎巴嫩的男孩交往，而她已被早早安排好嫁给她的表兄了，他的父亲还曾收到一封说他女儿像妓女一样堕落的匿名信。最后她的父亲残忍的杀害了她，在审判的时候，这位父亲否认对女儿的死负有责任，阿拉伯社区还为他筹措了高达125000英镑的保释金。对于这个事件，一位评论员说到“一个特定社群糟糕的集体价值观，让一个男人认为杀死自己的女儿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谣言也使这位女性遭受了杀害。在法蒂玛.萨西达一案中，她本人勇敢的站了出来，控诉了他的父亲和兄弟对她的死亡威胁，她在电视上表达她正在遭受的威胁，她“以保护自己的目的而成为公众人物”，但这一行为彻底的激怒了她的家人。最后，她被自己的两位亲人强暴、毒打、最后掐死。而她的父亲则在旁边观看了全过程。在这过程中，她曾一度打破窗子想要逃走，向警察寻求帮助，但他们以“证据不足”拒绝了她，竟然还想以“打破窗子”为罪名对女孩进行治安处罚。 这些女孩所遭遇的“荣誉谋杀”应该怎么来解释呢？旁观者的态度是什么？人们又是怎样来纵容这些犯罪的？作为受害女性的母亲，她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她往往扮演着同谋者的角色，在阿梅德案件中，她的妈妈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样子。“看起来她好像是在想，莎菲莉亚最好是能自己死掉，这会省掉很多麻烦”当一位女儿质问她的母亲“我所受到的伤害，是因为你从没给过我自由，只是想让我重复你的命运。”母亲的回答是“我并没有给你那样自由的自由，你没看出来吗？”另外，对这些女性的荣誉谋杀，有些仅仅是一些谣言，一些”想象的失节”，但人们仍然无情的对她们判处了死刑。荣誉暴力其实就是社会“权力幻想的堕落产物”，它们因言语起，这些话语和留言对女性的生命则造成了莫大的威胁。“荣誉虽然是在女人的名下，但却是男人的财产”，她的每一根骨头都要背负着家族的荣誉，不容松懈，好像女生天生是耻辱的，会给家族带来灾难，正如一个父亲在儿子出生时会给他种一棵树，但在女儿出生时却是砍到一棵树。世界对女性的贞操很看重，一旦被污染便很难被洗净。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欢乐颂》也讨论了女性贞操的问题，本来男女双方以及到了谈论结婚的地步了，但最后由于女方不是处女，男方就决然的与女方分手了。有一个年轻人说他们把男人比作金条，而把女人比作一条白色的丝绸：“如果金条脏了，还可以擦干净；如果白绸脏了，擦干净它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你只能把它丢到。” “荣誉谋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2003年进入了英国的司法体系。“荣誉”一词隐藏着一种十分致命的从属关系，女性的意义被绑架。成为一个社群凝聚力的保证。在这个社群中，女性是工具、是谈资，是男性在生理上无法离开而心灵上又不愿靠近的“情绪化动物”。对于荣誉谋杀，有的认为是宗教正义导致，有的认为是特殊地域的文化产物，细究“荣誉谋杀”的根源与影响，就会发现它牵涉了太多的其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千头万绪，这似乎是一个死结，然而并非无解。对被卷入“荣誉谋杀”事件中的女性来说，她们既是受害者，也在无意中成为了传播者，她们都用生命讲述了那些需要却并不希望被讲述的故事。纵观社会，“荣誉谋杀”不仅仅是发生在伊斯兰世界中，我们的国度也会发生类似的案件，如“艳照门”事件，首当其冲的是女性，在男女出轨事件中，往往非议最多的是女性。“荣誉谋杀”它不是地方病的，而是普世性的，在这世上所有的“荣誉谋杀”中，女性往往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对于荣誉谋杀案件的强调是想说明，虽然现代社会女性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但她们仍遭受着“荣誉谋杀”的威胁，从这个意义来讲，女权运动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三、用艺术来记录和表达来自黑暗中的声音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用艺术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女权的问题，是她们的勇敢和创造力去深入地挖掘了女权的核心问题，使世界倾听了来自远方的被人们遗忘的声音。她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是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一位是电影制片人的耶尔.芭塔娜，最后一位是画家泰雷莎.奥尔顿。艺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她具有多面性，更容易暴露黑暗。这些艺术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女性问题，还有其它一些边缘人员，如犹太人、移民等。通过她们的艺术表现形式，向我们描绘了那些不可言说之物，向我们表现人们所遗忘的历史，记录了来自世界边缘地带的声音。那些都是我们世界真实的一部分，那些都是我们忽视的他者。我们应该正视这些“他者”，应该平等地去看待这些“他者”，应该使这些“他者”回归到我们的世界中。 格尔兹主要通过《声音机器》、《记忆回声》两部作品向我们展现那些不可言说之物，以一种巧妙的方法把世界的阴暗面暴露在阳光下，女权主义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不可说、不可见、遭到驱除的自我吸引世界的目光，同时避免令人感到无理、刺耳和富有攻击性呢？”。而她的天赋就在于可以将“隐秘的事实”从世界的角落面前挖掘出来，同时在世界真相面前不被摧毁。她还提供了一种“对我们历史的白色忧虑”，在那空白下，不仅体现了我们内心的渴望，还隐藏着深切的恐惧。她通过梳理欧洲的城市与边缘，捡拾起被世界丢弃的声音，使那些“局外人——她自己也是，在精神与地理双重意义上，真正深入到她自己的社群之中。和格尔兹一样，芭塔娜的作品也描述了欧洲最黑暗的岁月，描述了那些不可言说之物。而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她对未来的诉求：“我们需要你们！我们请求您回来！”“回来，然后我们一起成为欧洲人”。因此，在艺术风格上，她偏爱“返乡”的呈现，她把自己也描绘成一个“正在返乡的人”。芭塔娜的天赋在于仅仅用想象就可以构筑出历史本身。她的一部电影《注定不安的欧洲》所关注的就是“以重复为手段不断生成的历史”，也是在尝试“为思考提供一种选择”。芭塔娜和格尔兹所要求的都是我们可以对被驱逐、被无视、被厌恶的群体多一点关心。威尔士国际艺术奖的组委曾对她表示“将人类的境况与自身命运紧密相连”。奥尔顿在她艺术生涯的最初阶段，曾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当她自己，或者这个世界，遭受这个世界的栖居者或拥有者的严重损坏，面临失语之时，一个艺术家可以做些什么呢？”她用绘画发出了她的声音。她渴望和追求着自由，她曾说“黑暗是自由的更好的形式”。因为她想让我们看看真实的世界是什么。她反抗独裁的压迫，她的作品不会体现全知全能。艺术家的创造性正在于差异的相互存在，在于每一个人可以与其他人不同。 作者很重视艺术的表达形式，其实在第一部分的内容中，萨洛蒙就是一个绘画艺术家。杰奎琳·罗斯选择了以艺术家来打开“女权”的话题大门，而不是真正站在女权斗争第一线的人物，这体现了艺术的反抗性，艺术能够多方面的反映现实问题，能够揭露真实的世界是什么。电影、绘画、学术著作，这些形式更好的还原了事件的真相，使我们能够追寻更深处的社会意义。对于女权运动，我们不应该一味的反对男权来进行政治诉求。我们应该向世界展示，女性正在遭受着什么，世界的黑暗是什么，世界不仅仅只有性别歧视，还有战争问题，种族问题，民族问题，但在这些问题中，女性被得以“优先待遇”，她们受到双重的压迫。而艺术的表达形式向我们真实的反映了这些问题，向我们记录了这个世界真实的声音。因此，我们需要认识这个世界，切切实实的整个世界，包括流浪与刺耳，就像格尔兹所发出的邀请，但往往是女人才有决心这样做。“我们不得不”格尔兹简单的说，“作为一个女人，我们必须抵达那里。” 四、结语 卢森堡曾说，在我们拥抱这个世界之前，我们应该先学会憎恨这个世界，梦露也曾说正是因为她的憎恨，她才成了“现实”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对于现实中的黑暗，我们不应该总是做一个“好好先生”，麻木冷漠的对待它。正如二战时期马丁.尼莫拉牧师说的一句格言，“起初他们追杀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但我是新教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而本书作者罗斯讲述的九位女性都在她们黑暗的世界中勇敢的发出了她们的声音，革命家卢森堡用她的革命热情为社会主义民主事业奔波呐喊；画家萨罗蒙用她的死亡之笔控诉了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残忍行为；影视明星梦露不满人们只把她当作完美外表下的“性感尤物”，她高呼“我不想只做一个色情明星，而是一个艺术家”；在荣誉谋杀下的那些底层的女性们则用生命为我们讲述世界的真相；还有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用影视、画笔记录了来自世界边缘的被我们忽视的不可言说之物，让我们倾听了世界真实的声音。这些女性，都受到了来自社会施加的不公平待遇。但她们都从未屈服，而是竭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作为女性也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她们都为女性权益做出努力，希望在这个世界中发声以获得相应权益。世界的黑暗需要有人来揭露，世界的光明仍需追寻，但第一步要做的是：发出我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