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性 ——《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书评
西方人眼中的性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性的看法都是缄口不言，认为性是羞耻的、私密的，要极力的把它藏起来，例如外国的很多电影在大陆无法上映，即使有些电影可以过审，也会删减掉很多情节，影片的效果大打折扣，前段时间上映的《泰坦尼克号》3D版的，就有部分情节删除，大众当时还议论纷纷，她们心想西方人是幸运的，对性有更科学、更理性的认识。可是西方人对性真的有科学的认识吗？西方人的性态度是什么样的？性历史发生过什么转变吗？性是神圣的还是罪恶的？看了艾斯勒的《神圣的欢爱》，有了大致的了解。
一、文章简介
首先作者表明，他要探讨的现象大多带有普遍性，而且重点落在西方社会的异性之间的性关系，作者的目的也不只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重在知识的更新。他从生物学、心理学、性学和社会学，到经济学、考古学、艺术史、文学和神话学等角度，通过分析性暴力、性统治产生原因等，重点想指出：怎样的个人变化和社会变化能使我们以更健康、更有效、更无害的方式，去构建美好的性关系呢？或许，我们应尝试从根本上转变我们对灵与肉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乃至对人的肉体、力量、快乐和神圣的种种看法。
《神圣的欢爱》探求的是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从文化和生物进化的大视角看待性及其神圣性，破除我们的性史中那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神话，重新认识迄今仍为宗教教条或科学术语所掩盖的真相。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我们从哪里来？”一共8章，重点在分析从原始时期到史前阶段、西方历史的早期阶段（古代的希腊、巴比伦、巴勒斯坦、罗马）、基督教中世纪时期的性关系模式，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神话故事。在下编“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一共11章，此时作者回到今天，看看现代的性革命和精神革命。
二、文章主要内容评析
（一）巨大转变：史前的和当代的性符号和性形象有天壤之别
在文明初现之时，女性的阴门被当做奇妙的生命之门受到膜拜，它具有繁殖肉体与精神启蒙的双重力量。例如，早期西方有很多被神圣化的阴门形象，如，很多女性雕像和出土的庆典用品都有高度突出的阴门；岩洞象征伟大母亲的子宫，而其入口则象征着圣门或生殖器入口；阴门还可以用一些自然物来代表，如花蕾或贝壳；男性生殖器在古代也是崇拜对象，有些艺术品是对男性生殖器和阴道结合的描绘，此时，人们是把性事当做圣事来看待的。
但是，回到现在，从试图在行为和思想上控制性的宗教教规，到电影、电视、书籍和文章中对男女在性关系中的行为描写，它们制造了更为普遍的错觉：性是淫秽的、邪恶的，和女神无关，常常表现男性的压制和暴力，以及女性的顺从和被贬低。这种性暴力和性统治现象不仅在杂志里、银幕上和录像带里，也常常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性强奸、性骚扰、性虐待普遍存在。
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些对妇女和女童而言很可怕的民族习惯，如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割礼制度。这不仅对妇女肉体上造成严重伤害，还会有不可估量的心理创伤。在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禁止处死处女，年轻女子在处死前照例要被强奸。这说明这些国家对于性的态度都是统治关系模式。
作者进而总结出两种性关系模式：统治关系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
统治关系模式：一半人凌驾于另一半人之上，是由恐惧和强力支撑的等级，具体到：男人高于女人，国王高于臣民，人高于自然，建造了压制性爱的手段有：对性和妇女进行污蔑，性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违背这个教义的其他性行为都应受到上帝的惩罚；将同性以及异性之间的性兴奋等同于统治或被统治。统治关系模式强调统治、恐惧、痛苦。伙伴关系模式强调相互信任、伙伴关系和快乐。
作者将文化转型理论扩展到肉体的体验和肉体的政治上，从远古时期走到中世纪，又从中世纪走到今天，探求性与意识的发展，考察统治关系制度如何通过各种手段神化痛苦、宣扬痛苦的制度化，以及伙伴关系的产生和遭到的各种抵制。
原因：
为什么有这种母系文明向父系文明的巨大转变呢？是什么的出现导致这种转变呢？在作者看来，相比于几十万年时间跨度的母系文明，只有几千年历史的父系文明只是在通衢大路的行进过程中不小心跌向路边荆棘的一次意外———艾斯勒称之为“文明的改道”。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父系文明何以会产生呢？
有学者指出，是因为生产力发展，进而出现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 因此男性发现了自己在生育子女中的的重要作用, 逐渐产生了“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来继承自己的财产的要求, 产生了对女人排他性的性权力、性占有的要求,这就同时产生了妻子对丈夫的绝对忠贞, 产生了人对人的统治、奴役、占有的人类最初的男人对女人的“权柄”。两性关系的这一重大的划时代的变化, 当然并不是在“弹指一挥间”发生的, 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漫长的而且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演变过程。根据晚近中外学者对史前史的研究, 大致包括了生产方式由狩猎时代到农牧时代的转变; 生产生活资料从公有到私有的转变; 以及生育观念上、血缘关系由女到男、由母系到父系的转变; 还有与此相关的婚姻制度上由群婚制到对偶婚制、一夫一妻制的转变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才逐渐出现了“最初的”男人对女人的“权柄”。这里强调最初的，重点想指出来，它只是开始, 只是“起源”，只是基础, 随之便发展完善为一整套人对人的统治压迫制度, 发展完善为一整套男人对女人、男人对男人的统治制度, 由家庭的男女之道、夫妇之道、父子之道推演为全社会的上下尊卑有序的君臣之道, 形成了森严的仿佛是天经地义的男尊女卑、父尊子卑、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等级制的父权制秩序, 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上,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大一统的绝对的毋庸置疑的父权等级制统治格局。
但是，作者不这么认为，他拿云南纳西族的摩梭人来举例，解放前，纳西人社会已经因为贫富分化而产生了贵族、平民和依附农三个等级，可见是有私有财产的，但是其母系氏族的建构并未受到损害，他们怎么就没有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顺利进入父权制呢？
那作者什么观点呢？翻遍全书，你会发现，这本书大部分都在拿统治关系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下的社会形态进行对比，列举了大量史料和神话，最后，作者把“为什么人类社会由伙伴型关系（母系文明）变为统治型关系（父系文明）”的原因归结为气候和资源匮乏、经济因素等。
后来，我又去翻看了她的另一部作品《圣杯与剑》，发现艾斯勒把混沌理论应用到了人类自身的历史。她用混沌理论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一个复杂系统要想产生相变，须满足内、外两个条件：内因是远离平衡态，意即系统内部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从而富于能量而变得敏感；外因则是系统外部出现一个扰动。这个扰动虽然能量很小，但因为系统离平衡态足够远，所以仍可以对庞大的系统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就好比一块几十吨重的石头正好在悬崖边上，一个兰花指就可以把它推下去一样。
母系社会之所以会远离平衡态，作者把它归因于农业。原始农业的产量很低并且不稳定，遇到荒年，部落间就会发生战争。较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的采猎时期，整个母系社会显得动荡不安。此时，外部出现了一个微小的扰动——外高加索地区的三次寒流，使得以游牧为生的库尔甘人无法生存，于是大举向欧、亚大陆入侵。更要命的是，该死的库尔甘人还掌握了冶铁技术。铁这个东西比铜更硬，而且还轻。以石头和青铜为武器的母系社会遂“历史性地败北”，圣杯就此让位于剑。
对于她的这个解释，有学者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社会学家总是忍不住要把生物学研究成果在人类自身社会中加以运用,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到社会进化论，作者是想通过生物学上的知识来探讨社会学问题。可是说服力有些牵强。用作者自己在书中引用的话来说：科学“真理”的变化常常是世界观或世界范式的变化，当学者换一种眼观看世界时，就对他们的所见所闻做出不同的解释。 所以作者是站在自己已有的世界观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只是尽力做到自圆其说罢了。
（二）母系制被推翻之前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翻看艾斯勒的第一部著作《圣杯与剑》，里面曾经描写了20 世纪70年代靠近地中海南部的克里特岛“爆炸性的考古发现”。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埋藏在地下的农庄、居民区和规划整齐的城市、港口设施, 大量的维纳斯雕像和手拿圣杯在做祈祷的女神雕像, 却没有发现一座武器和一座军事防御工事,也没有发现一个作为一首领的坟墓里有殉葬者的遗骨。在第二部著作《神圣的欢爱》里作者也多次提到克里特岛，并称之为“米诺斯文化”，即那是一个物质技术、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文明, 却令人吃惊地缺少暴力压迫、等级悬殊、财富不均、男尊女卑的痕迹。同时期，中国出土了半坡遗址，在遗址中发现“氏族的居民拥有公共墓地, 并在村外共同使用一个烧制陶器的窑场。整个部落显示出很强的凝聚力, 强调的是集体精神的平等原则, 氏族成员之间是平等的, 没有私有财产, 也没有贫富分化”。
艾斯勒根据中西方的这两次考古发现，以及中国云南省永宁区沪沽湖纳西族摩梭人的母系制的母系家庭及其走婚制习俗等现象，来证明包括欧洲在内的那人类遥远的过去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平等而和谐的母系社会。遗憾的是克里特岛母系文化后来被尼采、希特勒认为是惟一优良人种、纯欧洲种族的游牧民族库尔甘人、闪米特人等入侵者摧毁了。库尔甘人杀掉了大批的男人和儿童, 只留下了妇女作为可以为他们提供性服务的奴隶, 是一种特殊的“战利品”。此后, 地中海沿岸再也没有一具女神雕像了, 手拿武器的男神雕像大量出现, 还有许多库尔甘人首领墓葬遗址, 里面几乎全是妇女、儿童作为陪葬者。这种考古发现和我国安阳殷墟中大量的奴隶社会考古发现是大体上相同的, 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由母系制到父权制的划时代演变是和男子对女子的人身占有和压迫、奴役, 和战争、暴力等同时发生的。
艾斯勒将此种演变归结为“圣杯到剑的秩序”，圣杯代表母系文明、伙伴关系；剑代表父系文明、统治关系。
艾斯勒还认为当前以统治关系为基本社会结构的社会已经走到了极限的边缘, 人类正面临着在圣杯与剑之间做出选择的新的“分叉点”上, 面临着由统治关系复归到在一个新的层次上的伙伴关系的新的选择。父权制以来充满了贫穷、愚昧、互相残杀、生态环境恶化的历史不过是一段十分漫长的弯路, 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圣杯文化”的复兴, 也就是德国女性主义神学家温得尔所说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精神上的母系制” 的复兴。这是一个建立在艾斯勒著名的“文化转型”论基础上有关全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具有高度概括力与宏观视野的结论。这也难怪，1987年《圣杯与剑) 出版之时,人类学家阿希利•蒙塔古便赞誉它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著作”。
（三）统治关系模式的社会如何固定下来？
作者认为以统治关系为主的游牧民族的侵入、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环境因素( 这些都是艾斯勒所认为的广义的文化转型因子) 率先将统治关系模型带入文明社会,而男权的政治和宗教统治需要将这种统治关系模型制度化下来。通过对神话的重新阐释和其他宗教、政治手段, 女神被贬低为从属的甚至邪恶的而非主导的, 充满激情和欢愉的两性结合被扭曲成罪恶而非神圣, 在圣保罗以后, 尤其是圣奥古斯丁时期, 基督教更形成了“人的身体尤其是女人的身体是邪恶的——甚至是魔障”的观点
（四）性态度的构成不是先天的，是后天改变的
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活动。但是，性态度和性习惯却是后天学来的。从前面分析的史前和当代对性形象的态度的巨大转变就可以看出，性态度和性观念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在变化。
性态度和性行为一直随着不同的价值观而改变，这些价值观则由向我们解释世界的“真理”的神话来承载，甚至连人的身体形象也随着不同的神话幻象因社会和时代的不同而相异。
奥斯丁就是运用神话载体宣传自己的思想，亚当和夏娃的罪孽不仅永远诅咒了性，使我们不得永恒，将我们所有人推向死亡，而且从根本上――为了维系统治关系制度中依靠恐惧和暴力支持的严格的等级――将我们置于“受命于神”的国王、皇帝和教皇的控制之下。作者拿“基督教教会对性快乐的竭力污蔑”作为证据来证明上面，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教会对性的“道德”谴责也许仅仅就是心理怪癖。但作者否认道：对性进行谴责是教会政治性极强的策略的一部分，即要在那些还依稀记得并坚持远古宗教传统的人群中树立并维持其统治。教会要强化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成为唯一的信仰，就不能容忍远古根深蒂固的宗教体系中的神话和仪式继续流转。可是为什么总是从性关系方面入手呢？作者没有给出回答。
在揭示了父系社会男女关系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性质之后，艾斯勒又在《神圣的欢爱》中向我们揭示了男人维持这种统治的计谋———在宗教、文化、日常用语、政治和经济制度上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改造，以达到让女人“从感官上，而不仅是从态度上服从(男人)”的目的。也就是说，要让女人对男人的服从达到“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潜意识层面。
(五)关于人科和人类的起源理论
观察灵长类的行为和社会有利于把握进化的方向和常见的模式――尤其是具有统治关系或伙伴关系社会组织特征的模式，但是，人毕竟和动物有很大区别，在生物、社会、文化和性等诸多方面，我们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艾斯勒从猩猩研究着手, 对人类伙伴关系的起源以及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很别致的探索。
关于人科和人类起源的不同理论：
1.人科原型是狒狒。
提出“猎人”理论：人科和早期人类社会突出的恐惧和强力所形成的大量攻击性竞争，使男性统治与高度等级化的社会结构走到了一起。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关系是男性狩猎关系。
而此时的性关系模式也是统治关系模式。“猎人”模式认为，人科女性依靠男性获得食物并保护她们不受其他男性的侵害。所以，女性选择攻击性最强的男性交配。此时人科的性关系是以恐惧和强力为基础的。
2.人科的原型是普通黑猩猩
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关系产生于母子分享采集食物的关系。而此时的性关系也是伙伴关系模式。黑猩猩中的雌性不仅自己采集食物，并且喜欢与攻击性较弱的雄性交配，因为它们更为友好，不会吓唬或威胁雌性。人科女性的交配也更多地与攻击性较弱、更为随和的男性进行。此时人科的性关系是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
作者进而提出人科和早期人类文化进化的新理论：人科和人类文化进化是多线而非单线，允许多种社会组织的进化。即可以有统治关系模式，又可以有伙伴关系模式。
举例：侏儒黑猩猩
它们的社会交往不如普通黑猩猩那么紧张和充满攻击性。其社会组织也不实行男性统治。表现在性关系上是：（1）不以繁殖后代为目的性交。（2）通过性行为给予和获得共同的高官快乐而不是强迫和恐惧。（3）同性之间存在同性恋现象
各种动物之间相遇会有一种缓解紧张、加强联系的仪式，侏儒黑猩猩的仪式是性行为，我们可以称这种非生育的性关系为“和亲仪式”。
侏儒黑猩猩VS普通黑猩猩
（1）前者包括雌性和雄性、雌性之间的社会关系；后者只有雄性和雄性之间的社会关系，雌性之间和雌雄之间关系较松散。
（2）异性间、同性间的性关系不同
前者通常是分食和性快乐；后者多是暴力和恐惧。
在侏儒黑猩猩中，雌性的团结有效地阻止了雄性统治，但有趣的是，雌性侏儒黑猩猩通常并不利用自己的权力使雄性臣服，尤其不控制雄性的性行为，侏儒黑猩猩之间形成了更平等的性关系。
（3）将性行为作为缓解冲突的仪式
侏儒黑猩猩将性行为演化成缓解潜在冲突的重要的但又并非宗教的仪式，这种实验似乎预示了我们在史前社会中所看到的性与宗教仪式的联系。
（六）新旧石器时代的性仪式、性形象
第三章说了新旧石器时代的性仪式、性形象以及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旧石器时代VS新石器时代
史前岩洞圣殿里频繁出现的阴道图形说明我们祖先对再生的关注。对比了古代和现代的性仪式：祭春仪式VS“魔鬼”性仪式
部分重新诠释史前艺术的学者认为旧石器时代性形象仅具有生育功能，和性无关。
但作者认为：（1）旧石器时代的性形象与性有关，更多的强调性快乐，这种身体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的快乐――性高潮的快乐，是神圣的。（2）旧石器时代的性与自然的丰饶――尤其是与每年春季自然复苏使万物得以共享这种丰饶――有关。将性快乐同分食联系在一起，通过性行为缓和冲突，减少攻击，促进友善的社会关系。（3）史前社会并没有把自然和精神、宗教和日常生活区分开来。
在旧石器时代，人的生命源于圣母而不是圣父，源于妇女的身体所强烈表现的生命力。女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具有创造性的性力量是自然的伟大奇迹。在新石器时代（西方史前时期，大约始于10000年前），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以性，尤其是妇女创造的性力量作为出生、死亡和再生轮回的核心。
性在史前丧葬风俗和仪式中也起重要作用。例如：坟墓为什么是圆的，上口为什么那么小？坟墓为什么面向东方开了个小口？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把坟墓看作将来再生的子宫，而上口之所以那么小，是因为它象征着阴道口。面向旭日是因为太阳象征着复苏或再生。
（七）性与文明
在第四章“性与文明”中中作者对史前时期有了一些自己的新看法：（1）史前时期有更和平的社会。（2）史前社会根本不存在不平等。（3）没有证明男尊女卑的证据，即使女性在生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可并不意味着男性受到压迫。
部分学者把这类社会称为“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对立。也就是说大众认为，社会里如果男性不统治女性，就必然女性统治男性。但作者不这么认为，她找到了一个新鲜词汇来形容，即“伙伴关系”。
作者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女性在母系社会地位重要，可为什么没有想统治男性？的真正原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远古时代没有暴力和残酷，也不意味着没有等级或层次。只是暴力、残酷、统治和压迫不必成为理想和制度，以维护统治和剥削的严酷等级。
（八）性与艺术、性与灵性
作者指出，史前以伙伴关系为主的社会强调推崇非性暴力的艺术。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重点展现的不仅是性、生育和死亡，还有全部的自然循环，从日月交替到寒暑交替，讲述所有生命的内外联系的神话，表述与自然周而复始的节奏相吻合的仪式。
这种艺术对女性再生能力的注重，并不是“女性取代男性进行强力统治的等级结构”。尽管女性似乎是宗教仪式和神话中的主角，但并没有证据显示男性受到压迫。金布塔斯称之为“具有集体原则的母系中心宗族”。
对于这种具有集体主义原则的母系中心，作者仅仅是一笔带过，没有过多的阐述。
关于性和灵性，作者再次列举了“米诺斯文化”。在这里，性既可以是自然的玩乐，也可以说圣洁的和精神的。
然后作者紧接着探讨了西方历史的早期阶段的性传统。
我们要用新的眼光，看看通常所说的最古老的西方文明中性和灵性，包括苏美尔、巴比伦、巴勒斯坦、希腊和罗马等。
作者谈到希腊神话时称宙斯为奥林匹亚诸神中“以强奸和诱拐妇女出了名的那位”。在雅典，妇女的法律地位和奴隶没什么区别，允许的性关系只有男人对女人，男人对男童，性象征着统治和服从。雅典最明目张胆地将性与男性的粗暴和统治等同起来的，莫过于古代雅典神话和艺术中对强奸的众多描述和描绘。她们深深陶醉于此。
雅典男人养了艺伎以供娱乐，养了小妾以伺候他们的身体，养了妻子以生合法的孩子并为我们照管房子。在雅典，妇女唯一的目的就是供男人使用和虐待。男性至上是最高原则，即男性是人类的本质，女性不过是附属品，因为生育的目的，不幸需要她们。
表达：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讲话甚至露面，没有名字，不准接受教育，灌输她们“男性统治和女性服从是天经地义”的思想。
女人的身体只是男人随意支配或毁灭的性商品罢了，进而，婚姻是男人之间的商品交易。女性可以被当做商品随意处置。
驯化女人：压制和取缔过去的规范，需要动用法律和神话的最大力量，更为严峻的是，为了防止人们偏离新规范，需要长期使用野蛮和暴力，杀一儆百。
痛苦、惩罚和死亡逐渐取代了性、生育和再生，成为神话和生活的主题。妇女变为男人的财产，而男人变成性心理机器人。
男人要学会控制，女人要学会接受，他们就必须在以我们考察的这些法律、价值观和习俗为准则的家庭中长大。
古罗马是以千方百计的性放纵而出了名的。但作者认为：绞尽脑汁、用尽解数的性行为其实是一种性无能——不能获得真正性的以及情感上的满足——的表现,这其实已为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所证实。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形, 就在于压迫社会里女人不是个数, 女人的性需求不在考虑之列。而片面的男欢只能是萎缩、残疾的。
巨大的苦难并不是它指引给我们的通向更高意识的道路，甚至不是神圣的救世主的根本属性。性欲不是产生于我们的生殖器官，而是产生于我们的大脑。
人类的性生活、爱的情感和精神上与我们的神相结合或合一的努力，都源于我们人类对于亲密接触的强烈渴求。我们这个物种在进化中最具适应性的发展，就是人类伟大的爱的能力。
（九）古代性传统如何被打断？（详细补充）
对于社会为什么会向统治关系模式转变？有人认为这是文化和技术进步所不可避免的结果。作者指出，这实质上是结构主义社会学理论的观点，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制度进化得越复杂、越发达，就越发在结构上需要统治等级。通过举例“波伏娃的《第二性》”说明男女都内化的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统治关系社会（男性统治、战争和强人政治的家庭和国家形式）是一种高级秩序――简直就是“文明的标志”。
但其实，导致史前向统治关系社会组织过渡的，不是不可避免的进步，而是游牧部落从地球干旱的偏远地带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为什么向西挺近？为什么沿着统治关系模式发展？这些人来自何方？
这些人来自黑海和里海以北，横跨欧洲和亚细亚平原。归因于气候的巨变。环境的恶化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事件――饥荒、社会动乱、土地荒废、大规模迁徙――最终导致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中社会组织和性组织发生根本的转变。
制度化地扭曲人类的性――尤其是对女子的性实行严格的、残酷的控制――历来是维护统治关系社会的主要机制。
德米欧认为，所有统治关系社会都具有把痛苦与性相连的特点。
总结历史发现进程：在地球上那些比较富饶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社会，最初可能是伙伴关系模式为主。在这些地区最终流行起对女性生殖功能的神化，并出现了与产生生命的大自然的创造力相结合的神话和仪式，比如神圣的性结合仪式。当然自然的破坏力也引起这些地区的人们的注意，但它只是更为神秘的循环的一部分，不是充满敌意的宇宙中的不利力量。
相反，在地球上不大适宜人居住的偏远地区，掌管宇宙的力量被看得更残酷。人们试图与良性的自然力量相结合的仪式减少，而讨好或控制自然中那些不确定的、怒吼的破坏力量的仪式则较多。在这些地方，尤其在极度艰难的时期，就容易产生建立在恐惧和强迫之上的等级制。
总之，自史前以来数千年的动乱年代中，显然发生了伤害的制度化――不仅是通过对儿童和妇女的残害，而且通过战争和强人暴君的统治。
（十）性革命和意识革命
说到性意识，艾斯勒对童话《灰姑娘》的解读让我感到很震惊，他认为，灰姑娘之所以得到王子的爱，是因为她符合他的审美标准——穿得上那只水晶鞋。而且，女人都不可靠。恶毒的继母、嫉妒的姐妹，所以女人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睡美人》也有着相同的寓意：女人无须做任何其他事情，只要努力去符合男人们的审美标准，自会有王子翩然而至。然后，付出身体，得到一切。
这样的解读确实令人感到震惊。女人们从小时候就开始被这种文化洗脑，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实在是难上加难。艾斯勒给出的处方是：重新夺回对身体的控制权是建立女性视角的关键所在。具体的措施则是性革命和意识革命。
说到性革命，艾斯勒也未能免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流俗，大声呼吁“阴蒂的权力”，痛斥弗洛伊德关于“阴道高潮的错误观念”，极力主张将快感中心(阴蒂)与生殖口(阴道)二者分开独立看待。说阴蒂是快感中心，这个我是同意的。说女人有享受快感的权力，我也是同意的。但我始终也没弄明白，在阴蒂体现其权力的时候，男人应该承担怎样的“伙伴角色”。
而关于意识革命，艾斯勒仍然用灰姑娘来举例。在这个新故事中，“这位灰姑娘不再逆来顺受，而是把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争取过来一个，共同教育那位又自私、又麻木的继母和那位迟钝而不称职的父亲，教他们怎样做体面的父母⋯⋯当然，新故事里的三个女孩儿谁也不会去试穿那著名的水晶鞋，他们会让王子的信使给王子捎个信，告诉他说，他如此看重女子的肉体，竟然觉得她们的某一个部位一定要符合某种既定的规格，这样的男人永远不会得到任何女子的青睐”。
三、总结
如前所述, 本书认为社会压迫与等级制发生于草原社会。资源的极端匾乏导致了竞争, 于是等级制度与压迫关系作为调解竞争的必要手段应运而生。但是，个人觉得文章有几处内容有待商榷：
第一, 匾乏不但是绝对意义上的( 如旱涝减产), 更是相对意义上的( 如两人分食)。绝对意义的匿乏不长在, 而相对意义的匾乏无时不在。可以说, 作为经济形式的匾乏, 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更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看来, 不但库尔甘人有匾乏问题, 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又何尝没有?
第二, 艾斯勒认为米诺斯较平均的随葬品反映出该文化的社会平等。其实这两者之间还差着不少环节。她首先得假设米诺斯人重死; 再假设他们因此要把生前以为重要的资源带到阴间去消受; 然后再假设那些随葬器具就是米诺斯活人社会里被看重的资源。这些作为前提的假设本身都能成立么? 就说第三个, 我们凭什么就可以说随葬品是米诺斯活人社会里要紧的资源呢?资源有各种, 物质的, 文化的, 社会的。至于哪种重要哪种次要, 这需要具体研究具体时代具体人民是如何看待它们的, 而不能想当然, 也不能靠查阅马斯洛或哪位的人类需要排行榜。
第三, 艾斯勒也承认米诺斯文化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等级制。这给她的等级起源理论带来不少困难。她于是将等级制一分为二, 一曰“压迫的”等级, 一曰“实现的”等级。米诺斯文化大约属于后者。至于什么叫“实现的”等级, 它跟其他品种的“等级”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人类进化中都起了什么作用, 如此等等, 艾斯勒却再无片语只言涉及。她对此似乎只满足于“点到为止”— 这与她说“压迫的”等级时那种“罄竹难书”的态度有霄壤之别。
第四, 艾斯勒论证过程中常常把简单的并列关系随心所欲地解作一种必然的、因果的联系, 正反映出她的学术研究为其社会理想所累的一面。
最后，艾斯勒最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她指出了希望, 却没有提供可以抵达的具体路径。关于过去的母系社会, 是想像还是确实存在的历史?她的论据仍被人所挑战, 需要得到更多学者的辅证、认可。关于未来的母系社会, 是乌托邦还是可能的现实?对这一点, 激情也无法掩盖缺乏确实可行设计的缺陷。
此外, 她对男性参与重建伙伴关系社会的意愿过于乐观。诚然, 众多男性在不平等的、统治型的社会中受到压迫, 一个伙伴型、非压迫的社会可能符合他们的最终利益。历史与现实中, 也的确有为数不少的男性对自己的性别进行反思, 从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然而,就两性关系来说, 所有的男性都是父权红利(即男性整体藉由维系不平等的性别秩序所获得的利益) 的获益者。如何才能使更多的男性放弃眼前的特权、为人类共同的未来而努力? 这显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而对有权力者的合作与改革的期待是否是一种幻想, 阻碍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组织性与战斗性?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讨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性的看法都是缄口不言，认为性是羞耻的、私密的，要极力的把它藏起来，例如外国的很多电影在大陆无法上映，即使有些电影可以过审，也会删减掉很多情节，影片的效果大打折扣，前段时间上映的《泰坦尼克号》3D版的，就有部分情节删除，大众当时还议论纷纷，她们心想西方人是幸运的，对性有更科学、更理性的认识。可是西方人对性真的有科学的认识吗？西方人的性态度是什么样的？性历史发生过什么转变吗？性是神圣的还是罪恶的？看了艾斯勒的《神圣的欢爱》，有了大致的了解。
一、文章简介
首先作者表明，他要探讨的现象大多带有普遍性，而且重点落在西方社会的异性之间的性关系，作者的目的也不只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重在知识的更新。他从生物学、心理学、性学和社会学，到经济学、考古学、艺术史、文学和神话学等角度，通过分析性暴力、性统治产生原因等，重点想指出：怎样的个人变化和社会变化能使我们以更健康、更有效、更无害的方式，去构建美好的性关系呢？或许，我们应尝试从根本上转变我们对灵与肉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乃至对人的肉体、力量、快乐和神圣的种种看法。
《神圣的欢爱》探求的是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从文化和生物进化的大视角看待性及其神圣性，破除我们的性史中那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神话，重新认识迄今仍为宗教教条或科学术语所掩盖的真相。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我们从哪里来？”一共8章，重点在分析从原始时期到史前阶段、西方历史的早期阶段（古代的希腊、巴比伦、巴勒斯坦、罗马）、基督教中世纪时期的性关系模式，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神话故事。在下编“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一共11章，此时作者回到今天，看看现代的性革命和精神革命。
二、文章主要内容评析
（一）巨大转变：史前的和当代的性符号和性形象有天壤之别
在文明初现之时，女性的阴门被当做奇妙的生命之门受到膜拜，它具有繁殖肉体与精神启蒙的双重力量。例如，早期西方有很多被神圣化的阴门形象，如，很多女性雕像和出土的庆典用品都有高度突出的阴门；岩洞象征伟大母亲的子宫，而其入口则象征着圣门或生殖器入口；阴门还可以用一些自然物来代表，如花蕾或贝壳；男性生殖器在古代也是崇拜对象，有些艺术品是对男性生殖器和阴道结合的描绘，此时，人们是把性事当做圣事来看待的。
但是，回到现在，从试图在行为和思想上控制性的宗教教规，到电影、电视、书籍和文章中对男女在性关系中的行为描写，它们制造了更为普遍的错觉：性是淫秽的、邪恶的，和女神无关，常常表现男性的压制和暴力，以及女性的顺从和被贬低。这种性暴力和性统治现象不仅在杂志里、银幕上和录像带里，也常常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性强奸、性骚扰、性虐待普遍存在。
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些对妇女和女童而言很可怕的民族习惯，如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割礼制度。这不仅对妇女肉体上造成严重伤害，还会有不可估量的心理创伤。在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禁止处死处女，年轻女子在处死前照例要被强奸。这说明这些国家对于性的态度都是统治关系模式。
作者进而总结出两种性关系模式：统治关系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
统治关系模式：一半人凌驾于另一半人之上，是由恐惧和强力支撑的等级，具体到：男人高于女人，国王高于臣民，人高于自然，建造了压制性爱的手段有：对性和妇女进行污蔑，性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违背这个教义的其他性行为都应受到上帝的惩罚；将同性以及异性之间的性兴奋等同于统治或被统治。统治关系模式强调统治、恐惧、痛苦。伙伴关系模式强调相互信任、伙伴关系和快乐。
作者将文化转型理论扩展到肉体的体验和肉体的政治上，从远古时期走到中世纪，又从中世纪走到今天，探求性与意识的发展，考察统治关系制度如何通过各种手段神化痛苦、宣扬痛苦的制度化，以及伙伴关系的产生和遭到的各种抵制。
原因：
为什么有这种母系文明向父系文明的巨大转变呢？是什么的出现导致这种转变呢？在作者看来，相比于几十万年时间跨度的母系文明，只有几千年历史的父系文明只是在通衢大路的行进过程中不小心跌向路边荆棘的一次意外———艾斯勒称之为“文明的改道”。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父系文明何以会产生呢？
有学者指出，是因为生产力发展，进而出现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 因此男性发现了自己在生育子女中的的重要作用, 逐渐产生了“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来继承自己的财产的要求, 产生了对女人排他性的性权力、性占有的要求,这就同时产生了妻子对丈夫的绝对忠贞, 产生了人对人的统治、奴役、占有的人类最初的男人对女人的“权柄”。两性关系的这一重大的划时代的变化, 当然并不是在“弹指一挥间”发生的, 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漫长的而且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演变过程。根据晚近中外学者对史前史的研究, 大致包括了生产方式由狩猎时代到农牧时代的转变; 生产生活资料从公有到私有的转变; 以及生育观念上、血缘关系由女到男、由母系到父系的转变; 还有与此相关的婚姻制度上由群婚制到对偶婚制、一夫一妻制的转变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才逐渐出现了“最初的”男人对女人的“权柄”。这里强调最初的，重点想指出来，它只是开始, 只是“起源”，只是基础, 随之便发展完善为一整套人对人的统治压迫制度, 发展完善为一整套男人对女人、男人对男人的统治制度, 由家庭的男女之道、夫妇之道、父子之道推演为全社会的上下尊卑有序的君臣之道, 形成了森严的仿佛是天经地义的男尊女卑、父尊子卑、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等级制的父权制秩序, 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上,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大一统的绝对的毋庸置疑的父权等级制统治格局。
但是，作者不这么认为，他拿云南纳西族的摩梭人来举例，解放前，纳西人社会已经因为贫富分化而产生了贵族、平民和依附农三个等级，可见是有私有财产的，但是其母系氏族的建构并未受到损害，他们怎么就没有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顺利进入父权制呢？
那作者什么观点呢？翻遍全书，你会发现，这本书大部分都在拿统治关系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下的社会形态进行对比，列举了大量史料和神话，最后，作者把“为什么人类社会由伙伴型关系（母系文明）变为统治型关系（父系文明）”的原因归结为气候和资源匮乏、经济因素等。
后来，我又去翻看了她的另一部作品《圣杯与剑》，发现艾斯勒把混沌理论应用到了人类自身的历史。她用混沌理论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一个复杂系统要想产生相变，须满足内、外两个条件：内因是远离平衡态，意即系统内部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从而富于能量而变得敏感；外因则是系统外部出现一个扰动。这个扰动虽然能量很小，但因为系统离平衡态足够远，所以仍可以对庞大的系统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就好比一块几十吨重的石头正好在悬崖边上，一个兰花指就可以把它推下去一样。
母系社会之所以会远离平衡态，作者把它归因于农业。原始农业的产量很低并且不稳定，遇到荒年，部落间就会发生战争。较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的采猎时期，整个母系社会显得动荡不安。此时，外部出现了一个微小的扰动——外高加索地区的三次寒流，使得以游牧为生的库尔甘人无法生存，于是大举向欧、亚大陆入侵。更要命的是，该死的库尔甘人还掌握了冶铁技术。铁这个东西比铜更硬，而且还轻。以石头和青铜为武器的母系社会遂“历史性地败北”，圣杯就此让位于剑。
对于她的这个解释，有学者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社会学家总是忍不住要把生物学研究成果在人类自身社会中加以运用,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到社会进化论，作者是想通过生物学上的知识来探讨社会学问题。可是说服力有些牵强。用作者自己在书中引用的话来说：科学“真理”的变化常常是世界观或世界范式的变化，当学者换一种眼观看世界时，就对他们的所见所闻做出不同的解释。 所以作者是站在自己已有的世界观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只是尽力做到自圆其说罢了。
（二）母系制被推翻之前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翻看艾斯勒的第一部著作《圣杯与剑》，里面曾经描写了20 世纪70年代靠近地中海南部的克里特岛“爆炸性的考古发现”。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埋藏在地下的农庄、居民区和规划整齐的城市、港口设施, 大量的维纳斯雕像和手拿圣杯在做祈祷的女神雕像, 却没有发现一座武器和一座军事防御工事,也没有发现一个作为一首领的坟墓里有殉葬者的遗骨。在第二部著作《神圣的欢爱》里作者也多次提到克里特岛，并称之为“米诺斯文化”，即那是一个物质技术、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文明, 却令人吃惊地缺少暴力压迫、等级悬殊、财富不均、男尊女卑的痕迹。同时期，中国出土了半坡遗址，在遗址中发现“氏族的居民拥有公共墓地, 并在村外共同使用一个烧制陶器的窑场。整个部落显示出很强的凝聚力, 强调的是集体精神的平等原则, 氏族成员之间是平等的, 没有私有财产, 也没有贫富分化”。
艾斯勒根据中西方的这两次考古发现，以及中国云南省永宁区沪沽湖纳西族摩梭人的母系制的母系家庭及其走婚制习俗等现象，来证明包括欧洲在内的那人类遥远的过去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平等而和谐的母系社会。遗憾的是克里特岛母系文化后来被尼采、希特勒认为是惟一优良人种、纯欧洲种族的游牧民族库尔甘人、闪米特人等入侵者摧毁了。库尔甘人杀掉了大批的男人和儿童, 只留下了妇女作为可以为他们提供性服务的奴隶, 是一种特殊的“战利品”。此后, 地中海沿岸再也没有一具女神雕像了, 手拿武器的男神雕像大量出现, 还有许多库尔甘人首领墓葬遗址, 里面几乎全是妇女、儿童作为陪葬者。这种考古发现和我国安阳殷墟中大量的奴隶社会考古发现是大体上相同的, 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由母系制到父权制的划时代演变是和男子对女子的人身占有和压迫、奴役, 和战争、暴力等同时发生的。
艾斯勒将此种演变归结为“圣杯到剑的秩序”，圣杯代表母系文明、伙伴关系；剑代表父系文明、统治关系。
艾斯勒还认为当前以统治关系为基本社会结构的社会已经走到了极限的边缘, 人类正面临着在圣杯与剑之间做出选择的新的“分叉点”上, 面临着由统治关系复归到在一个新的层次上的伙伴关系的新的选择。父权制以来充满了贫穷、愚昧、互相残杀、生态环境恶化的历史不过是一段十分漫长的弯路, 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圣杯文化”的复兴, 也就是德国女性主义神学家温得尔所说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精神上的母系制” 的复兴。这是一个建立在艾斯勒著名的“文化转型”论基础上有关全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具有高度概括力与宏观视野的结论。这也难怪，1987年《圣杯与剑) 出版之时,人类学家阿希利•蒙塔古便赞誉它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著作”。
（三）统治关系模式的社会如何固定下来？
作者认为以统治关系为主的游牧民族的侵入、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环境因素( 这些都是艾斯勒所认为的广义的文化转型因子) 率先将统治关系模型带入文明社会,而男权的政治和宗教统治需要将这种统治关系模型制度化下来。通过对神话的重新阐释和其他宗教、政治手段, 女神被贬低为从属的甚至邪恶的而非主导的, 充满激情和欢愉的两性结合被扭曲成罪恶而非神圣, 在圣保罗以后, 尤其是圣奥古斯丁时期, 基督教更形成了“人的身体尤其是女人的身体是邪恶的——甚至是魔障”的观点
（四）性态度的构成不是先天的，是后天改变的
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活动。但是，性态度和性习惯却是后天学来的。从前面分析的史前和当代对性形象的态度的巨大转变就可以看出，性态度和性观念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在变化。
性态度和性行为一直随着不同的价值观而改变，这些价值观则由向我们解释世界的“真理”的神话来承载，甚至连人的身体形象也随着不同的神话幻象因社会和时代的不同而相异。
奥斯丁就是运用神话载体宣传自己的思想，亚当和夏娃的罪孽不仅永远诅咒了性，使我们不得永恒，将我们所有人推向死亡，而且从根本上――为了维系统治关系制度中依靠恐惧和暴力支持的严格的等级――将我们置于“受命于神”的国王、皇帝和教皇的控制之下。作者拿“基督教教会对性快乐的竭力污蔑”作为证据来证明上面，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教会对性的“道德”谴责也许仅仅就是心理怪癖。但作者否认道：对性进行谴责是教会政治性极强的策略的一部分，即要在那些还依稀记得并坚持远古宗教传统的人群中树立并维持其统治。教会要强化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成为唯一的信仰，就不能容忍远古根深蒂固的宗教体系中的神话和仪式继续流转。可是为什么总是从性关系方面入手呢？作者没有给出回答。
在揭示了父系社会男女关系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性质之后，艾斯勒又在《神圣的欢爱》中向我们揭示了男人维持这种统治的计谋———在宗教、文化、日常用语、政治和经济制度上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改造，以达到让女人“从感官上，而不仅是从态度上服从(男人)”的目的。也就是说，要让女人对男人的服从达到“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潜意识层面。
(五)关于人科和人类的起源理论
观察灵长类的行为和社会有利于把握进化的方向和常见的模式――尤其是具有统治关系或伙伴关系社会组织特征的模式，但是，人毕竟和动物有很大区别，在生物、社会、文化和性等诸多方面，我们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艾斯勒从猩猩研究着手, 对人类伙伴关系的起源以及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很别致的探索。
关于人科和人类起源的不同理论：
1.人科原型是狒狒。
提出“猎人”理论：人科和早期人类社会突出的恐惧和强力所形成的大量攻击性竞争，使男性统治与高度等级化的社会结构走到了一起。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关系是男性狩猎关系。
而此时的性关系模式也是统治关系模式。“猎人”模式认为，人科女性依靠男性获得食物并保护她们不受其他男性的侵害。所以，女性选择攻击性最强的男性交配。此时人科的性关系是以恐惧和强力为基础的。
2.人科的原型是普通黑猩猩
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关系产生于母子分享采集食物的关系。而此时的性关系也是伙伴关系模式。黑猩猩中的雌性不仅自己采集食物，并且喜欢与攻击性较弱的雄性交配，因为它们更为友好，不会吓唬或威胁雌性。人科女性的交配也更多地与攻击性较弱、更为随和的男性进行。此时人科的性关系是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
作者进而提出人科和早期人类文化进化的新理论：人科和人类文化进化是多线而非单线，允许多种社会组织的进化。即可以有统治关系模式，又可以有伙伴关系模式。
举例：侏儒黑猩猩
它们的社会交往不如普通黑猩猩那么紧张和充满攻击性。其社会组织也不实行男性统治。表现在性关系上是：（1）不以繁殖后代为目的性交。（2）通过性行为给予和获得共同的高官快乐而不是强迫和恐惧。（3）同性之间存在同性恋现象
各种动物之间相遇会有一种缓解紧张、加强联系的仪式，侏儒黑猩猩的仪式是性行为，我们可以称这种非生育的性关系为“和亲仪式”。
侏儒黑猩猩VS普通黑猩猩
（1）前者包括雌性和雄性、雌性之间的社会关系；后者只有雄性和雄性之间的社会关系，雌性之间和雌雄之间关系较松散。
（2）异性间、同性间的性关系不同
前者通常是分食和性快乐；后者多是暴力和恐惧。
在侏儒黑猩猩中，雌性的团结有效地阻止了雄性统治，但有趣的是，雌性侏儒黑猩猩通常并不利用自己的权力使雄性臣服，尤其不控制雄性的性行为，侏儒黑猩猩之间形成了更平等的性关系。
（3）将性行为作为缓解冲突的仪式
侏儒黑猩猩将性行为演化成缓解潜在冲突的重要的但又并非宗教的仪式，这种实验似乎预示了我们在史前社会中所看到的性与宗教仪式的联系。
（六）新旧石器时代的性仪式、性形象
第三章说了新旧石器时代的性仪式、性形象以及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旧石器时代VS新石器时代
史前岩洞圣殿里频繁出现的阴道图形说明我们祖先对再生的关注。对比了古代和现代的性仪式：祭春仪式VS“魔鬼”性仪式
部分重新诠释史前艺术的学者认为旧石器时代性形象仅具有生育功能，和性无关。
但作者认为：（1）旧石器时代的性形象与性有关，更多的强调性快乐，这种身体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的快乐――性高潮的快乐，是神圣的。（2）旧石器时代的性与自然的丰饶――尤其是与每年春季自然复苏使万物得以共享这种丰饶――有关。将性快乐同分食联系在一起，通过性行为缓和冲突，减少攻击，促进友善的社会关系。（3）史前社会并没有把自然和精神、宗教和日常生活区分开来。
在旧石器时代，人的生命源于圣母而不是圣父，源于妇女的身体所强烈表现的生命力。女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具有创造性的性力量是自然的伟大奇迹。在新石器时代（西方史前时期，大约始于10000年前），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以性，尤其是妇女创造的性力量作为出生、死亡和再生轮回的核心。
性在史前丧葬风俗和仪式中也起重要作用。例如：坟墓为什么是圆的，上口为什么那么小？坟墓为什么面向东方开了个小口？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把坟墓看作将来再生的子宫，而上口之所以那么小，是因为它象征着阴道口。面向旭日是因为太阳象征着复苏或再生。
（七）性与文明
在第四章“性与文明”中中作者对史前时期有了一些自己的新看法：（1）史前时期有更和平的社会。（2）史前社会根本不存在不平等。（3）没有证明男尊女卑的证据，即使女性在生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可并不意味着男性受到压迫。
部分学者把这类社会称为“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对立。也就是说大众认为，社会里如果男性不统治女性，就必然女性统治男性。但作者不这么认为，她找到了一个新鲜词汇来形容，即“伙伴关系”。
作者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女性在母系社会地位重要，可为什么没有想统治男性？的真正原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远古时代没有暴力和残酷，也不意味着没有等级或层次。只是暴力、残酷、统治和压迫不必成为理想和制度，以维护统治和剥削的严酷等级。
（八）性与艺术、性与灵性
作者指出，史前以伙伴关系为主的社会强调推崇非性暴力的艺术。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重点展现的不仅是性、生育和死亡，还有全部的自然循环，从日月交替到寒暑交替，讲述所有生命的内外联系的神话，表述与自然周而复始的节奏相吻合的仪式。
这种艺术对女性再生能力的注重，并不是“女性取代男性进行强力统治的等级结构”。尽管女性似乎是宗教仪式和神话中的主角，但并没有证据显示男性受到压迫。金布塔斯称之为“具有集体原则的母系中心宗族”。
对于这种具有集体主义原则的母系中心，作者仅仅是一笔带过，没有过多的阐述。
关于性和灵性，作者再次列举了“米诺斯文化”。在这里，性既可以是自然的玩乐，也可以说圣洁的和精神的。
然后作者紧接着探讨了西方历史的早期阶段的性传统。
我们要用新的眼光，看看通常所说的最古老的西方文明中性和灵性，包括苏美尔、巴比伦、巴勒斯坦、希腊和罗马等。
作者谈到希腊神话时称宙斯为奥林匹亚诸神中“以强奸和诱拐妇女出了名的那位”。在雅典，妇女的法律地位和奴隶没什么区别，允许的性关系只有男人对女人，男人对男童，性象征着统治和服从。雅典最明目张胆地将性与男性的粗暴和统治等同起来的，莫过于古代雅典神话和艺术中对强奸的众多描述和描绘。她们深深陶醉于此。
雅典男人养了艺伎以供娱乐，养了小妾以伺候他们的身体，养了妻子以生合法的孩子并为我们照管房子。在雅典，妇女唯一的目的就是供男人使用和虐待。男性至上是最高原则，即男性是人类的本质，女性不过是附属品，因为生育的目的，不幸需要她们。
表达：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讲话甚至露面，没有名字，不准接受教育，灌输她们“男性统治和女性服从是天经地义”的思想。
女人的身体只是男人随意支配或毁灭的性商品罢了，进而，婚姻是男人之间的商品交易。女性可以被当做商品随意处置。
驯化女人：压制和取缔过去的规范，需要动用法律和神话的最大力量，更为严峻的是，为了防止人们偏离新规范，需要长期使用野蛮和暴力，杀一儆百。
痛苦、惩罚和死亡逐渐取代了性、生育和再生，成为神话和生活的主题。妇女变为男人的财产，而男人变成性心理机器人。
男人要学会控制，女人要学会接受，他们就必须在以我们考察的这些法律、价值观和习俗为准则的家庭中长大。
古罗马是以千方百计的性放纵而出了名的。但作者认为：绞尽脑汁、用尽解数的性行为其实是一种性无能——不能获得真正性的以及情感上的满足——的表现,这其实已为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所证实。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形, 就在于压迫社会里女人不是个数, 女人的性需求不在考虑之列。而片面的男欢只能是萎缩、残疾的。
巨大的苦难并不是它指引给我们的通向更高意识的道路，甚至不是神圣的救世主的根本属性。性欲不是产生于我们的生殖器官，而是产生于我们的大脑。
人类的性生活、爱的情感和精神上与我们的神相结合或合一的努力，都源于我们人类对于亲密接触的强烈渴求。我们这个物种在进化中最具适应性的发展，就是人类伟大的爱的能力。
（九）古代性传统如何被打断？（详细补充）
对于社会为什么会向统治关系模式转变？有人认为这是文化和技术进步所不可避免的结果。作者指出，这实质上是结构主义社会学理论的观点，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制度进化得越复杂、越发达，就越发在结构上需要统治等级。通过举例“波伏娃的《第二性》”说明男女都内化的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统治关系社会（男性统治、战争和强人政治的家庭和国家形式）是一种高级秩序――简直就是“文明的标志”。
但其实，导致史前向统治关系社会组织过渡的，不是不可避免的进步，而是游牧部落从地球干旱的偏远地带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为什么向西挺近？为什么沿着统治关系模式发展？这些人来自何方？
这些人来自黑海和里海以北，横跨欧洲和亚细亚平原。归因于气候的巨变。环境的恶化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事件――饥荒、社会动乱、土地荒废、大规模迁徙――最终导致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中社会组织和性组织发生根本的转变。
制度化地扭曲人类的性――尤其是对女子的性实行严格的、残酷的控制――历来是维护统治关系社会的主要机制。
德米欧认为，所有统治关系社会都具有把痛苦与性相连的特点。
总结历史发现进程：在地球上那些比较富饶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社会，最初可能是伙伴关系模式为主。在这些地区最终流行起对女性生殖功能的神化，并出现了与产生生命的大自然的创造力相结合的神话和仪式，比如神圣的性结合仪式。当然自然的破坏力也引起这些地区的人们的注意，但它只是更为神秘的循环的一部分，不是充满敌意的宇宙中的不利力量。
相反，在地球上不大适宜人居住的偏远地区，掌管宇宙的力量被看得更残酷。人们试图与良性的自然力量相结合的仪式减少，而讨好或控制自然中那些不确定的、怒吼的破坏力量的仪式则较多。在这些地方，尤其在极度艰难的时期，就容易产生建立在恐惧和强迫之上的等级制。
总之，自史前以来数千年的动乱年代中，显然发生了伤害的制度化――不仅是通过对儿童和妇女的残害，而且通过战争和强人暴君的统治。
（十）性革命和意识革命
说到性意识，艾斯勒对童话《灰姑娘》的解读让我感到很震惊，他认为，灰姑娘之所以得到王子的爱，是因为她符合他的审美标准——穿得上那只水晶鞋。而且，女人都不可靠。恶毒的继母、嫉妒的姐妹，所以女人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睡美人》也有着相同的寓意：女人无须做任何其他事情，只要努力去符合男人们的审美标准，自会有王子翩然而至。然后，付出身体，得到一切。
这样的解读确实令人感到震惊。女人们从小时候就开始被这种文化洗脑，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实在是难上加难。艾斯勒给出的处方是：重新夺回对身体的控制权是建立女性视角的关键所在。具体的措施则是性革命和意识革命。
说到性革命，艾斯勒也未能免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流俗，大声呼吁“阴蒂的权力”，痛斥弗洛伊德关于“阴道高潮的错误观念”，极力主张将快感中心(阴蒂)与生殖口(阴道)二者分开独立看待。说阴蒂是快感中心，这个我是同意的。说女人有享受快感的权力，我也是同意的。但我始终也没弄明白，在阴蒂体现其权力的时候，男人应该承担怎样的“伙伴角色”。
而关于意识革命，艾斯勒仍然用灰姑娘来举例。在这个新故事中，“这位灰姑娘不再逆来顺受，而是把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争取过来一个，共同教育那位又自私、又麻木的继母和那位迟钝而不称职的父亲，教他们怎样做体面的父母⋯⋯当然，新故事里的三个女孩儿谁也不会去试穿那著名的水晶鞋，他们会让王子的信使给王子捎个信，告诉他说，他如此看重女子的肉体，竟然觉得她们的某一个部位一定要符合某种既定的规格，这样的男人永远不会得到任何女子的青睐”。
三、总结
如前所述, 本书认为社会压迫与等级制发生于草原社会。资源的极端匾乏导致了竞争, 于是等级制度与压迫关系作为调解竞争的必要手段应运而生。但是，个人觉得文章有几处内容有待商榷：
第一, 匾乏不但是绝对意义上的( 如旱涝减产), 更是相对意义上的( 如两人分食)。绝对意义的匿乏不长在, 而相对意义的匾乏无时不在。可以说, 作为经济形式的匾乏, 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更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看来, 不但库尔甘人有匾乏问题, 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又何尝没有?
第二, 艾斯勒认为米诺斯较平均的随葬品反映出该文化的社会平等。其实这两者之间还差着不少环节。她首先得假设米诺斯人重死; 再假设他们因此要把生前以为重要的资源带到阴间去消受; 然后再假设那些随葬器具就是米诺斯活人社会里被看重的资源。这些作为前提的假设本身都能成立么? 就说第三个, 我们凭什么就可以说随葬品是米诺斯活人社会里要紧的资源呢?资源有各种, 物质的, 文化的, 社会的。至于哪种重要哪种次要, 这需要具体研究具体时代具体人民是如何看待它们的, 而不能想当然, 也不能靠查阅马斯洛或哪位的人类需要排行榜。
第三, 艾斯勒也承认米诺斯文化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等级制。这给她的等级起源理论带来不少困难。她于是将等级制一分为二, 一曰“压迫的”等级, 一曰“实现的”等级。米诺斯文化大约属于后者。至于什么叫“实现的”等级, 它跟其他品种的“等级”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人类进化中都起了什么作用, 如此等等, 艾斯勒却再无片语只言涉及。她对此似乎只满足于“点到为止”— 这与她说“压迫的”等级时那种“罄竹难书”的态度有霄壤之别。
第四, 艾斯勒论证过程中常常把简单的并列关系随心所欲地解作一种必然的、因果的联系, 正反映出她的学术研究为其社会理想所累的一面。
最后，艾斯勒最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她指出了希望, 却没有提供可以抵达的具体路径。关于过去的母系社会, 是想像还是确实存在的历史?她的论据仍被人所挑战, 需要得到更多学者的辅证、认可。关于未来的母系社会, 是乌托邦还是可能的现实?对这一点, 激情也无法掩盖缺乏确实可行设计的缺陷。
此外, 她对男性参与重建伙伴关系社会的意愿过于乐观。诚然, 众多男性在不平等的、统治型的社会中受到压迫, 一个伙伴型、非压迫的社会可能符合他们的最终利益。历史与现实中, 也的确有为数不少的男性对自己的性别进行反思, 从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然而,就两性关系来说, 所有的男性都是父权红利(即男性整体藉由维系不平等的性别秩序所获得的利益) 的获益者。如何才能使更多的男性放弃眼前的特权、为人类共同的未来而努力? 这显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而对有权力者的合作与改革的期待是否是一种幻想, 阻碍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组织性与战斗性?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