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特斯——记忆
你的记忆帮你将朋友与敌人区分开。它们提醒你不要吃太多的冰激凌或喝廉价的龙舌兰酒，因为你清楚的记得上一次放纵自己吃多后的感觉是多么的难受。
或许与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一次对话可能会动摇你对自己记忆的信任。洛夫斯特是一名认知心理学家，也是改变人类记忆的专家。是的，她可以改变你的记忆。她的工作会让人联想到电影《记忆碎片》和《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不论你目击了一个犯罪过程或想要摆脱一段糟糕的感情，那些你自己确定发生的事，其实并不是事实。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沙克特在1979年结识了洛夫特斯。在他眼里洛夫特斯是一个精力充沛，聪明热情的人，他说：“她因在记忆失真和虚假记忆方面的重大研究而被人们所熟知，她的研究让人们意识到，在法律层面人的记忆并不像磁带录影机一样有效。”
事实上，洛夫特斯的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就像维基百科页面一样，它是由许多人不断变化的认知和假想创作出的一段转录的历史。
洛夫特斯的其中一个早期实验发表于1974年，是关于汽车事故的实验。她在实验室里给人们放映不同的交通事故的短片，然后询问观众记得看到了什么。然而他们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问题的措辞。例如，如果她问两辆车“相撞”时速度有多快，观众估计的平均速度要比她将问题的词“相撞”替换成“相碰”时快7英里/时。看过短片一周后再问他们，问题里有“相撞”这个词的观众甚至说记得看到有撞碎的玻璃，而影片中根本没有。
洛夫特斯发现，问题中即使一个看似不那么重要的词会对目击者的证词产生很大的影响。在随后的实验中，她问观众有没有看到“一个破碎的汽车前灯”或“破碎的汽车前灯”，被问到有没有看到“破碎的汽车前灯”问题的绝大部分观众都回答记得看到过，而事实上并没有破碎的汽车前灯。
洛夫特斯认为，警察在询问证人的时候最大的错误是自己讲的太多，他们不会等着让目击者自己描述。有时警察与目击者沟通时，无意地会诱导目击者说出他们推理出发生的情况以及嫌疑范。这种情况在目击者从一组嫌疑人中指认凶手时特别的令人不安。洛夫特斯的一项研究发现面部识别也能受到干扰。如果一个目击者无意中听到另一名目击者或警察描述一个误导性的面部特征，他更有可能会根据那个特征来描述罪犯。然而，这并不全是警察的错。洛夫特斯说：“错误信息在真实世界中随处可见，目击者之间相互交谈；如果是一件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他们可以从电视新闻或报纸新闻中看到；他们甚至看到其他目击者的证词。所有的这些情况都有机会产生新的信息来补充，曲扭或污染他们的记忆。”
洛夫特斯在过去几十年里作证并咨询过成百上千个案件，大部分案件都是为了国防安全。其中有许多备受关注的案件，如山腰扼杀者案，迈克尔·杰克逊案，玛莎·斯图尔特案，奥利弗·诺斯案，菲尔·斯佩克特案。
她并不在意别人对被告的的看法，有时他们被人们看作是歹毒的罪犯。
“DNA检测已经发现有成百上千被判有罪的人其实都是无辜的。”洛夫特斯说，要引起关注的是这些人被判有罪是因为那些目击者并不可靠的证词。
洛夫特斯最有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研究可能是她在1990年首次开始制造虚假记忆。
1990年洛夫特斯接到乔治·富兰克林的辩护律师的一通有趣的电话。乔治·富兰克林的女儿艾琳·富兰克林，在她25岁时，声称她记起小时候看到过她父亲强奸并谋杀了她的好朋友。公诉人说直到那个时间点之前艾琳都在压抑自己的记忆。
洛夫特斯曾在审判时作证记忆具有易变形，但她从没说过她研究过被压抑的记忆，比如像艾琳·富兰克林的维持的压抑记忆一样。最终，乔治·富兰克林被判有罪。洛夫特斯又回到实验室进行研究。
经过一系列研究后，洛夫特斯确定治疗医师可能引导艾琳·富兰克林怀疑自己的父亲实施了谋杀。她认为治疗医师可能通过一些诱导性的提问，告诉自己的患者想象可能发生的事件，从而本质上引导患者记起一些虚假的事件。例如，一位饮食失调的妇女来就诊时，她的治疗医师可能会说：“80％的患者饮食失调是因为受到虐待，你是不是也一样？”接下来治疗医师可能会让患者想一想有谁在什么时间可能虐待过她。
然而.洛夫特斯不能明确的证明被压抑的记忆是虚假的，但她证实将一个从未发生过的创伤事件植入到记忆是有可能的。
1995年，洛夫特斯征募了24名学生和他们较亲密的家庭成员参与她的“虚假记忆形成”的实验。她让每个家庭成员提供学生们的三个真实的童年场景的记忆，然后将含有三个真实记忆和一个虚假记忆的信息包分给参与实验的学生。那个虚假记忆大概是曾在购物时走失的场景，包括很多细节性的描述，比如学生们经常去购物的商店名字以及当时可能跟他们在一起的兄妹。
学生们被告知这四段记忆都是真实的，是由他们的家庭成员提供的。当学生们收到四段记忆的信息包后，首先让他们确认是否记得每一个场景，能否肯定它曾真实发生过。在随后的访谈中，研究人员让他们回忆那些记得的场景的细节。在24人中有7名学生表示记得那个虚假的走失的场景，甚至有学生还描述了他们记起的更多的细节。
洛夫特斯表示：“看着这些正常的，健康的个体在访谈中接受我们的构想，并相信我们所提供的虚假信息是很非常令人兴奋的。”洛夫特斯继续进行她的实验，她让研究对象相信他们曾用自己的手打破一扇窗户，目击过一次缉毒行动，3岁以前被一物体呛到引起窒息等，经历过各种的创伤性事件。她还进一步去验证那些涉及到压抑记忆的事件。她说：“对于这种长时间压抑记忆的状况还没有什么科学可信的依据。在我看来，我们或许会在某一天找到证据，但在那一天之前，我们不该直接否定他们。”
很快，洛夫特斯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影响人们的其他行为。如果她可以让人们相信自己在孩童时因食用某种不健康的食物有过糟糕的经历，作为成年人他们是否会少吃这种食物？
经过她精心设计出的方法进行记忆植入，她诱导研究对象相信他们小时候因吃草莓冰激凌生过病。一周后，研究人员询问他们的冰激凌事件，很多研究对象可以记起他们生病的详细场景，洛夫特斯将此现象称为“丰富的虚假记忆”。后续的研究表明这个记忆确实影响了研究对象的饮食习惯。
洛夫特斯表示，很明显地我们有可能战胜肥胖。因为治疗医师不能欺骗患者，但父母亲可以使孩子们相信他们不喜欢冰激凌或其他易发胖的食品。然而反对者驳斥她在倡导对孩子说谎。洛夫特斯回复道：“你们是希望有一个患有肥胖，心脏病，寿命缩短以及糖尿病的孩子，还是仅仅有一些虚假记忆的孩子？”
沙克特教授也在研究记忆，但他不支持与人的记忆力“玩耍”这种说法。他和洛夫特斯以及其他同事都只是试着探究我们的记忆，他说：“我们在评估记忆的极限性和记忆的准确性。只从定义来说，我们可能都认为自己的记忆很准确，其实不然。”
今年洛夫特斯已经和别的研究者一起研究涉及到酗酒，政治以及应激事件的虚假记忆。其中有一项叫“它很恶心”的实验，她们将说服人们少吃冰激凌的那个方法应用到伏特加酒或朗姆酒中。洛夫特斯说此项研究将来可能用来帮酗酒者戒酒。
在她位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试图去找到人们对于记忆改变的敏感性强弱的个体差异。有时洛夫特斯担心闯入违反伦理道德的领域，例如她曾给那些训练去充作战俘的军事人员建立虚假记忆。当这项研究发表后，她担心道：“可以说我们为敌方提供了一种方法策略，教会他们怎样做坏事，怎样污染他人的记忆。”但是作为一名科学人员，她说分享怎样植入记忆比掩藏这种方法的好处更大，因为这样我们也可以学习怎样进行防御。
2006年洛夫特斯参加了法学家亚当·柯尔柏的一场讲座，主要讲法律和伦理道德对抑制记忆药物的影响。柯尔柏说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在研发这种药物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经历过创伤事件的受害者服用研发的药物后可以抑制他们的记忆强度。柯尔柏认为这些药物会阻碍法律诉讼，他说：“从个人利益来讲，我们强烈要求控制自己的记忆，它给予我们一定的记忆自由的权利。”
洛夫特斯着迷于自己的观点，她说：“从我自身角度来讲，我会服用这种药物。”而她的同事们持否定态度。与其他优秀实验心理学家一样，洛夫特斯为此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她询问研究对象，如果他们是恶性犯罪案件的受害者，是否会服用药物？80％的回答不会服用。洛夫特斯想他们是不是为了在审判行凶者时上庭作证。她又进行了一次调查，这次她问如果他们在国外目击自己的战友丧生于一场爆炸，是否会服用此药物？80％的拒绝服用。
她想：“或许我需要向他们解释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多么的糟糕。”在她这样做了之后，他们仍然不想服用药物。
这项研究结果告诉洛夫特斯人们是多么看重自己的记忆。她说：“即使是一段痛苦的记忆，他们也不想忘记它。这也是有时别人抵抗我的工作的原因。因为我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在你们的记忆中，虚假记忆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多。然而，人们都不喜欢这样的结果。”
洛夫特斯表示，其实你并不需要一名心理学研究员在实验室扭曲你的记忆，人们其实一直在扭曲自己的记忆。在他们记忆中得到的分数比实际的要高，在他们记忆中曾给很多的选举投了票，在他们记忆中孩子比实际更早就学会走路，学会讲话了。洛夫特斯将这种现象称作“声望优化记忆”。
洛夫特斯说:“我们都希望记住的事情比我们实际记得的多一点儿，而这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情。”科学家将此现象叫做“压抑的现实主义”，并称抑郁的人可能记得的事比我们常人更准确。
洛夫特斯说：“有一些扭曲记忆可能对人有好处。”这句话出自一位具有神奇能力的女人，她可以让我们记起孩童时期从未发生过的创伤事件。
或许与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一次对话可能会动摇你对自己记忆的信任。洛夫斯特是一名认知心理学家，也是改变人类记忆的专家。是的，她可以改变你的记忆。她的工作会让人联想到电影《记忆碎片》和《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不论你目击了一个犯罪过程或想要摆脱一段糟糕的感情，那些你自己确定发生的事，其实并不是事实。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沙克特在1979年结识了洛夫特斯。在他眼里洛夫特斯是一个精力充沛，聪明热情的人，他说：“她因在记忆失真和虚假记忆方面的重大研究而被人们所熟知，她的研究让人们意识到，在法律层面人的记忆并不像磁带录影机一样有效。”
事实上，洛夫特斯的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就像维基百科页面一样，它是由许多人不断变化的认知和假想创作出的一段转录的历史。
洛夫特斯的其中一个早期实验发表于1974年，是关于汽车事故的实验。她在实验室里给人们放映不同的交通事故的短片，然后询问观众记得看到了什么。然而他们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问题的措辞。例如，如果她问两辆车“相撞”时速度有多快，观众估计的平均速度要比她将问题的词“相撞”替换成“相碰”时快7英里/时。看过短片一周后再问他们，问题里有“相撞”这个词的观众甚至说记得看到有撞碎的玻璃，而影片中根本没有。
洛夫特斯发现，问题中即使一个看似不那么重要的词会对目击者的证词产生很大的影响。在随后的实验中，她问观众有没有看到“一个破碎的汽车前灯”或“破碎的汽车前灯”，被问到有没有看到“破碎的汽车前灯”问题的绝大部分观众都回答记得看到过，而事实上并没有破碎的汽车前灯。
洛夫特斯认为，警察在询问证人的时候最大的错误是自己讲的太多，他们不会等着让目击者自己描述。有时警察与目击者沟通时，无意地会诱导目击者说出他们推理出发生的情况以及嫌疑范。这种情况在目击者从一组嫌疑人中指认凶手时特别的令人不安。洛夫特斯的一项研究发现面部识别也能受到干扰。如果一个目击者无意中听到另一名目击者或警察描述一个误导性的面部特征，他更有可能会根据那个特征来描述罪犯。然而，这并不全是警察的错。洛夫特斯说：“错误信息在真实世界中随处可见，目击者之间相互交谈；如果是一件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他们可以从电视新闻或报纸新闻中看到；他们甚至看到其他目击者的证词。所有的这些情况都有机会产生新的信息来补充，曲扭或污染他们的记忆。”
洛夫特斯在过去几十年里作证并咨询过成百上千个案件，大部分案件都是为了国防安全。其中有许多备受关注的案件，如山腰扼杀者案，迈克尔·杰克逊案，玛莎·斯图尔特案，奥利弗·诺斯案，菲尔·斯佩克特案。
她并不在意别人对被告的的看法，有时他们被人们看作是歹毒的罪犯。
“DNA检测已经发现有成百上千被判有罪的人其实都是无辜的。”洛夫特斯说，要引起关注的是这些人被判有罪是因为那些目击者并不可靠的证词。
洛夫特斯最有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研究可能是她在1990年首次开始制造虚假记忆。
1990年洛夫特斯接到乔治·富兰克林的辩护律师的一通有趣的电话。乔治·富兰克林的女儿艾琳·富兰克林，在她25岁时，声称她记起小时候看到过她父亲强奸并谋杀了她的好朋友。公诉人说直到那个时间点之前艾琳都在压抑自己的记忆。
洛夫特斯曾在审判时作证记忆具有易变形，但她从没说过她研究过被压抑的记忆，比如像艾琳·富兰克林的维持的压抑记忆一样。最终，乔治·富兰克林被判有罪。洛夫特斯又回到实验室进行研究。
经过一系列研究后，洛夫特斯确定治疗医师可能引导艾琳·富兰克林怀疑自己的父亲实施了谋杀。她认为治疗医师可能通过一些诱导性的提问，告诉自己的患者想象可能发生的事件，从而本质上引导患者记起一些虚假的事件。例如，一位饮食失调的妇女来就诊时，她的治疗医师可能会说：“80％的患者饮食失调是因为受到虐待，你是不是也一样？”接下来治疗医师可能会让患者想一想有谁在什么时间可能虐待过她。
然而.洛夫特斯不能明确的证明被压抑的记忆是虚假的，但她证实将一个从未发生过的创伤事件植入到记忆是有可能的。
1995年，洛夫特斯征募了24名学生和他们较亲密的家庭成员参与她的“虚假记忆形成”的实验。她让每个家庭成员提供学生们的三个真实的童年场景的记忆，然后将含有三个真实记忆和一个虚假记忆的信息包分给参与实验的学生。那个虚假记忆大概是曾在购物时走失的场景，包括很多细节性的描述，比如学生们经常去购物的商店名字以及当时可能跟他们在一起的兄妹。
学生们被告知这四段记忆都是真实的，是由他们的家庭成员提供的。当学生们收到四段记忆的信息包后，首先让他们确认是否记得每一个场景，能否肯定它曾真实发生过。在随后的访谈中，研究人员让他们回忆那些记得的场景的细节。在24人中有7名学生表示记得那个虚假的走失的场景，甚至有学生还描述了他们记起的更多的细节。
洛夫特斯表示：“看着这些正常的，健康的个体在访谈中接受我们的构想，并相信我们所提供的虚假信息是很非常令人兴奋的。”洛夫特斯继续进行她的实验，她让研究对象相信他们曾用自己的手打破一扇窗户，目击过一次缉毒行动，3岁以前被一物体呛到引起窒息等，经历过各种的创伤性事件。她还进一步去验证那些涉及到压抑记忆的事件。她说：“对于这种长时间压抑记忆的状况还没有什么科学可信的依据。在我看来，我们或许会在某一天找到证据，但在那一天之前，我们不该直接否定他们。”
很快，洛夫特斯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影响人们的其他行为。如果她可以让人们相信自己在孩童时因食用某种不健康的食物有过糟糕的经历，作为成年人他们是否会少吃这种食物？
经过她精心设计出的方法进行记忆植入，她诱导研究对象相信他们小时候因吃草莓冰激凌生过病。一周后，研究人员询问他们的冰激凌事件，很多研究对象可以记起他们生病的详细场景，洛夫特斯将此现象称为“丰富的虚假记忆”。后续的研究表明这个记忆确实影响了研究对象的饮食习惯。
洛夫特斯表示，很明显地我们有可能战胜肥胖。因为治疗医师不能欺骗患者，但父母亲可以使孩子们相信他们不喜欢冰激凌或其他易发胖的食品。然而反对者驳斥她在倡导对孩子说谎。洛夫特斯回复道：“你们是希望有一个患有肥胖，心脏病，寿命缩短以及糖尿病的孩子，还是仅仅有一些虚假记忆的孩子？”
沙克特教授也在研究记忆，但他不支持与人的记忆力“玩耍”这种说法。他和洛夫特斯以及其他同事都只是试着探究我们的记忆，他说：“我们在评估记忆的极限性和记忆的准确性。只从定义来说，我们可能都认为自己的记忆很准确，其实不然。”
今年洛夫特斯已经和别的研究者一起研究涉及到酗酒，政治以及应激事件的虚假记忆。其中有一项叫“它很恶心”的实验，她们将说服人们少吃冰激凌的那个方法应用到伏特加酒或朗姆酒中。洛夫特斯说此项研究将来可能用来帮酗酒者戒酒。
在她位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试图去找到人们对于记忆改变的敏感性强弱的个体差异。有时洛夫特斯担心闯入违反伦理道德的领域，例如她曾给那些训练去充作战俘的军事人员建立虚假记忆。当这项研究发表后，她担心道：“可以说我们为敌方提供了一种方法策略，教会他们怎样做坏事，怎样污染他人的记忆。”但是作为一名科学人员，她说分享怎样植入记忆比掩藏这种方法的好处更大，因为这样我们也可以学习怎样进行防御。
2006年洛夫特斯参加了法学家亚当·柯尔柏的一场讲座，主要讲法律和伦理道德对抑制记忆药物的影响。柯尔柏说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在研发这种药物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经历过创伤事件的受害者服用研发的药物后可以抑制他们的记忆强度。柯尔柏认为这些药物会阻碍法律诉讼，他说：“从个人利益来讲，我们强烈要求控制自己的记忆，它给予我们一定的记忆自由的权利。”
洛夫特斯着迷于自己的观点，她说：“从我自身角度来讲，我会服用这种药物。”而她的同事们持否定态度。与其他优秀实验心理学家一样，洛夫特斯为此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她询问研究对象，如果他们是恶性犯罪案件的受害者，是否会服用药物？80％的回答不会服用。洛夫特斯想他们是不是为了在审判行凶者时上庭作证。她又进行了一次调查，这次她问如果他们在国外目击自己的战友丧生于一场爆炸，是否会服用此药物？80％的拒绝服用。
她想：“或许我需要向他们解释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多么的糟糕。”在她这样做了之后，他们仍然不想服用药物。
这项研究结果告诉洛夫特斯人们是多么看重自己的记忆。她说：“即使是一段痛苦的记忆，他们也不想忘记它。这也是有时别人抵抗我的工作的原因。因为我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在你们的记忆中，虚假记忆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多。然而，人们都不喜欢这样的结果。”
洛夫特斯表示，其实你并不需要一名心理学研究员在实验室扭曲你的记忆，人们其实一直在扭曲自己的记忆。在他们记忆中得到的分数比实际的要高，在他们记忆中曾给很多的选举投了票，在他们记忆中孩子比实际更早就学会走路，学会讲话了。洛夫特斯将这种现象称作“声望优化记忆”。
洛夫特斯说:“我们都希望记住的事情比我们实际记得的多一点儿，而这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情。”科学家将此现象叫做“压抑的现实主义”，并称抑郁的人可能记得的事比我们常人更准确。
洛夫特斯说：“有一些扭曲记忆可能对人有好处。”这句话出自一位具有神奇能力的女人，她可以让我们记起孩童时期从未发生过的创伤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