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悔不听父言，半生蹉跎，悲苦谁人解？
再次被贬之后，刘禹锡写下了《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苍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他说，为君子立德不以独善，而以兼济；立功不在君上，而在社稷；立言不在骈丽，而在大义。跳出以功名得失而论自我价值的桎梏，只为黎民，为社稷而发奋。
刘禹锡之父刘绪，善于理财，行事端正，品行高洁，掌管钱粮盐铁转运之事，名位益重。中年得子，家教甚严，经年苦读，渐感羽翼丰满，志存高远，恰遇贞观九年在长安举行的科举考试，自然是踌躇满志，急欲速进，唯恐落于人后。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贞观八年的大考。李绛、李观、崔群、韩愈、王涯、欧阳詹及冯家四兄弟冯宿、冯场定、冯审、冯宽等二十三人擢进士及第，且诸人是被舆论公认的贤才，朝野欢欣，该年金榜为“龙虎榜”可谓是人才辈出。
刘禹锡一试而中，同期登第的还有柳宗元，后来二人终身为友，诗文互答，被称为“刘柳”。在同一年，他又一举拿下博学鸿词，如一颗最闪耀夺目的明星横空出世，朋党之争渐起的大唐官场，延揽才士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向刘禹锡发出的邀约之函纷至沓来。
集进士、博学鸿词和吏部拔萃三科于一身，刘禹锡得授太子校书一职，入东宫为官。
太子校书看似闲职，在信息保存与传播只能依赖书本的时候中，“校书”是掌握文明传承命脉的要职。进入崇文馆后，禹锡每日泡在书海里，从无数先人的智慧结晶中，遵从父亲刘绪的教导，一步步地学习盐铁转运之法、学习行军布阵之术。
刘绪曾对禹锡说：吾儿，汝父已老，不复为汝劈山架桥矣，却有数言。若吾儿长记于心，或可裨益决断，或可避险救困。吾儿虽薄有才名，然而治国理政经验不足，急求富贵，必然投靠权要。当此主上昏庸之朝，常居权要者必奸佞媚上，如裴延龄之流，一旦皇恩有变，或新主登基，安得苟活？
刘绪又曾说：吾儿若想有朝一日立下再造乾坤之功，有两件事必要加以详察。其一为盐铁之利，其二为治军之权，无论何时何地，此二者为解决一切军国事务的根本所在。
少年得志的兴奋，是任何冷静沉着的教导都无法遏制的。
刘禹锡和太子侍读王叔文相交甚厚，互引为知己，但也是因为投靠了这个权要，其父刘绪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一语成谶，刘禹锡此后几十年都在这个漩涡中摸爬滚打，再也无力站起来。
李诵长年累月在压抑中度日，在做了二十五年的太子之后，突然中风，侥幸保住性命，但只能卧床，不能言语。
德宗驾崩，李诵在风雨动荡中登基，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准备着大刀阔斧的干革命一场。蠲赋税、减徭役，新政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但对阶级斗争的经验不足，被表面带来的胜利蒙蔽了双眼，对轻重缓急判断失误，没有赢得军权。
王叔文犯了致命的错误，认为自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势，又自视手握天下公议，对持异议者不宽容，弄得京城之中噤若寒蝉，惶惶不可终日。纸上谈兵，看似出手迅猛，实际只会激化局势。
在王叔文的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王叔文的母亲去世，他必须守丧三年，以表仁孝。在王叔文守制后不久，太子李纯发动了宫庭政变，改革宣告失败。
新登基的皇帝李纯下令，王叔文之属包括刘禹锡在内的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就是说，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永无起复之时，这等于给刘禹锡的仕途之路叛了死刑。
被贬十年之中，能与禹锡经常通信者，在八司马之外，不过白居易，李绛，崔群，韩愈等而已。其他攀附之辈无片言之语也是世情常态。
因某种机缘巧合，奇迹出现了，宪宗下诏将众负罪之官员召回京城听用。
十年外放生涯，使得当年那些锐意进取的贤才生了明哲保身之念，当刘禹锡向柳宗元大发感慨时，宗元回说，御史中丞裴中丞是你先夫人的族叔，刑部权尚书是你父亲的朋友，对你关怀甚深；中书韩舍人、礼部李尚书、吏部崔侍朗、东宫白赞皆与你交谊甚厚，有此一群人在，你何用担忧不得再居善位，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紫陌红尘指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普普通通的一首诗，都被有心人揣磨出了不同的意味。
小人是不打盹的，得到这首诗就去邀功请赏，因参破其中的玄机：诽谤圣上。但一首模棱两可的诗就对刘禹锡打压，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密报之人又拿出了禹锡在被贬期间写给柳宗元的文章，名为《华佗论》，曲解禹锡把皇帝宪宗比作嗜杀成性的曹操，斥责禹锡仍作这种不臣不举，有负皇恩。
鉴于宪宗关于自己嗣位前后与顺宗突然驾崩之事，其中的是非曲折，自是心知肚明，对于此种谣言从不手软，因此禹锡再度被贬。
朗州刺史刘禹锡被任命为播州刺史，举朝哗然。播州极度荒凉，只有五百户。
刘柳感情深厚，有感于刘母已近八十高龄，若刘赴播州，此次必为死别。所以柳宗元决定和刘禹锡互换管辖之地。
在裴度的周旋下，刘禹锡改授连州刺史
柳宗元病逝，遗产只有一世清名，刘禹锡也是两袖清风，朋友救济方助柳宗元归葬故里，刘禹锡待柳宗元遗孤柳周六、柳周七视如己出，督导学业，促其成才。
刘禹锡十分尊崇韩愈，且不论文才高低。皇亲国戚为求一文，需以鞍马主带为礼，可见一字千金。禹锡诫后生，需向韩公学习。任何权豪，旁人畏之如虎，韩公视之如鼠，一生从不谄事贵臣。
他回忆韩愈旧事时，说，韩愈自视甚高，而又幽默风趣。
某日，韩愈对好友李程说：
某与丞相崔大群乃同年进士。同榜之中，唯觉崔大聪明过人，不愧宰相之器。
李程询问根由，韩愈答：
崔大共愈往还二十年，从未在某面前批评文章，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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