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正林分享：父亲的旱烟袋
石正林分享：父亲的旱烟袋
提起旱烟袋，许多人可能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
父亲爱吸烟，一直使用旱烟袋，虽然他已经80多岁了。
父亲的旱烟袋大约一尺见长，铜嘴、铜头（烟锅），中间用竹管连通。竹管上系一个灰色烟包，烟包里装着烟丝和打火机。父亲的烟包里永远装着精心准备好的烟丝。80岁前，他自种旱烟。80岁后，由于体力、视力下降，他就把买来的卷烟剥开，把烟丝取出来放进烟包里抽。
自我记事起，就发现父亲一直使用这只旱烟袋。烟袋和他形同影随，烟嘴、烟锅、烟管现都已磨损的光可鉴人了。
父亲从来不抽纸烟，家里来人，他总是把香烟发给客人，自己抽旱烟。小时候我们总觉得父亲老土，给我们丢面子，为此，二姐还旁敲侧击说过父亲好几次，可他就是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把他的旱烟袋视若珍宝。
父亲的旱烟袋是哪里来的？他为什么使用旱烟袋？他也是个退休干部，为什么不抽香烟呢？我们兄妹几个也许不止我一个向父亲提过这些疑问，但父亲总是沉默，始终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母亲告诉了我们这个秘密。
记得我大侄女（现已参加工作）一岁多的时候，一天，突然哇哇直哭，怎么哄也不停。母亲没有办法，就把父亲（那时他已退休）从地里叫回来帮忙。父亲一摸孙女头，感觉有点发烧，就赶紧点燃旱烟袋，猛吸了几口，对着他孙女的肚脐吹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孩子的哭声停止了。
我们都感到惊呀，父亲的旱烟袋还有这么神奇？
母亲说，别看这个烟袋，它可来之不易呢。
我们家是雇农（这个词现在早已不用了）出身。父亲5岁时我爷爷就死在雇佣（打工）他的地主家，我奶奶也带着我2岁的二伯改嫁外地去了。父亲只好被寄养在他同是雇农的外婆家，打柴、放牛、干农活，甚至讨饭，直到解放。解放后，由于父亲出身好、吃苦能干，被上级任命为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村连年先进，于是父亲又被破格录用为乡干部。
父亲没上过一天学，自当干部后，要经常思考问题，于是就慢慢吸起了烟。那时工资很低，我们家人口又多，父亲根本买不起香烟，就在家里开荒种了点旱烟供自己使用。父亲也买不起烟袋，就用皮纸、报纸或废纸片卷着抽。父亲对读书人非常敬畏，他宁愿用树叶卷烟抽也不撕我们的旧作业本、旧课本，总是帮我们整整齐齐的保存起来。一次乡里开会，父亲实在想抽烟，可身上没纸，他又不愿向人借，就趁会议休息期间把书记用过的报纸撕了一小角。谁知被书记发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那报纸还没学完，你想抽烟怎么不买个烟袋呢，丢人现眼！这事对父亲刺激很深，他发誓一定要买个烟袋。可当他几次把省吃俭用的钱买烟袋时，一想到我们这些面黄肌瘦的儿女和家里破烂的房子，他就又一次次打消了这个念头。
父亲过40岁生日时，我外爷拄着长长的焊烟袋杆一瘸一拐来到我们家，一进门就递给父亲一个布袋，说：“这个铜壶坏了，你拿去打个烟袋吧。”父亲欣喜若狂，连夜赶进城里，第三天，一个崭新的旱烟袋握在他手里了。从此，父亲告别了用纸抽烟的历史。
我们家以前收入很低，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父亲的工资，加之吃饭人多和母亲身体不好，真是家徒四壁。上世纪80年代末，茨沟区撤销了高中。对我们这些穷人家孩子来说，考中专是最好的出路和唯一的希望，可我两次中考因差几分而败北。第二次失败后，我清楚地知道，考不上中专，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四条：务农、当兵、外出打工、上高中，前三条我一个都不愿意，可上高中要到百里外的五里镇去，那是奢望，家里根本拿不出钱。当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时，天已很黑了。我感到自己的前途就此完了，有一死了之的想法。我找农药没有找到，却找到了一瓶白酒。从没喝过酒的我，打开酒瓶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仰头直往嘴里灌。也不知道喝完了没有，就滚倒在地……不知过了多久，我发想自己躺在床上，朦朦胧胧中闻到屋里有浓浓的烟味，远处有一点火光一闪一闪的。迷糊中，我知道，那是父亲坐在我屋里在抽烟。天亮了，当我艰难的爬起来，发现床头放着100元钱、床前明显有清洗的痕迹、门口附近的凳子下有一大堆烟灰。母亲告诉我，我躺了三夜两天，吐了许多血，父亲一直看护着我，抽了一斤多烟，他知道我想上高中，在信用社贷了款。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从此，每见到父亲的旱烟袋，我就有一股莫名的亲切感。
父亲的旱烟袋还有一段传奇故事，至今还在传颂着。
上世纪80年代初，全乡实施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村是乡政府所在地，全乡最大的村，人口多、土地少、矛盾大。为了搞好这个村的工作，以点带面推动全乡的承包制，父亲又被组织安排提前退休，临危受命当了村支书。一天清晨，当我们全家还在梦乡时，屋外传来阵阵急促的敲门声，还伴随着嘶声裂肺的哭声。父亲打开门一看，原来是第二生产队的张寡妇领着一大二小三个孩子跪在门外。一见父亲出来，就一把抱住父亲的双腿，哭诉说刘家人欺负她孤儿寡母，把她的地分在又偏又远又贫的山上，她没法生活。一番好劝歹劝，张寡妇总算回去了。随后，父亲连早饭也没吃就赶到二队。经过仔细了解，确如张寡妇所言，而且该队的分地还存在许多问题。原来该队是以刘姓为主，其它是杂姓。刘家兄弟人多势众，队上的事基本他们说了算，队长小姓人家、胆小怕事。当夜，父亲召开群众大会商议分地问题。会上，刘氏兄弟气势汹汹，一切要按他们定的方案执行，其他人是敢怒不敢言。有一个老点的站起来刚要说话，就被刘氏老四踹了一脚。父亲见了忍无可忍，一把攥住正在抽的旱烟袋，“嘭”的一声，狠狠的砸在桌子上，火星四溅，桌面顿时陷了一个大洞。众人见了面面相觑，几个胆小的“噌”地一下站了起来，刘氏兄弟也被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父亲站起来，用威严的目光环视了一下众人，然后斩钉截铁的说：“从现在起，撤销二队队长职务，解散二队队委会，由我兼任二队队长。在新的班子未组建前，由群众选出5名代表临时负责，直到分地工作结束。”之后，在父亲的主持下，二队群众家家分到了理想的土地。二队的分地工作还成了全乡的样板，受到上级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前来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自此，刘氏兄弟对父亲不仅十分畏惧，而且佩服的五体投骨。
这就是父亲的旱烟袋，一个普通但又不平凡的物件，它承载着父亲的屈辱、艰辛和理想、希望。
提起旱烟袋，许多人可能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
父亲爱吸烟，一直使用旱烟袋，虽然他已经80多岁了。
父亲的旱烟袋大约一尺见长，铜嘴、铜头（烟锅），中间用竹管连通。竹管上系一个灰色烟包，烟包里装着烟丝和打火机。父亲的烟包里永远装着精心准备好的烟丝。80岁前，他自种旱烟。80岁后，由于体力、视力下降，他就把买来的卷烟剥开，把烟丝取出来放进烟包里抽。
自我记事起，就发现父亲一直使用这只旱烟袋。烟袋和他形同影随，烟嘴、烟锅、烟管现都已磨损的光可鉴人了。
父亲从来不抽纸烟，家里来人，他总是把香烟发给客人，自己抽旱烟。小时候我们总觉得父亲老土，给我们丢面子，为此，二姐还旁敲侧击说过父亲好几次，可他就是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把他的旱烟袋视若珍宝。
父亲的旱烟袋是哪里来的？他为什么使用旱烟袋？他也是个退休干部，为什么不抽香烟呢？我们兄妹几个也许不止我一个向父亲提过这些疑问，但父亲总是沉默，始终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母亲告诉了我们这个秘密。
记得我大侄女（现已参加工作）一岁多的时候，一天，突然哇哇直哭，怎么哄也不停。母亲没有办法，就把父亲（那时他已退休）从地里叫回来帮忙。父亲一摸孙女头，感觉有点发烧，就赶紧点燃旱烟袋，猛吸了几口，对着他孙女的肚脐吹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孩子的哭声停止了。
我们都感到惊呀，父亲的旱烟袋还有这么神奇？
母亲说，别看这个烟袋，它可来之不易呢。
我们家是雇农（这个词现在早已不用了）出身。父亲5岁时我爷爷就死在雇佣（打工）他的地主家，我奶奶也带着我2岁的二伯改嫁外地去了。父亲只好被寄养在他同是雇农的外婆家，打柴、放牛、干农活，甚至讨饭，直到解放。解放后，由于父亲出身好、吃苦能干，被上级任命为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村连年先进，于是父亲又被破格录用为乡干部。
父亲没上过一天学，自当干部后，要经常思考问题，于是就慢慢吸起了烟。那时工资很低，我们家人口又多，父亲根本买不起香烟，就在家里开荒种了点旱烟供自己使用。父亲也买不起烟袋，就用皮纸、报纸或废纸片卷着抽。父亲对读书人非常敬畏，他宁愿用树叶卷烟抽也不撕我们的旧作业本、旧课本，总是帮我们整整齐齐的保存起来。一次乡里开会，父亲实在想抽烟，可身上没纸，他又不愿向人借，就趁会议休息期间把书记用过的报纸撕了一小角。谁知被书记发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那报纸还没学完，你想抽烟怎么不买个烟袋呢，丢人现眼！这事对父亲刺激很深，他发誓一定要买个烟袋。可当他几次把省吃俭用的钱买烟袋时，一想到我们这些面黄肌瘦的儿女和家里破烂的房子，他就又一次次打消了这个念头。
父亲过40岁生日时，我外爷拄着长长的焊烟袋杆一瘸一拐来到我们家，一进门就递给父亲一个布袋，说：“这个铜壶坏了，你拿去打个烟袋吧。”父亲欣喜若狂，连夜赶进城里，第三天，一个崭新的旱烟袋握在他手里了。从此，父亲告别了用纸抽烟的历史。
我们家以前收入很低，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父亲的工资，加之吃饭人多和母亲身体不好，真是家徒四壁。上世纪80年代末，茨沟区撤销了高中。对我们这些穷人家孩子来说，考中专是最好的出路和唯一的希望，可我两次中考因差几分而败北。第二次失败后，我清楚地知道，考不上中专，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四条：务农、当兵、外出打工、上高中，前三条我一个都不愿意，可上高中要到百里外的五里镇去，那是奢望，家里根本拿不出钱。当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时，天已很黑了。我感到自己的前途就此完了，有一死了之的想法。我找农药没有找到，却找到了一瓶白酒。从没喝过酒的我，打开酒瓶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仰头直往嘴里灌。也不知道喝完了没有，就滚倒在地……不知过了多久，我发想自己躺在床上，朦朦胧胧中闻到屋里有浓浓的烟味，远处有一点火光一闪一闪的。迷糊中，我知道，那是父亲坐在我屋里在抽烟。天亮了，当我艰难的爬起来，发现床头放着100元钱、床前明显有清洗的痕迹、门口附近的凳子下有一大堆烟灰。母亲告诉我，我躺了三夜两天，吐了许多血，父亲一直看护着我，抽了一斤多烟，他知道我想上高中，在信用社贷了款。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从此，每见到父亲的旱烟袋，我就有一股莫名的亲切感。
父亲的旱烟袋还有一段传奇故事，至今还在传颂着。
上世纪80年代初，全乡实施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村是乡政府所在地，全乡最大的村，人口多、土地少、矛盾大。为了搞好这个村的工作，以点带面推动全乡的承包制，父亲又被组织安排提前退休，临危受命当了村支书。一天清晨，当我们全家还在梦乡时，屋外传来阵阵急促的敲门声，还伴随着嘶声裂肺的哭声。父亲打开门一看，原来是第二生产队的张寡妇领着一大二小三个孩子跪在门外。一见父亲出来，就一把抱住父亲的双腿，哭诉说刘家人欺负她孤儿寡母，把她的地分在又偏又远又贫的山上，她没法生活。一番好劝歹劝，张寡妇总算回去了。随后，父亲连早饭也没吃就赶到二队。经过仔细了解，确如张寡妇所言，而且该队的分地还存在许多问题。原来该队是以刘姓为主，其它是杂姓。刘家兄弟人多势众，队上的事基本他们说了算，队长小姓人家、胆小怕事。当夜，父亲召开群众大会商议分地问题。会上，刘氏兄弟气势汹汹，一切要按他们定的方案执行，其他人是敢怒不敢言。有一个老点的站起来刚要说话，就被刘氏老四踹了一脚。父亲见了忍无可忍，一把攥住正在抽的旱烟袋，“嘭”的一声，狠狠的砸在桌子上，火星四溅，桌面顿时陷了一个大洞。众人见了面面相觑，几个胆小的“噌”地一下站了起来，刘氏兄弟也被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父亲站起来，用威严的目光环视了一下众人，然后斩钉截铁的说：“从现在起，撤销二队队长职务，解散二队队委会，由我兼任二队队长。在新的班子未组建前，由群众选出5名代表临时负责，直到分地工作结束。”之后，在父亲的主持下，二队群众家家分到了理想的土地。二队的分地工作还成了全乡的样板，受到上级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前来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自此，刘氏兄弟对父亲不仅十分畏惧，而且佩服的五体投骨。
这就是父亲的旱烟袋，一个普通但又不平凡的物件，它承载着父亲的屈辱、艰辛和理想、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