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讲世俗人情的日本电影，缘何稳居世界电影排行榜前十名
本文来自CC标准收藏官网，由公众号 特写 翻译。
作者|大卫·波德维尔
试译|鄧禎健
作者简介 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和电影史学家，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电影学教授，他也是目前最负盛名的电影史著作《世界电影史》的作者。波德维尔有一本研究小津安二郎电影的专著，叫《小津和电影诗意》（Ozu and the Poetics of Cinema）。
他有自己的个人网站，并在网站上写作各类电影文章，网址：www.davidbordwell.net。
1953年末，《东京物语》（Tokyo Story，1953）问世，其时西方观众正浸淫在日本电影里。
三年前，黑泽明在拍出了他的突破性作品《罗生门》（Rashomon，1950），1955年，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Gate of Hell，1953）赢得了两项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和彩色最佳服装设计），而沟口健二则游走在国际电影节的最前线。
“另类”的日本电影登上世界大舞台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小津安二郎在国外却仍不知名，主要因为制片厂的决策者们认为小津电影“过于日本化”而未出口。
尽管小津其他的一些电影在欧洲和英联邦等地零星地放映，但《东京物语》却一直未走出国境。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东京物语》才在上述等地放映，1958年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的一个奖项，这些活动都由唐纳德·里奇组织，他终其一生研究日本电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72年，《东京物语》在纽约公开放映（这与保罗·施拉德在其著作《超然的电影风格：小津、布列松、德莱叶》[Transcendental Style in Film：Ozu、Bresson and Dreyer]中的记录吻合），赢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影评人的喜爱。
两年后，里奇的《小津》（Ozu）出版，影评人开始意识到这位安静的电影制作者（指小津）是电影领域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在1992年和2002年国际影评人的投票中，《东京物语》均位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前十名。
在2012年的投票中，它荣登第三名，仅次于《迷魂记》（Vertigo，1958）和《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1）。
这部作品进入世界电影文化的方式不同寻常，这使我们怀疑它的名声是否来自偶然。的确，《晚春》（Late Spring，1949）和《麦秋》（Early Summer，1951）（仅举两个例子）并非不够优秀。小津自己也给过一个保留性的暗示：“这是我最具情节性的电影之一。”但事实上《东京物语》是小津独特电影世界的慷慨阐释，它将（小津电影的）众多特质囊括其中，迷惑了小津的众多倾慕者，使观众感动流涕。
首先，这是一个世俗故事。小津和他的编剧搭档野田高梧经常将他们的故事中围绕女儿的即将出嫁展开一连串人物角色的境遇变化。但《东京物语》甚至缺少最基本的情节驱动；它承载着小津电影的基本元素：将日常生活缓缓地铺叙呈现，进而带给我们更多剧情不能催生的体验。
一对老夫妇离开他们居住的小镇尾道去探望他们的儿孙，他们不可避免地打扰了儿孙们的生活，于是他们感到内疚，子女们图省事就疏远他们。在他们的这段旅程中，老俩口感觉到了儿女们的德行和虚荣。在乘车回家途中，老母亲突然患病，不久后就去世了。剧情的张力被隐藏在精妙的结构下。
电影中，平山夫妇告别他们最小的孩子京子，按照辈分先后顺序探望了其他子女。他们先暂住在幸一家，然后是长女金子家，而后是二儿子的守寡媳妇纪子家，最后来到大阪的小儿子敬三家。
而在幕后，他们先探访了敬三家，然后才前往东京，但是小津和野田高梧只把他们在回家途中的短暂停留交代出来了，这不仅建构了我们对小儿子敬三周到好客的期待，也尊重了家族的长幼次序。（小津在他的第一部家族电影《小早川家之秋》（1941）中就对这一叙事策略进行过尝试。）
从孙辈们的不羁言行（其中一个哼唱着约翰·福特《关山飞渡》的旋律），到那些为子女们的失败而苦恼不堪的父辈们的言语，若非这些纷繁琐碎的的言语动作，情节便有过分简单之嫌。几次简明的对照，人情冷暖尽显。
女商人金子自信满满，带着丧服回家，而二儿媳纪子却没料到婆婆会去世，所以她毫无准备。谁又能说实用主义不如无知纯良？简·奥斯汀？安东·契诃夫？这是当我们遭遇委婉揭露人情世故的故事会想到的两位作家，然而至今没有人如小津般克制的驾驭“温柔”的故事。“多么盛情的款待啊”，婆婆感慨道，“让我谁在死去儿子的床上，”一阵酸楚汹涌而来。
《东京物语》也是小津独特风格的范本——低机位，180度越轴剪辑，固定机位，以及相似镜头的组接。在对话场景中，小津很少在对话中剪辑，好像每个角色都有权力全然被观众听到。在其他电影里，小津使用这种独特的剪辑有戏谑的成分，但是这里他似乎更加在意建构一个安静的世界，来和他的角色抱怨的世界相对抗。
同样微妙的平衡也体现在角色品格的取舍上。例如，我们很容易同情父亲周吉，但当在同学聚会上喝得醉醺醺蹒跚归来时，金子抱怨他又犯了老毛病，这暗示他的纵酒曾经导致了家庭纠纷。（这一点在母亲离世后引起了他的共鸣：“早知道如此，在她尚在时就对她好点。”）
将心比心，即便是热心肠的纪子也承认她偶尔也会忘记自己死去的丈夫。同样的，那些兄弟姐妹也并非极端自私之人，只是斤斤计较过分专注自己的生活。即使是西方观众倾向于责备的金子，在母亲死后突如其来的全然的真情之泪夺眶而出时也令人震惊；她的锋芒与尖锐被她的扮演者是日本著名女演员杉村春子这一事实削弱了。
由于小津富于同情心的超然技巧，当我们注视影片最后一幕角色们沉思他们的未来生活时，此时呈现出丰富情感的意味。纪子笑着和京子说，“生活难道不是失望的吗？”周吉劝说纪子再婚，邻居也善意提醒周吉他将孤独地生活了。这些强烈的情感流露都被诗意的日常行为和物景淡化了。
周吉望着美丽的日出——预示着美丽和收获的一天的到来。一块普通的腕表将母亲、女儿和儿媳连接进了一种苦心经营血缘关系的女性智慧中。火车轰鸣驶往东京，只留下海湾上轮船的汽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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