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999年文学争鸣实录•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
【作者】朱文
发起、整理：朱文 参加者： [吉林] 述平 金仁顺 刘庆 [辽宁] 刁斗 [广西] 东西 海力洪 沈东子 [广东] 杨克 张梅 凌越 [浙江] 王彪 夏季风 [云南] 于坚 李森 [四川] 翟永明 [福州] 吕德安 [湖北] 李修文 葛红兵 [天津] 徐江 [北京] 林白 李冯 邱华栋 金海曙 李大卫 贺奕朱也旷赵凝田柯 侯马 [上海] 张旻 棉棉 赵波 羊羽 夏商 西飏 张新颖郜元宝蒋波 [江苏] 吴晨骏 鲁羊 韩东 刘立杆 赵刚 王大进楚尘陈卫罗望子 黄梵 朱朱 魏微 朱辉 林舟荆歌顾前李小山
问卷与答卷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谁对你产生过或者正在产生着不可忽略的影响?那些活跃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舯年代文坛的作家中。是否有谁给予你的写作以一种根本的指引? 韩东：当代汉语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50、60、70、8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与我的写作有继承关系。他们的书我完全不看。 鲁羊：两个问号的答案是不一致的：没有!使劲地想，也不可能想出谁来。 黄梵：没有。我希望有，但是没有。 李小山：觉得那时的人长得又矮又小，躲在政治家的石榴裙下，显得智商很低(80 年代后有了些改观)。 吴晨骏：影响有，主要是影响我的情绪，如散布于全国的一批通俗作家，使我的情绪变得很坏。没有准对我有根本的指引。 陈卫：“不可忽略”的影响：没有。 刘立杆：1.希望有，但是没有。2.也许我们的作品会给予那些老作家一种根本的指引。 朱文：没有。没有。 张旻：有过影响，但不是“不可忽略”的，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不存在“根本的指引”。 夏商：没有。更加没有。 赵波：没有，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只有靠自己。 张新颖：说不出来；没有。 羊羽：没有。没有。 沈东子：写作人只接受良心的指引。 海力洪：无。否。 东西：没有。没有谁给予写作一种根本的指引。 张梅：没有。 翟永明：说没有是无情的，说有却是虚伪的，的确没有! 于坚：根据我对文学的经验和理解，基本上不存在提这个问题的基础。 金仁顺：没有。没有能谈上“根本指引”的作家。 刘庆：十年前喜欢读的作家现在都差不多倒了胃口，我是想学也没了榜样。 夏季风：谁也没有。没有。 李森：没有谁，没有。 李修文：除了朋友，没有谁。宋朝以后就再没有人给过我指引。 赵凝：没有谁。绝对没有。80年代有不少作品让我感到可笑和作呕。 朱也旷：没有谁指引我的写作。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作家是50年代以前的作家。 贺奕：可以不回答吗? 朱朱：这像在诱供，可爱的朱文，没有。 朱辉：不可忽略？没有；根本?没有。 林舟：没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和“根本的指引”对真正的写作者来说永远不会有。 赵刚：无。 王大进：没有，或许喜欢过马原和余华。没有人给过指引，自己完全在浑沌中摸索。 魏微：无。无。 楚尘：路过一个粪坛，如果不能绕道而行，就得忍受阵阵恶心的气味。 蒋波：没有。没有。 西飏：同行之间的影响不可能避免。谁能指引谁？ 徐江：我尊重某些年长于我的当代作家及他们的劳动。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谁对我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当然指引更谈不上。 侯马：对我有点影响的当代诗人。主要是我的同龄人或同时代人，也就是生于50、60年代，活跃于80、90年代的人(有的没活跃)。这一批人自动放弃了汉语诗歌的遗产，他们相互启发，得到的东西百倍于从前人处得到的。 棉棉：徐星的小说对我产生过严重影响，我(17岁)因此开始写作，后来孙甘露的小说把我吓坏了，我(19岁)停止写作。25岁我开始重新找到写作，再也没有任何人对我的写作构成一丝一毫的影响。相信将来电不会有人会对我的写作构成影响。从来没有任何人给予我的写作以一种根本的指引。而且我觉得“指引”这两个字在这里显得特可笑。 林白：很难认定“不可忽略的影响”和“根本的指引”。 述平：(1)北岛那一代诗人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我。(2)没谁。 刁斗：(1)(2)马原。 葛红兵：不可忽略的影响：马原。但不是指引。 罗望子：残雪产生过。“指引”我的作家则没有。 李冯：(1)韩东。(2)没有。 顾前：(1)马原吧。(2)没有。 荆歌： (1)只是有一些影响，比如格非、马原、余华、韩东、朱文等。(2)没有。 杨克：1980年，在大学期间，应该承认北岛为代表的艨胧诗人对我的写作曾有过影响，他们使我与过去的诗从根子上“断裂”。没有人曾给我的写作以根本的指引。应该没有。 王彪：余华对我有影响。至于根本的指引，则想不起是谁。 凌越：在读书期间，我曾受到朱朱的影响，那是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对另一个十八岁青年的影响，直到今天，我认为这种影响都是重要的。 吕德安：在我的写作初期，黑大春(他那个人化写作倾向)的影响显而易见。根本的指引？没有。 田柯：中国当代作家中，余华对我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目前还存在着。我对50、60、70年代的作家知之甚少，他们对我没多大影响。 金海曙：(1)朱文。(2)没有。 李大卫：我曾受到古龙的影响，此外我还是钱钟书、李碧华和席幕容的热情读者。 关于当下议论较多的80年代，我认为那是一个诗歌和翻译的时代。 邱华栋：对我的写作没有根本性指引，但鲁迅一代、王蒙一代、张承志莫言苏童一代对我有历性的影响。 郜元宝：在我认真的时候，我不想接受任何人的影响，也不喜欢任何人的影响，但在我稍有懈怠时，这影响常常会乘虚而入。这很令我苦恼，但我仍想在苦恼中走完自己的路。
二、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当代文学评论家是否有权利或足够的才智对你的写作进行指导？ 林白：在强烈的敌意中某种肯定性的评论有意义，但“指引”是不可能的。 朱也旷：绝大多数当代文学批评家既缺乏足够的才智，也缺乏足够的艺术敏感。 贺奕：没有。 李冯：(1)没有重大意义，但也不是毫无意义。(2)我不关心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在虚拟的指导中有快乐，那我还是嘉许的。 金海曙：没有。没有。 田柯：我一般不太关心批评家说什么。批评似乎永远没有真正地进入作家的写作之中，所以按照批评家的指引来写作，那将是可笑的或者说是办不到的。 赵凝：没有意义。否。 邱华栋：没有。批评家有权评论，但他们没有能力“指导”。作家是野兽，评论家总想把作家装进笼子。 李大卫：批评是文学中的特殊专业，与某种亚理士多德式的智力传统有关，指导写作从来不是其应有之义。我本人对于文化批评抱有兴趣，但这种兴趣更多限于社会学和“文学生态学”方面。至于中国那些“评以载道”、“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的评论家，本人懒得替他们操心。 韩东：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的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 朱朱：没有。我希望读到诗人写的评论。 侯马：评论家在另一个领域工作，其中不是没有聪明的，少。 荆歌：无。无。 罗望子：无意义。无指导。 顾前：没有。没有。 楚尘：没有。一帮势利的家伙干不出什么事情。 刘立杆：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永远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而国内这些文学批评与批评家总想骑到主人头上拉屎。 王大进：没有意义，批评和写作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他们有权说话，我也有权不听。 赵刚：相对于90年代青年作家而言，当代文学批评远远落后于创作，因此对于我的写作毫无意义，同样也不可能对我的写作有指导意义。 朱文：没有。指导?那是笑话。最好的文学批评都是作家写的。批评家这个行当很特殊，容易让人变态，或者说，变态的家伙容易选择这个行当。一个批评家只要保证自己在职业生涯中不变态，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评论家了。 鲁羊：在较好的情况下，批评与写作是相安无事的。或者说批评是另一种形式的写作而已，谁能指导谁呢? 李小山：批评家很像小摊贩，在吵吵闹闹的市场上东张西望，等待识货的买主出现。 黄梵：毫无意义。没有，他们的才智全部落在了文学外面。 陈卫：没有。我个人尚未听见谁，尤其 是评论家说出我作品真正的好和坏。 吴晨骏：没有重大意义。文学评论家可以是我的朋友，但我想他们还不至于指导我的写作。 魏微：没任何意义。无。 林舟：两个都没有。批评与写作遵循各自的游戏规则。理想的状况是相互映照的，恶劣的情形是前者强迫后者就范。不幸的是这种情形现在太多。 葛红兵：有。我就是从阅读批评文本走向写作。但我认为评论家并不能指导写作。 朱辉：任何时空中的文学批评都是搞研究，所有的研究都滞后于事实。 夏商：没有。同样没有。 西飏：当代文学批评是一门学科，一碗饭。怎么可能。是文学家的存在使评论家有饭吃。 棉棉：无任何意义。我不需要也不接受任何指导。谁在试图指导我的写作，谁就在试图毒害我的灵感，而我的灵感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爱。我认为谁也做不到毒害我的灵感，做不到，所以就是没权利。 张旻：只有个别文学批评是可以阅读的，但写作是个人的事。完全没有权利，才智和特权是两码事。有人想这么做，他们毫无才智可言。 蒋波：没有。他们的才智和我的写作无关。 羊羽：没有。也许个别人真是有才智的，但绝不能也无权利进行这种指导。 赵波：当然没有，最讨厌自以为是地对别人进行指导的人，谁都没有这个特权，即使他(她)有足够的才智。呼吸平等。 郜元宝：作为一个评论者，我对自己同行们的声音倾听得很不够，但我并不想改变这种状况，因为迄今为止，我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足以震动的声音——我希望什么时候真有这种声音产生。在此之前我只好主要倾听自己。 张新颖：(1)我本身被认为是从事批评的人(其实不是)，但当代批评对我的写作没有重大意义。(2)没有。一个好的写作者不应该过于关心这一类的问题。 沈东子：写作对批评家有意义，而文学批评只对批评家有意义。 海力洪：无。否。 东西：没有。没有。 述平：(1)批评是批评，写作是写作。(2)没有。正像我们也不能指导他搞批评一样。 刁斗：(1)(2)没有。 刘庆：评论家和作家往往背道而驰，他们忙活的是自己的“事”。 金仁顺：(1)没有。(2)这得具体分析。 张梅：没有。 杨克：对写作而言，批评总是滞后的。批评是另一种写作，与文学作品的写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好比卖衣服，有人卖西装，有人卖牛仔裤。 夏季风：毫无意义。没有。 王彪：(1)没有。他们于他们的，我干我的。(2)通常情况下是创作指导了批评。这有点讽刺性，但事实确实这样。 吕德安：毫无意义。荒唐。 徐江：批评是批评家的事。写作是创作者的事。当代文学评论对我的写作毫无意义。至于批评家是否有权或有才智指导本人写作，说“是”那是假话，说“不是”，不会伤害许多脆弱而善良的心。但我是个诗人、作家，不是慈善家。 李修文：绝对没有意义。他们可能有权利，但他们往往没有才智。 翟永明：我倾向于认为批评是另一领域的写作，与我无关。 予坚：哈哈!哈——! 李森：(1)批评家的文本本身如果不能独立存在的话，这种批评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它还有可能将一些作者或读者引向歧途。(2)即使是世界上一流的批评家，也没有能力对作家的写作进行指导，除非被指导者是作协会员。 凌越：无。他们没有。
三、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你产生任何影响吗?你认为相对于真正的写作现状，这样的研究是否成立? 朱文：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列出来，实在没有多大必要。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果能在愚弄学生上获得充分的满足就好了。 夏商：幸运的是我没有读过大学中文系。所谓“学院派”研究，对真正的写作而言，作用几等于零。 羊羽：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这种所谓研究是极其愚蠢的，现在或许像样子一点。但仍然和真正的个人的写作无关。 西飏：没有。不成立。 棉棉：我高中没毕业，我在音乐、亲情、友情、爱情中学习，我不通过其他方法学习，所以没机会了解，我不了解，所以没有影响，不了解，所以就是不知道。 张旻：曾经产生过可怕的影响。根本不能成立。 鲁羊：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说到底是一种古典式的文献研究，它缺乏的是热血和生命。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它吸活体的血，然后输入某些有毒液体，以怨报德。它靠什么活，往往它就伤害什么。 刘立杆：饭店里的苍蝇觉得自己比茅厕里的苍蝇优越，实际上还是苍蝇。大专院棱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我的影响，就像只苍蝇对我的影响一样。 荆歌：(1)全然不知，谈何影响?(2)可能是在那里瞎折腾。 罗望子：没有影响，因为没有看过读过。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这研究无意义。 顾前：没有。不成立。 楚尘：没有。毫无必要。 李小山：体制化对人的独立精神的剥夺显而易见，大专院校(及专业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们，手里捧着书本，眼睛却盯着交通警察的指挥棒。 黄梵：没有。只要不摒弃功利色彩，这样的研究于作家于文学史没有意义，属文学噪声。 韩东：大专院校内的当代文学研究首要的意义在于职称评定，次要意义在于培养一批心理变态的打手。它与当代文学评论有很大的重叠部分。相互重叠之处有如双重的昏昧与阴暗——深夜时分的窨井。 魏微：形同虚设。不成立。 赵刚：没有影响。不成立。 朱也旷：没有影响。 赵凝：没有影响。不成立。 贺奕：有影响，就是感到奇臭。 金海曙：没有。不成立。 沈东子：这是中文系师生的事，他们总得做些什么，才可以被称为中文系。 海力洪：无。否。 东西：没有。不成立。 刁斗：(1)不。(2)我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研究了什么与如何研究。 金仁顺：绝不可能。大专院校内的文学研究纯属多余。 述平：(1)研究只是研究。(2)不成立。 张梅：没有。不成立。 杨克：没有多少影响。这类研究的取舍大多是中庸的，或人云亦云。 夏季风：没有影响。不成立。 吕德安：没有。不成立。 徐江：无有影响。不成立。 侯马：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我要努力排除他们对我的影响。 王彪：现代文学的某些研究我有兴趣，但谈不上影响。痴人说梦太多，能否成立? 真是天晓得! 李修文：作为一个中文系出身的人，它们几乎让我活不下去。 于坚：我的写作就是建立在对此的无视之上的。 翟永明：从未有过。并不成立。 李森：(1)我从来对学院式的研究不感兴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研究的才能和品质，他们多数是现行体制中混伙食的人。(2)不成立。 赵波：没有进过大专院校，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个空话。不成立。 田柯：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对我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我看来，他们总是误解作家和作品。简单地说，他们研究的东西根本不是作家写出来的东西。 林白：不了解情况。 陈卫：我没念过大学，因此不能回答。 吴晨骏：没有影响。文学研究是一门职业，我无权干涉别人去干好他的职业。 林舟：前一个问题对我个人而言，是熟悉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后一个问题，不成立，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朱辉：没有影响。成立，它是它自己。 王大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之所以会有不停的研究，无疑就是离本相太远。 朱朱：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都能改变人们的论调，对于一个门类，一种机构，甚至一个国家，他创立和挽救…… 凌越：没有。这种研究当然成立，只是在国内很少能够发现。事实上，那些文学研究专业人士的成果显得相当业余。 刘庆：我没读过中文系，也不看“学者”们的学问。写作和研究是两回事。 郜元宝：作为其中的一员。这样的“学术研究”对我倘若说有影响，那也一定是沮丧多于欣喜。当这样的研究抛弃各种研究的架势时，偶尔也可以作为“真正的写作”而成立。 张新颖：(1)产生过好的影响：也产生过坏的影响。(2)不能一概而论，绝大部分不能成立。 蒋波：没有。可以成立。 邱华栋：大专院校的研究赞助很有必要，但我对自己是否被研究兴趣不大。写作是生长的，不可预知的，研究是静态的，是打死老虎的。 李冯：(1)有一点儿影响，因为我本人的背景是曾做过大学老师。(2)我以为在大学体系内，这样的研究是可以存在的。 李大卫：此问题涉及“校园政治”，我于此是个外行。我认为学生应该更多地熟悉成熟的古典作品，虽然其作者多是些“死了的男人”。 葛红兵：是。
四、你是否重视汉学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他们的观点重要吗? 于坚：我对他们的评价，就像对待一个初中生对我的作品评头论足那样。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即使只有小学生的水平，也会在中国那些“知识分子写作”的人那里获得教授的待遇。 翟永明：汉学家在作对他们自己有意义的事。至于我，并不在意他们的评价和斓点。 吕德安：毫不重视。无所谓。 鲁羊：不太清楚，也不太重视。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观点有什么紧要。我认为他们需要更好地学习，免得说傻话。 李小山：汉学家与跨国公司的老板基本梧仿，他们只想着有机会来中国捞一笔。 黄梵：不重视，他们的才智明显不足。他们参与不了母语的批评体系，便转而搞一些外国文学的杂耍。 韩东：除非将当代文学降低到汉语拼音水准，否则汉学家的权威便是令人可笑之事。当然他们能促成某些事情。但他们因为幼稚而损坏的方面将更多更深重。汉学家是一伙添乱的人。 张旻：据我有限的了解，汉学家是一些对中国文学认识肤浅的人，只有更为肤浅的人才会重视他们的观点。 朱文：不重视，不重要，汉学家与汉语作家的关系如果变得滑稽起来，那一定双方都有原因，就像施虐狂与受虐狂，旁人体会不到他们的乐趣。 夏商：“汉学家”相类似于唱意大利咏叹调的中国人。他们的“声音”肯定是咬字不准的。 赵波：不重要。汉学家只是一帮用评价别人(不管说得对不对)来混饭吃的人。捞取资本用来谋生路而已。 沈东子：通常来说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相当于中文系大二学生的水平。 刘庆：正儿八经的中国人都弄不懂自己，何况一知半解的什么汉学家。 李修文：一群傻×。 海办洪：否。否。 东西：他们的观点不重要，他们的评无关紧要。 刁斗：不。 张梅：不重要。 夏季风：不重视。不重要。 李森：不重视。不重要。那些阿谀汉学家的作协会员是可耻的。我突然想起了文化殖民主义这个概念。 刘立杆：汉学家是狗屎，重视汉学家观点的是狗。 顾前：不重视。不重要。 楚尘：否。他们什么也不懂。 王大进：一点也不。 赵刚：不。 荆歌：同意鲁羊的观点。 罗望子：汉学家的评价往往依据两点，其一是用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来挂靠某个作品，其二是对作品中复制西方话语模式部分感兴趣。他们的观点对作家的名声重要，对作家的写作则不重要，还可能起相反的作用。 吴展骏：我和汉学家没有交道，故而我听不到他们的观点。 葛红兵：不。 陈卫：我不知道谁是“汉学家”。 张新颖：汉学家是一种神话，“重视”他们的评价和观点有一种势利的因素。所以 (1)不重视；(2)绝大部分不重要。 西飏：汉学家是谁，他们的观点又是什么? 棉棉：什么是汉学家我真的不知道。任何人的观点对我的写作都毫无意义，我不需要和任何人沟通关于我的写作。 侯马：我不歧视汉学家，我对他们实行国民待遇。 徐江：汉学家是谁?干嘛的? 王彪：不知道汉学家都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 述平：无所谓。 凌越：我看过几篇汉学家的文章，他们的视角往往很独特，有一种远距离观察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又显得非常粗糙，不够细致，有时候甚至是强人所难。 田柯：不重视汉学家的评价。 赵凝：不重视。我认为不重要。 贺奕：不认识，不了解，不相信。 金海曙：(1)不重视；(2)毫无意义。 李冯：一丁点儿。不重要。 林白：曾有过口头夸奖，听了之后很高兴，但从未对人说起，随后便忘记了。若这种夸奖来自朱文，我会更高兴。 朱辉：不了解。无所谓。 魏微：暂时还没有评价。不重要。 林舟：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 金仁顺：没人评价过我，他们的重要与否建立在他们是否真实和准确上。 羊羽：没有汉学家有过这种评价。我也设想不出他们会说出些什么。所以不知道重要不重要。 郜元宝：作为一名评论者，我很想听听作家们直率而审慎的回答。 杨克：能有所沟通我并不认为是坏事，但并非坐标。具体要看是什么观点、针对什么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抽象地说重要不重要。 朱朱：接触过的汉学家只是翻译了我的作品。我当然乐意自己的作品被翻译，虽然在翻译之后已经不是我的作品。他们的真诚，他们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超越国界的，超越政治和语言的)比他们的观点重要。 李大卫：中国对西方的文学交流中存在着巨额逆差，因此需要某些“贸易补偿”措施，这就是汉学家们的事业。问题在于汉学≠文学。这就像外语系出身的中国学生没有几个懂得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一件正常而且必要的工作，重要的是中国作家应该在面对拥有文学进出口权的人士时保持基本的尊严。反抗一种权势不应成为投身于另一种权势时自抬身价的筹码。 朱也旷：谈不上重视，但汉学家的观点有可取之处。在其他方面，譬如中国古代科技史方面，国外的研究是占领先地位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文学方面，研究不够成熟。原因也许在于，“当代”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挑战。 邱华栋：在中国尚处于第三世界的这样一个文化处境下，被汉学家关注、翻译是好事。但他们在国外影响力有限，是个小旁支，他们的观点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冷战结束后，“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降低了。
五、你觉得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等人是我们应该崇拜的新偶像吗?他们的书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 韩东：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是90年代文化知识界推出的新偶像，在此意义上他们背叛了自身，喂养人的面包成为砸向年轻一代的石头。对于活着并埋头于工作的艺术家而言他们更像是呼啸而过的噪音。 吴晨骏：偶像崇拜在任何时代都是邪恶的。没有影响。 赵刚：人为的因素将他们推向了偶像地位，因此他们的作品只对那些将他们推向偶像地位的人有利用价值，对我没有影响。 鲁羊：至少在写作方面，我不崇拜任何偶像，提及诸人可能是很好的学者、诗人、作家，但是他们的书对我的写作没有影响。 陈卫：(1)偶像?可怕。海子值得研究。王小波见过这个名字，没读过他的任何作品。其他人不知道。(2)海子使我避免某种不良发展，对我的写作本身没有实质性影响。 李小山：任何偶像都是对创作的扼杀。陈、顾、王等人，单个看当然不错，作为文化现象，毫无疑问是现实的悲剧。 荆歌：(1)因为柳如是这个妓女是我们吴江人，所以对陈寅恪这个名字尝有所闻；顾准则不知其人；海子的诗和王小波的小说读过，写得可以。但都不崇拜。(2)毫无影响。 罗望子：偶像是个搞笑的词语。四人中我只读过王小波的少数作品，较喜欢的是《红拂夜奔》，谈不上受影响。特别讨厌他的随笔，他有一个固定句式“我在美国的时候……”似乎他到美国之后才长大的。 黄梵：不。他们的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也是可怕的，只有不同声音的存在才能令我满意。 刘立杆：偶像总是很可怕的东西，通常只会扼杀人的智力和煽动起莫名其妙的狂热。只有生活之书而非偶像之书对我的写作会产生大的影响。 郜元宝：对我没有影响。我怎么会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奉为偶像呢?即使初恋时也没干过这等傻事，何况这些人，我至今还没有真正喜欢上呢。 张新颖：(1)不认为；(2)没有。 棉棉：这是个什么古怪的问题?一个我所认为的好作家不会有偶像，也不会崇拜任何人。我没研究过他们的书，所以没有影响。 赵波：没必要崇拜任何人，没有新的(或旧的)偶像。喜欢王小波的书，但对我的写作无影响。这是两回事。 羊羽：绝不应是偶像。如果一定要用“偶像”这两个字造句的话，那我只能说：打倒一切偶像。像陈黄恪，我是愿意读一读的，也会生发些想法，这算不算就是影响?至少绝无直接的影响。 西飏：他们应该是中文系师生的偶像。没有影响。 蒋波：不是，也没有必要是，没有。 于坚：回答这种问题我觉得很愚蠢。 朱文：不。没有影响。 沈东子：写作人没有偶像，也不应参与造神运动。 张梅：(1)没有谁是新偶像。(2)沒有影响，我不了解他们。 东西：不是，毫无影响。 刁斗：(1)不。(2)任何阅读都有可能给阅读者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会触及到阅读者的写作，或这种触及的程度有多大，则难作判断。 刘庆：不应该。只是看看。 述平：不是，无。 金仁顺：当然不。没有。 凌越：没有人应该成为偶像。没有影响。 海力洪：否。无。 夏季风：不崇拜。没有影响。 王彪：读过海子不到十首诗，王小波的几篇随笔，顾准几篇论文，陈寅恪一篇也没 读过。王小波的某些随笔比较好玩，因此有些印象。离崇拜太远，而且这个词有点可怕。 李修文：不是。没有影响。但是我很害怕因为不崇拜他们而被别人视为白痴。 侯马：不应该。反对造神，反对用死人压活人。 徐江：陈寅恪有学问；顾准有想法；海子有些才气，但疯劲儿也大；王小波有时机智，却又较真儿。你想崇拜哪一个?他们的书可以看，但影响谈不上。 杨克：否。我反对所有的造神运动。他们的人格精神是镜子，可以照自己的灰尘。但并未反光而照亮我的写作。 吕德安：没有影响，更不可能崇拜。翟永明：我很喜欢陈寅恪和王小波，顾准和海子我也认为是很好的学者和诗人。他们的书我很欣赏，但不会对我的写作产生影响。 朱也旷：我反对一切偶像，无论新旧。他们的书对我没有影响。 金海曙：(1)不是。(2)没有影响。 贺奕：不。无。 赵凝：无偶像。无影响。我写我自个的 东西，与他人无关。 田柯：写作的个性化和立场更多地是为个人规定的，外在的影响只能是肤浅的。我喜欢他们，但不崇拜他们。正像我喜欢自己，但不崇拜自己一样。 顾前：当然不是。我喜欢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楚尘：没有理由崇拜。没有影响。 王大进：尊敬他们的某种人格，但我反对作为偶像的一种。我不知道。 葛红兵：没有影响。 魏微：我喜欢他们。没有影响。 朱朱：海子的“速度”——生的速度和写的速度，对我产生过影响，他使我更慢、更耐心。其他几位，我略知陈寅恪。 林舟：他们各自有让人佩服的地方，但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什么新偶像。他们的书对我的写作目前没有什么影响，以后如果有影响的话，可能是他们书后面的东西。 朱辉：上述四人很了不起。但我不能认同“偶像”的措词。所以第一个回答是否定。他们的书对我有影响。但相对于漫长的写作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仅可以测量到的刺激罢了。 张旻：不。我喜欢王小波的散文，在阅读的时候。 夏商：对他们某些气质和作品表示谨慎的尊重。似有若无。 李冯：(1)不谈新偶像，我个人尊敬陈，喜欢王，不喜欢顾与海子。(2)王小波有过触动。 邱华栋：不是偶像，但他们预示了一种写作的可能及一种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对强权社会、商业社会中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有影响。他们是不错的。其中海子、王小波对我的写作有部分影响。 林白：海子及王小波的书在我的书桌上，但并没有成为“偶像”，他们的书也许对我有影响。 李大卫：我不崇拜偶像，只对死者抱有一般的敬意。陈寅恪的书尚未读过；顾准的事迹令我十分感动；海子的去世令人惋惜，他是一个好人，虽然作为诗人他不够成熟；王小波是我喜欢的作家，其作品给过我巨大的快乐。谈论死者是件敏感的事。根据布尔迪约的时髦理论，死亡也是流通于“文化场”中的“象征性股份”；然而在文化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究竟是谁在分享那些股份带来的红利?逝者已已，某些幸存者的灿烂泪光是否因高度含金量所致?希望受过社会学和人类学训练的朋友们关心一下这个问题。 李森：我阅读过他们的作品，但对我的写作没有影响；我认为他们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我的偶像。
六、你读过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福科、法兰克福学派……的书吗?你认为这些思想权威或理论权威对你的写作有无影晌?它们对进行中的中国文学是必要的吗? 张旻：没有读过。没有必要，文学是自生的。 赵波：读过罗兰•巴特。无任何影响。中国文学自成体系，当然我感觉它浩大而空洞。 羊羽：读过一些。关于“影响”的回答同上题。世界上有些事情也许是重要的。但没什么事是必要的。 西飏：读过一些。无影响，可有可无。 蒋波：读过一些。没有影响。不是必要的。 郜元宝：读过一些，偶尔有些影响，但这影响只能给我带来焦虑，因为我因此又丧失了若干表达自我的能力。没有必要。 夏商：读过少许。微乎其微。没有必要。 张新颖：(1)读过；(2)应该有一些；(3)不一定“必要”，不必奉若神明．但也不必排斥。 棉棉：没有读过。无影响。有没有必要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林白：买过前两位的著作，知道他们的只言片语，他们对我的写作没有任何影响。 贺奕：读过。有影响，就是要把它们彻底排除。 金海曙：(1)些许。(2)没有。(3)不必要。 赵凝：读过一些。影响不大。无所谓必要不必要，喜欢就读一些，不喜欢就放一边。 李冯：(1)读过一些。(2)一点点。(3)看怎么谈论这个问题，他们本身有益无害，但谈论过头，可能就过犹不及。 李大卫：我只读过海德格尔的短文《我的现象学之路》，很漂亮，他的其它作品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海氏属于西方思辨哲学中最为艰深的那个传统，而我根本不懂哲学。这里所说的哲学，决非是对思想的再思想。我的智力只停留在康德所谓的“现象世界”，超越不到那个袖珍化的、凌空蹈虚的“本体世界”。巴尔特、福科、本雅明的作品我能看懂一些，我喜欢他的文风，特别是B尔特，有种蒙田式气质，但更女性化一点。谈到法兰克福学派，我想指出他们的理论在中国尚属屠龙之技。中国的文化工业，较之美国，其背后的政治资本、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本之问的互动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几条盗版光盘生产线?在我们中国，究竟是谁拥有“操作性的影响力”?是迪斯尼还是斯大林?所以那些以耳食为业的文学活动家即使真能拼凑出“二十八个半真正的法兰克福”，也克服不了任何问题。 邱华栋：读过。不过，哲学太累。文学是非常想象力和感性的。我还弄不明白他们对我有多大影响，它们对中国文化建设有用，对文学则不是很直接。 朱也旷：读过一些，但对写作影响不大。我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文学很有必要，假如他也包括在开列的名单中。 田柯：读过一点。他们的思想对我没有构成多大影响。早一些时候，他们对中国文学很有必要，现在不了。 述平：读过一些，没什么影响，也无必要。理论就是理论。 金仁顺：读过一点。我没觉得他们是权威。无所谓。 刘庆：读过不多一点。没有影响。我看没什么必要。 刁斗：(1)读过。(2)与五(2)的目答相同。(3)至少对我不是，如果我也算作“进行中的中国文学”之河中的一滴水的话。 东西：未读过。无影响。没有必要。张梅：读过一些，但对我的写作没有影响，对进行中的中国文学也许有用，但谈不上必要。 沈东子：读过片断，无意再谈。 于坚：读过海氏、罗兰•巴特。中国有句古话叫“藏于下于天下”。如此而已。并非必要的。完全可以不读。我只是有阅读的爱好而已。 吕德安：读过一些。没有影响。不知道，没有想过其必要性。 徐江：读过，不多。靠理论开导自己写作的作家绝对是个蠢货。它们对进行中的中国文学可有可无。 侯马：这些名字很震人，我都不好意思说读过。没影响，不知道必要不必要。 杨克：读过一些。不太清楚，未仔细查证。可有可无。 李修文：读过一些。没有影响。有必要才怪，他们又不是我叔叔。 王彪：读过一些，没一本读完的。希望自己有点兴趣，可以深刻一点，但又觉得“深刻”得有点累。 李森：(1)我读过他们的书，了解他们的理论，但对我的写作没有影响。写作是另一码事情。(2)作家可以读各种书，但千万不要用任何理论来指导中国文学。 夏季风：读过一些，无影响。没有必要。 海力洪：一些。无。否。 凌越：读过一些。没有必要。 翟永明：读过罗兰•巴特的部分作品，其余的望而生畏。因此也不可能对我产生影 响。 朱文：没有。没有。没有必要。 鲁羊：读过一些，甚至很认真地，我没有将它归于权威，只是对有关思想和说法感兴趣，它们对“进行中的鲁羊”仅仅意味着某方面的读物。 陈卫：(1)一个字都没读过。(2)没有影响，我不喜欢明显受哲学观念影响的作品。(3)我没有想过“进行中的中国文学”这一说法。对我个人的文学毫无必要。 李小山：他们都是一些不错的知识分子，但是距我们的现状太远，我相信推动中国文学前进的动力在其自身内部。 刘立杆：我买过几本，就像买《扬子晚报》一样，对它们的阅读也像读《扬子晚报》一样。他们之于进行中的中国文学当然是驴唇不对马嘴，但可能对一部分中国当代作家是必要的，因为壮阳药永远是有市场的。 黄梵：读过。没有直接影响，如果有，至多也只是态度，中国文学不需要外部的哲学参照。 顾前：读过一点。没有影响。不是必要的。 楚尘：读过。没有。几乎没什么必要。 赵刚：读过一点。有一些模糊的影响，但是对于进行中的中国文学没有必要。 吴晨骏：我读不懂他们的书，故而他们的书对我毫无意义。至于中国文学……，我认为“中国文学”似乎不存在。对我来说，理论权威和“中国文学”都只是空洞的名词。 王大进：翻阅过。没有。没有。 魏微：读过一些。没有影响。当然不必要。 朱辉：读过一些。没有影响。可有可无。 荆歌：(1)好像读过一些，不过忘了。(2)没有影响，就像不消化的桑椹之类吃进去后随粪便排泄掉了。(3)不知道。 韩东：至于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福科、德里达等西方理论和思想权威在中国先后登场应视为文化交流的繁荣昌盛。他们的出现是时尚性的、符号化的。和90年代的新偶像们一样，他们是居心叵测者手中的一块石头，对工作中的艺术家而言他们是干扰性的噪音。 罗望子：零星地读过。发生在我的写作与探索之后，殊途同归罢了。相比较而言，我更希望出现中国权威或中国学派。 林舟：读过一点。在不经意处有契合，但不至于产生一方照亮另一方的影响。我没有将他们作为思想权威或理论权威。它们对进行中的中国文学没有必要，但可能因具体从事文学的人而异。 葛红兵：细读过。有影响。对我最重要的是萨特，不是上述的那几位。 朱朱：对你问题中提及的几位人物，我对福科兴趣极浓。写作者不必谋求一致，我记得爱尔兰诗人希尼在一篇文章中称罗兰•巴特是一位“美学的小学生”。
七、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 韩东：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 李小山：我毫无保留地敬仰鲁迅，但是任何思想一旦成为权威，就是它的末日。 述平：鲁迅是我敬仰的作家，但不是楷模。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思想权威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指导意义，包括鲁迅。 于坚：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李大卫：我说过，鲁迅是民族的脊梁，可脊梁这东西一根足矣。谁要是长出十根八根，定是怪胎无疑，除非他的脊梁本不中用，十不当一。鲁迅的才识胆色都有过人之处，但我不想给他老人家烧香上供，更不想附骥于圣人背后，当什么私淑的弟子贤人。 贺奕：我只想说，鲁迅已经完全被歪曲了。 张旻：不。如果是这样将是可怕的。 蒋波：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鲁羊：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将另一个人作为自己的写作或生活的楷模。鲁迅是一位好作家，有脾气的人，他一定不想作为权威强行指导任何人。 陈卫：(1)楷模?可怕。(2)我认为鲁迅是“人格权威”而非“思想权威”。“指导意义”，无此必要。 林舟：写作不可能以谁为楷模。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已被整合进一个体系之中，对文学创作不会有积极的意义。作为作家的鲁迅，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会给文学以启迪。 赵刚：怎么可能! 吴晨骏：否。我以郁达夫为楷模。所以我认为郁达夫应该是思想权威。 朱文：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 赵波：没有楷模。没有指导意义，只有作为他个人存在过的意义和价值。 棉棉：我小时候在课本上学习过鲁迅。我至今对鲁迅有一种敬仰的态度。但是什么叫楷模?什么叫思想权威?这个问题和我的关系就好比自行车和鱼的关系。 林自：鲁迅是大师，但对我个人的写作没有形成楷模的作用。 李泻：(1)鲁迅的《故事新编》非常好，其它东西也可以，当然谈不上楷模，因为写作的背影变化已很大了。(2)我喜欢鲁迅十年抄古碑的一段，从未把他当成权威，这太一元化。 邱华栋：没有。一个解构的时代里，已没有楷模，何况时代环境变了。 金海曙：(1)不是。(2)没有。 赵凝：否。无。 羊羽：否。鲁迅是个蛮有意思的人，但当然不是权威。怎么又出现这种“指导”“指引”之类的蠢问题! 西飏：没有。似乎没有。 夏商：不。我特别反感“思想权威”一词，无论是谁。 侯马：没有。作为权威的鲁迅被有人四处标榜，被用来向别人发火。 罗望子：(1)没有，但鲁迅肯定影响过我的写作。(2)没有指导意义，但如果硬要排什么小说大师，恐怕只有鲁迅勉强算得上。 葛红兵：不。 魏微：没有。他离我们挺远的，没有指导意义。 黄梵：不。他被人利用了来制造文学垃圾。 顾前：不。没有指导意义。 楚尘：不。没有。 朱朱：可能我的历史是颓废的历史，激情和肉体史，是南朝臣民的裸宴，是罗马的狂欢……在此，川端康成的样子远比鲁迅清晰。 王大进：没有，我离他太远，不可想象。有，我们都需要直面的勇气。 朱辉：不。但我认为鲁迅的某些品质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讽刺。 刘立杆：我的写作没有楷模，生活也没有。我从不觉得我的脑神经会有一天和鲁迅搭上。 吕德安：不。我没读过多少鲁迅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我不承认任何指导意义上的个人或作品的存在。 徐江：鲁迅一向看不起做“导师”的人，可老天嘲弄他，他对当代文学的指导意义多数是负面上的，是幌子和招牌的意义。 杨克：作为作家，鲁迅是个我很尊敬的前辈。可作为“思想权威”，我发现他常常被人歪曲利用。 李修文：看看鲁迅都被人们糟蹋成什么样子啊! 李森：(1)我不以鲁迅为楷模，鲁迅是个好作家，但在我看来在文学之外的许多情绪上，鲁迅是个糊涂的人。他是个激进主义者，这一点我不喜欢。(2)在文学上我喜欢真实的鲁迅，而不喜欢被利用的鲁迅。 夏季风：否。没有指导意义。如果有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在鲁迅生活的年代，而不是当代。 海力洪：否。无。 翟永明：不。 金仁顺：我觉得鲁迅是个平易近人的作家，但他和我具体的写作没太大关系。 刘庆：没想过，也不会。鲁迅有鲁迅的情况，鲁迅不可能对当代文学有什么指导意义。 刁斗：(1)不。(2)没有。 东西：没有。对我没有指导意义。 张梅：不。 沈东子：很欣赏鲁迅的无政府思想。 凌越：不。我认为作为作家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非常重要。 王彪：我喜欢鲁迅，也敬重他的写作。希望这种喜欢和敬重都是个人的事。 田柯：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鲁迅为楷模，但我承认，鲁迅对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应有指导意义，但我们一定要清楚是哪一部分和哪一部分人。 朱也旷：我钦佩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鲁迅的话“不读或少读中国作家的书”仍有指导意义。 荆歌：(1)我羡慕他的为人，一生都很痛快。(2)谁在接受他的指导呢?谁都不能做到像他一样为人为文。 郜元宝：(1)是，但“作为楷模”的意思是：离开他，走自己的路。这一点很难做到，因此鲁迅应有的“指导意义”往往不能实现，更多的情况下是适得其反。 张新颖：(1)我从鲁迅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包括整天谈鲁迅的人所不懂的东西，但不必以“楷模”这样的词来表示这之间的关系。(2)鲁迅不是“权威”，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重要的(但不是指导的)意义，这个意义需要个人去发掘，不需要别人强加给你。
八、你是否把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教义作为最高原则对你的写作进行规范？ 韩东：任何宗教，只要它试图统一艺术家们的思想认识，垄断艺术创造的灵感源泉，那它就是邪恶的、非真理的。以真理之名就是反对真理，而真正的艺术作品是真理本身。 李小山：宗教指向的终极变成文学的规范，将是灭顶之灾。 鲁羊：我关心许多宗教的原始教义，尤其是佛教，我有更多的体会。但是它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未对我形成最高原则或所谓规范。 朱文：不，不应该这样。 刘立杆：只有艺术是我的宗教。 黄梵：不，那是人生态度之一种，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顾关：没有。 楚尘：否。 赵刚：不。 吴晨骏：我喜欢正统的宗教，我坚决反对邪教，更加反对以邪教来愚弄人民。 罗望子：不知道它们的教义，也不想知道。 林舟：不。 葛红兵：不。但我想有机会读一下它们的原文经典。 王大进：我是一个俗人，不能写出圣文。 魏微：我对这些东西不太了解。 朱辉：不。 荆歌：没有。 陈卫：当然没有。 朱朱：我读，甚至现在还不敢读它们。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迟了，不可能了。 金少曙：不是。 贺奕：从未。 李冯：基督教与佛教针对生死问题，我认为是一流的。文学相对是二流的。这二者间直接关系不大。 邱华栋：绝对没有。我没有宗教意识与宗教感。我读这些教义，是为了加深对几种人类文化的理解。 赵凝：否。 田柯：不。 朱也旷：我读过不少基督教方面的书，有些书(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等)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我的写作与任何教义无关。 林白：没有。 李大卫：我有很强的原罪观念，关心灵魂的问题，怀疑进化论，这些都与我的宗教情感有关。我的写作有时涉及神学问题，但这不是我写作的根本前提，同时我也不会指斥任何人是异教徒。文学有其内在的一套律令，和宗教无关。一个该下地狱的人却可能写出好书；同理任何信仰都不会把一个患有先天或者“获得性想像力缺损综合症(此症可缩写为A口)s，没治I)的笨蛋拯救为一个诗人。而且以信仰论文学，其信仰的纯正性本身就令人怀疑。 张新颖：否。 郜元宝：不。 蒋波：从来不。 棉棉：我写作时会观察自己是否已打开了我所有的器官。我这样来规范自己的写作。在生活中我会用佛教来规范自己，这是九六年开始的。这已成为一种本能，但写作是一种技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技术，一种把自己从生活中抽身而出的技术。它和任何宗教无直接关系。 赵波：对我的写作来说，没任何原则，我不喜欢规范这个生硬的词。 张旻：我对这样的询问感到惊讶。 羊羽：没有。倒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毫无意趣，而是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最高原则。 西飏：我是无神论者。 夏商：写作离神愈远愈好。 王彪：一知半解。到现在也不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方面，我说服自己将信将疑比较好。 凌越：不! 于坚：哈哈!哈—— 吕德安：没有。 徐江：我是信“写作”这门宗教的，只有它才有资格对我的写作有所规范。 杨克：否。在写作之外，我把它们作为一类想了解的东西来读，并认为值得一读。 李修文：从不。 李森：没有。 述平：不是。 夏季风：不影响。但不会作为最高原则来对写作进行规范。 海力洪：否。 侯马：看你问的，又不是我在写宗教诗。 翟永明：从未想过。 金仁顺：绝对不会。 刘庆：我以为这样做比较愚蠢，我没看见这么干的人成了好作家，写出好东西。 刁斗：不。 东西：没有。 张梅：不。 沈东子：写作的最高原则是追求精神自由。
九、你认为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和机构对你的写作有切实的帮助吗?你对它作何评价? 朱文：没有，中国作协是一具在办公桌前还在开会、做笔记的腐尸。 鲁羊：我从未得到它的具体帮助。我与其中的官员素不相识。我认为它和其它政府部门没有区别。 吴展骏：无任何帮助。我觉得它应该被取缔。 张旻：作家协会早就成为少数人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 夏商：没有。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于坚：没有。帮派斗争的衙门。 吕德安：没有。一个消解写作能力的地方。 刁斗：没有。它能使一些白痴免于失业，使另一些白痴找到否认是白痴的根据。 韩东：各级作家协会是地道的权力机构，它代表政府管理作家。当然它只是管理形式之一种——较为隐晦和礼貌的一种。 李小山：我不知道作家协会和官衙的区别何在。 葛红兵：狗屁。 陈卫：(1)它没帮助过我。(2)官僚、昏聩、虚荣、欺骗。我建议不妨解散中国作协；改中国作家基金会，给予作家具体实在的帮助。 朱朱：公共浴室。 黄梵：没有。它比官僚机构更像官僚机构，它的哭比笑流畅。 楚尘：只有伤害。应该撤销，让所有里面的人统统去做生意，做贩子去。 沈东子：像一枚石头蛋，永远也不可能孵出小鸡。 凌越：没有。它似乎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催生和制造所谓的文艺官僚。 杨克：至今未有过任何切实的帮助。它既非政治权力的中枢，又非民间，属非驴非马的“中国特色”。 赵刚：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他赖以存在的文学营养的来源与作协无关，但是对于投机写作者而言，作协能够为他们带来现实好处。因此这已成为事实上的投机者云集地。 徐江：小时候我以为中国作协是给作家发钱的，对它有好感。后来我发现它是个准衙门，亲切感尽失。我现在提起它就觉得反胃。 李修文：从来没有，我也看不出它与一个村委会有何区别。 金仁顺：没有。它是一个寄生在和它没有多大关系的作家和作品身上的多余的机构。 刘立杆：作协是澡堂子，但我不需要澡票，我家有热水器。 赵波：没有帮助。有一批得到它利益与照顾的人在维护它，其中许多人称不上是作家。 羊羽：没有。有些朋友靠它领养老金，所以我不好说什么。 林白：对我的写作没有切实的帮助。但权保会的张树英女士帮我向云南人民出版社要回过五千元的退稿费，我对她说：这是作协对我的惟一好处。 西飏：没有。随它去吧。 张新颖：没有。不想评价。 郜元宝：从未想过此事，懒得评价它。 蒋波：我不知道，它与我无关。 棉棉：无任何帮助。我对它从不关心，所以也无法评价，我猜它是墙上的另一块砖而已。 贺奕：没有帮助。不予置评。 金海曙：没有。不感兴趣。 赵凝：无。不评价，无话可说。 侯马：没帮助。我觉得他们也挺惨的。 罗望子：没有加人，也不了解，但我没指望过它的帮助。 林舟：没有。它只是一个组织机构，对以组织机构为生存依托的人它有作用，而对具体的文学本身，作家创作，它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王大进：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组织机构。 魏微：无任何帮助。它对我来说不存在。 荆歌：同意鲁羊的回答。 顾前：没有帮助，不了解这个机构。 刘庆：写作是个人的事，作协接受宣传部门的领导，谁指望谁失望。根本就不应该指望。 李森：(1)没有。(2)吃国家财政的官僚机构。 述平：对我的写作本身并无帮助。机构就是机构。 夏季风：没有帮助。一个有着准官僚机构的群众团体。 海力洪：无。政府机构。 翟永明：绝对没有，并且我也不认为它对真正的作家有任何帮助。 张梅：不。官方机构。 王彪：无从谈起，因为隔得太远了。 李大卫：我以平常心面对这类事，作为一个无业的社会闲杂人员，似乎也只能如此。至于写作，只在自己帮自己，别人可指望不上。 李冯：(1)客观地说，有过一些帮助，生活上的。(2)我对与个人写作关系不大的事情向来没想法。 邱华栋：我在北京，参加了不少活动，有一定帮助。但归根结底作协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机构，需要改革，需要更多地为青年作家创造机会。 田柯：会有一些帮助。但它过于行政色彩，不像作家们的家和代言人。 朱也旷：本人愿意得到帮助。 朱辉：它是同其他“人民团体”相类似的“人民团体”，譬如，“少先队”、“工会”。 东西：弃权。
十、你对《读书》和《收获》杂志所代表的趣味和标榜的立场如何评价? 贺奕：《读书》是腐朽到无可救药的。《收获》是正在走向腐朽的。 林自：我很长时间没有看《收获》了，很抱歉。 东西：假想的制高点。 于坚：企图将一切降低到知识的水平。其实《读书》居然成为中国知识界最高读物，乃是这个知识界没有脑袋的证据之一。为什么是《收获》?它其实已经无足轻重，比它好的杂志有的是。 韩东：我对《读书》、《收获》两大名刊的评价是：知识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灵魂的理想掩体。 朱文：《读书》是政府特辟的一小块供知识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收获》的平庸是典型的，一望而知的。 鲁羊：不想作任何评价，它们有它们的趣味和立场，我有我的。 张旻：那是它们的事，对我没有意义。其实它们和别人也没有多少区别，只是包装得更为华丽，做出让人不可企及的样子。 张新颖：自领阶层价格不菲的皮包里可能就装着《读书》和《收获》。 吴晨骏：它们是软弱的，它们的立场和趣味是我不感兴趣的。 赵刚：正逐渐演变成一种新型的文化快餐。 李小山：偶尔翻翻，没什么特殊感觉。 徐江：两本媚雅的杂志，又能有什么趣味和立场呢? 李森：我经常阅读这两个杂志，我喜欢其中一些作品，但不是全部。我认为它们的作者面太窄，好发表一些名人的无聊文章，缺乏活力。 述平：精英的杂志，精英的趣味。 夏季风：正成为向往时尚生活的人的另一种时尚消费品。 沈东子：一种需要分辨的羞怯的声音。 棉棉：没看过《读书》，所以不了解。看过《收获》，像一锅温柔糨糊，但愿有一天我可以改变它的温度。 羊羽：我不在乎《读书》的作者们的立场，但《读书》确实提供了一些视野。至于《收获》，我想编辑们并没有自觉的立场。 陈卫：它们似乎一直坐在高高的云雾上喝着云雾茶，谈着与我个人的写作毫无关系的话。我极少读杂志。 黄梵：它们的趣味是知识分子的，以为比民众高明，与艺术家的趣味毫不沾边。 顾前：不看。 楚尘：它们制造的也是垃圾，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袋子。 葛红兵：《读书》是精英主义的废墟，是知识分子的神话。 刘立杆：如果它们以为自己有某种趣味和立场，那它们的趣味和立场是非常可笑的，非常尴尬的。 林舟：无法对这两个具体的方面作出评价。我感到有时候它们是作为身份和职业的标志存在的。因此对真正的自由的交流构成一定的阻碍。 朱朱：一位在欧洲旅居多年的朋友回来后，觉得《读书》已经是一份“可怕”的刊物，当初它可是他们那一代的理想读物。 金海曙：不了解其立场。 李大卫：不知此问题是否指刊登广告的问题?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有关《收获》是否可以登广告的讨论。我认为很多作者和订户的态度十分娇情。杂志登广告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重要的是其设计制作水平。讨论一家杂志的办刊方针没有太大意义，重要的是如何改变中国沿用多年的苏联式发表体制。“计划文学”使不少狗屁作家逃避了下岗的命运，他们大量生产着没有任何人读的印励垃圾，浪费宝贵的社会资源。那些以激进自诩的所谓“启蒙者”恰恰在这样的问题上讳莫如深。《读书》近两年来似乎发生了问题，开始具有一些本不该有的倾向性，有一种统购统销的味道。这不大好。 朱也旷：《读书》的八股气重了点，思想也欠深刻。 吕德安：我已有十年没读过它们，无从评价。 李修文：形迹可疑。 刁斗：我只看重我自己的趣味和立场。当我的趣味与立场很具体地和某本杂志发生关系时，只表现在它有我喜欢的东西我就拿起，没有的话我就放下。对于一本杂志来说，它的趣味和立场的张扬更多的是广告需要，是为了抓住一个相应的读者群的营销策略。 海力洪：广告策略。 西飏：其实它们本身也是飘忽不定的。 夏商：警惕而不妥协。 赵波：杂志标榜的立场只是一本杂志的符号，其实不堪一击。只是为了杂志的生存需要，当然也无可厚非。 邱华栋：《读书》好，但知识分子“八股味”太重。《收获》是一部当代文学史的缩影和脚注，但这几年变得太稳重，太保守了。 翟永明：读得很少，无从评价。 罗望子：毕竟他们还有趣味和立场，因而是当下中国还算过得去的两本杂志，然而这些趣味和立场我不满足，有时反感，多数时想读又不堪卒读。 郜元宝：两本杂志能够维持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杂志的事是编者的事，也是作者的事，但归根结底是作者的事，故有关杂志的研究，多半要弄出一些伪问题。 张梅：不作评价。 杨克：当然不可能是最高理想，但就眼下的公开出版物而言，可算矮子中的高子。 金仁顺：这要看他们的办刊标准是什么。 刘庆：我觉得这两家刊物至少办得挺认真，刊物有自己的原则，作家有自己的取向，认同与否无关大局。 凌越：只有在《读书》和《收获》等少数杂志上我们才能看到几篇我们想看的文章和小说，所以我认为它们是好杂志。 王彪：挺喜欢读，好的记得，差的就忘了。 侯马：《读书》我订了，《收获》上面不登诗。 荆歌：《读书》以前订阅过，现在不订了；《收获》还在订阅，它毕竟是本认真的主大进：到目前为止，我还有能力去读 魏微：我读得不多，但是倾向于以为它 蒋波：是值得一读的两本杂志。 田柯：《读书》过于倾向化，《收获》相对自由一些。我喜欢自由、宽松和个性化。 李冯：《读书》还凑合，《收获》不错。 赵凝：不想评价，因趣味和立场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跟长相一样，你不能要求大 朱辉：杂志怎么办，那可是人家自己的
十一、对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文学选刊，你认为它们能够真实地体现中国且前文学的状况和进程吗? 刁斗：不仅不能，而且误导读者，毒化写作者。 王彪：好像比中档的文学刊物还差，能体现吗? 朱文：这两本狗屁杂志，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韩东：我对《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两大权威选刊的评价是：如果作为最差小说的选本，它的权威性将不容置疑。 张新颖：它们代表文学界中庸的趣味、水平和标准，不能够体现包含着可能性的状况和进程。 朱也旷：二者的别名似乎应该是通俗文学选刊，它们是最典型的古希腊魔床，把个儿高的截短，把个儿矮的拉长。 鲁羊：怎么可能呢?!但愿它们能够。 吴晨骏：这两家刊物是粪池。 张旻：不能。 赵波：我从来不看，它们存在得很可笑。 东西：不能。 金仁顺：当然不能。 刘庆：根本不能。 夏季风：不能。我更多地认为文学选刊是附吸在众多文学刊物上，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学寄生虫。 张梅：当然不能。 荆歌：不能，尤其是《小说月报》。 刘立杆：它们真实地体现了中国文学当前最丑陋的状况。 黄梵：它们自以为代表了，体现了，实则是在破坏文学进程。 楚尘：真实。它们以反映最差的文学为己任。 罗望子：不能。因为他们所想的和作家所想的是不同的两回事。 赵刚：一种中看而没有实用价值的摆设，可有可无。 林舟：肯定不能。 魏微：完全不能。 夏商：怎么可能呢! 羊羽：不能。 蒋波：不能。 顾前：不能。 葛红兵：不能。 林白：不能。 金海曙：不能。 邱华栋：不能。这两家杂志刊发“主流”文学，也就是“现实主义”作品为主，不能将非常多元和非常激进的各种文学现实表现出来。 赵凝：当然不能。 沈东子：体现某种时代文学，就像样板戏体现某种时代戏剧。 凌越：不能。 李修文：当然不能。但是，如果朱文的作品也被它们选载，那么朱文还是朱文吗? 李森：不能体现。 徐江：真的，它们能吗? 海力洪：否。 陈卫：我几乎没看过它们，我不知道这两个杂志做了什么事。 翟永明：除非站在官方角度。 于坚：我不看这些东西。 李小山：几乎没有读过。 吕德它：从未读过它们。不知道。但我认为不能。 述平：只能说部分体现，有时候明显走眼。 侯马：不能，《诗刊》也不能。 杨克：我以为大致体现了小说写作的状况，但基本上未能体现进程。 棉棉：没看过，不了解。 郜元宝：没有想过。 田柯：选刊基本上是滞后于文学进程的。老百姓看选刊，作家们应少看选刊。 贺奕：《小说选刊》偶尔能够，《小说月报》很少能够。 李冯：就我了解，《小说选刊》在做这方面努力，《小说月报》相对要差。 李大卫：我和《小说选刊》的编辑们保持着友好的接触，他们对好的作品有着足够的敏感和善意，但也面临许多实际困难。至于他们的工作是否反映了当下文学的真正状况和进程，我想大家都是个中人，当局者迷。 西飏：两者品味不一，前者稍好一些。既然每月都选全国的小说，总会体现一些。 王大进：既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就说明一定存在了某些为人关注的问题。 朱辉：杂志怎么办那可是人家自己的事啊。 朱朱：这是属于小说家和小说读者的问题，对小说我极少关注。
十二、对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你是否承认它们的权威性? 鲁羊：假若上述二奖是文学奖，而不是政府部门在有关方面有意嘉奖某写东西的人，那么我不可能承认其权威性。 韩东：我对茅盾、鲁迅两大文学奖的评价是：如果作为当今最恶劣小说的奖项它的公正性有目共睹。 吴晨骏：这两个奖是装潢比较考究的粪池。 葛红兵：我建议取消这两项文学奖。 黄梵：不承认。它们的腔调是从流水线上下来的。 西飏：很荒谬的两个奖。 张旻：它们对文学的判断和我的判断相去甚远，当然不承认。 郜元宝：大概不会吧。倒希望它们真的具有不管何种意义上的权威性，怕的是三脚猫、四不像式的硬壳权威，太把自己当回事。 述平：不承认。而且认为那是扯淡。 杨克：如果认为此二奖真的代表了当今文学写作的最高成就，那你无疑是只鸵鸟。 李小山：零蛋。 陈卫：中国有这两个奖吗?我不知道。 楚尘：小儿科。我不仅厌烦这两个奖，而且还想把与它们有关系的家伙狠狠揍一顿，这帮白痴。 李修文：它们还没有一碗红烧肉可爱。 金仁顺：我宁愿承认其政治性。 刘庆：权威肯定是谈不上了。文学作品的品评只应该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艺术的原则，其他的都是扯淡。 朱文：不承认。 刁斗：不承认。 张梅：不承认。 王彪：不承认。 吕德安：不承认。 张新颖：不承认。 刘立杆：不承认。 蒋波：不承认。 夏商：不承认。 赵凝：不承认。 林舟：不承认。 赵刚：不承认。 顾前：不承认。 朱辉：不承认。 侯马：不承认。 魏微：我不太了解它是怎么回事，当然不承认。 王大进：毫无疑问，中国需要有民间文学奖。 赵波：不承认，请问谁是这些奖的评判人员，他们具有哪些可以评判别人作品的条件? 夏季风：否。如果此两项文学奖是由自由作家茅盾和鲁迅来操作，可能会承认。 翟永明：很难想象从文学这个意义上会有什么权威性。 沈东子：具有官方钦定的价值，但与文学无关。 凌越：它们有“官方”的权威性。 于坚：谈不上承认不承认，它评它的我写我的。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为文学设立的。 李森：我不清楚奖了什么人、什么作品，我不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存在什么文学的权威性。 林白：不承认其权威性，但不否认后者的某些项目有佳作。 金海曙：对此一无所知。 贺奕：茅盾文学奖非常清楚没有权威性，鲁迅文学奖不太清楚有没有。 邱华栋：不承认。没有权威性。当然被选中的部分作品是不错的，好作品占的比例不高。此是深受意识形态影响。 海力洪：否。(不针对具体获奖作品) 徐江：奖并没有权威性。世上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在有些人眼里永远只是两种：一是权，一是钱。 羊羽：完全没有关心都是谁得了这些奖。 棉棉：它们权不权威我没兴趣去想，什么奖都和我的写作本身无关，我为什么要去承认不承认它的权威性，我多累啊! 朱朱：不知道这两个奖项的性质，尤其不知内幕。 荆歌：它们把更优秀的作品给遗漏和忽视了，不知是故意呢还是无知。 罗望子：不完全不承认。 朱也旷：没读过任何茅盾或鲁迅文学奖的作品。 田柯：文学有许多个侧面，以上两奖代表了其中某一个侧面的权威性，可惜我们很多年轻作家不在这个侧面之内。 李冯：这个问题应献给完全没有功名心或彻底追求功名的作家。而我介于两者之间，所以我不从权威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东西：我有幸获了鲁迅文学奖，但我知道我的作品有许多不足。 李大卫：作为鲁迅奖落榜者，我有责任回避这个问题。
十三、你是否认为穿一身绿衣服的人就像一只青菜虫子? 韩东：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简直像极了。 鲁羊：他坐着不动的话，我更倾向于把他视作一棵青菜本身。 吴晨骏：我觉得像，但那是一只巨大而恐怖的青菜虫子。 刘立杆：如果他有一口好牙，又吃素。 朱朱：令我轻松的时候到了，你似乎是 在抽着大麻问我。 楚尘：如果它坐在马桶上，我相信它还是个人。 赵刚：不懂是什么意思。不予回答。 李冯：如果是个漂亮女性，我才会注意并评价，但这里说的好像是个男人。 林白：对。 贺奕：或许可以这样说，一只青菜虫子有时也像一个穿一身绿衣服的人。 邱华栋：不见得，可以像一只虫子，可以像一棵树，也像一只绿鹦鹉，也可以像一棵青菜。 西厢：正常的人所以都避免穿着绿衣。 羊羽：有些人不穿什么都像一只虫子。 张旻：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不喜欢穿一身绿衣服的人面色发绿的样子。 张新颖：如果他在动的话，他就像一只青菜虫子。 郜元宝：这种人，是残忍和卑怯的完美统一。和平年代的猛士啊，哪有青菜虫子那么可爱。 夏商：还应该加上一顶翠色毡帽。 棉棉：我只喜欢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有颜色。青菜虫子是因为它是青菜虫子。虫子也有灵魂和语言。一个人怎么可能像虫子?除非我和虫子说过话，我才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的答案是“否”。 罗望子：没想过，你这么一提倒有点像。但为什么不能说他是一只不动的邮筒呢? 赵波：是，除了邮递员。邮递员常常为我服务，向他致敬。 蒋波：此题作为譬喻，可以成立。 东西：有时像，有时不像，还要以看者的情绪而定。 刁斗：应该像立于路旁的邮筒吧?现在我眼前呈示的是老绿色。 翟永明：如果这一身绿衣服在时装潮流之外，当然可以这么认为。 张梅：看他长什么样。 侯马：他像邮差，她像飞蛾。 沈东子：如果再戴一顶绿帽子，就很像解放军战士。 凌越：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穿绿色连衣裙的小姑娘，她简直就 像一只受惊的小天使。 王彪：这句话不知道什么意思，可能我的想象力比较差，无法回答。 于坚：他也许正在扮演一只青菜虫子。 吕德安：像。也像一只青蛙。 述平：可能。 杨克：我不甚清楚“绿衣服”在题中的所指，故无法确实地回答。 李修文：太像了。 李森：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隐喻，但若从修辞方面看，它确实像。 金仁顺：两者都能让我皮肉发紧。 刘庆：都是个装。和猪鼻子插大葱是一个意思，装相。 夏季风：像。或类于青菜虫子的东西，比如蚱蜢。 徐江：男的还是女的?女的没见过，男的较常打交道的是送书报和稿费的邮递员。别的人，一个作家又能说些什么呢? 海力洪：否。 李大卫：? 李小山：……
附录一 问卷说明
这一代或一批作家出现的事实已不容争辩。 在有关他们的描绘和议论中存在着通常的误解乃至故意歪曲。同时，这一代作家的道路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即，接受现有的文学秩序成为其中的一环，或是自断退路坚持不断革命和创新。 鉴于以上理由我提出这份问卷。我的问题是针对性的，针对现存文学秩序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象征符号。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明确一代作家的基本立场及其形象。
附录二 答卷数据统计
发出问卷七十三份，收回五十五份，答卷回收率75.3%。 一、(1)69％的作家认为，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没有人对他产生过或正在产生着不可忽略的影响；25％的作家认为有；另有6％的作家认为不能确定。(2)100％的作家认为那些活跃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文坛的作家中没有人给予他(她)的写作以一种根本指引。 二、(1)98.2％的作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其写作没有重大意义。(2)100％的作家认为，当代文学评论家没有权利和足够的才智对作家的写作进行指导。 三、(1)94.6％的作家认为，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作家研究对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3.6%，的作家认为有影响或有一点影响；1.8％没有回答。(2)92.8％的作家认为相对于真正的写作现状，这样的研究不能成立；3.6％的作家认为可以成立；3.6％没有回答。 四、81％的作家认为汉学家的观点不重要，也不重视；19％作家没有回答或不确定。 五、(1)100％的作家认为不应该把陈寅恪等当做新偶像，反对造神运动。(2)91％的作家认为他们的书对写作没有影响。9％认为有影响或有一点影响。 六、(1)9l％的作家认为海德格尔等思想或理论权威对其写作无影响；5.4%认为有，3.6％不确定。(2)92.8％的作家认为没有必要。7.2%不确定。 七、(1)98.2％的作家不以鲁迅为自己的写作楷模。(2)91％的作家认为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无指导意义。3.6％认为有；5.4％不确定。 八、100％的作家认为不应该把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教义作为最高原则对写作进 行规范。 九、92.8％的作家没有得到过作协的帮助。96.4％作家对作协持完全否定态度。3.6％弃权或没表态。 十、56％的作家对《读书》持否定、批评态度；29％作家未作评价；15％持肯定态度。 52％作家对《收获》持否定、批评态度’；40％作家未作评价；8％持肯定态度。 十一、91％的作家对《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持完全否定态度；9％作家未作评价。 十二、94.6％的作家不承认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权威性；5.4％未表态。
附录三 工作手记
一、原计划于六月三十日截止，后来因为有些作家打电话来主动要求参加这项调查，于是又给他们补寄了问卷，把截止日期推迟到世界杯结束的那一天。从五月十二日寄出第一批问卷始，累计共发出问卷七十三份，到七月十三日为止共回收问卷五十五饥发出的问卷上没有注明该调查的截止日飙问卷发出后我也没打过一个电话去催。我的想法是，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绝不勉强。所激起的各种反应，参加、不参加以及犹豫不决都是这次行为的一部分。 二、南京、上海、北京三地年轻作家人数多，相对较为集中。我分别委托吴晨骏、张旻、李冯帮忙分发和回收问卷。其它地区的问卷都是请楚尘帮忙邮寄的。南京的问卷最早回收上来。吴晨骏告诉我说，有两个作家不愿意参加，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写作发表得都很顺利，为什么还要反对现存的文学秩序?我只想说发表是我们的生存途径，并不能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三、一个北京作家收到问卷的当天打来一个热情洋溢的电话，高度赞扬了一番《断裂：一份问卷》，但是也说到自己的难处，在作协下属的单位上班，所以有些问题很难直接回答。另一位作家还建议把调查的范围扩大，把一些著名作家拉进来，这样可以扩大影响。我决定不这么做，因为这有悖这次行为的初衷。这些著名作家除了名声大以外，没有什么值得我尊敬和信赖的地方。这次问卷调查如果变成一次风度表演，那将是无聊透顶的。 四、接下来，一些作家指责我的问题以及提问方式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也有人说对被提问者带有某种侵略性。我做这件事当然有鲜明的倾向性，这不用否认。如果感到这是一次“侵略”，那一定是被提问者自身的问题。这些作家认为有些问题是不能简单地用“是”或者’否”来回答的，说“是”或者“否”不是他们的谈话方式，生理上不适应甚至反感。我的解释是，这是一次行为，没打算长篇大论地讲道理。我想强调、提倡一种艺术家直觉感性的谈话方式。那种四平八稳的、滴水不漏的、“大师”式的言论风格，泛滥成灾，而真相往往淹没不见。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发言时为什么要像一个学者、一个评论家?这里面有着被忽略的屈辱。 五、如果我把调查问卷所列的问题都改成“你为什么写作?”这一类问题，我想这次调查就会变成一档轻松的娱乐节目。这是我对一些作家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他们闪烁其词，其意思就是说，你提的这些问题怎么这么低级?对一个好作家来说，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真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问题还是具体一点好，这样可以首先甄别问题本身的真伪。习惯凌空蹈虚的作家大都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上半身去，而使人们不去注意他那双脚所站立的地方。我不是想用这种方式制造对立，但是原本对立的就是对立的，不应该把它抹平。 六、上海一作家打来电话说，这件事很有意思，但是如果半途而废，就变成一次新闻炒作。一位朋友也劝告说，你们这样做，最终的结果将违背你们的本意，你们不知道，媒体是个怪兽。另一位朋友也说，你以前也不是这样，埋头写你的东西好了，管那么多干嘛，别人会认为你在沽名钓誉。更多的朋友善意地一笑，都什么年代了，还谈什么文学革命，太过时啦……对这些论调，我不作任何回答。我希望自己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想到了就去做。文学作为一个腐朽的名词如果让你感到厌烦，你不妨让它有时成为一个动词。 七、行为开始时，想找一家文学类杂志或报纸先发表一下空白问卷。好几家杂志起初表现出很大兴趣，收到问卷后又都改变了主意。有的提出能不能删去其中的一、两个问题。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最后在行为开始近一个月后空白问卷终于在赠阅的《岭南文化时报》的一角刊出，豆腐大的一块竟出现多处印刷错误。后来非文学类的《街道》杂志也刊出了空白问卷，但是他们坚持删去最后一个问题，即第十三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他们还擅自篡改了“工作日志”的最后一条，极其恶劣。这是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我并不积极地寻求发表，因为这个行为至少能以民间的方式完成。 八、你是否认为穿一身绿衣服的人就像一只青菜虫子?这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玩笑，也是对参加这次行为的作家填写答卷的一点谢意。灵感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个瘦瘦的朋友，他有一天忽然穿着一身绿衣服，只穿了一次就为他牢牢地赢得了“青菜虫子”的绰号。我先后共收到十六次关于这个问题的询问电话，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隐喻?是不是射影……?我不得不一次一次地解释。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不成功的玩笑。 九、又有了一个说法。这次行为被描述成所谓的新生代作家企图取代什么代作家的一次集体行动，或者说，边缘作家不甘寂寞，开始争夺主流话语权力。被这样描述是在所难免的，人们更乐于相信动物世界的律条，只有利益之争才会让人们觉得真实可信。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集体”并不存在，通常关于作家“代”的划分也是荒谬的。我对所谓的主流话语权力不感兴趣，永远不想问津。之所以牺牲安静地在桌前写作的时问来做这样一件热闹的事情，是为了明确某种分野，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在同一个时空下有不同的写作。这样的区分首先是源于一种自我需要。 十、东北某作家为了写作《新生代作家报告》这本书，在全国跑了一圈采访“新生代”作家。六月份来南京做录音访谈时，他告诉我说，他这一路都在昕作家谈论《断裂：一份问卷》。有一位作家还没有收到问卷，但是已经通过电话从其他作家那里知道了问卷的内容。这位作家抱怨说，千万不要寄给我呀。更为有趣的是，一位作家打长途电话给另一位作家，告诫他，答卷时小心点，因为你翅膀还没长硬……还有一些好玩的事情。不好玩的是，一份问卷甚至使多年的朋友因为意见相左而忽然感到隔阂起来。我感到很不安，对整件事情都发生了怀疑……文学不会让热爱文学的人彼此疏远、对立乃至敌视。它不该是这样。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一定是我们在文学面前不能做到忘我。 十一、由此我想到，揭示出某种断裂的真相不该是这份问卷的最终目的。或许我更愿意认为它没有目的，只是一个有五十六个人参加的游戏。当然断裂寻求的绝不是沟通、愈合，应该是又一次的断裂。它发生在一个作家的内心，不为人知，在一次次的断裂中，坚持住一个最初的、单纯的文学梦。 十二、从七月十四日开始我坐在桌前把一份份原始答卷输入电脑。我完全忠实地把他们的回答原样照搬。这使我有机会更为仔细地进入每一位作家的语气中。我似乎能看到每一位作家回答时的模样，和脸上表情的细微变化，栩栩如生。所以如果把这个文件当故事来读，可能会更有趣一点。 十三、从五月一日萌发这个行为的想法，到七月二十九日完成最后的文本，历时整九十天。
【原载】原载《北京文学》1998年第十期
转《中国文学年鉴》1999-2000 【出版时间】 2002年12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