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他们的忌日以及他们的生日

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又到了，在正式展开有关“端午”的话题之前，请容我先来念一首唐代诗僧文秀的诗歌当作定场诗，然后再引一段闻一多先生于1943年7月写下的文字作为本文开篇的一个小引子——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端午那天孩子们问起粽子的起源，我当时虽乘机大讲了一顿屈原，心里却在暗笑，恐怕是帮同古人撒谎罢。不知道是为了谎的教育价值，还是自己图省事和藏拙，反正谎是撒过了，并且相当成功，因为看来孩子们的好奇心确乎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可是，孩子们好奇心的终点，便是自己好奇心的起点。自从那天起，心里常常转着一个念头：如果不相信谎，真又是甚么呢？端午真正的起源，究竟有没有法子知道呢？最后我居然得到了线索，就在那谎里。 ——闻一多《端午节的历史教育》

闻一多先生于这段文字中所提到的那个关于“端午”的“谎”到底是什么？我们暂且按下不表，讨厌吊胃口和卖关子的朋友，可以自己找到闻先生的这篇文章先读一下，现在我们说回正题，开始聊端午—— 至圣先师孔二先生曾经教育我们：“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人干什么事儿都讲究要先“正名”，那么我们首先也来正一下“端午”之名。 “端午”这个节日名称的由来，与他所属的日期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可能原本写作“端五”，“端”也就是“开端”、“初始”的意思，顾名思义，“端五”也就是“初五”。元人陈元靓在他的《岁时广记》中就说：“京师市尘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也有：“初五为五月单五，盖‘端’字之转音也”。可见，“端五”和“初五”似乎是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的。 而“端五”之所以逐渐变成了“端午”，这主要与我国古代的干支纪月法有关，您知道，老祖宗们向来喜欢将大家的社会生活问题与天文气象知识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等各种东西杂糅起来，诸般对应附会，从而搞出一套看起来似乎很有内在逻辑、又似乎还具备一个数学模型的哲学系统。古代的医、史、卜是几乎不分家的，如今我们看武侠小说时，常常见文中描写一些高人天文地理，医卜星相，奇门术数无所不通，动不动就“掐指一算”洞悉天机，实际上呢，这些五花八门的学科说到底压根儿就是一坨东西，基本上在学扎实阴阳五行的基础理论以及数学运算方法后，医卜星相、奇门术数乃至习武炼丹等各个分支学科都是一通百通的，“掐指一算”其实也就是在做数学运算，有时还真不是高人们有什么特别博学之处。 啊，扯远了，说回正题，而在以十二地支纪月的方法里呢，因为每年的冬至是阴尽阳生，“一阳来复”的日子，所以大家就以冬至所在的十一月（阴历）为“子月”，然后“子丑寅卯辰巳午”，每年的“五月”就是“午月”，恰好“五”和“午”字音又相同，因此“端五”才慢慢被写作了“端午”。 对了，多说一句，“午月”也就“马月”，所以俗话里常说的“猴年马月”，并不是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日子，比如咱们去年所过的那个2016年的阴历五月，就正是一个“猴年马月”。 而除此之外，“端午”这个节日还有“端阳节”啊，“天中节”啊，“浴兰节”啊，“菖蒲节”啊等等名称，“端阳节”、“天中节”等名称主要是因为阴历的五月在地支纪月中正好处于一年之中，又是阳气发展至鼎盛的“夏至”所在的月份，因此有这一类的称谓。而像“浴兰节”、“菖蒲节”等等，则就是同与节日相关的民俗庆祝活动有关了，这些我们于下文再细说。

那么，正过了“端午”之名后，我们再来说说与端午节相关的节日庆祝活动。一提起“端午”，我们每个人大概都能说出很多与之相关的民间习俗，像什么一起吃些粽子啊，壮年男子们赛个龙舟啊，女孩子们佩个香囊啊，小孩子们画个额头啊，还有什么挂艾草菖蒲、洗草药浴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于谦老师的父亲在每年端午节回忆他和于老师的母亲被隔壁海大爷无情拆散时所做的事情——饮雄黄。 吃粽子、赛龙舟、饮雄黄、佩香囊、画额头、挂艾草菖蒲、沐浴…… 不知当想起这些种类繁多，花样百出的节日习俗时，您有没有产生过如此的疑问，就是——如果仔细思考和整理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习俗其实是主要分为两大类的：吃粽子、赛龙舟，这两件事情似乎同祈祷祭祀天地神灵或某些已故的重要人物关系更大一些；而饮雄黄、佩香囊、画额头、挂艾草菖蒲、沐浴等活动，则好像同驱虫辟邪、讲究个人卫生更加息息相关。

然说到“祭祀”和“辟邪”这两大类习俗，我们就要聊聊分别与它们相关的端午起源传说了。首先，“吃粽子”和“赛龙舟”这两个主要的端午习俗，按如今的传说来看，与几位历史人物的忌日有关，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几位死于“五月初五”，并可能导致“端午”节日产生的著名历史人物—— 说起端午节的起源，那么理所当然第一个要讲的，自然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先生了。如今每逢端午，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这个节日是和屈原的死有关，相传“粽子”这种食物的产生，就是源于祭祀屈原的祭品，而“赛龙舟”活动的主要意义，也是在于为投水而死的屈先生招魂。 这两种说法倒的确有据可查，端午节为屈原制作粽子的说法，出自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 故事的大意就是：战国时，大楚集团的董事长楚怀王傻呵呵的，总受商业间谍张仪的蒙骗，以至于丧权辱国，先后被大秦集团并购了大量资产。身为公司股东，并兼任集团内“三闾大夫”职位的屈原先生早年曾多次劝谏楚怀王董事长，可怀王不听，还总相信身边其他股东的谗言，以致于两次流放屈原。后来，在第二次流放的过程中，屈先生听说了秦将白起攻破楚国国都的消息，就于当年五月初五那天投汨罗水自尽了，楚国人对正直敢谏的屈原十分缅怀，于是在每年的五月五日，大家就用竹筒装上米，投进河水中，以这种方式来祭奠伟大的屈原先生。 而到了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时，长沙有个叫区曲的家伙，一天忽然在路上碰到一个文士打扮的人，该人自称是“三闾大夫”，并且告诉区曲说：“我听说你们每年都会祭奠我，我感到很欣慰，但是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每年投到水里的那些竹筒饭啊，年年都会被水中的蛟龙偷走，所以我现身来告诉你一下，下次你们再为我设祭时呢，投进水里的那些竹筒饭要夹上些楝树叶子，并且以彩色丝线缠绕，因为楝叶和彩丝都是蛟龙所害怕的东西。” 区曲得知此事后，便告诉了身边的乡里乡亲，这种风俗也就慢慢流传开来了，如今五月五日大家包粽子，并且有在上面以五色丝线缠住楝树叶的做法，正是它的遗风。 对了，《太平预览》在卷八五一“粽”一条引用这段《续齐谐记》的故事后，还追加补充了一句《异苑》中的内容，说“粽，屈原妇所作也”，似乎粽子的产生还与屈先生的老婆有着很大的关系。

而“赛龙舟”习俗是源于为屈原招魂的说法，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老师在他那首《竞渡曲》开头的小序里也说到过，刘老师说： 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意。事见《图经》。 此外，比刘老师再早一些，也是南朝梁的宗懔在《荆楚岁时记》里也说过： 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檝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 由此，可见，“龙舟竞渡”活动与屈原忌日、端午节日存在着紧密联系这事儿，似乎比较靠谱的。

但《荆楚岁时记》里在这段端午竞渡后，又提及了另外两个传说中死于五月初五的历史人物，并且还不大认同端午的“龙舟竞渡”习俗与屈原有关，作者是这样说的： 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 关于这两位忌日也在五月初五的人物，我们先来说一说文中首先提及的曹娥。曹娥的故事在《后汉书》的《列女传》中可见，内容是这样的：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就是说：东汉时有个叫曹娥的孝女，是会稽上虞人，她爹叫曹盱，能弹琴擅唱歌，是当地的一位巫祝，主要负责主持各种祭祀活动。汉顺帝汉安二年的五月五日，曹盱在他们县的江水上主持迎神活动，结果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了，并且还没有打捞出尸体。当时曹娥年仅十四，在得知父亲的死讯后，跑到水边没日没夜地沿江痛哭，哭了有十七天的时间，就也投进江水去陪父亲了。到了汉桓帝元嘉元年，该县的县长度尚为了表彰曹娥的孝烈行为，就将她改葬到了江南道旁，并且找当时的书法家邯郸淳给曹娥写了一块《曹娥碑》。 对了，这块《曹娥碑》就是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先被蔡邕于其背面题上“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后来又闹出杨修作死和曹操猜谜语的那块《曹娥碑》。 《后汉书》中大概本着“不语怪力乱神”的理论精神，关于曹娥的故事只写到她投水自尽，但邯郸淳于《曹娥碑》的碑文中则将整件事情叙述得更加完整一些，碑文的内容是这样的：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与周同祖，末胄荒流，爰兹适居。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时年十四岁，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 在邯郸淳的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曹娥父亲曹盱的意外死亡，正是因为他去主持了五月五日迎“伍君”的祭祀仪式，而曹娥在投水后，又过了五天，还曾“抱父尸出”。 以上，尽管按照《曹娥碑》和《后汉书》中的记载，曹娥应该是于汉安二年的五月二十二投水死去的，但在后世民间传说的过程中，不知怎么又将她投水的日子挪回了五月五日，以致产生了“端午”是为了纪念孝女曹娥的说法。

不管曹娥是死在了五月初五，还是五月二十二，按我们如今可见的记载，大概都可以确定端午节的产生应该是与曹娥关系不大，而反倒同她爹死时所祭祀的那位“伍君”可能有着什么比较密切的联系，这就要说到另一位传说中也死于五月初五的著名人物了，他就是伍子胥。 有关楚国的伍子胥先生因谗被害，家破人亡，出逃吴国，率吴军破楚，掘楚平王墓鞭尸，又眼看吴王夫差受举国上下一起装孙子的勾践君臣蛊惑，力谏不得，最终被赐死的故事，相信大家从小应该都比较熟悉。《曹娥碑》中说当时有五月初五于江上祭祀伍子胥的活动，看起来教人觉得伍子胥的死似乎与江水有关，这倒不是没有来由的，太史公司马迁于《史记》的《伍子胥列传》中写到伍子胥的自杀，告诉亲信挖出他的眼悬于吴东门之上，让他好看着越贼灭吴时，的确有这样一段话： 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以此看来，伍子胥自杀后，应该是曾被夫差抛尸水中，但太史公也并未说过伍先生自杀的日子就是“五月初五”。有关他忌日在五月初五的证据，主要还是在于《曹娥碑》中“五月初五迎伍君”的旁证，以及《荆楚岁时记》的这段—— 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 宗懔认为端午节的产生及龙舟竞渡的习俗与伍子胥有关，而与屈原无关。这也并非是没有根据的。首先，伍子胥本就比屈原要早上两百年左右，而五月初五作为一个节日出现，也似乎是要早于屈原所生活的年代的；其次，龙舟竞渡大约在早期主要是吴越地区的民间风俗，并不是荆楚一带的，所以宗懔才说“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最后，宗懔在《荆楚岁时记》的这段文字后，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意思大概就是在还有的说法里，龙舟竞渡的习俗又被说成起源于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军的事迹，不知又是怎么个具体情况。 而以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我个人也是不大相信端午这个节日，以及龙舟竞渡习俗最初是和纪念屈原有关系的，或者说，即便是有关系，它也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为整个中原文明所接受，进而成为一个全天下所共有的节日。首先，我们国家的先秦时代是一个封建宗法社会，还没有进入帝制时期，“忠”的概念尚且止于“忠于职守”一类的含义，并没有太多我们后来所熟悉的“忠君爱国”的意味，伍子胥先生叛国复家仇，先秦诸子们到处兜售自己的学说，求职各国，大家仍然传颂他们的故事，没人会做怎样的道德谴责，而像屈原先生这种因怀有一颗爱国之心而自杀的行为，估计大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值得怎样去隆重地纪念一下；其次，至少在先秦时期，楚国还不太为中原文明所认同和接受，其他诸侯都是不大看得起楚国秦国这种远离文明中心的化外之地的，大家觉得你楚国不过是一个南方的蛮族，秦国也只是西边我们周天子的马夫，所以，要整个天下的人们一起来纪念一位楚国的“三闾大夫”，恐怕一时不太可能。 人们普遍因忠君爱国的观念而认为屈原值得去纪念，至少也应该是到了汉代才产生的，如此想来，《续齐谐记》里那段光武帝时期“屈原现世”的故事，倒是显得比较靠谱，最起码到了那时，整个社会已经具备了认同和推崇屈原的忠君爱国行为的思想土壤了。

那么，端午节，或者说至少是龙舟竞渡的习俗和屈原无关的，那就可以肯定它们是因伍子胥而产生的吗？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们还是将这个话头暂且按下，接着去看几个忌日在五月初五，并且和端午起源有些关系的家伙—— 接下来一个死于五月初五的古代人物，是东汉时的苍梧郡太守陈临。据谢承的《后汉书》中说，陈临这位太守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有这么一件事—— 据说当时在陈临的治下出了一桩复仇杀人案，杀人者是个遗腹子，他爹当年不知什么缘故被人杀害，遗腹子长大后，就为父报仇杀掉了仇人，后来被官府抓到了。 遗腹子入了狱，大概被判处了死刑，可因为他还很年轻，没有孩子，想到自己家的香火就要断了，为此十分伤心。而陈临知道这件事情后，就下令准许他的妻子入狱同其行房受孕，最后等妻子生下个男孩子后，才对这位复仇者行刑。 当时的人民群众们得知此事后，还编出一首歌谣来传颂陈临大人的仁政，歌谣中唱的是：“苍梧陈君恩广大，令死罪囚有后代，德参古贤天报施。” 而据说这位陈临太守，似乎最后就是在五月初五去世的，比如北齐的文学家魏收就曾写过一首《午日咏岭外风土》，诗中隐隐约约地述及此事，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的： 麦凉殊未毕，啁鸣早欲闻。 喧林尚黄鸟，浮天已白云。 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 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 以诗歌中的内容来看，在南北朝时端午这天，岭南的人们还会祭祀陈临先生。这事儿唐人徐坚在他的《初学记》里也说过，他说： 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悌，临征去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 由此，在岭南地区一带，也有端午是源于纪念陈临的说法。 陈临这位官员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或许不太熟悉，但再下面一位死于五月初五的人物，可的确是大名鼎鼎，无人不知，他就是介子推。 如今我们提及介子推，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几乎与清明节重叠的寒食节，但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给曹操和杨修出谜语的蔡邕笔下的《琴操》里，蔡先生在讲述一首首歌曲背后的小故事时，却谈到了一个介子推被山火烧死的日子，也就是寒食节所在的日期，其实正是五月初五的说法—— 《龙蛇歌》者，介子绥所作也。晋文公重耳，与子绥俱亡，子绥割其腕股，以救重耳。重耳复国，舅犯、赵衰，俱蒙厚赏，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其章曰：“有龙矫矫，遭天谴怒，卷排角甲，来遁于下。志愿不与，蛇得同伍，龙蛇俱行，身辨山墅。龙得升天，安厥房户，蛇独抑摧，沉滞泥土。仰天怨望，绸缪悲苦，非乐龙伍，惔不眄顾。”文公惊悟，即遣求得于绵山之下。使者奉节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火荧自出。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哀之，流涕归，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 不过，有关介子推死于五月初五，并且寒食节也在五月初五的说法，于前人的记载中几乎只此一例，所以后世有关端午起源于介子推之死的看法，相较前面几位而言，也流传得并不十分广泛。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清代时，各地的许多府志县志中，倒有不少关于清明节要吃粽子的记载，但此类记载出现得实在太晚，大抵应该是由于后世清明和端午习俗于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相互影响所致。因为毕竟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上文引过的因东汉屈原现世而吃粽子的记载，而且除此之外，《太平预览》中还引过一段西晋周处（嗯，就是那个除三害的周处）《风土记》中的内容，说： 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初五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像也。 由此可见，至少早在西晋时，人们吃粽子的时间还是在五月，只是除了五月初五要吃外，一直到夏至还都在吃。这个说法在《荆楚岁时记》倒是也有记载可以相互证实，书中在“夏至”节下，有这样一段文字： 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练叶插五綵系臂，谓为长命缕。

那么，通过列举出几位忌日在五月初五的古代人物，我们穿插着大致叙述了一些有关端午“食粽”和“竞渡”习俗的起源传说。但是，有必要一说的是，不论是屈原、曹娥、伍子胥，还是陈临和介子推，端午的“食粽”和“竞渡”习俗很可能最初与他们都没有什么关系，此时不知您是否还在惦记着我们在文章开头引闻一多先生那篇文章时所卖下的那个关子，现在我们就要揭破闻一多先生所说的那个有关端午的“谎言”了。只不过，先生的原文有些过长，这里我们只引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段，对全文感兴趣的朋友还请自行找来阅读。 闻一多先生在文章开头抛出那个问题后，同样是引了一遍我们前文列出过的那段《续齐谐记》中“屈原现世”的内容，在那之后，他说： 这传说是如何产生的，下文再谈，总之是不可信。倒是，“常所遗（粽子）苦为蛟龙所窃”这句活，对于我的疑窦，不失为一个宝贵的消息。端午节最主要的两个节目。无疑是竞渡和吃粽子。这里你就该注意，竞渡用的龙舟、粽子投到水里常为蛟龙所窃，两个主要节目都与龙有关。假如不是偶合的话，恐怕整个端午节中心的意义，就该向龙的故事去探寻罢。这是第一点。据另一传说，竞渡的风俗起于越王勾践，那也不可靠。不过吴越号称水国，说竞渡本是吴越一带的土风，总该离事实不远。这是第二点。一方面端午的两个主要节目都与龙有关，一方面至少两个节目之一，与吴越的关系特别深，如果我们再能在吴越与龙之间找出联系来，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吴越与龙究竟有没有联系呢？古代吴越人“断发文身”，是我们熟知的事实。这习俗的意义，据当时一位越国人自己的解释，是“处海垂之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翦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说苑-奉使篇》记诸发语。）所谓“水神”便是蛟龙。原来吴越都曾经自认为蛟龙的儿子(龙子)，在那个大前题下，他们想，蛟龙是害人的东西，不错，但决不会残杀自己的“骨肉”。所以万一出了岔子，责任不该由蛟龙负。因为，他们相信，假若人们样子也长的和蛟龙一样，让蛟龙到眼就认识是自己的族类，那会有岔子出呢？这样盘算的结果，他们便把头发剪短了，浑身剌着花纹，尽量使自己真像一个“龙子”，这一来他们心里便踏实了，觉得安全真有保障。这便是吴越人断发文身的全部理论。这种十足的图腾主义式的心理，我在别处还有更详细的分析与说明。现在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文所希望的吴越与龙的联系，事实上确乎存在。根据这联系推下去，我想谁都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至于将粽子投到水中，本意是给蛟龙享受的，那就不用讲了。总之，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它的起源远在屈原以前——不知道多远呢！ …… 吃粽子这风俗真古得很啊！它的起源恐怕至少在四五千年前。那时人们的文化程度很低。你们课本中有过海南岛黎人的插图吗？他们正是那样，浑身刺绣着花纹，满脸的狞恶像。但在内心里他们实在是很可怜的。那时的人在自然势力威胁之下，常疑心某种生物或无生物有着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他们就认定那东西为他们全族的祖先兼保护神，这便是在自己身体上和日常用具上，刻画着该图腾的形状，以图强化自己和图腾间的联系。而便于获得图腾的保护。古代吴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龙子’的身份，藉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所以有那断发文身的风俗。一年一度，就在今天，他们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完了，还在急鼓声中（那时许没有锣）划着那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这一切，表面上虽很热闹，骨子里却只是在一副战栗的心情下，吁求着生命的保障，所以从冷眼旁观者看来，实在是很悲的，这便是最古端午节的意义。 闻一多先生认为端午节“食粽”和“竞渡”的习俗，很可能最早可以推至四五千年前，并且是同吴越地区“断发纹身”的百越族人龙图腾崇拜的祭祀活动有关，而与我们华夏民族无关的。这个观点在我个人看来是很具说服力的，而且，它也同样可以和我们前文所提及的先秦时期“忠”的概念并不是值得如何大力宣传，以及不管是吴地的伍子胥，还是楚地的屈原，都不可能为中原地区所认可和推崇相互支持。 以此看来，拥有“食粽”和“竞渡”习俗的那个“端午”，在直到汉代以前，应该都是长江以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祭祀水神的活动，而到了秦朝统一天下，西汉董仲舒又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等学说后，我们的社会逐渐从封建时期步入帝制时代，皇权得到了空前加强以后，屈原的“忠”、曹娥的“孝”、以及伍子胥的前“孝”后“忠”等等才变得值得统治者去宣传和推广，也正是到了这个时候，种种有关于端午起源于这些死于“五月初五”之人的说法，才渐渐得以产生。

那么“端午”聊到这里，似乎聊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端午聊得同我们中原华夏民族关系不大了。我想这对于一些总是担心高丽人抢走我们端午节的朋友来说，大概是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还是要请这些朋友们稍安勿躁，“端午”虽然从“食粽”和“竞渡”的习俗上来追溯，似乎和当时的中原文明无关，可请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另一半饮雄黄、佩香囊、画额头、挂菖蒲等等的“端午”习俗没说呢不是？其实从这一方面来看，“端午”的产生又似乎的确是与当时中原文明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的。 要具体说清楚饮雄黄、挂菖蒲等习俗的起源，这里我们还要再来讲几个有关生日在“五月初五”的历史人物的故事—— 首先要讲到的这位生于“五月初五”的人物，是我们先秦时期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齐国的孟尝君田文。 有关孟尝君的生日在“五月初五”的记载，见于《史记》的《孟尝君列传》，司马迁老师在田文的列传中为我们记载过这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这段内容讲的是：想当年，齐国的靖郭君田婴很能生猴子，总共有四十多个孩子，而其中有个他的贱妾所生的儿子，名叫田文，田文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在田文才一落生的时候，他爹田婴就去找他妈，说：“这孩子扔了吧，别把他养大了！” 在夫权和父权比较重的男权社会里，混蛋的父亲自然拥有对孩子生杀予夺的大权，然而母亲看着刚刚降生的儿子那稚嫩可爱的脸蛋儿，却不忍就此抛弃他，于是便偷偷将这个孩子养大了。 田文长大后，母亲想着孩儿他爹一直以为这个孩子早扔了或者死了，不知道他仍尚在人间，总不是个办法，于是便通过田文其他的兄弟将他介绍给田婴认识。田婴一听说眼前这个活蹦乱跳的半大小伙子就是当年那个“五月初五”生人的孽子，当时就气得大骂田文他妈，说：“我让你把这个崽子扔了，你居然敢私下将他养大，现在还让他来见我，你怎么想的？！” 母亲闻言哭泣不已，这时一旁站着的田文忽然跪在地上朝田婴拜了起来，而后说：“田先生啊，你之所以不让我妈养大我这个五月出生的孩子，是因为什么呢？” 田婴怒目瞪着田文，没好气地继续骂道：“你个混账东西长这么大没听说过吗？五月出生的孩子，个头长得和门梁一般高的时候，就会妨父克母了，你说你这个畜生干什么非要来这人世折腾我们！” 谁知田婴话刚说完，田文就突然反问了他这样一句话，田文说： “那么田先生啊，你认为人这一辈子是受命于天呢？还是受命于门呢？” 田婴似乎有些猜到这个孽畜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不禁一时语塞。 随即，田文又接着道：“我想如果是受命于天呢，那同人长多高和门有多高估计是没什么关系的，所以田先生你有什么可发愁的呢？而如果是受命于门呢——那田先生您把门弄得高一些，一丈不成就两丈，谁还能长到和它一样高呢？” 田文的话说完，只见田婴的脸上一会儿红一会白，过了好久，才憋出一句： “闭嘴！滚蛋！”

而第二位生于五月初五的人物，是西汉末年的王凤，他也就是王莽的那位权倾朝野的伯父，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哥哥。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曾抄录了这样一条有关王凤的记载，他说： 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婴敕其母曰勿举，其母窃举之，后为孟尝君，号其母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举之。 就是说，王凤也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他爹一开始同样是不打算养活他的，因为民间传说，这种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长到和门框一边高时，要不然就会自己死掉，如果不死，那么就会妨害他的父母。 而王凤的叔叔听说哥哥的这个打算后，出面说：“我听说昔日战国时的孟尝君田文也是这天生的，他爹田婴开始也让他妈别养这个孩子，然而田文的母亲最终还是偷偷将他养大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孟尝君，并且因为他受封于薛地，所以日后也称其母亲为‘薛公大家’。按以前的旧事来看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儿子未必就是个不祥之子。” 因为有叔父的这一番话，王凤的父亲才改变了主意，最终将其养大。

第三位生于五月初五，或者说至少是生于五月的历史人物，是东汉时期的名臣胡广。 《太平预览》卷三百六十一“人事部二”中“产”一节曾引过《世说新语》中的这样一段文字： 胡广本姓黄，五月生，父母恶之，乃置之瓮，投于江湖。翁见瓮流下，闻有小儿啼声，往取，因长养之以为子，登三司，流有中庸之号。广后不治其本亲服，云“我于本亲已为死人也”，世以此为深讥焉。 这段内容的意思是：胡广这个家伙本来姓黄，是五月出生的孩子，生下来父母就十分讨厌他，于是就将他装在罐子中，扔到了江水里。后来江边有个姓胡的老头，看到江水飘来了一只大罐子，其中还隐隐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这才将他救了下来，当作自己的孩子养大。 胡广长大成人后，历事六朝，官至三公，以推崇“中庸之道”而为人们所熟知。后来胡广的亲生父母去世，胡广不肯为他亲爹亲妈服丧，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对于我的生身父母来说，早就是个死人了。” 尽管胡广对于亲生父母的不肯释怀，如今看来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却都因为此事而深深地看不起他这个家伙。

接下来一位五月初五生人的家伙，是东晋时能打仗会杀人、战功赫赫的名将王镇恶。 《宋书·王镇恶传》中记载： 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疎宗。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 这段内容是说：王镇恶这个家伙是五月五日生的，因为民间传说这一天是“恶日”，生出来的孩子不吉利，所以他们家人就打算将他过继给某个远房亲戚。而此时，王镇恶同样能打仗会杀人的名将爷爷——王猛见了自己这个孙子却十分惊喜，王猛说：“这个孩子不是个寻常之子，昔有孟尝君也是于‘恶日’而生，但是后来却几乎执掌了整个齐国的国家大事，咱家能生出这么个孩子来，看来他也一样能兴旺咱们的家门啊！”于是，爷爷王猛就留下了这个孙子，并且给他起了一个“镇恶”的名字。 啊，对了，说起“王镇恶”这个名字，我倒顺便想起了金庸先生笔下郭靖大侠的大师父——“飞天蝙蝠”柯镇恶，金庸先生是极其喜欢拿历史人物的名字改一改，放进自己的小说中来用的，比如从李靖李药师而来的东邪黄药师，比如从刘过刘改之而来的杨过杨改之，不知在金庸先生最初的构想中，柯镇恶师父是否也是“五月初五”生人？不过，我隐约记得柯镇恶还有个名叫“柯辟邪”的哥哥，也许他俩只是“对仗而生”，和“五月初五”没有什么关系。 而最后我们要说的两位生日在“五月初五”的人物，相比之前除了孟尝君田文以外的诸人，大概算是大家所比较熟悉的历史人物了。他们一位是萧峰萧帮主的义兄——辽道宗耶律洪基的懿德皇后萧观音，一位是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 萧观音皇后是辽代历史上出了名的大才女，诗文音律俱佳，后来因《十香词》被耶律乙辛等人陷害其与伶官赵惟一通奸，最后被耶律洪基赐死。如今我们从《辽史》中翻看，是找不到萧观音具体的出生日期的，但是《辽史》的《道宗本纪》中有一条关于“坤宁节”的记载，说： 十二月戊午，加圆释、法钧二僧并守司空。己未，以坤宁节，赦死罪以下。辛酉，禁汉人捕猎。 以此看来，萧观音的生日“坤宁节”，当在十二月己未。 我们转过头来再说宋徽宗赵佶，熟悉两宋历史或对徽宗感兴趣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徽宗的生日“天宁节”在“十月初十”，比如《宋史》中徽宗的本纪里就有记载过这样一句话： 冬十月乙未，李清臣罢。丁酉，天宁节，群臣及辽使初上寿于垂拱殿。 而与徽宗大约同时的孟元老，在他的《东京梦华录》里在写天宁节的盛况时，也说： 初十日天宁节。前一月，教坊集诸妓阅乐。初八日，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十日，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并诣相国寺罢散祝圣斋筵，次赴尚书省都厅赐宴。 所以，宋徽宗的生日在“十月初十”，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您可能就要奇怪了——既然萧观音和赵佶一个生在十二月，一个生在十月，为什么又说这两个家伙“五月初五”生人呢？

——这是因为他们俩很可能改过生日。明人朱国桢在他的《涌幢小品》中论及“五月”这个月份不太吉利时，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天宁节于十月十日，辽懿德皇后改坤宁节于十二月，盖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异哉！异哉！然则五国城之酷，十香词之冤，又何尤于粘罕、乙辛耶？ 他说：大凡是五月五日出生的人，命运普遍都不会太好。其中最为出名的，就要算宋徽宗赵佶和辽懿德皇后萧观音了，宋徽宗将自己的生日——天宁节改在了十月十日，辽懿德皇后将坤宁节改在十二月，恐怕也是因为民间传说“五月初五”这天不太吉利，想一想，以他们的帝后之尊，又改过生日，尚且不能摆脱命运的玩弄，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真是很神奇啊！而再想想徽宗于五国城中遭受的折辱，懿德皇后因《十香词》而受到的冤屈，他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命运使然啊，又何必去怨恨完颜宗翰和耶律乙辛呢？ 您看，是不是早有人说过他们俩改过生日？ ——而如果您认为朱国桢已经是明代人，距离萧观音和赵佶的时代太过遥远，说话不一定可信的话，那么，其实朱国桢说他们俩改过生日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因袭前人而来的。 萧观音的生日在“五月初五”，这件事是几乎和她同时的道宗朝翰林学士王鼎在他那本《焚椒录》中记载下来的。王鼎其人就是因为当时看不惯一国之母的萧观音被耶律乙辛构陷，再加上按《焚椒录》的序文中王鼎自己说——他媳妇儿的奶妈有个女儿叫蒙哥，是耶律乙辛的宠婢，深知乙辛阴谋的内情，后来他又更得司徒萧惟信告诉他整件事情的始末，在向道宗谏言求情而不得后，所以写下了这样一本为萧观音洗冤的《焚椒录》。 《焚椒录》中说： 懿德皇后萧氏，为北面官南院枢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梦月坠怀，巳复东升，光辉照烂，不可仰视。渐升中天，忽为天狗所贪，惊寤而后生，时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语惠，惠曰：“此女必大贵而不得令终，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将复奈何！”后幼能诵诗，旁及经子。及长，姿容端丽，为萧氏称首，皆以观音目之，因小字“观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宫，进封燕赵国王。慕后贤淑，聘纳为妃。后婉顺善承上意，复能歌诗。而弹筝琵琶尤为当时第一，由是爱幸，遂倾后宫。及上即位，以清宁元年十二月戊子，册为皇后。 所以，萧观音的生日在五月初五，并且她的身上也曾发生过一个类似于前文我们所述及的那些该日生人的家伙们所经历的故事，似乎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而关于宋徽宗赵佶生于五月初五的记载，可见之南宋末词人周密的《癸辛杂识》。《癸辛杂识》中在“五月五日生”一条下，有这样一段话： 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 所以，可见至少在南宋末时，人们就已经认定徽宗改过生日，并且是于五月五日出生的了。 然而仔细想来，很可悲的是，前文我们提到的田文、王凤、胡广、王镇恶，他们没改过自己的生日，也没想过要和自己“恶日生人”的命运耍怎样的花招，最终一生也未见什么太大的坎坷。而萧观音和赵佶改了自己的生日，有意躲避“恶月恶日”出生的命运，到头来却都落了个极其凄惨的结局……

那么，关于“五月五日”出生的历史人物，我们暂且比较详细地只列出以上几位，实际上历史中传说生于此日的人物还有很多，比如清代赵翼在他的《陔余丛考》中，就还提到了北齐的南阳王高绰、初唐的诗人崔信明，以及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等人，都是于该日出生的，更甚至赵翼还引了周密《癸辛杂识》中的内容，说屈原先生的生日也在五月五日…… 列举了以上多个“五月五日”生人的历史人物故事，相信您肯定也能够从一个个故事中察觉到它们的相同之处，并且开始猜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内容了—— 是的，至少是从战国时期起，“五月初五”这个日子似乎就很不受大家的待见，就连这一天出生的孩子，父母们也都很不喜欢，甚至巴不得他们赶快死掉或是被送走，以免给自己带来灾厄，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我们再直接引一下《荆楚岁时记》中有关五月民间风俗的记载，或许就可以更加清楚了： 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 按：《异苑》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始于此。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勋答曰：“盖秦始皇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 按：《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玄以为顺阳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与礼反。敬叔云见小儿死而禁曝席，何以异此乎？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 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按：宗测字文度，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师旷占》曰：“岁多病则艾先生。” 是日，竞渡，采杂药。 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 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此月蓄药，以蠲除毒气。” 以五彩丝系臂，名日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 按：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镂，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

古代的人们之所以不喜欢“五月”这个月份，还称之为“恶月”，撇开那些《异苑》中所讲的神神鬼鬼的传说不谈，其实主要是由于五月是一年中的仲夏，天气炎热，一来人们的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卫生问题，食物啊，身体啊，都很容易滋生细菌；二来是此时蚊蝇等种种讨人厌的昆虫也闹得最厉害，比较容易搞出传染病；三来呢，就是这时蝎蛇虫鼠等等有毒的小动物们也完全从冬春恢复了活力，开始四处活动了，搞不好就会和人们来一次致命的亲密接触…… 因此，综上种种原因，导致五月这个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当时的人们没有我们现在的科学观念，看到身边频频发生死亡事件，自然就会认为这个月份和天地鬼神之类的事物存在莫大的关系，所以觉得“五月”是一个“禁忌之月”或“死亡之月”。 从以上所引《荆楚岁时记》中的种种五月的禁忌和风俗，我们就可以推测证实这一点：“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恐怕是人们在相互告诫，这个月份不要翻晒席褥，破土盖房，以免翻出来蝎蛇之类的毒虫，被咬上一口；而“斗百草”“采艾”“采杂药”等等呢，则是准备医治瘟疫、传染病以及意外咬伤等情况的药物；至于什么“系五彩丝”呢，可能一来是因为此时“仲夏茧始出”，为了“以示妇人蚕功也”，二来则是针对这个“死亡之月”的一些侧重于辟邪镇恶的巫术行为了。 对了，除此以外，再有比如“沐浴”的习俗，就主要是为了注意个人的卫生，以免生病；而饮雄黄、佩香囊、画额头等风俗呢，则肯定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上多一些蛇虫厌恶的味道，以免被它们咬伤……

说到这里，解释过了端午除“食粽”“竞渡”以外其他习俗产生的原因，但是仍旧尚未说清楚前面我们所提及的那些生日在“五月初五”的人物们，为什么那么不受父母的待见？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由于五月因为疾病和死亡的缘故，已经被人们视为了一个恐怖的月份，那于此月出生的孩子，自然也就是个“鬼孩子”了，更别说在古代医疗卫生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女人们每次的生产都有性命之危，而此时炎热的天气，又更加重了生产和产后的危险…… 并且，“五月”是“恶月”，其中的“五日”又是“恶月”中的“恶日”，再加上“午”和“忤”又发音相同，你说这个日子出生的孩子，能不被蒙昧的父母们视为一个天生的逆子孽种，觉得他们就算当时不害死母亲，迟早也会干出妨父害母，甚至最后祸害整个家族乃至天下的事情吗？

至此，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看出，“五月初五”这个日子，如果从“恶月恶日”这个禁忌之日的角度来说，的确又是与我们中原华夏文明有着莫大的关系的，以至于后来还衍生出了饮雄黄、佩香囊、画额头等等与之相关的习俗。 所以，结合闻一多先生的“端午”产生于吴越地区水神崇拜的观点后再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如今所过的这个“端午节”，或许可以认为是中原文明同吴越文明结合后而交融出的一个节日，因为越人们在五月初五这天，过着属于自己图腾祭祀的节日，而在文化交融后，刚好中原华夏族人也在“五月初五”这天有着种种特殊的辟毒驱邪的习俗，最后，两个本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节日慢慢融合成了一个节日，再随着汉以后“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忠孝一体”的意识形态被广泛宣传和推广，渐渐地大家才又将这个节日同屈原、曹娥、伍子胥等或忠或孝的人物附会上关系，从而最终诞生了我们如今所见到的这个“端午”。

最后，在这次追寻端午节日渊源的过程中，我们提到了一些传说中死于端午的家伙，也说到了一些记载里生于端午的人物，写到这里，我个人不免有些牢骚和感慨。我是觉得，在这些于历史的天空里闪烁过光芒的人物中，“死于端午”的那些人，是要远远幸福过“生于端午”的那些人的，至少，他们流芳百世，他们忠臣孝子的事迹为大家所传颂和敬仰，而那些生于端午的人们，他们甚至才一出生，就险些惨遭父母的毒手，长大的过程中，恐怕也未曾怎样享受过家庭中亲情的呵护，更甚至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侥幸活了下来，出现在了人们的记忆里，而除他们以外，又还会有多少降生后便被遗弃，根本不会为世人所记得的生命呢？ 一念及此，我觉得这里还是要引一下东汉时著名的唯物主义小杠头王充老师在他的《论衡·四讳篇》中，为五月及正月出生的孩子们所做的那段辩白—— 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则信而谓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杀父与母？人之含气在腹肠之内，其生，十月而产，共一元气也。正与二月何殊？五与六月何异？而谓之凶也？世传此言久，拘数之人，莫敢犯之。弘识大材，实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后见之。 是啊，人之含气在腹肠之内，其生，十月而产，共一元气也。正与二月何殊？五与六月何异？而谓之凶也？同样生而为人，为什么有些孩子不能享受到他原本应该享受到的亲情，为什么有些父母又可以因为孩子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生活而恨不得杀之后快？ 为什么本来或是因敬畏自然之力、或是因乐生恶死而产生的端午节，慢慢地被我们过成了一个“忠孝两全”，一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个“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个简直是为了政治或家庭中的绝对权力而崇拜死亡的节日？ 恐怕古往今来，君臣父子，人人有份。 有些话如果说得太过直白，大概会惹对某些传统文化仍心怀敬意的朋友不快，甚至展开延伸出去的话，又免不得会论及如中医武术一类的令至亲好友割席断交，掀桌子捋胳膊的话题，说到底，这关乎“衣冠礼乐”“忠孝节义”的文化之根本，要去触碰难免就有些“断发纹身”之嫌。但不知您在读着上文有关端午的那些人物故事，在或笑田婴蒙昧，或笑萧观音和赵佶自作聪明的时候，会不会也静下心来问自己一句，我们又是否完全被启蒙，或哪怕仅仅愿意真心去继续接受启蒙？ 呃…… 为免大端午的找骂挨揍，我看我的牢骚就发到这里为止吧，还是王充老师说话比较聪明，不那么得罪人：望——弘识大材，实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后见之。 那么，最后的最后，端午节快乐！